關于“小政府、大社會”、關于“公民社會”

                         ——致國內非政府組織及親西方民主人士的的一封公開信　　

在寫這封信之前，首先需要表明我的身份，我也曾是國內一些非政府組織（NGO）的志愿者，曾經分別在分屬環保、傳統文化、心靈關懷類型的三個非政府組織內做過至少一年的志愿者，并且還與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有過一些接觸。至今仍舊與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朋友保持聯系。所以這封信并不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尤其官方對非政府組織的態度，認為一部分非政府組織與外部勢力聯系緊密，是外部勢力顛覆中國的一個平臺，所以對于非政府組織的注冊采取嚴格限制的方式）來評價，而是站在局內與局外，試圖以客觀理性的方式分析目前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的意義及其局限性。　　

這封信主要針對親西方民主人士在各個場合所提的“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理念進行論述。　　

在許多關心社會時事及中國前途的人士內，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念，那就是“小政府、大社會”。我的一些朋友對此非常推崇。他們認為目前的政府太強勢，報紙網絡上天天流傳著這樣的事情，諸如農民的土地被強拆、警察隨便進入家庭搜查、上訪的被毆打截訪送進精神病院等等。據此他們認為政府的權利應該降低，應該變的弱一些，而民間力量則需要強勢一些，需要成立一些民間機構，從而監督政府。在他們的潛在的邏輯中，“壞事都是政府干的”，“好事都是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做的”。　　

在一位朋友那里，這種邏輯更加發展為“國家應該放棄統一的教育制度，教育應該完全自由。上海孟母堂的事例表明，如果政府部門不干涉民間教育行為，傳承國學這樣的工作自會有人來做。并且做得有聲有色。”　　

我很佩服這些朋友為國為民做實事的精神，我很佩服他們在目前政府對于非政府組織限制的環境內迎難而上的勇氣，我很佩服許多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和志愿者的熱心和純樸，但是說實話，我對于他們的理性思考能力、宏觀思考能力、窮根究底能力、辨證思考的能力表示懷疑，他們只是被動的、輕易的、不經思考的就接受了別人的理論。他們缺乏想象力，缺乏認真執著的精神，只是接受了目前世界上現存的幾種方式，而沒有將歷史上曾經的制度綜合起來比較分析，不敢大膽去構建新的制度、新的內容。他們是在被人利用。　　

理論越徹底，越是容易抓住群眾，而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就將發揮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我看來，這些朋友所奉為圭臬的真理，其實虛弱的很，經不起徹底的追問。　　

下面關于這個理念的論述，我將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我主要針對那些只是認識上有些模糊的人士。他們想為國為民做事，卻總感覺到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有所限制，感覺到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的事情卻總被政府限制。　　

這部分分為四小節：　　

第1節 論述他們所反對的“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第2節 論述他們所支持的“大社會”到底是什么　　

第3節 論述“小政府，大社會”中的“大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產業鏈的一部分　　

第4節 論述美國何以是“小政府，大社會”　　

第二部分，我主要針對那些想以“小政府、大社會”的觀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實行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觀的一部分人士。　　

這部分分為兩節　　

第1節  論述美國的被閹割的民主　　

第2節  論述中國的民主建設的內容　　

第三部分，論述我所主張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我所主張的“人民社會”。　　

這部分分為三小節　　

第1節   論述我所主張的“公民社會”，“大政府、大社會”的“人民社會”　　

第2節   論述政府和親西方民主的人士對于“人民社會”的真實態度　　

結語　　

第一部分　　

 1、“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們應該分清楚這些朋友所反對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真實概念。我們要弄明白他們所反對的“大政府”究竟所指為何？　　

農民的土地被強拆、警察隨便進入家庭搜查、上訪的被毆打截訪送進精神病院等等，這些概念表面上看是強勢，其實背后隱藏的卻是腐化、違背法律。上面所列舉的事情其實都是違背法律的。　　

可以說，這里的大和強勢并不是指政府的正常的職能，不是指政府的有效職能。一個有效的政府，必須能夠維護領土的完整，維護社會的基本治安秩序，維護經濟的正常運轉，維護社會民主（資產階級國家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運轉，維護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正常運轉。　　

這些朋友反對的只是“大政府、小社會”的腐敗的、違背法律強勢的政府職能，而不是反對政府的正常運轉的有效職能。但是這些朋友缺乏理性分析和徹底分析的能力，將正常的職能和不正常的職能混為一談。只是因為逆反的反對腐敗的、違背法律的強勢的政府職能，便要求取消政府的有效職能、正常職能。這是一種懶漢思想，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條件反射心理在作祟。　　

試問，若是實現了“小政府、大社會”，會出現什么結果？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民間人士是否能夠擔當得起國家的部分職能？我們先不說維護領土完整這樣看似十分遙遠的職能，我們先問問他們是否能夠維護社會的基本治安秩序、維護經濟的正常運轉、維護社會政治（資產階級國家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運轉、維護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正常運轉？是否能夠在經濟危機時候解決經濟衰退和失業問題？是否能夠承擔的起正常的文化和道德建設，是否能夠遏制目前資本主導下的物欲橫流、道德淪喪？ 　　

我們先來看一個基本事實，據王紹光老師《民主四講》：　　

1997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斯蒂芬·赫爾姆斯在《美國前景》雙月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冷戰期間，西方自由主義的共識是，蘇聯政府太強大，構成了對公民自由和權力的最大威脅。那時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削弱蘇聯的國家機器，公民的自由和權力才有保障。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聯帝國崩潰了，政府的灌輸停止了，新聞檢查不見了，持不同政見者不再擔心被送進監獄，沒有人會因違反黨的路線而惹上麻煩。那么政府不管事或者管不了事之后，俄羅斯是不是變成了自由的樂園了呢？在赫爾姆斯看來，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年的觀察和研究，他在俄羅斯看到的是道德淪喪，物欲橫流，政府腐敗，黑幫猖獗，監獄里人滿為患，鐵路上盜賊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討，野狗在鄰里亂竄，生產能力萎縮，人均壽命銳減。在這種情況下，對大多數俄羅斯人而言，不要說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失去了意義，連生命安全也沒有基本保障。基于此，赫爾姆斯得出結論，沒有公共權威，就沒有公共權力。公民權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權威。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權組織。增進公民權利的最佳戰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僅不能增進公民權利，反而可能危及他們已經享有的權利。1999年，赫爾姆斯又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兼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和合著了一本題為《權利的代價：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收》的書，進一步論證“為了保衛我們的自由，我們必須捍衛正當的公共權威，沒有它，自由就沒有保障”。　　

