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大概是厲以寧先生近年來最為忙碌的一周。據11月18日《時代信報》稱，“上周以來，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重慶掀起了一場‘宏觀經濟’的風暴，其所到之處，受到商家和業界人士近乎瘋狂的‘圍攻’。追捧者明確希望從經濟學家高深的理論中尋找一些可以‘一招致勝’的法寶。”好家伙！這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中的“魁首”人物，自國內關于國企改革大討論以來已經沉寂多時，面對“追捧者”近乎瘋狂的“圍攻”和對“一招致勝”法寶的渴求，終于又開始以“高深的理論”來“指點江山”了。
    或許是因為厲先生“功底深厚”和“高瞻遠矚”，談起來總是洋洋灑灑，一付居高臨下，志得意滿的樣子，常讓人聽起來徒生“崇拜”之意。可靜下心來仔細一想，卻又感到有點不對。在厲先生“慷慨指點”的“招術”后面，似乎總隱含著一種別有用心。而這種“用心”顯然是處心積慮后的“研究成果”。為此，筆者再舉一例供網友們思考。
《時代信報》的記者向厲以寧問了一個問題，“國有企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以來，大量的工人下崗，加重了我國的就業壓力，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局面？”
厲以寧回答說，“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原理。其中之一，就業是靠就業擴大的。一批人就業，就有收入，收入要花掉，就會帶動另外的人就業；另外的人就業，也要花掉收入，又會帶動一批人就業，如此類推，這在經濟學上叫做‘乘數效應’。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
    其實，細心的人可以對照記者的提問與厲以寧回答中看出個中奧秘。因為記者明明在問，“國有企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以來，大量的工人下崗，加重了我國的就業壓力，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局面？”而厲以寧的回答恰恰回避了“產權制度改革以來”這一特定時段這個關鍵詞，卻迅速將話題轉換到了“減員增效”上來。厲先生先是告誡我們必須明白什么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原理”（對此將另行撰文評論），甚至于厲以寧還要作出一付為民登高疾呼的樣子，聲稱“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只可惜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減員增效”當然是對企業這一“微觀”而言，因為被“減員”的人們依然還在中國境內，“宏觀”上當然未能“減員”。
類似的話，厲以寧在另一個場合也說過。據《重慶晚報》11月14日一篇題為“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渝演講：裁人先裁工資最高的”文章稱：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毫不客氣“批判”目前的減員增效方式。“我國下崗工人方面的矛盾為何這樣多，主要是企業一味追逐效益，實施減員增效造成的。”
    這里，厲以寧又把指責的矛頭轉向了企業，認為造成工人下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企業“一味追逐效益，實施減員增效”。厲以寧說，“很多企業動不動以‘減員增效’進行裁員，而被裁掉的員工，往往是年齡比較大的、女的和沒得關系的。事實上，這種裁員模式一點都不科學。首先，我國有10幾億人口，就業壓力本來就大，減員肯定會使失業人員越來越多；其次，很多人搞不懂的“4050”人員，恰恰反映出人力資源的浪費；減員增效對經濟還有負作用，失業人員一多，會積聚很多社會矛盾，使經濟工作無法正常開展，從而影響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健發展。”“解決我國就業，應該采取的方式是‘就業擴大就業’，即：讓已就業的通過擴大消費來帶動未就業的。” 厲以寧甚至還作出呼吁，“我們企業裁員時多動動腦子，為職工今后的生活著想。”在這里，且莫說厲以寧的“讓已就業的通過擴大消費來帶動未就業的”這個過程究竟有多長，也莫說現在為什么“本在就業的變成未就業的”會愈來愈多，可以明顯感到的是，厲以寧仍然在竭力回避工人下崗與所謂“國企產權改革”之間的關系。
有的人看了厲以寧所講的這些話，很受感動。認為厲教授終于也為下崗工人說話了。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厲以寧看到在國企改革討論中百姓對主流經濟學家的強烈反感而迅速“變臉”。其實，我們必須搞清楚以下兩個問題，再對照一下厲以寧所說的全部內容，才會明白厲以寧的真實用意。
