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高放改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之辯

——兼評我國學術界存在的一些學風問題

奚兆永

高放先生在去年3月17日《北京日報》的《理論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譯語可否改譯》的文章，同時又在《探索與爭鳴》第3期和《文史哲》第2期發表文章，提出要將《共產黨宣言》結尾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改譯為“所有國家勞動者，聯合起來！”。為了批評他的觀點，我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網上發過一篇《評高放改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之議》。之后看到鄭異凡先生也有文章對其觀點提出了批評，此事也就過去了。最近在網上檢索，發現在我的名下有一篇高放先生寫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譯語可以改譯——敬答鄭異凡、奚兆永先生》的文章，發表在《探索與爭鳴》今年第2期，于是找來拜讀。不讀則已，一讀才知，高先生的答辯問題很多，值得作進一步的討論，于是寫成此文，作為對高文答復的答復，同時對我國學術界存在的一些學風問題提出了批評的意見。

一、Proletarier不是 Arberter，只能譯為“無產者”，不能譯為“勞動者”

在高先生的答辯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證明，在德語里Arbeiter一詞具有多種含義，既可以譯為“工人“，也可以譯為“工作者”、“勞動者”。但是，他忘記了，我們討論的是Proletarier一詞的翻譯，而不是Arberter一詞的翻譯。德語的Proletarier一詞來自一個古拉丁語，只有一個含義，就是“無產者”。實際上，不僅德語，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甚至一些亞非國家語言，該詞也直接采用此拉丁語。我曾把《共產黨宣言》最后后一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德文原文即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輸入到“google翻譯”里去，結果得到的相關的譯文是：

    ——其英譯文是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其法譯文是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其意大利語譯文是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其希臘語譯文是Proletarians όλων των χωρών, ενωθείτε!

——其西班牙語譯文Los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íses, uníos!

——其加泰羅尼亞文譯文是Els proletaris de tots els països, uniu-vos!

——其丹麥語譯文是Proletarians af alle lande, foren jer!

——其芬蘭語譯文是Proletarians kaikkien maiden, yhdistyä!

——其俄語譯文是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其波蘭語譯文是Proletarians wszystkich krajach, unite!

——其土耳其文譯文是Proletarians bütün ülkelerin, birleştirmek!

——其希伯來語譯文是Proletarians של כל המדינות, להתאחד!

——其阿拉伯文譯文是Proletarians جميع البلدان ، والتوحد!

——其日語譯文是Proletariansすべての國の団結！

在所有這些語種里，這句話的德語主詞Proletarier全部都用了此拉丁語即“無產者”。這在歐洲的語言里固然很好理解，但是，像日語和阿拉伯文也直接采取了古拉丁語進行音譯的做法就很值得我們重視。這樣一來，在世界的絕大多數語言里，“無產者”都采用了古拉丁語的詞匯，免去了意譯的麻煩，而這個詞也像international（英特納雄奈爾，國際）一樣象征了全世界無產者的團結一致。

實際上，在中國近代翻譯的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將Proletarier直接音譯為“普羅列塔利亞”的情況。在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個“普羅列塔利亞”（又簡稱“普羅”，出現了如“普羅大眾”，“普羅文學”等詞匯）也和“布爾喬亞”等詞一樣曾經在知識界廣泛流行過。據高先生說，臺灣的管中琪先生在其所譯的《共產黨宣言》里將Proletarie譯為“普勞分子”，高先生認為這是一個“新奇的譯法”，其實，如果聯系到上世紀20-30年代將Proletarier音譯為“普羅列塔利亞”和“普羅”的情況，就既不新也不奇了。“普勞”實際上只不過是將“普羅”的“羅”改為與之語音相近的“勞”字而已，其目的是想把音譯和意譯兼顧起來，但是這個兼顧并不成功，因為從意思上來考慮，這個“勞”字并不準確。至于該譯本大反中央編譯局譯為“無產者”，說什么“對工人而言，他們至少還有‘勞力’這一財產，而非徹底的‘無產者’”，那也確實太過分了。應該說，這就不只是對中央編譯局的“批評”了，而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進行“批評”了。其實馬恩所說的“無產者”，指的就是沒有任何生產資料而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人，如果連勞動力也不屬自己，那豈不成了奴隸？哪里還是什么“現代的工人”？顯然，這一切都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背道而馳的。

二、1888年英譯本將Proletarie譯為working men的原因分析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188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英譯本卻將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譯成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本的譯者是恩格斯的朋友和律師顧問賽米爾· 穆爾，這個譯本是由恩格斯親自校訂的，而按照恩格斯自己的說法是他和穆爾共同校訂的。在穆爾之前，曾將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譯為英譯本的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也曾想翻譯《共產黨宣言》，不過恩格斯認為她不能勝任，而恩格斯對曾經翻譯《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的穆爾則評價甚高，認為只有他才適合做這件事。恩格斯于1887年3月10日給左爾格的信里寫道：“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不能勝任《宣言》的翻譯。只有一個人能做這件事，就是賽米爾·穆爾，他也正在做這件工作。第一節的譯稿已經在我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0頁）這本經恩格斯校訂的英譯本被稱為“權威的英譯本”（Auz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人們要問，這個“權威的譯本”為什么竟然把Proletarie譯成為working men了呢？