2、“大社會”到底是什么　　

下面我們再從理論角度分析，為何這些朋友會有“小政府、大社會”這樣的思想。他們所支持的“大社會”究竟所指為何？　　

在他們的思想里，“小政府、大社會”將會形成這樣一種理想的圖景，“公民社會”極度發達，非政府組織極度發展，公民參政的熱情極高，成千上萬的非政府組織相互聯合，監督政府，制衡政府，同時這些非政府組織之間又可以相互制衡，避免其中少數獨大，從而形成一種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和光明圖景。　　

表面看這個理論十分完美，其實非常虛弱，不堪一擊。中看不中用。　　

其實這個理論和流行于世界范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一脈相承。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十年左右主導了世界范圍的經濟，從而導致了今天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在人們心中，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已經破產了，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還沒有破產，并且在今天中國的諸多場合叫的還很響亮，似乎是真理。　　

在描述這個美好的理論時，大多數人都遺忘了這個理論最重要的基礎，經濟基礎。個別的非政府組織或許有自己單個的、特別的經濟來源，但是從非政府組織的整體意義而言，總體的非政府組織絕對離不開其社會的經濟、政治基礎。　　

非政府組織要維持正常的運作和繁榮，要成為“大社會”，必須有經濟來源，而這經濟來源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結構。公民社會各種組織的經費來源一般依靠捐款（如各種募捐、獻金等），這些來源中，雖然有普通公民的積極參與，但不足以支撐其正常的組織活動，只能更多的依靠大資本家的支持，同時也有很多是來自資本主義政府的公共權力系統的支持。可以說，資本和資本的權利系統是其組織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是非政府組織的生命線。捐款的數字、捐贈者的背景、立場、意圖等條件限制了非政府組織的專職工作人員及其志愿者的數量、規模、影響力及組織的價值取向。　　

第二種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導的社會結構，政府與社會一體的社會結構。在我國曾經有一段時間，人民自由結社是公開的、無需注冊的。這些社團組織所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在于政府的公共權力對公民的經濟生活進行保障，公民在不受經濟約束的條件下組織、參與各種活動，其效果就是可以全國性的大串聯，可以四處活動，表達自己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主張，甚至可以直接對抗地方政府。同時，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使得人們保持相對的經濟獨立，使得人們組建的社團不必受捐款來源的限制。此時，參加非政府組織的人數空前擴大，許多人都成了社會活動家，志愿者。雖然，這些組織和社團在活動時，有一定的錯誤，但是這抹殺不了社會主義主導下的“大社會”的內涵，抹殺不了人民自由結社的偉大意義，抹殺不了人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的偉大意義。　　

下面我們首先來分析資本主導下的“大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其中一個是資本。我們提一個問題，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結構下，上述的“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理論是否可以明確的、不必受資本約束，有效的實現自己的各種主張？是否可以撼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雖然有些非政府組織很了不起，比如一些環保組織宣稱他們所做的事情不會受捐款者的影響（大部分的組織都做不到這一點），但那只是表明在捍衛地球生態系統的意義上，若是捐款者排污放污，這些環保組織同樣會揭露捐款者。但是這些環保組織是否會去撼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還有一些爭取勞工權利的組織。資方也許會在這些組織的中介作用下，做出有限的讓步，但若想徹底解決問題，就必然會撼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些公民組織是否會去做呢？現實中反而看到這樣的例子，所謂的工黨上臺了，反而執行更右的政策。背叛了工人，工人卻也奈何不了它。　　

再進一步，在資本的架構下，資本家有充足的理由組建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出錢雇傭幾個人組建非政府組織，要求這些機構出具對自己有利的報告，要求非政府組織出面協商一些難纏的事務，比如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對抗。　　

這類事情在西方有很多，在現實的中國，這類的事情也不少。比如很多對中國房地產進行各種排行榜的促銷機構，他們為房地產商服務；比如目前很多進行股市、金融分析的所謂獨立機構和學者，他們為金融體系服務；比如很多商務協會、行業協會，他們為自己的行業服務；還有很多的教育機構，培訓機構，他們為老板服務。　　

我的那位朋友以為完全放開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則教育可以完全改善。可是他卻遺忘了，當政府完全退出了教育，教育為資本所徹底接管后，教育會變成什么樣子？在中國，資本的利益至上原則已經扭曲了教育的真善美的原則、身心健康原則、健全的心智原則，扭曲了為人師道的原則？也許有人會反對，他會歡呼美國教育造就了無數諾貝爾獎得主，但是他卻沒有留意到，這樣的教育其實只是為了資本主義體系服務，為雇傭關系體系服務。美國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教育造就出精英，精英決定整個國家，其他人只是被愚民、被統治。　　

再進一步，在資本的架構下，資本家是否可以與官權結合，組建一些不同尋常的非政府組織，比如黑社會組織。這些組織雖然非法（日本除外），但是同樣也是非政府組織的內容。有誰可以否認他不是非政府組織呢？　　

再進一步，在資本的架構下，在追逐利益欲望至上的邏輯上，當很多人組建起了換妻俱樂部，組建起了小姐協會，組建起了吸毒俱樂部，我的那些朋友的非政府組織是否覺得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去對抗這些協會，是否可以對抗資本和利益至上的力量，教育他們棄惡從善？　　

