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
——四個階層的劃分
康新貴 廣東人民時代律師事務所
摘要：組成社會大系統的不同人群，因其對社會稀缺資源——包括國家控制權力、生產資料及財富、社會資本、專門知識、技術等要素的擁有、控制的不同，形成了社會地位、職業、收入等方面的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階層。本文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并對勞動者階層的構成和利益需求做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討。本文認為，在當代，不同階層間的妥協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決不同階層之間沖突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
關鍵詞：四個階層 階層沖突與妥協
一、階層的劃分及標準
所謂階層，是指按照一定標準劃分的社會群體、，每個階層都有其獨立的群體利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將目前中國社會分成國家與社會管理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這樣10個階層①（陸學藝 2002）。英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A.Giddens）認為，社會根據三種“市場能力”劃分為三種階級，即掌握生產資料的市場能力的上層階級、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場能力的中產階級、具有體力勞動的市場能力的下層階級② （李培林 2004）。
劃分階層的標準有很多，如生產資料的擁有、財富和收入、組織權力、社會聲望、知識技能、受教育程度、社會網絡關系、消費水平、信息資源占有、職業等等。因為影響人的社會地位的因素的多樣化，不可能依據一個唯一的標準來進行劃分不同的社會群體，使用綜合標準，即以多種因素的組合進行劃分，是一種較為科學和合理的方法；同時，采用的標準和因素，應當是本質性、決定性的因素。對這些因素的控制、占有的不同，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就有了明顯的、本質性的不同。
按照人們對社會稀缺資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本文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階層、資本家階層、中產階級、勞動者階層。稀缺資源包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三個方面。
在傳統的國家理論中，將國家看成是最高利益集團的代表，國家的決策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的表達。近年來的國家權力的實際作為表明，國家是具有明顯自主性的實體，有一定的獨立目標和利益。同時，國家機關是由具體的各級官員組成，國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官員的行動成為現實。尤其在我國歷史上，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權體制，形成了國家具有極大的管理功能。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形成的歷史慣性和文化沉淀，使得國家權力控制者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代表著某些集團的利益，但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標和利益。在一個具體的歷史片段，更是如此。國家權力的控制和政治資本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作為一種控制社會的稀缺資源，依其占有的不同，社會地位的不同就明顯的產生了。
經濟資本的占有和控制，首先是按照對生產資料的擁有的不同，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整個社會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對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工業化生產中是無與倫比的，是決定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關鍵因素，擁有生產資料，便擁有一切。到20世紀中葉，“人力資本”的概念逐步為社會所接受，它被認為是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質，從而提高了對生產資料的應用。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重要的生產力，越來越成為第一生產力。對科學技術這種稀缺資源的占有，也就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到20世紀80年代，“社會資本”的概念也逐步被人們接受。社會資本強調人是處在廣泛的社會結構之中，他動員周圍存在的社會網絡資源，提高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這種“社會網絡關系”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關系，它以人們之間的相互承認和認可為基礎，帶有排他性和平行性的特征。這種對社會資本占有的不同，對公司的發展，尤其是對某些行業和中、小公司來說，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例如中介行業，律師、注冊會計師、稅務師、評估師等，社會網絡、人力資本的作用是首要的，生產資料（辦公用房、辦公設施）的多寡是次要的因素。這種“社會資本”擁有的不同，同樣也成為一種階層劃分的依據。文化資本來源于教育，很明顯，一般來說，一個受過高等教育乃至讀過博士學位的人，比一個中學文化程度的人更容易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成為劃分階層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們對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控制、占有的不同，其外部首先表現為職業的不同，一般來說，人們把職業看成是包含了各種資本資源占有使用信息的標準。以職業為基本標準，再輔助以收入、消費水平等指數進行劃分，比較容易區分不同的階層。四個階層的劃分，是一種本質性的區別劃分，有助于我們從整體結構上認識社會。
二、 階層構成及社會地位。
國家管理人階層，即由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由中央、地方的各級官員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權力的組織中的控制者組成，他們實際控制著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走勢。和哪個階層組成聯盟、傾向于哪個階層；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如何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的運行、調控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強調的是實際控制者，以此將普通業務性的公務人員予以區別。