這需要了解有關的背景情況。

這個英譯本與其說是為了滿足在英國宣傳《宣言》的需要，還不如說是為了滿足在美國宣傳《宣言》的需要。恩格斯在穆爾剛開始翻譯《宣言》時，想到的就是美國人對于《宣言》的理解問題。他在1887年3月10日寫給左爾格的信里就說，“在這里應當記住，無論是《宣言》還是馬克思和我的幾乎所有小部頭著作，現在對美國來說還是極其難以理解的。那里的工人剛剛投入運動，還完全沒有成熟，他們由于一般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特別是美國人的性格和素養，在理論方面特別落后，——這就應當直接從實際出發，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我早就建議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資本論》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寫成若干通俗小冊子。只要人們多少走上正確的道路，《宣言》就會立即發生作用，現在它只能對少數人產生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0-611頁）而當《宣言》在1888年2月譯畢之后，恩格斯所最為關心的事就是在美國翻印此書。他在1888年2月22日寫給左爾格的信中說，“問題在于，里夫斯要付給賽·穆爾稿費，一位合同是我訂的，我就不能直接去促成該書在美國翻印。否則里夫斯就可以根據這一點說違反了合同，那么可憐的賽姆·穆爾就會什么也拿不到。但是，很明確，我決不能也不會反對翻印。其實，里夫斯也翻印過我給《工人階級狀況》寫的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頁）這些都說明，1888年出的《宣言》英譯本是為了滿足在美國進行宣傳的需要。但是，由于美國工人運動還不成熟，所以恩格斯在翻譯上提出了要求，這在前引1887年3月10日給左爾格的信里已講得很清楚，.這一點恩格斯也一定會對穆爾說的。問題在于，馬恩對于《宣言》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文獻是不允許改動的，穆爾會不會因為考慮到美國人“在理論方面特別落后”而不能堅持馬恩的這個原則，將Proletarie譯成為working men呢？其可能性應該說是非常大的。

至于恩格斯的校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經說到“很可能是校訂時的疏忽”，高先生看來很不以為然。他振振有詞地說，“請他再細讀《宣言》文本，書中使用‘工人’一詞竟達39處之多（比‘無產者’一詞16處還多不止一倍），這能夠說成是馬克思、恩格斯撰寫《宣言》時嚴重的疏忽嗎？”其實，我說恩格斯沒有發現和糾正穆爾將proletarier譯為proletarians而譯成working men“可能是校訂時的疏忽”，但是我從未、也絕不可能說Arbeiter（工人）一詞不能用。顯然，高先生是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了，proletarier不能譯為working men（“工人”），但Arbeiter譯為“工人”卻是天經地義的，因此他的這個反駁是完全不合邏輯的。還需要指出的是，《宣言》里雖然用“工人”之處不少，有39處之多，但是在比較正式的地方，比如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標題，全篇結尾處的口號，所用的都是Proletarier(“無產者”)而不是Arbeiter（‘工人’），卻是明顯的事實。另外，高先生說《宣言》用Proletarier(“無產者”)的地方是16處，而根據我在網上對《宣言》德文版Proletarier(“無產者”)一詞的搜索，出現該詞的地方有21處，比高先生說的整整多了5處。這究竟是高先生的“疏忽”呢，還是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所致，那就只有高先生自己知道了。應該指出的是，在校訂疏忽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應該苛求于恩格斯。在校訂《宣言》1888年英譯本時，恩格斯畢竟已是68歲高齡，當時身體也不太好，又正在患眼疾，不能過多用眼，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點疏忽，應該說是很正常的事。事實上，恩格斯自己也不諱言校閱的匆忙，說他只是“很快瀏覽了一遍”，還提出希望馬克思的女兒勞拉幫他“加工”。他在1888年2月7日寫給保爾·拉法格的信中曾這樣說，“我簡直給工作壓垮了。英文的《宣言》總算完成了，過幾天還要看校樣。我只是很快瀏覽了一遍，望勞拉對譯文進行一些加工，這對新版是很有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頁）1888年2月22日在給左爾格的信里還說，“我正在治眼，眼科醫生說不嚴重，但是治療期間必須保護眼睛。他說的倒好，這里幾乎有十多個人弄得我團團轉，要我給德國、英國、意大利等地寫東西。而且都是緊急的！同時，還堅決要我出版《資本論》第三卷。……《宣言》將在這里由里夫斯用英文出版，由賽·穆爾翻譯，我們兩人審定，我加了序言；已經看了初校樣。”（同上，第21-22頁）從這里可見恩格斯當時的健康狀況和工作的緊張程度，出現一點疏忽可以說是難以避免的。不過，俞可平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宣言》1994年英譯本譯者哈爾·達拉普的話說，“恩格斯在校閱穆爾的英譯本《宣言》時，從收稿到校畢只有一周左右時間，時間太匆促。恩格斯曾希望在再版時對譯文進行重新修訂。”（俞可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2006年底3期）我認為，達拉普這樣說并不符合事實，而俞可平先生在引用時也不夠慎重。我們知道，早在1887年3月10日之前，穆爾就已經把《宣言》第一節的譯稿交給了恩格斯，而恩格斯最后校畢全部譯稿是在1888年2月下旬，前后將近一年時間，怎么能夠說“只有一周左右時間”呢？說“恩格斯曾希望在再版時對譯文進行重新修訂”也沒有提供根據，至少我們從恩格斯1888年1月30日寫的序言里看不到這樣的說法。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很難找到這樣的說法，因為若在其他地方說讀者是無法知道的，說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恩格斯是不會說的。