我們再來看基本的、更有代表性的事實，美國的“大社會”的“杰出代表”。　　

索羅斯是對沖基金的代表。他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席卷了亞洲的財富，損害了億萬人民的利益。但是他自己卻是美國政界的知名人士、金融家、慈善家，他組建了索羅斯基金會。開放社會協會是索羅斯基金會網絡的中樞機構，在這個網絡上，其宣稱“索羅斯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開放社會的世界聯盟，所以他創辦開放社會協會，旨在于推廣開放社會，傳播民主自由思想，使各國朝合理、開明的現代社會發展邁進，達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是開放社會協會的重點關注地區。”索羅斯一手劫持著世界人民的財富，一手在全世界宣揚美好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給自己臉上貼金。一個損害了億萬人民利益的人，他所組建的基金會會是好東西嗎？他所宣揚的民主是好東西嗎？可惜，很多群眾沒有看清楚這一點，在中亞四國的顏色革命過程中，索羅斯基金會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資本的政府權力系統也造就了一大批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力量巨大，他們為資本主義政府的整體利益服務。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ＮＥＤ），它的撥款幾乎全部來自美國國務院。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 比爾·蓋茨基金會或許每年花的錢要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多。但是一個老百姓花一百萬也擺不平的事情，某個官員或許一句話也就擺平了。有錢并不一定代表有力量），它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因為它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前一段時間，新疆暴亂事件的背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就贊助過熱比婭嗎？　　

很多的非政府組織內的淳樸、熱情的工作人員和志愿者，他們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非政府組織，卻遺忘了上述的諸多機構。這些包羅萬象、魚目混雜的機構其實也全都是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都是具有階級屬性的，有的不明顯，如車友會、攝影協會、對兒童老人關懷的組織等，有的就很明確，如某某基金會、論壇等）。他們忘記了在現實的操作中，這些為資本和資本權力系統所控制的機構的力量要比這些淳樸、熱情的公民個體的力量更大。　　

在狹義的非政府組織的意義上（諸如普通的社團、協會、俱樂部等），他們已然處于劣勢，更不用說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意義上。從廣義上來說，所有的政府之外的資本和盈利機構其實也都屬于非政府組織，削弱政府，“小政府”，必然導致資本和盈利機構的膨脹。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這些朋友實在是可憐。他們是在不知不覺中被資本所利用。他們只是資本的宏觀戰略中的一個小棋子。資本大肆宣揚“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理念，大肆鼓吹公民組織監督的巨大作用，從而在很多人頭腦里建立起了一個虛幻“公民社會”的圖景，讓他們沖鋒陷陣。豈料擺脫了目前的政府，很快就會落入資本的牢籠里面。　　

看到了以上的內容，我們自然就明白了現在很多人主張的“大社會”的真正含義，“公民社會”所主張的“大社會”是資本主導控制下的“大社會”，而不是什么完全獨立的、自由的人民的“大社會”。 　　

3、 “小政府，大社會” 中的“大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產業鏈的一部分　　

同78年之前相比，目前的中國，政府的諸多對內職能已經取消或削弱，政府從社會的很多公共領域內已經退出，并且把這些領域交給了資本和市場（當然，在交給市場的時候，資本和腐敗的官權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同以前相比，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了。那么這個“小政府、大社會”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區別呢？　　

我們來看國企改革，很多國企被妖魔化，被故意搞的衰敗（外資經濟是超國民待遇，稅收、土地等皆免，而國企卻重稅），而后賣給私人資本家。國家從公有制經濟中退出，將其交給資本和市場。這一過程中造成了3000萬的下崗職工，造成了諸多社會問題。但是與此同時，卻富了資本家和腐敗官僚。　　

我們來看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這幾個領域，政府從這些領域退出，把這些領域交給了市場，但是結果如何呢？這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老也成了問題。但是與此同時，資本卻賺了盆滿缽滿，腐敗官僚賺了盆滿缽滿。人民成了被掠奪的對象。與此同時，在這些領域中催生了大量的組織，如房產中介、私人醫療機構、教育培訓機構等等（都是公民社會的成分）。表面看這些事物是活躍經濟，是為民謀福利的地方，實際也只是資本掠奪人民的潤滑劑，是這個產業鏈的一部分。　　

上述事例表明，“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從宏觀來講，完全是為資本服務、為資本開道的。“大社會”、非政府組織在這其中，常常扮演的只是潤滑劑、花邊、點綴、小修小補的角色。　　

或許有人還是不理解。那么我就舉一個更有代表性的例子。主流經濟學家，倡導新自由主義和極端市場經濟，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同時還辦起了“慈善事業”，興辦了富平家政服務培訓學校、服務中心，并在山西呂梁臨縣農村搞了小額貸款等項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學生就業的項目。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軾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軾先生的話，大部分來源于茅于軾《中國改革的制度觀》。　　

文化的人、素質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擔負起這個責任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會把社會引向混亂甚至是崩潰的邊緣。但是精英必須要考慮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要讓精英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考慮，同樣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設計，這個制度就是民主。”　　

 他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堅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權，而不是取消市場，因為我們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辦法。”　　

他反對特權，但是同時卻又說：“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茅于軾先生非常講“人權”。因為他在文革時候被造反派紅衛兵整了，所以他說“少數人的利益要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這是錯誤的，沒有道理的。”慈悲的茅于軾先生也看到了廣大老百姓的苦難和問題，所以他說“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　　

茅于軾先生反對打到資產階級，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齊步變富的辦法，只好先讓一部分人致富。我們正在走上這條路。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　　

他提倡“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唯一的辦法是富人窮人同樣保護。這就是人權。”　　

可是茅于軾先生在怎么保護無產者和窮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軾先生不是反對大眾民主、人民民主，提倡精英民主嗎？提倡像茅于軾自己那樣的精英來治國的嗎？　　

但是茅于軾先生確確實實非常愿意為廣大老百姓考慮實際的問題。他說“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亂，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人與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樣的保護。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可是茅于軾先生又是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呢？怎么實現人人平等的呢？茅于軾先生是怎么解決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的呢？　　