其一是“減員增效”是怎么提出來的？其實大家都明白，“減員增效” 是在朱容基總理任內，作為加強國企經營管理，扭轉國企虧損局面，深化國企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提出來的。這是針對當時國有企業因面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普遍由于冗員太多，嚴重影響國企效率。這個道理十分簡單，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也是理解的。否則，所謂的“國企改革”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必要的前提。因此，“減員增效”這個提法也是寫入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的文件中的。在筆者看來，“減員”當然未必“增效”，這與“減哪種員”和“怎樣減”有很大關系，這只能是加強國企管理和深化國企改革系列措施中的一項而已。但“減員”和“消腫”的確是當時國企面臨的一個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當然，有一點也是非常明確的，“減員增效”這個提法也確實不是由厲以寧提出來的。
其二是大批下崗工人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對第二個問題就更要進行具體分析。自從國企實行“減員增效”的改革以來，下崗工人愈來愈多。但從國企改革進入“改制”階段，在相當一部分地區實際上執行的是以“私有化”為取向的所謂“產權改革”。而正是這樣的改革迅速造成了大量的國企員工下崗失業，而且現在還在繼續增加。所謂大批員工“買斷工齡”一說，也主要是在進入國企“改制”后出現的。在“減員增效”初期，“下崗”還僅僅是一種“待業”形式，地方政府和原國企還大多設有“再就業中心”幫助下崗工人通過多種途徑就業，并成立一些輔業的外圍公司來安排下崗員工。那么，在國企推行改制后出現的大量下崗失業工人，可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們的“下崗”與“減員增效”時的“下崗”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企業在改制過程中或改制完成后的“新主人”根據自已的意志以“體制改革”的名義而不是以“減員增效”的名義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中下崗的工人，他們大多在“買斷工齡”后被直接拋向了社會，與原企業已沒有任何關系。這種“下崗”就是真正的“失業”。從實際情況看，因國企“改制”而造成的“下崗”失業工人數量要遠遠大于因“減員增效”所造成的“減員”數量。
所以，目前在下崗失業工人中出現的問題，大多是由于國企改制過程缺乏公開、公平和公正，出現了大量腐敗行為；工人們不滿原國企領導在企業改制中以權謀私，損害職工利益而產生的。實際上，歸根到底是由于國企改制走上邪路所引起的。但厲以寧的看法不然。據《重慶晚報》報導稱，厲以寧“除‘批判’減員增效外，還對企業鼓勵職工買斷工齡深惡痛絕，結果造成很多職工把買斷工齡時的錢花完后，不是找企業鬧事就是搞上訪。”這是厲以寧首次表示對“買斷工齡”這種企業行為的“深惡痛絕”。但后面的“結果”就有點荒唐了，這哪里是在批評企業“買斷工齡”的做法，分明是在責怪職工“花完錢”后無理“鬧事”和“上訪”。作為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難道不清楚百姓現在對國企改革和改制中存在的哪些問題最為不滿？
或許有人會說，厲以寧不是明確反對“減員增效”和“買斷工齡”嗎？不，他不過是為了回避“產權制度改革”而故意作秀而已。他借與其本人無關的“減員增效”和“買斷工齡”的具體做法大作文章，實際上，就是為了躲避記者提問中關于“產權制度改革”的要害之處。所以，即便從厲以寧表面上表達的意思看，也僅僅只是反對這種“減員”和“買斷”的方式而已。實際上，他既沒有反對“減員”，也沒有反對“買斷”。他提倡的是一種所謂的“厲氏裁員法”。而這個“厲氏裁員法”的矛盾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據《重慶晚報》報道，厲以寧稱，“如果企業人多了怎辦？”厲以寧語驚四座“先把工資最高的裁掉。” 他說，“美國就采取這種裁員模式，如果裁員，就先從工資最高的裁起。”厲以寧認為此舉好處至少有兩點：因為企業每給員工漲一級工資，就意味著該員工離被裁掉更近了一步，為了不被裁，員工肯定會拼命為企業做貢獻，從而相應減少企業的管理負擔；其次，裁掉一個工資最高的員工，可以養活更多工資低的員工，而這些員工加起來創造的效益并不比一位高工資員工少，何況高工資員工的謀生能力更強。還有，也可借鑒瑞典的裁員模式，裁員先裁進廠時間最短的。厲以寧認為，這樣可以讓年齡大、工齡長的職工安心工作，對社會穩定也有好處。