說到這里，還要對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提到的達拉普1994年的英譯本“在英語世界中得到廣泛的認可”一句話再談點看法。本來，這句話并不是我說的，而是俞可平先生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一文里說的。高先生在答辯文中說“這種說法未免言過其實，缺乏充分的依據”。其實，俞可平先生這樣說是有其根據的。他在文章里舉了兩個例證：一是英文“馬克思主義研究網”發布的《宣言》英文版雖然采用了穆爾的譯本，但是在注里卻指出，“更正確的譯文應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一是奧地利國立大學網站發布的英文版《宣言》，其結束語也是用的達拉普的譯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如果還可以增加例證，那就是我在“Google翻譯”上下載的《宣言》結束句的英譯文也是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和達拉普的譯文也是完全一樣的。應該看到，通過這些網站的傳播，特別是通過像google這樣的全球性大網站的傳播，肯定會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可。這應該是毫無疑義的。高先生說，“僅從我所收藏的9種《宣言》英譯本來看，應該說正是1888年得到恩格斯認同的穆爾的英譯本，一直得到英語世界的廣泛認同。”在我看來，如果高先生收藏的9種英譯本都是1888年 穆爾所譯的話，那其實只是同一個英譯本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不能說是“9種英譯本”，因為它既不包括1888年穆爾英譯本以前譯者譯的幾種英譯本，也不包括1994年達拉普的英譯本！應該指出的是，穆爾的英譯本之所以一直為人們所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沒有把它和德文原版進行對照。現在人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各種以1888年英譯本為底本翻譯的譯本（如過去的日譯本，陳望道的中譯本等）后來都紛紛根據德文原版重新翻譯，1888年英譯本的影響已經大大縮小。應該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高先生卻一味地抱住穆爾的譯文不放，甚至譯錯了的地方也要堅持不變，是不是抱殘守缺、已經落后于時代了呢？

三、Arbeiter一詞的含義和中文“勞動者”一詞含義的變化

高文提出將“無產者”改譯為“勞動者”之所以不可行，除了前面已經指出的Proletarier一詞不同于Arbeiter一詞，只能譯為“無產者”而不能譯為“勞動者”外，從理論上來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里，“無產者”是有特定含義的，它所指的就是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現代工人階級。而在工人階級之外的其它勞動者，如手工業者、農民等，因為他們自己擁有生產資料，不需要出賣勞動力，其經濟地位和“無產者”顯然是不同的。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里都是講得很清楚的。正是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明確指出：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 ，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頁）

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界限，對于他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同作用，作了明確的區分，怎么可以把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劃上等號呢？

按照我們現在對于“勞動者”的理解，——高文也是這樣理解的，如文章里就說到“勞動者”比之于“無產者”，“其外延更廣、包容量更大”，也就是說，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不同的，無產者（現代工人）只是勞動者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它不可能也不應該等同于勞動者。稍讀過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人都知道：無產者是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是最革命的階級，而其他勞動者如手工業者、小農等，是和落后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他們想恢復這些過時的生產方式，因此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顯然，把無產者和勞動者作為同義詞，將它們混為一談，是完全不符合《共產黨宣言》的原意和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的。

但是高文堅持認為，用“勞動者”取代“無產者”并不背離《共產黨宣言》原意。據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無產者”與“勞動者”基本上是同義語，時常同用、混用。在這方面，他還舉出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俞可平寫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3期)，說俞文也認為“無產者”與“勞動者”基本上是同義語。例如，《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中說:“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這里所用的“工人”一詞，德文是Arbeiter、英文是working  men，也就是“勞動者”的意思，所以這句話也可以另譯為:“現代的勞動者，即無產者。”他還舉了馬克思于1864年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的例子，認為“其中‘勞動者’、與‘工人’也是同義語，‘勞動的解放’也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的同義語。”(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年版第609頁)。