資本家階層。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實際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資本家組成。他們以對生產資料的擁有和控制分配社會資源，通過對企業的控制，影響和控制社會。這個階層的共同特征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通過資本運作獲得利益。因為生產資料的擁有、控制仍然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因素，所以這個階層對社會的經濟控制依然有極強的能力，進而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這個階層在中國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中產階級——即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劃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間階層的劃分既有職業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費等方面的含義。在形式上一般認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權利、專業技術知識的白領階層，他們以知識的應用、行使管理權、特殊技能的發揮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中、高級公司職員、大學教授、高級專家、自我雇傭的小私營企業主、持股人、企業承包人、高級營銷人員、知名律師、中介行業的投資人、體育明星、歌星等等。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間階層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系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表現為中間階層是介于高層和底層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高層與底層之間的沖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解；其次，中間層代表溫和、保守的社會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發展的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第三，這個階層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的社會群體，當這個群體在人數上成為社會的多數時，其生活、消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有龐大、可持續增長的消費市場，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增長穩定、持續的有力保障。所以，一個穩定、優良的社會階層分布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即中間階層人數較多，大資本家階層和社會底層占較小的比例。如此，社會才能保持政治、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在我國目前，依然是中間層欠缺，是底層大上部小的“金字塔型”階層分布，高層與底層的沖突得不到有力的緩沖；消費市場的增長緩慢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的減緩也與此有關，很明顯，貧困的社會底層不可能形成龐大的消費市場。
因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地區間的差異較大。在階層劃分中輔助性的指標收入、消費水平等，因地區的不同，其絕對值也就不同。例如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年收入3萬元左右可能達不到中產階級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但在一些欠發達的地區，年收入3、4萬元的營銷人員可能會被認為屬于中產階級。
勞動者階層，這是本文分析的重點。這個階層的共同特征是以勞動為生。其劃分標準以職業和收入為主。依職業、收入的不同，這個階層被細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展型。
貧困型——主要指貧困山區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這部分人的生活極為貧困，是絕對生活貧困者。他們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質需要，衣、食、住、行對他們來說都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為如何生存而苦腦，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學、意外事故等，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打擊，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在中國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區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貧困農民，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員總數有6500萬人左右③（孫立平 李強 沈原 2004）。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尤其是那些40-50歲左右的中年失業者及其家庭，這部分人的夫妻雙方大部分只受過初等、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體力工作，現因公司不景氣破產或停產、半停產，這部分人既不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新的經濟增長產業，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機會，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的淘汰者，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工資收入，同時也失去了醫療保障、養老保障。在他們目前連自己的生活都成為困難的時候，他們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堅，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員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上大學等較大的開支，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困難。他們在企業中長期從事單一、具體的體力性操作工作，沒有經商做買賣的意識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進城市、大量的下崗、半下崗工人，使得小本經營買賣也變的競爭十分激烈和微利。從整體上說，他們的出路將會越來越難，他們比那些已退休的職工、比有一塊承包地的農民更為困難，他們是改革利益的受損體。社會地位的下降、經濟保障的滅失、城市生活中貧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響，這一切，使他們產生不滿情緒。