    首先，厲以寧又在自立“模式”。也許是我們此等百姓見識淺薄，依筆者看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業“裁員”總是根據本企業現實和發展的需要來具體決定。而裁去“冗員”（包括因企業業務變動而不適合本企業工作的員工）是一般的通常做法。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泰斗”式人物，厲以寧居然振振有詞地公開宣稱，美國是采用“先把工資最高的裁掉。”這種模式，而瑞典則是采用“裁員先裁進廠時間最短的”模式。我們不能排除任何一個國家的個別企業可能采取一種特定的“裁員模式”，但將一種“裁員模式”定義為一個國家具有代表性的“普遍模式”，不知厲以寧發出如此“驚人之語”究竟有何依據？！如此說來，中國還有所謂的“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之說。不少中小型國企改制后“裁員”則大有“先裁非親非故者”的做法，莫非這也可以稱為中國企業的“裁員模式”？
其次，厲以寧認為，“如果裁員，就先從工資最高的裁起”，這樣就可以出現“為了不被裁，員工肯定會拼命為企業做貢獻”。這就真有點使人莫名其妙了。果若如此，“貢獻”越大，理所當然加薪越快，那也就會越早被“裁員”。這豈非自相矛盾？另外，在任何一個企業中，一般來說，由于企業員工中的大多數總是由下而上提升的。“工資最高的”一批人通常是企業的管理技術骨干。所以，在裁去冗員后，上一層的職員很容易地接任或兼任原來下一層（或同層）員工的工作，從而使企業減少開支，提高工作效率。而下層員工由于普遍缺乏上層員工的工作經驗，一般在短期內均難以接替上層員工的工作。這也就是所謂“瑞典模式”的主要依據。但這種做法也勢必會影響企業發展的后勁。所以，籠統地以“裁掉一個工資最高的員工，可以養活更多工資低的員工，而這些員工加起來創造的效益并不比一位高工資員工少”來進行比較，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才是最不科學的。如若不信，厲先生可去問問任何一個民企老板，他們會采用“厲氏裁員法”嗎？
筆者認為，如果中國的國企采用“厲氏裁員法”，后果將會更加嚴重。當然，國企負責人不會先裁自已，就只有先將國企中“工資最高的”一批管理技術骨干裁掉，這樣，國企將加速走向“滅亡”；其次，如此一來，最了解國企上層情況又具有組織管理能力的骨干可以迅速被排除，基層員工將會成為一盤散沙；而且，提出這一主張，還可以挑起上下層職工之間的矛盾情緒，轉移職工對國企負責人的注意力；企業豈非成為國企負責人的手中玩物，這將為推行“產權改制”創造多么好的條件；這可真是一個“一石三烏”的好主意！
    還有，厲以寧似乎為了證明其是真心為百姓著想，有意舉了一個遼寧某煤礦將下崗工人買斷工齡的錢集中去農村再就業的例子。可是，請問厲先生，這種情況在大量中小國企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改為民營或私營企業的情況下，能實現嗎？更何況，要是讓工人下鄉開辟新的產業后大部分都能迅速致富，那么，我國的“三農”問題只要再來一次“上山下鄉”運動也就能萬事大吉了。以這樣的個別例子來指導“宏觀”上的經濟問題，厲先生真是太天真了！
綜上所述，厲以寧此次在重慶等地提出的所謂“新觀點”實在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別有用心之言。其目的之一是推卸責任。即推卸因其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張而產生嚴重社會后果的責任；其次是轉移目標。即企圖將百姓對以私有化為取向的國企產權改革所造成大批職工被迫下崗失業的不滿轉移到所謂的“減員增效”上去。還有就是誤導改革。即向國企改革推銷其所謂的厲氏“減員增效”法。總而言之，是竭力將正在進行中的國企改革大討論的水攪渾，攪渾，再攪渾。
不過，無可否認，厲以寧還是有一點令人佩服之處。那就是在全國百姓對國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進行大討論之際，厲先生居然能從容淡定，輕而易舉地和記者大耍“太極”，以慣用的“答非所問”和“似是而非”的“高深理論”將年輕記者們玩弄于股掌之間，而且還要讓你為他作義務宣傳員。不賴，厲以寧真可謂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主流經濟學家”，豈是張維迎之流可以望其項背？真是不賴！

                                           2004年11月20日

附：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8日17:24 時代信報
　　信報主筆范時勇/文 信報記者張秀良

　　上周以來，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重慶掀起了一場“宏觀經濟”的風暴，其所到之處，受到商家和業界人士近乎瘋狂的“圍攻”。追捧者明確希望從經濟學家高深的理論中尋找一些可以“一招致勝”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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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信報：國有企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以來，大量的工人下崗，加重了我國的就業壓力，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局面？