在我看來，高文的這些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不錯，將德語的Arbeiter和英語的worker或working men翻譯為工人或工作者都是正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確實是把無產者和現代工人看成是同義語的，但是，不要忘記，馬克思和恩格斯講的是“現代工人”，這里的“現代”二字是不能丟掉的（當然在指明了這點之后也不是每個地方都要加上“現代”二字的），這是其一。其二，在德語里，Arbeiter是一個多義詞，除具有“工人”的含義外還具有“勞動者”的含義，但是這并不表明這兩個含義是等值的，可以互相代替的；恰恰相反，作為多義詞，兩個含義是有明顯區別的，用了其中的一個含義就不能用其中的另一個含義。至于究竟用其中哪一個含義，則應根據具體的語言環境，根據該詞的前后文來加以確定，或者譯為“工人”，或者譯為“勞動者”。如果以為Arbeiter有“工人”和“勞動者”二義，不看前后文就任意翻譯，那就會出錯。比如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的中譯文里有一句話說，“這個小農，像小手工業者一樣，是一種工人，他和現代無產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還有自己的勞動資料；所以，這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頁）這里把小農和小手工業者都說成是“工人”顯然是不正確的。經查，譯為“工人”一詞的那個詞的德文原文就是Arbeiter。根據具體的語言環境，我認為此處的Arbeiter應該譯為“勞動者”而不應該譯為“工人”。因為勞動者可以包括小農和小手工業者，而工人顯然不能包括小農和小手工業者。恩格斯在后面的話里還說，“我們的小農，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他們是未來的無產者。”（同上）這也進一步說明“小農”和“工人”是不一樣的，稱其為“勞動者”則可，稱其為“工人”則不可。至于第一國際章程的提法，那里多次提到“工人階級的解放”，只有一處是講“勞動的解放”，而在其頁下的編者注則注明：“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階級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09頁）加這個注，就說明“工人階級”和“勞動”是有區別的，而不是一回事。同時還要看到，1864年成立第一國際時，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參加，“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則。國際必須有一個充分廣泛的綱領，使英國工聯，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都能接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頁）馬克思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當1874年國際解散時，工人已經全然不是1864年國際成立時的那個樣子了。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和德國的拉薩爾主義已經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數已同國際決裂的保守的英國工聯也漸有進步，……。”（同上）可見，第一國際大量用“工人階級”一詞而暫時少用“無產階級”，——但也不是不用，在章程第七條a就用了“無產階級”，只是出于策略的考慮，而決不是要改變《宣言》的原則立場。

當然，在我國，在一段時期確曾把工人稱為“勞動者”過。當時的用語主要是受日本的影響。明治維新后，日本人把《宣言》1888年英譯本譯為日文本，從漢字里找出“勞働者”來翻譯英譯本的working men，而陳望道受日譯本的影響，也用了“勞動者”來表示working men （“工人”）。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根據德國學者李博的研究，曾指出，二十世紀初，“勞動者”這個詞傳入中國，其含義也和日本一樣，是指靠工資生活的雇用勞動者。后來，也有人將其譯為“勞工”，而德語的Arbeiterklasse則被譯為“勞動階級”或“勞工階級”。與此同時，也有人從中國固有的詞匯里挖掘出“工人”一詞。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使用了“工人”一詞。不料，高先生在答辯文里卻說，“‘工人’一詞決不是在《大同書》中才出現，它本來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早已有使用，指從事各種手工技藝的勞動者”，并且還為此做了考證。我要反問一句：誰說過“‘工人’一詞是在《大同書》中才出現”的？實際上，我在文章里說得非常清楚，那里說的是“從中國固有的詞匯里挖掘出‘工人’一詞”并舉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為例，既然是“固有詞匯的挖掘”，當然是古已有之，而絕不是“才出現”的；而且我用了“挖掘”這個動詞，本身就表明它所表達的內容已經不是古代的內容，而是有了新意。這只要看一看《大同書》的有關語句即可了然。康有為在那里說，“自爾之后，資本家之作廠商場愈大愈遠，銀行周國土，鐵道貫大地，商船橫五洲，電線裹大地，其用工人至為億為兆而不止。”（康有為：《大同書》，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236頁）康有為《大同書》里所說的“工人”，顯然是現代意義上的“工人”，而決不是古代意義上的“工人”。高先生先把明顯錯誤的東西強加于他的論敵，然后對其進行批駁，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一旦真相揭開，就一錢不值了。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工人”一詞的使用頻率明顯上升，逐漸取代了“勞動者”的地位。不過，當時的“勞動者”一詞也好，“工人”一詞也好，在詞義上并無不同，可以看作是同義詞。但是，在中國，到了上個世紀20年代以后，兩詞的差異開始出現，“工人”就專門表示產業工人，而勞動者則具有了更加擴展的含義，兩者已不再是同義語了。自此以后“勞動階級”和“勞工階級”就不再使用，而讓位給“工人階級”了，同時出現了“勞動人民”和“勞動群眾”等詞語，其含義則有所變化，它可以包含農民和手工業者等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見李博：《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7頁）顯然，在今天再說“勞動者”和“無產者”是同義詞，就不行了。