溫飽型。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的產業工人、服務行業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員等。因地區分布的不同，他們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1-1.5萬元左右。之所以將他們劃分為溫飽型，是說他們的生活剛剛脫離了絕對貧困線，他們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證，但他們依然很脆弱，面對本人及家庭成員的疾病、失業、子女上大學、養老等問題，他們依然是束手無策，他們隨時有可能因一個微小的振蕩而掉進貧困型中。
發展型——是指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是勞動者階層的最高層。典型的如技術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員、營銷人員、中介行業中的一般律師、注冊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個體工商戶、中小學教師等。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識、技能性勞動為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們依然屬于勞動者階層。與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相比，他們對工作的興趣部分來自于生活的必須（解決物質需要）；部分來自于對工作本身的興趣和向上層流動的追求，他們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對自我成就等高層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3萬元左右、在內地，在2萬元左右。他們的社會地位較為穩定，有初步的失業、疾病和養老保障，他們已擁有一定的知識、技能、社會網絡關系等稀缺資源，他們在社會上已有了一定的聲望。之所以說他們是發展型，是說他們通過階層流動、身份轉換，有可能上升到中產階級甚至更高。
目前，在短時期內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是不現實的，中產階級的形成，第一要有較長的產業化階段，在產業化階段才能形成有規模的中產階級；第二，由高等教育和科技進步造就大量不直接操作生產勞動的新職業和從業人員。從目前情況來看，農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約50%④（李培林 2004），農村人口將近10億⑤（孫立平 2004），在城市的從業人員中，絕大部分是普通的產業工人、普通的公司辦事員、商業、服務行業的普通營業員、服務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屬于勞動者階層中的溫飽型勞動者，在這種情況下，在短時期內造就一大批中產階級成員是不可能的，較為現實和有希望的是，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中產階級的預備隊，是準中產階級。通過造就龐大的智力型勞動者階層，改變社會結構，使政治、經濟、文化趨于穩定的發展。
三、階層沖突與妥協
各個階層，因其對社會稀缺資源的占有和控制不同、社會地位的不同，對社會的需求也就有所不同。這種對社會期望的不同，是對國家政策、決策的要求不同，尤其表現在對經濟資源的分配上。稀缺的經濟資源如何配置？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國家管理人手中，他們向哪個階層傾斜？如何平衡各階層的利益？在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均被視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都是建設者，似乎沒有區別，只是分工職業的不同，然而實際上，各階層的社會地位、生活狀況的不同是明顯的，是不容回避的社會問題。絕對的社會階層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是烏托邦式的空想，這種空想在今天被認為是有害無益的。但是，也絕不能在所謂機會均等的平等下，漠視、忽略各階層社會地位、生活狀況的巨大差異，絕不能認為這是“合理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任其自然。尤其對勞動者階層中的貧困型和溫飽型，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有可能隨時因意外原因而崩潰。由于他們生活在絕對貧困線，實際上他們本人及家庭成員的“機會平等”也被剝奪了。如貧困山區的農民，無法供他的子女象大城市中的學生一樣上好的小學、初中、高中，更無法上好的大學，他們子女的機會平等也就被剝奪了。這實際上是一個惡性循環，本來他的子女有可能通過受高等教育而進入智力型勞動者階層。
對個人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對于人的需要的不同層次的研究，公認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hraham Maslow）的“需要層系理論”⑥(Frank Goble 1987)。這個理論把人的需要分成5個層次，依次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成就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最明顯的一種，就是對生存的需求。人們需要食物、水、住所、衣服、性交、睡眠和空氣等，除空氣可免費吸取外，其余都要從社會中通過一定的交換方式才能獲得。該理論認為，一個缺少食物、自尊和愛的人會首先要求食物，只要這一需求還未得到滿足，他就會無視或把所有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他只對食物發生感情，而且感覺到的是食物、只需要食物。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就會產生對安全的需要，已擁有食物和住所的人開始關心他將來的食物和住所。對于勞動者階層來說，他關心的是明天是否會失業，勞動中是否安全，生病后的醫療費支出，退休后的生活費來源等。這種對安全的需要，對每個人都是必需的，對勞動者階層來說，這個問題遠遠沒有得到解決。對中產階級、資本家階層、國家管理人階層來說，他們已不存在這種包括生理、安全需要的低層次需求，他們關心的是尊重、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要。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社會上層、尤其是國家管理人階層“遺忘”了在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人尚未解決安全需要甚至是生理需要，嚴重的社會階層沖突就在所難免了。歷史上的饑民造反，當今世界貧窮國家的動蕩不安，這里面固然有種族、政治等因素，但貧窮、生理需要得不到滿足是參加人數眾多的重要原因。