茅于軾先生說“ 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　　

為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軾先生又說“ 經濟適用房是席卷全國的最大的腐敗。”“房價是被買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張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　　

很多人會非常疑惑，那么茅于軾先生是怎么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呢？且看茅于軾先生怎么說的“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可是這樣的人還遠遠不夠。”　　

茅于軾先生真是崇高、真是偉大，自我犧牲，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他現在開始做自己的慈善事業了，他開辦了富平學校。　　

正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和主導的中國外貿經濟結構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加工廠地位，使得中國沒有研發產業，所以大學生出來之后沒有與其相符合的高技術工作。畢業即失業，所以茅于軾先生開辦了一些支持貧困大學生的項目。　　

正是他們的經濟改革造就了目前的東中部不均衡發展，造成了城鄉的兩極分化，造成了農民沒有大農場及其農業相關產業和鄉鎮集體企業，所以他們開展了非常動聽的“城市新移民（農民工）發展項目”，培養年輕的農村女性去城市做家政工。因為是慈善項目，所以不到一個月的培訓收取幾百塊的費用（就其價格而言，與其他非慈善機構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當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費通常為是雇員一個月的工資，為了節省成本，雇主自然傾向于盡量壓低工資。　　

正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分田單干造成了目前的沒有實力的小農經濟，因為農業成本高，產品價格低，又容易受市場沖擊，農業生產很艱難。小農戶的單干，就等于是把小農直接扔進資本競爭市場的汪洋大海，必然發生個體小農經營資金的困難。此時茅于軾與林毅夫、湯敏合伙在山西農村搞的小額貸款正好應運而生。但是，利率卻高達18%以上。茅于軾先生在《小額貸款必須高額利息》中引用世界銀行的總結，“通常小額貸款的保本年利息率為15-20%”。　　

以上就是茅于軾先生“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　　

正是如茅于軾先生這樣的諸多經濟學家、主流人士所主張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模式造就了中國今天的諸多問題和矛盾。老百姓面臨生存的困境，內心中生出絕大的不滿，快要造反了，此時茅于軾等先生又出面了，為底層的老百姓提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撫老百姓繼續做家政工、安撫大學生。他們所做的這些，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潤滑劑，緩和階級矛盾，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產業鏈的一部分。這些家政工、小額信貸、支持大學生只是產業鏈最低端的一部分。　　

當然，很多非政府組織的朋友都會對我的這個看法表示懷疑。他們思想上會轉不過彎來。但是其實他們應該明白，我的這個結論并不是刻意針對他們。非政府組織在主觀上是為國為民，為老百姓服務的。但是從長期的、宏觀的角度來講，這些非政府組織所做的大多數的工作，不就是解決今天的官僚資本政治經濟發展結構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照這樣發展下去，永遠也解決不完，解決不了）。他們主觀所做的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客觀而言只不過充當了現在的官僚資本生產結構的潤滑劑、小修小補。　　

只有當他們在政治、經濟發展結構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質疑，致力于改變這種發展模式，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問題時，他們才是主觀、客觀相統一。　　

大醫治未病之病，中醫治將病之病，末醫治已病之病。這句中國古話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不過現在的醫生，可以說治的是末病之病。　　

4、 美國何以是“小政府，大社會”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美國的“小政府，大社會”。很多人以為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他們覺得美國治理的好，所以便想在中國移植這個制度，就像移植美國的民主一樣。其實他們對于美國的認識是非常表面的。　　

首先從對外職能角度來講，美國政府是非常強勢的，是名副其實的“大政府”，美國動不動就在世界各地派兵，以維護自己的世界政治經濟地緣利益，維護資本的利益。很多人把這一點完全遺忘了。　　

再來看對內職能，表面上看美國政府是“小政府”，但是這個認識沒有抓住這個“小”的本質。為什么是“小政府”呢？　　

美國的“大社會”是資本主導下的“大社會”，“小政府”也是資本主導下的“小政府”。資本在“大社會”里面運轉，在金融、貿易、工業、能源、農業、醫療、交通、旅游、媒體、教育、體育、文化、非政府組織等領域運轉，剝削，賺取利潤。同時資本也控制了權利政治系統，從政權系統保障資本的運轉和利潤。　　

但是這個“小政府”其實并不弱。對內它表現的似乎是“小”，但是因為政府權力系統和社會系統的統一，因為背后的資本的力量，所以它就很穩定。　　

“小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由資本去經營和運作。資本不好公開運作的地方，則由政府的權利系統去出臺新的政策，出臺醫療改革政策（為大醫藥公司牟利），出臺救市政策（解救某些銀行家）。在階級矛盾實在激化的時候，或者進行鎮壓，或者出臺一些緩和措施，對勞動階級進行分化瓦解等等。　　

這個“小政府”是非常強大的，是不會一推即倒的。　　

而中國若是實行“小政府，大社會”，將“大政府”所施行的各項職能一個個交出去，比如工業系統、金融系統、能源系統、教育系統、新聞系統、醫療系統、福利保障等等，則很可能一推即倒。只要將這些職能一個個交出去，資本立刻就會接管過來，而當資本的力量一步步強大起來，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就會要求徹底改變目前的社會屬性，將目前的社會屬性徹底顛覆。　　

上面是從理論層面論述了資本在美國的“大社會”、“小政府”中的統一性。下面我們再來看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看看資本在美國的巨大力量。　　

金融領域是美國經濟最重要的領域。美聯儲這個私人銀行機構主導著美國的金融系統，地位相當于美國的中央銀行。它操縱著美國的工商業命脈，操縱著美國的政治命脈及對外關系（地緣政治利益）。為了自身的利益，它不允許美國政府再單獨設立一個國有的中央銀行（在歷史上，私人銀行的大集團（跨國私人銀行）與美國歷史上的幾次總統的被謀殺有緊密聯系）。也就是說，在金融領域里面，美國政府因此變成了小政府。　　