高先生對此也大加反對。他搜羅了一些例子，用以證明“直到40年代末了的在于工人依然是同義語，并非像南京大學奚兆永教授在網上批駁拙文時所說，自20年代以后二者就不是同義語了。”其實，我只是根據德國學者李博的研究，指出“上個世紀20年代以后，兩詞的差異開始出現，‘工人’就專門表示產業工人，而勞動者則具有了更加擴展的含義，兩者已不再是同義語了。”顯然，我所指出的只是從20年代開始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自發的因人而異的過程，而其方向則是從同義語逐步轉變為非同義語，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舉例來說，在1923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里說，“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徐謀勞資之平等。”（《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頁）在這里，“工人”和“勞動者”顯然還是同義語。但是，到1925年5月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時，其建立的機構就不再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而改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實際上是以工人取代了勞動者。也許這就是兩詞由同義語轉為非同義語的開始。道理很簡單，如果二者是同義語，那為什么要改呢？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看一看毛澤東在1925年12月1日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在那里，他用了“無產階級”、“現代工業無產階級”和“產業工人”等概念，但是沒有用“勞動者”、“勞動階級”等概念，實際上也表明“產業工人”的說法正在取代“勞動者”的說法，二者正在由同義語轉變為非同義語。這個過程到30年代就更加明顯。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有一句話很能說明問題，他說，“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在這里，“工人階級”跟“勞動群眾”并列，顯然已不再是同義語，而是非同義語了。在這個問題上，高先生舉了《辭海》的例子說明“勞動者”和“工人”直到40年代末仍然是同義語，這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知道，辭書的修訂是一個艱巨的工作，當然不能經常進行，特別是30-40年代，我國處于第二次國內戰爭、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戰爭的環境下，其修訂就更加困難，因此《辭海》對有關詞條的解釋落后于時代的情況，乃是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高先生不去考察語言的實際使用，而想用《辭海》的解釋來裁斷不斷變化的事物，是完全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

四、“無產者越來越少”了嗎？

高文主張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改譯為“各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無產者越來越少”了。但是，這個所謂“傳統意義上的無產者越來越少”之說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以此為根據主張將Proletarier譯為“勞動者”當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我們知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道發展起來的兩個階級。應該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定是無產階級的擴大，怎么會出現“無產者越來越少”的現象呢？

對這個問題，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寫的序言里曾說：

“最近45年以來，資產階級制度由于在各國引起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到處造成了人數眾多的、緊密團結的強大的無產階級；這樣它就產生了——正如《宣言》所說——它自身的掘墓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頁）

從理論上來說，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會相對下降，但是，勞動力的絕對量卻是不斷增加的。事實上，任何社會，如果離開了生產者階級，這個社會就不能生存，更談不上發展。恩格斯說，“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上可以沒有勞動階級而存在的。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改變了，農奴代替了奴隸，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擺脫了奴隸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么變化，沒有一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因此，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雖然會有一天它將不再是一個階級，而是包括整個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頁）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這個“除了他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就是“無產者”；這個階級在消滅階級以后雖然也不再作為一個階級存在，但是，它的人數不僅不會減少，還會擴大到“整個社會”。怎么能夠說“無產者越來越少”呢？

再說，認為“無產者越來越少”這種說法也經不起事實的檢驗。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個時代，“無產者”的人數就是不斷增加的。這一點，我們從前面引證的恩格斯為《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寫的序言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當然，他說的是1893年的情況，這已經成為歷史。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根據國際勞工局2007年發布的失業報告， 2006年全世界的失業人數是1.95億人，失業率是6.3%，以此推算，全世界的就業和失業人口總數當為 28.676億人。毫無疑問，在這將近29億人里面，絕大多數應該屬于無產者。試問：過去會有這么多的無產者嗎？就我國的情況來說。在舊中國，根據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說，無產階級的人數是二百多萬，現在是多少？網上的一個說法是四億，其中城市工人一億，農民工三億，增加了近兩百倍，怎么能說“無產者越來越少”呢？

也許，高文是說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制造業的工人減少了，服務業的人數增加了，中產階級增加了？但是，應該看到，這種現象的出現，正是由于這些國家進行產業轉移的結果。他們看到了發展中國家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的土地及其它資源，他們在這些國家進行投資設廠，是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以獲取更多的利潤。他們把新技術的開發、新產品的研制以及各種各樣的“服務”這些“高附加值”的行當留在國內。這樣就形成了所謂就業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但是，就世界范圍來看，被他們剝削的“無產者”人數不僅沒有減少，事實上反而是增加的。

總之，高文以“無產者越來越少”為由主張修改《宣言》結尾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五、把“全世界”改譯為“所有國家”有無道理？