社會要穩定，穩定才能發展。對大面積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理性的社會應當幫助他們解決基本生理、安全需要，盡可能的使他們的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培養高層次需要，這也是社會發展進步、是文明和諧社會的標志和象征。事實上，收入的差距是在所難免的，是社會經濟增長的表現，問題是如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時促進收入平等。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國家通過各種財政稅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縮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例如英國1994—1995年，最上層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鎊/年，與最下層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鎊/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慮貨幣福利、實物福利和稅收后，最終收入分別變為28640英鎊/年和7720英鎊/年，二者相比為3.7倍⑦（李培林 2004）。所以說，初始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收入差距喪失了調節能力。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大大縮小了收入的二極分化，緩解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英國的稅收和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終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入者的最終年收入與初始收入相比，則下降了約29%。可見，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和可以被社會所接受的方法。毫無疑問，對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而言，面對龐大的勞動者階層，尤其是貧困型、溫飽型的勞動者，他們的生理、安全需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國家的稅收、尤其是福利政策來解決，而不是以所謂“機會均等”讓他們自己去解決。事實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尤其是中年人，因客觀條件和自身條件的限制，已不大可能轉換職業角色向上流動。
如果說以封建專制為社會主要控制力量的社會是封建社會；以資本的所有和控制而形成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當今社會則進入多元化時代，多元化是當今社會的最本質的特征。即控制社會的政治力量、經濟成份、文化意識都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和發展。經濟資本的多元化，生產資料、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共同發生作用，導致既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由資本家階級單方面來決定國家的政策方針，國家管理人，不可能也不應當只是資本家階級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中產階級的崛起，對社會的穩定、發展，對公平與正義理性的樹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階層劃分的多元化，對任何一個社會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能回避的社會問題。在現階段，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矛盾和沖突，是一種可調和的矛盾，各階層都是社會的建設者，因此，階層之間的相互妥協是必須的，也是可能、可行的。可以這么說，階層間的妥協是民主的象征，是解決階層間沖突的重要政治手段和途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那種階層之間排他性、消滅性的對稀缺資源的爭奪，是危險的和非理性的，非暴力、合法的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將會長期存在，在這種競爭中，國家管理人作為調控人與參與人，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每個階層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國家政策、方針的制定中代表本階層的利益發表意見。這種利益表達的協商、妥協機制，可以較好的、合理、合法的保護各階層的利益，避免階層間大規模的激烈沖突，因為沖突造成的社會動蕩對每個階層都不是什么好事。同時，職業的上升流動被認為是社會的政治“安全閥”。職業地位的上升流動，可以直接改變、改善勞動者階層的生活狀況，增加其安全感和滿足感。上升流動渠道的暢通，使人們樹立一種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學習，按照誠實信用的原則去經營，就可以成功的信念。當這種良性競爭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就會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而職業地位的上升流動，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我國目前，通過教育，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勞動者，從根本上改變勞動者階層的狀況，并由此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建立暢通的意志表達渠道，形成階層間的對話、抗爭與妥協；改善勞動者階層中貧困、溫飽型成員的生存條件，是實現社會公正、建設和諧文明社會的必然要求和象征。
參考文獻：
1.M主編 陸學藝 《當代中國十大階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年
2.3.4.5.7.A李培林 李強 孫立平等著《中國社會分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 第7、55、102、345、99頁
6. 美國 弗蘭克•戈布爾(Frank Goble)著 《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 譯者 呂明 陳紅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年 第34-57頁）
作者 康新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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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單位：廣東人民時代律師事務所 廣州晉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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