美聯儲紐約銀行是美聯儲系統的實際控制者，它在　1914年5月19日　向貨幣審計署報備的文件上記錄著股份發行總數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庫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紐約城市國家銀行，即花旗銀行前身，擁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國家銀行擁有15000股；當這兩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銀行后，它擁有美聯儲紐約銀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實際上決定著美聯儲主席的候選人，美國總統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而國會聽證會更像一場走過場的表演。　　

保羅.沃伯格的紐約國家商業銀行擁有21000股；羅斯切爾德家族擔任董事的漢諾威銀行擁有10200股；大通銀行擁有6000股；漢華銀行擁有6000股；這六家銀行共持有40%的美聯儲紐約銀行股份，到1983年，他們總共擁有53%的股份。經過調整后，他們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銀行15%，大通曼哈頓14%，摩根信托9%，漢諾威制造7%，漢華銀行8%。　　

　1978年6月15日　，美國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發布了美國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鎖問題的報告，該報告顯示，上述銀行在美國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擁有470個董事位置，平均每個主要公司里有3.6個董事位置屬于銀行家們。其中，花旗銀行控制了97個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個；漢華銀行控制了96個；大通曼哈頓控制了89個；漢諾威制造控制了89個。　　

私人銀行的力量有多么強大，大多數國人或許都不了解。據恩道爾《石油戰爭》：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后四個月，英國政府委任紐約私人銀行摩根公司作為其從美國采購全部戰爭物質的唯一采購代理。摩根同時還擔任了英國政府向美國私人銀行募集戰爭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國、意大利和俄國對德奧的戰爭中，英國又成為戰爭物資采購和貸款的保證人。也就是說，私人銀行摩根承擔了英、法、意、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信貸機構和物資采購代理。　　

到1917年美國參戰前，英國戰爭辦公室已經通過摩根銀行下了總額超過200億美元的采購訂單，并募集了大約125億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天文數字。據估算，一戰造成經濟損失為1700億美元(當時幣值)。　　

握有整個協約國集團唯一采購代理權的摩根，已經成為美國未來工農業產品出口事實上的主宰。在向歐洲的反德戰爭提供巨額而利潤豐厚的出口訂單方面上，摩根可以決定花落誰家。　　

像杜邦化工這樣的國際企業巨頭，就是得益于它們與摩根的特殊關系。雷明頓和溫徹斯特軍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糧食貿易公司得以壯大，也是因為專供摩根的歐洲客戶。這些關系錯綜復雜，摩根為英國和法國私下募集的絕大多數資金，都是通過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資源募來的。這反過來成了歐洲巨大軍火市場的保證。　　

當時美國嚴守中立，但是這樣大規模的戰備物資和信用貸款流向英國，中立變成了一層掩人耳目的面紗。所有這些活動都嚴重違反國際法。國際法禁止中立國為交戰國建立物質補給基地。　　

1917年1月，俄國撤出一戰，英法面臨崩潰的威脅，這使得摩根及其紐約的金融財團動用各種資源，發起巨大的宣傳攻勢，推動美國出兵。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摩根及紐約的金融財團的崩潰。　　

　1917年4月2日　，當美國國會對德宣戰。美國剛參戰，摩根公司悄悄地把他們手中握有的英國政府貸款全部換成了美國國庫券的普通債。英國債務轉換為美國納稅人的沉重負擔。這樣一來，摩根利益集團十分肯定地獲得了戰后凡爾賽賠款的大頭。摩根集團的利益和美國政府利益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了。漸漸地，美國政府淪為紐約國際銀行家們擴張其新勢力的有用工具。　　

私人銀行竟然可以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對第一次大戰的發展方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并且對其國內外的工商業發揮巨大影響。如此巨大的力量，充分表明了資本在大社會和政府中的決定性作用。　　

第二部分　　

1、 被閹割的民主　　

一些人主張“小政府、大社會”，是因為他們想以此觀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實行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　　

在現實的世界中，美國以此方式把不合自己心意的他國政府搞掉，最近的例子是東歐、中亞四國的顏色革命，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這幾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其中起到的決定性的作用。之后，這幾個國家都成為了美國的附庸。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在一次宴會講話時，因為美國的將軍總是看著他，在講話結束后，竟然當著所有人的面詢問這位將軍“我說錯了什么？”（《顏色革命的背后》紀錄片，日本拍攝）。這樣的哈巴狗和狗腿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竟會狗腿子到這個地步？獨立的人格何在？獨立的國格何在？　　

不過在中國，有些自由派人士非常的自信，他們公開表示，他們是接受了美國的錢和資助，但是在實踐中，他們不會讓中國成為美國的附庸，他們會讓中國成為同美國一樣強大的民主國家。我不知道該怎么評價這些自信的偽自由派人士。他們究竟是自信到相信自己可以接受美國的資助同時又可以對抗美國的不合理要求，還是愚蠢到以為美國是一個無欲無求樂善好施如佛祖一般的國家？美國會允許一個和強大的資產階級民主的中國和美國同時領袖世界嗎，享用世界的石油和資源嗎？況且中國人口還是美國的4倍多！　　

或者他們根本就是賣國賊、漢奸，無視藏獨事件、新疆暴亂事件，他們是在故意欺騙群眾！　　

要揭穿這些人的虛偽和卑劣目的，最好的方式是揭穿他們所標榜的美國民主的真實貨色！　　

在目前的中國，很多人都被美國的民主迷惑了。在目前中國的媒體、官員的頭腦里，民主的范式就是美國民主，除此之外別無它物。民主就是多黨制，就是選舉總統（主席）、選舉地方長官。當他們選舉完總統（主席）和地方長官，民主的權利就履行完畢，就可以回家睡大覺，就可以享受資本家的剝削，就可以享受經濟危機的果實。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民主。　　

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人士，他們自信的以為一個活躍的 “公民社會”就可以監督政府，但是監督的效果如何呢？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丑聞和偽證罪，當時已經鬧得全世界的八卦新聞，可是美國人花費了巨額的時間、精力、金錢去調查此事，最終結果也只是不了了之。他們能夠奈何克林頓什么，能夠把克林頓罷免嗎？雖然法律規定可以罷免總統，但是在設置了層層的限制之后，只有超乎尋常的理由和成本才能夠實現。　　