高文還提出，“原先譯為‘全世界’是意譯，如果按德文或英文、俄文等西方文字應該直譯為‘所有國家’或‘一切國家’。‘全世界’這種意譯沒有把原文中‘勞動者’或‘無產者’的國別屬性、國家民族屬性表達出來，給人以全世界勞動者不存在國別屬性、國家民族屬性、各國勞動者不存在國家民族利益差異和矛盾的印象。”文章認為，“由于國家民族利益不同，各國勞動者、無產者非但不能經常聯合起來，有時甚至還互相對抗。因而，當今把這句口號中的‘全世界’改為‘所有國家’是恰當的、必須的，這樣既符合原著措詞，又吻合歷史實踐經驗，也更切合當今各國實際情況。”

高文的這些說法究竟有沒有道理呢？。

這里，我們先來看看德文的原文。《宣言》結尾的口號，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其中有爭議的關鍵詞是Länder，該詞是一個多義詞，有土地、陸地、國家、鄉下、地方等多種含義。在我看來，《宣言》里的Länder與其作國家解，還不如作地方解。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對于無產者來說，這樣的國家正是他們要擺脫、要推翻的對象。所以《宣言》說，“工人沒有祖國”。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沒有必要強調這個國家界限的。現在《宣言》中譯本將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譯為“全世界無產者”我認為是正確的。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世界”也有多種含義，它可以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切事物之和，也可以指某一領域，還可以指宇宙，但是最通常的解釋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全世界”其實也就是整個地球上所有的地方，是能夠很準確地表達aller Länder的原意的，根本沒有改譯的必要。對照其它譯本，我們看到，由穆爾翻譯并經恩格斯校訂的1888年英譯本將……aller Länder譯為……all countries.。一般都認為country就是國家，實際上它和Land一樣，也是一個多義詞，有土地、陸地、國家、鄉下、地方等含義，應該根據具體的語言環境進行翻譯，而不是固定不變只能翻譯為國家的。如果將其理解為地方，將all countries翻譯為“全世界”才是完全正確的。再比如，《宣言》的俄譯本，與Land相對應的詞是страна。也有類似的情況。страна不僅有國家的含義，還有地方、地域的含義。因此，все  стран也就是“全世界”的意思；俄譯本將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譯為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這和中文本譯為“全世界無產者”也是一樣的。總之，不僅從德文原文看，而且從英、俄譯本看，中譯本把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譯為“全世界無產者”都是無可厚非的。

至于高文強調要表達無產階級的“國別屬性或國家民族屬性”，強調“國家民族利益的不同”，也是值得商榷的。無產階級與其說和本國的資產階級有共同的“國別屬性或國家民族屬性”，與其說和本國的資產階級有共同的“國家民族利益”，還不如說他們和全世界無產者的利益才是真正共同的，因為他們面對的共同的敵人正是各國的資產階級；由于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共同的，所以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的性質而被稱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強調所謂“國別屬性”和所謂“民族國家利益的不同”，顯然是不利于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的。在這方面，我們不會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后，第二國際和各國社會民主黨為了“保衛祖國”，紛紛站到資產階級國家一邊，通過支持資產階級國家打仗的軍備預算，結果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而第二國際也因不能繼續活動而不得不流于破產。歷史上的這個教訓，難道我們不應該記取嗎？怎么可以強調各國無產階級之間“國家民族利益的不同”而不強調無產階級與本國資產階級之間階級利益的不同呢？！

這個問題還涉及到，當一些地方還沒有建立民族國家是，那里的無產者我們還要不要和他們聯合起來？按照“所有國家”的譯法這一部分無產者就不包括在內了，而按“全世界”的譯法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總之，我認為高文關于改譯《宣言》結尾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用所謂“所有國家勞動者，聯合起來！”取而代之的意見，不僅違背了《宣言》的基本精神，從道理上說不通，從實踐上來說，把一個全世界無產者非常熟悉的口號改變成他們所不熟悉甚至是很陌生的口號，除了產生消極的影響外，是沒有任何積極意義的。

六、余論：談談我國學術界的學風問題

《共產黨宣言》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本基本著作，過去一直被列為“干部必讀”之首。但是，近一些年來，人們學習《宣言》的的積極性下降了，而要修改《宣言》譯文乃至修改《宣言》本身的熱情卻高漲起來。當一些人要修改這、修改那的時候，完全不考慮《宣言》的基本思想，不考慮《宣言》與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關系，不考慮馬克設和恩格斯關于“《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的直接指示。這是一種非常不嚴肅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應該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和境外敵對勢力的某些活動有關。十年前，一份被稱為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在俄羅斯《獨立報》發表面世。西方對于這個所謂塵封了81年材料如獲至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廣泛宣傳。其中的一個途徑是通美國新世紀網站進行的。前年，香港百家出版社再版了溫輝的《列寧主義批判》一書，其中作為附錄轉載了這份所謂《政治遺囑》，其末尾就注明了“由美國新世紀網站提供”的字樣。本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或美國人是一個不大重視意識形態的民族，我在前面提到的1887年3月10日恩格斯寫給左爾格的信里談到過這一點。高先生在美國的經歷似乎也說明了這點，據說美國人對《宣言》最后的口號如何翻譯表現出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但是，對于美國的統治者來說，特別是二戰以后的美國統治者來說，意識形態問題，宣傳問題，卻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大事，因為這是他們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斗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從杜勒斯到布熱津斯基，他們都在不遺余力地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個所謂的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之所以受到美國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就是因為其中談到了用進化代替革命，并且講到了1888年《宣言》英譯本在翻譯上的變化。