　　厲以寧：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原理。其中之一，就業是靠就業擴大的。一批人就業，就有收入，收入要花掉，就會帶動另外的人就業；另外的人就業，也要花掉收入，又會帶動一批人就業，如此類推，這在經濟學上叫做“乘數效應”。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
　　在裁員問題上，全世界有兩種模式：一是瑞典模式，誰進廠時間最短就裁誰，除非有特殊貢獻。道理很簡單，進廠時間最短，對企業的貢獻就最少。二是美國模式，誰工資最高就裁誰。美國是一個重效益的國家，你的工資高，就要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否則就有被裁掉的危險。最不好的裁員模式在我國：誰年紀大就裁誰。既不符合瑞典模式，也不符合美國模式。
　　同樣的道理，經濟學還有兩個基本原理：富裕是靠富裕帶動的；繁榮是靠繁榮支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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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來源： 重慶晚報  編輯： 虞佳佳 

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渝演講:裁人先裁工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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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nhua023.com/ 2004年11月14日 10:22 
 
    “我國下崗工人方面的矛盾為何這樣多，主要是企業一味追逐效益，實施減員增效造成的。”昨日，中國經濟學界泰斗、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毫不客氣“批判”目前的減員增效方式。
    減員增效“不科學”
    厲以寧稱，很多企業動不動以“減員增效”進行裁員，而被裁掉的員工，往往是年齡比較大的、女的和沒得關系的。
    事實上，這種裁員模式一點都不科學。首先，我國有10幾億人口，就業壓力本來就大，減員肯定會使失業人員越來越多；其次，很多人搞不懂的“4050”人員，恰恰反映出人力資源的浪費；減員增效對經濟還有負作用，失業人員一多，會積聚很多社會矛盾，使經濟工作無法正常開展，從而影響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健發展。
    解決我國就業，應該采取的方式是“就業擴大就業”，即：讓已就業的通過擴大消費來帶動未就業的。
    先裁工資最高的
    如果企業人多了怎辦？厲以寧語驚四座“先把工資最高的裁掉。”
    他說，美國就采取這種裁員模式，如果裁員，就先從工資最高的裁起。厲以寧認為此舉好處至少有兩點：因為企業每給員工漲一級工資，就意味著該員工離被裁掉更近了一步，為了不被裁，員工肯定會拼命為企業做貢獻，從而相應減少企業的管理負擔；其次，裁掉一個工資最高的員工，可以養活更多工資低的員工，而這些員工加起來創造的效益并不比一位高工資員工少，何況高工資員工的謀生能力更強。
    還有，也可借鑒瑞典的裁員模式，裁員先裁進廠時間最短的。厲以寧認為，這樣可以讓年齡大、工齡長的職工安心工作，對社會穩定也有好處。
    不提倡買斷工齡
    除“批判”減員增效外，還對企業鼓勵職工買斷工齡深惡痛絕，結果造成很多職工把買斷工齡時的錢花完后，不是找企業鬧事就是搞上訪。
    他舉了一個例子：遼寧某市煤礦破了產，職工面臨下崗，但煤礦方面并沒有鼓勵職工買斷工齡，而是把本該一次性補給職工的錢拿到農村去租地和蓋房，讓本該下崗的職工到農村去搞農業產業經濟，有的種菜，有的栽花，沒過多久這些人都富起來了。
    這些本該下崗的職工現在的說法是：我們不是農民，也不是城市人，而是農村新型的民營經營者。城里人上班時間在城里，周末想到農村散心；而我們卻有兩套房子，上班時間住農村，周末回城里原單位宿舍，過得一點不比城里人差。
    厲以寧呼吁， 我們企業裁員時多動動腦子，為職工今后的生活著想。

    記者 張 彬
稿件來源： 重慶晚報  編輯： 虞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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