再比如臺灣的陳水扁，陳水扁以３９．３％得票率當選總統，其后各種丑聞不斷，鬧得幾萬人在廣場靜坐示威。可是也還是不了了之，非要等到其總統任期屆滿后才能夠下臺。才能審查他的問題。泰國的事情不也是一樣嗎？泰國的街頭不也和臺灣的一樣好看嗎！可是有什么用處？ 　　

一位朋友總結，“所謂選舉或代議制政體，無非是資本在后臺，政客在舞臺，老百姓買票看演出而已。只要買票了，無論好壞都得看，想提前把演員趕下臺是不允許的，也做不到的。而公民社會則可以看做是一個又一個合伙買票看演出的小團體。他們所能做的無非是交流觀后感而已。之所以這么做，就是為了不讓群眾成為一個整體，無法對抗后臺的資本，也無法讓臺上的演員下臺。至于政客表演結束了，下臺了，群眾愿意怎么折騰他們就怎么折騰，一來顯示群眾很有參與的機會，可以解恨，二來資本也可以脫個干凈，反正新的政客又開始表演了，不影響自己的生意。”　　

“這就是毛澤東說的臺上的瘋子、臺下的傻子！”　　

這樣的資本主導控制的“公民社會”的監督又有何意義？僅僅從外面來監督，卻沒有直接參與內部管理的權利和直接罷免的權利。這樣的民主選舉總統又有何意義？　　

美國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但是限于篇幅，在這里我無法將美國的民主條條分析，無法深究美國選舉中的許多弊端，無法深究所謂的獨立媒體對選舉的操縱。我只講其中最本質的內容。　　

美國民主只是被閹割的民主，它只講政治民主，選舉的民主，卻從來也不提經濟民主。　　

在現代社會中，成人一天中最主要的時間都在公司度過，很多人在公司的時間比在家庭的時間還多。再拋開睡覺的時間，幾乎所有成人（有工作的）在公司的時間必定要比和丈夫、妻子、父母、兒女相處的時間要多很多。但是在現代人花費了最主要的時間的公司內，工人卻無法參與公司的民主管理，工人可以一人一票的貌似民主的選總統，卻不能同樣的方式票選總經理，難道總經理比總統還高不可攀？因為公司是老板的公司。私有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資本家是剝削工人才取得了巨額財富，這巨額財富是工人共同創造的，這企業也是工人共同創造的，可是工人卻無法參與公司的民主管理。資本家可以隨意的處置自己的企業，包括讓工人下崗，連基本的經濟權利都難以保障，政治權利豈不如同水中望月？　　

據王紹光《民主四講》：斯蒂格利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5年—1997年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團主席，1997—2000擔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工人階級不僅應該參與工作場所的民主管理，還應該參與全國以致全球的宏觀經濟管理。他在很多場合批評美國財政部只是為華爾街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利益或世界利益服務。他說：“把制定國內經濟政策的權利賦予財政部無可厚非，但它應該傾聽來自方方面面的呼聲，包括勞工階級的呼聲”。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美國的中央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也提出類似的批評。既然聯邦儲備委員會每一次調整利息的政策會影響千千萬萬普通的美國老百姓，斯蒂格利茨質問，為什么聯邦儲備委員會里面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同樣，他也追問為什么美國的財政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面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這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想都不會想的問題。為此，斯蒂格利茨大聲疾呼，有必要擺脫主流范式的束縛，來一次思想大解放，從工作場所、基層、社區、全國以至全球，工人階級的代表都應該在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　　

斯蒂格利茨的見解，其實是繼承了毛澤東及《鞍鋼憲法》的一些先進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六十年代所搞的《鞍鋼憲法》是世界民主建設領域的先鋒，也是今后的潮流。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上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羅伯特·托馬斯教授評價說：毛的主義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七十年代，日本的豐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質量管理和團隊精神，也吸收了毛澤東所倡導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的鞍鋼憲法的一部分精神。　　

實踐參與企業管理等經濟民主是每個人的一日三餐，而票選總統、議員等政治則是幾年一度的會餐，會餐固然豐盛、好看，但不把一日三餐吃好，恐怕挺到了會餐也不過是過過眼癮。　　

2、 中國的民主建設　　

懂得了上面的道理，也就該明白現在的西化派媒體所大肆宣揚的民主觀將會把中國引向什么樣的道路。　　

同樣，對于目前某些黨內高級干部所倡導黨內民主，也就會有新的認識。萬里在建國六十周年發文倡導黨內民主、軍隊國家化。這話說白了，就是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資產者，這些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想以黨內民主的方式、多黨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權勢完全合法化，更為穩固。既然人人都說民主好、選舉好，他們就來一次多黨制和選舉，讓自己人做上主席的位置，將共產黨改為資產黨，使得自己的財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權勢、地位更為穩固。　　

因為同樣的理由，我對于十七屆四中全會前期所說的黨內民主建設也不感冒。　　

中國人民需要民主，但是民主建設的內容必須包含經濟民主的要求。我們必須要求憲法所賦予我們的經濟民主。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第七條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但是曾經的國有企業卻被政府以各種方式賤價賣給私人資本家。我們要求對現存的國有企業的管理權。我們要求調查被賤賣的國有企業是否存在腐敗。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九條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　　

可是政府卻把一些礦藏低價賣給私人、外國企業，讓私人和外國企業從中謀取暴利，人民卻沒有從中謀得利益。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利益分配。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十條 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　　

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是政府卻把土地賣給開發商，不允許集資建房。政府和房地產商在其中謀取暴利，卻讓全體公民受損失。房地產業違背《憲法》，我們要求取消房地產業。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四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 　　

“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　　

“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營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　　