對于這個《政治遺囑》的真實性，無論是在俄國還是在中國，都有不少人表示懷疑。我也很懷疑它的真實性。根據北京大學智效和同志翻譯的一個由四位俄國歷史學家寫的材料，這個所謂的《政治遺囑》曾經拿到《消息報》要求發表，《消息報》的工作人員在咨詢了專家以后，拒絕在該報發表這種“聳人聽聞”的東西。而在《獨立報》發表了這個《政治遺囑》后，格·瓦·普列漢諾夫的孫子克勞德·巴托-普列漢諾夫曾致信《獨立報》，指出：“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文件。在祖母與我的交談中也從來沒有提到過，她和祖父幾乎每日交換的信件中也沒有任何有關信息。”（見《普列漢諾夫真有“政治遺囑”嗎？》，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網》）實際上，這個《政治遺囑》可疑之處甚多。據其發表的“前言”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在1918年4月“病重不起”后用半個多月時間所作的口述的筆錄，但是，它并沒有說明這個筆錄是否經過本人過目；它說是1918年4月以后用半個多月完成的，接著卻又說“兩個月后，普列漢諾夫去世”，然而，普列漢諾夫去世的日期是1818年5月30日，和這個“兩個月后”顯然也不合；還有，《政治遺囑》說，“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但是早在1991年共產黨就不再掌權，何以要拖到1999年11月30日才公布？這些都使人對它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更重要的還在于，在這個所謂的《政治遺囑》還大談“地球人”大談諸如“資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護”以及“土地、水合大氣的污染，同自然災難的斗爭”等問題，無論從問題本身來看，還是就表達的語言來說，都不像是1918年4月所寫，而更像是20世紀90年代的產物。當然，判定《政治遺囑》的真偽不是本文任務，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政治遺囑》里如下的一段話：

“隨著狹義上的國家的消亡，在管理國家方面學者將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也即是政治上層建筑開始逐漸變為‘學術權威’的上層建筑。但這是未來的事，而目前應努力使政治上層建筑反映出勞動者的利益，這一點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才能充分實現。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應力求達到的目標。同時應該記住，任何一場革命最終都不會導致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發生持續的、飛躍的變化，而只是加速這些關系的進化。在這方面，恩格斯為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讀。他在序言中強調了進化過程在社會發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興趣的還有，這一版從德文譯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這一版《共產黨宣言》結尾的口號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意思是遠不是相等的。”（轉引自溫輝：《列寧主義批判》，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338頁）

《政治遺囑》把國家分為狹義上的國家和廣義的國家，前者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后者是超階級的國家。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國家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沒有什么狹義和廣義之分。這段話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關于所謂進化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通過革命改造社會，而絕不是什么只講進化、不講革命的所謂社會進化論。按照所謂《政治遺囑》的說法，普列漢諾夫似乎已經由一個社會革命論者轉變為一個這會進化論者，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普列漢諾夫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列寧曾說，“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頁）這話是列寧在1921年說的，就是說是在普列漢諾夫去世三年以后說的，盡管在1903年以后，普列漢諾夫在組織問題、策略問題上犯過許多錯誤，與列寧有許多次的爭論和斗爭，但是在哲學世界觀上，他終其一身仍然不失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個多月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不錯，普列漢諾夫曾經反對過“四月提綱“，反對過革命轉變，反對過十月革命，但是，這里的問題只涉及到革命所需要的條件問題，并不是在哲學上根本否定革命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至于《政治遺囑》提到恩格斯為1888年英譯本寫的序言里”強調了進化過程在社會發展中的特殊作用”，也純屬子虛烏有。恰恰相反，恩格斯的序言在敘述了革命的某些挫折之后說，“《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前臺”，并且重申了“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每一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當然，序言也提到了“達爾文學說”，不過他是這樣說的：“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57頁）整個論述都是在突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革命意義，絲毫也沒有什么宣傳進化、反對革命的內容。就從這一點看，這個所謂的《政治遺囑》也絕不會出自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之口，而極可能是后來他人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進行的偽造。

至于《政治遺囑》提到的有關《宣言》1888年英譯本結尾那句口號的翻譯，也頗讓人感到不解。普列漢諾夫的母親是俄國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的侄女，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文化和品德方面都對普列漢諾夫有很好的影響。他小學和中學一年級的課程都是母親教的，他母親還教他初步掌握了法語。后來，他上了軍事學校、炮兵學校，以后又讀了礦業學院。由于從事革命活動，他曾數次流亡國外，這對他掌握歐洲的主要語言都有很大的幫助，因此當《宣言》1888年的英譯本把德文版的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譯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時，他應該是在當時就已經知道的，為什么到30年以后的1918年才提出這個問題？而且，他本人就是《宣言》1982年俄譯本的譯者，根據他對歐洲語言文字的了解和對《宣言》精神的掌握，我覺得他應該把英文的working men理解為“工人”，而不應該是“勞動者”。雖然在俄語里“工人”和“勞動者”都是用Работники，但是這是一個多義詞，在具體翻譯為中文時是應該慎重選擇的，為什么又偏偏選擇了“勞動者”而不是“工人”呢？所有這些都是值得人們認真去思考的。

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可疑的《政治遺囑》在國內得到的響應。根據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所說，在2005年第3期的《隨筆》雜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述弢的文章，文章寫道：

“普列漢諾夫認為，這并不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倘若馬克思活到現在，并目睹事情發生這樣的轉折，也會立即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的。他提請人們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號，已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改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口號的改變在蘇聯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來，這當然不是一時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觀點）。”（述弢：《先哲的遺言——介紹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隨筆》2005年第3期）

俞可平先生引用了這段話，但是卻沒有對其進行應有的批評。在我看來，這位“隨筆”作者未免也太隨便了，他沒有講任何道理就由“無產者”一個詞的改譯一下子跳躍式地上升到“倘若馬克思活到現在，并目睹事情發生這樣的轉折，也會立即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的”！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1888年英文版《宣言》里除末尾的“無產者”被穆爾改譯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無產者”都沒有作出改變。在1888年恩格斯加的注里，他還加寫了一句話：“使進一步向舊的社會制度進攻成為必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不僅如此，兩年后，他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里還寫了這樣的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42年前我們在巴黎革命即無產階級帶著自己的要求出家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發出這個號召時，響應者還寥寥無幾。……今天的情景定會使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真正聯合起來了。”他接著還說，“如果馬克思今天還能同我站在一起親眼看見這種情景，那該多好啊！”（同上，第264-265頁）而過了三年之后，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里寫道，“1848年的戰斗并不是白白第進行的。從這次革命時期至今的45年，也不是白白地過去的。這次革命時期的果實已開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這個意大利文譯本的出版能成為良好的預兆，成為意大利無產階級勝利的預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國際革命的預兆一樣。”（同上，第269頁）從這里又怎么說得上是什么“轉折”和馬克思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晚年思想觀點已經改變呢？至于說所謂“口號的改變在蘇聯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來”，“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觀點”等更是無稽之談。據我所知，1954年蘇聯外文書籍出版社出的《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用的就是1888年由穆爾翻譯、恩格斯校訂的英文版，結尾的口號清清楚楚地寫著：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同樣，196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用的也是1888年由穆爾翻譯、恩格斯校訂的英文版，結尾的口號也清明明白白寫著：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所謂“沒有反映”，所謂“有意篡改”，完全是憑空捏造，做學問，寫文章，能夠這樣嗎？

看來，有些人寫文章，發表議論，完全不看事實，而是跟著境外的風向跑。只要是反對馬列的，反對前蘇聯的，反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他們就跟著叫好，加以發揮，而不管其是否真實，是不是經得起麗舍邏輯的檢驗。這顯然是一種很不好的學風。

當然，我國學術界存在的學風問題也不只是這個問題。比如高先生同一內容的文章，分別投給《北京日報》、《探索與證明》和《文史哲》三家報刊，而且都是公開發行并且付給稿酬的報刊，也是一個明顯的問題。一稿數投，既過多地占用了報刊資源，影響了其他作者文章的發表，而重復拿稿費也有追求利得之嫌，向來為新聞出版界所反對，但是，現在這個原則似乎只是用于一般作者，而對一些名頭大的人士則網開一面，不受限制，我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學術規范應該人人遵守，名人也不應例外，違反了，也應該受到制裁。為了繁榮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我們需要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不應該是一花獨放、一家獨鳴的局面。還有，本文討論的翻譯問題并不是高先生的發現，在這之前，已經有人發表過文章（如俞可平先生2006年的文章），而高先生卻要把自己的文章說成是“最新研究成果”，還借“黨政干部”和“編譯局專家”之口說他的文章“言之有理”。不知這些“黨政干部”對此翻譯問題是否真有研究？而說到“編譯局專家”，我們看到編譯局的俞可平和鄭異凡兩先生在他們各自的文章里都明顯地批評了他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高先生還要對自己的文章大吹大擂，這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呢？

總之，在我看來，我國學術界在學風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問題，應該大力發展學術批評，對一些明顯的不良現象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只有這樣，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地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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