“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　　

可是政府卻損害了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和集體經濟，剝奪了人民為國家做貢獻的渠道，取消了人民的諸多福利待遇（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把人民驅趕到私營公司和外資公司，使得人民連自己謀生都困難，更不用說為國家做貢獻。勞動光榮的概念已經灰飛煙滅，人民因為吃飯住房問題而變成了奴隸。　　

目前違反憲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諸如《物權法》等法律也根本不把《憲法》當回事。憲法就像一個被輪奸的小姑娘。我們必須付諸行動，要求維護《憲法》的權威。　　

第三部分　　

1、我們所主張的“大政府、大社會”的“人民社會”　　

我們在前面列出了一些對國內非政府組織不利的事實和理論，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們想打壓非政府組織。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我們主張公民擁有憲法所規定的一切權利和義務。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我們歡迎百家爭鳴，歡迎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歡迎持各種意見的人士，只要這些爭鳴和意見、這些組織和個人是力圖站立在公開、獨立、客觀、理性的態度之上，是力圖為人民的總體利益著想，而不是站立在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之上，不是狹隘、謾罵、彎曲、造謠和誤導。　　

我們相信，只要展開充分的大辯論、大討論，人民就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因為真理越辯越明。　　

我們主張公民應該根據憲法的原則構建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只要他的行為不是與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立，只要他的行為不違背憲法。我們所主張的理想的“公民社會”，可以稱為“人民社會”，應該具備如下特征。　　

公有制作為主體，關乎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戰略性是公有制，在日常生活領域的部分商品實行市場經濟。國家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　　

國家切實擔負起公民的勞動保障和福利。此時人民有相對的經濟獨立，經濟上不存在人身依附，可以充分的參加社會活動。　　

在這個經濟獨立的基礎上，人民充分發揮憲法所賦予的選舉和罷免的權利，參與“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參與職工代表大會罷免不合格的管理者，參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參與《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利和義務。　　

通過以上的政治民主權利，進一步實現經濟民主的權利。通過經濟民主的權利，進一步保障政治民主的權利。經濟的獨立是參與社會生活的基礎。　　

在人民社會，不存在層層剝削的情況。人民社團的要求，其根本就是通過政治權利保障經濟民主。　　

此時，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熱情會逐步高漲，規模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的“公民社會”“大社會、小政府”。　　

在我國一個時期，人民結社達到空前的規模。這樣的規模是是西方非政府組織和社團非常想要的，但又永遠無法得到的。那時中國的“人民社會”要比西方的“公民社會”進步的多（雖然，這些組織和社團在活動時，有一定的錯誤，但是這抹殺不了社會主義主導下的“大社會”的內涵，抹殺不了人民自由結社的偉大意義。）現在的西方左翼，如奧巴馬等就是在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力量，他們深受中國的影響（沒有中國的文革，就沒有1960年代世界范圍內風起云涌的革命運動，就沒有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黑人運動。不會有馬丁·路德·金的和平黑人運動，不會有主張暴力對抗的黑人運動。沒有主張暴力對抗的黑人，也就不會有白人資產階級的妥協，也就實現不了馬丁·路德·金的政治主張，奧巴馬也就不可能成為今天的美國總統），今天這些人成為國家力量之后，反而是攻擊我們政府最猛烈的，反倒是西方的右翼和我們政府的關系比較融洽。因為我們的政府的施政方針與建國初完全背離了。　　

與美國的“小政府、大社會”不同，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社會結構主導的“人民社會”，政府與社會將會緊密結合，也即是“大政府、大社會”的類型。　　

政府與社會將會緊密結合意味著，在政治路線明確和經濟基礎保障的條件下，人民及其社會組織對政府實施監督，此時政府的執政理念是為人民服務，這兩者高度統一，也即政社一體。一旦政府偏離航行（主要是當權者），而監督已無力阻止時，人民及其社會組織就有權力實施罷免權，也就是造反奪權。

2、政府和親西方民主的人士對于“人民社會”的態度　　

以上所說的“人民社會”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但是，在爭取這個理想的“公民社會”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弄清楚目前的中國社會對于“公民社會”到底是什么態度？目前的政府對于公民社會是什么態度？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親西方民主的知識分子對于公民社會又是什么態度？　　

對于關注時事的朋友，無論是左翼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還是右翼親近西方民主的人，或者僅僅對時事感興趣的人，都應該有一個共識。目前的中國正處于一個內憂外患，問題重重的境地。　　

力拓間諜案件已經清晰的表明，國際社會已經不把中國看做一個認真的國家。僅僅幾個間諜，在8年時間內，卻讓中國損失7000億人民幣。如此巨大的損失，卻僅僅以商業賄賂罪提起訴訟，而不是間諜罪！商業賄賂罪最多判刑5年。相比我們的鄰邦朝鮮，兩位美國姑娘私入朝鮮國界，未毀一草一木，朝鮮卻判刑12年。如此鮮明的對比，體現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還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問題。那么多學者早已指出中國不能將外匯儲備如此單一化，應該改變經濟發展的模式。但是在如此眾多的質疑聲中，中國卻一次次的增持美國國債。這清晰的表明了一個買國漢奸集團的存在。　　

這樣的事情還有一大串。據張宏良老師的《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2006年，中國100多家銀行完成了由外資參股控股的任務，在這場競相賤賣銀行股的大躍進運動中，中華民族的資源和財富如長江大河般流向國外，形成了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僅十多家銀行低價賤賣的資產損失就超過10600億元，加上廣發行、深發展、華夏銀行和北京銀行的控股損失7000億元，達到17000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損失……這還只是十幾家銀行賤賣的損失，全國100多家銀行損失會有多少！　　

還有國內的腐敗問題，群體性事件問題，藏獨問題，疆獨問題，還有國際的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朝鮮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表面上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時也造就了巨大的危機。　　

面對今日中國的內憂外患狀態，政府本應深刻反思，鼓勵全國人民，群策群力，展開大辯論、大討論，取得全國人民的共識，尋找出一條新的道路，使得中國真正成為富強、民主的國家，使得中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而使得中國真正領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維護世界的公正、和平，就像十七大報告所說，“秉持公正，伸張正義”。但是政府卻沒有這么做。為什么呢？　　

毛澤東思想從來就相信“大辯論、大字報，真理越辯越明”。但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理論卻從來也“不爭論”。有朋友說，雖然現在的毛派所繼承的只是毛澤東思想的皮毛，但是僅僅掌握這一點皮毛，也足夠把鄧小平理論駁倒。鄧小平理論不中用，所以政府不敢爭論。若是爭論就要改變現在的道路，就要觸犯現在的利益集團群體。　　

政府同樣也不敢和親西方的右翼人士爭論，雖然目前黨內主張搞西方民主的高級干部并不少（這些干部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期望走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目前的政府，在治國的方式上沒有系統扎實的理論體系，在應對右翼“自由憲政派”的思想和政治挑戰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怕亂求穩。若是和西化派爭論，西化派正好可以利用國人對政府的長期積攢的怨氣，造成顏色革命或者社會動亂。同樣，若是和西化派爭論，便沒有理由不和左派毛澤東思想爭論，此時，政府同樣會失敗。　　

面對這樣的兩難，政府只好采取兩邊壓制的政策。不過相對而言，因為黨內高層干部中有不少主張全盤西化道路者，對右派的壓制就常常顯得非常軟弱無力。對左派的壓制更甚。毛澤東所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竟然沒有一個紙質媒體可以公開宣傳毛澤東思想。而親西方的右派，卻基本占領了90%以上的紙質媒體、電視、網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等。雖然這些報紙和電視不可以公開要求建立資產階級的中國，但是他們天天干的事情其實都是這些。　　

從這個角度來講，即使不以“革命黨”的標準來衡量，僅僅從合格“執政黨”必須維護其制度穩定這個基本要求來看，目前的政府也是一個失敗。　　

以上是政府對于公民社會的態度。　　

而那些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右派對于公民社會的態度又是什么呢？表面上看，他們是贊同“公民社會”的，但是其實質卻是資本主導下的“公民社會”。他們所倡導的“小政府、大社會”是資本主導下的“小政府、大社會”。在資本的框架下，人民只有被奴役。　　

他們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榜“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但是事實上，他們從來也沒有這么做。　　

他們對于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葛麗英同志被捕一事，表示沉默。　　

他們對于通鋼事件表示沉默，他們對于河南林州鋼鐵事件表示沉默，他們對于所有國企職工、下崗職工問題表示沉默，因為就是他們這些知識分子一直以來在提倡私有化，提倡國企賤賣。而通鋼事件、河南林州鋼鐵事件不僅表明了現階段改革開放的失敗，也表明了西化派、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失敗。　　

在他們的報紙上，從來也看不到對他們的反駁文章。當我們以事實、理論，從宏觀、微觀等角度，客觀的、辨證的分析問題時，他們從來不敢直接應戰。他們只會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的想當然的印象，只會搞一些個人的對歷史問題的回憶錄（歷史不是個人，歷史是宏觀），只會搞一些類似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東西，只會搞一些類似港臺明星八卦的政治軼聞來諷刺曾經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會搞一些狹隘、彎曲和謠言。對于共和國建國后的歷史問題，他們根本就缺乏以史為鑒的態度。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至今這些右派知識分子提到文革時，只是四個詞，一曰“浩劫”，二曰“混亂”，三曰“倒退”，四曰“崩潰”。這幾個詞其實沒有講出來任何實質性的內容！沒有前因后果，沒有發生、發展、結果，這樣一來怎么以史為鑒、以史為鏡？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憶文革時卻說：文革的發生是必然的結果，文革之前的諸多事件決定了文革的必然發生，那么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導致了文革的必然發生？　　

文革十年，中間有很多事件，諸如文斗、武斗、擴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導致了這一切，具體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不理解這些，如何以史為鑒，以史為鏡？　　

不了解文革，如何理解改革？三十年的改革，有幾個青年知道其中的具體過程，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如何在過去的基礎上一步步走過來的？不了解這些，今天的青年如何帶領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要讓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批無知無識、對歷史一無所知的青年來建設？　　

在這些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知識分子那里，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以史為鑒。我看到的只是無知、狹隘，或者故意彎曲、造謠、卑劣。　　

這樣的知識分子，若是他們生活在文革中，若是當年被人借刀殺人整了，幾十年后，很可能還要來感謝當年整自己的人。這些知識分子是敵友不分，他們分不清政治是如何在背后運作的，他們狹隘的眼睛只看見表面，卻從來也看不到本質。　　

這就是那些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我們曾經向他們提出要求，要求在《南方周末》這樣的大報上開辟出十分之一的版塊給左派毛澤東思想人士，其余版塊還是交由他們自己管理，在報紙上雙方公開辯論。我們以為，經過這樣的充分辯論，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兩個月、三個月或者半年、一年，人民就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他們就會做出自己的選擇。可是，這些報紙沒有敢于應戰的。他們自知理虧、心虛，所以不敢同我們辯論。　　

這就是目前為止官方及主流知識分子群體對于公民社會的真正態度，這個結論或許和許多人所料想的大相徑庭。但是時間會慢慢將這一切看得更清楚、明白。　　

結語　　

目前的中國正處于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人們的內心越來越混亂，但是與此同時，新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應運而生。為了應對這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為了挽救內憂外患的中國，必須來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文化革命運動。這就要求各個方面可以進行充分的思想交流。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可以凝聚起共識，以最小的代價做出偉大的變革行動，為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作出貢獻。　　

但是，若是官方和那些親西方的主流知識分子總是壓制言論的自由，或者相反，進一步壓制人民要求反思和辯論、討論的要求，進一步堵死人民表達自己的聲音的渠道，那么中國很可能就會陷入一場巨大的沖突之中。中國將會為這次變革付出超乎尋常的代價。而這是所有中國人民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人民終究還是會明白的，人民不可能再被長久的欺騙了。而當人民醒過來，也就是那些反對派的災難來臨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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