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須門”事件已經基本告一段落，原本喧囂的網絡也漸漸沉靜。

但這個“沉靜”僅就網絡而言，作為主流媒體，這幾天卻是出奇的熱鬧。

首先是央視，把網絡里的銅須即現實中的鄭星找去做一期節目，并邀請XX學者對該事做出講評，避而不談事情起因只談對鄭如何如何影響，最后得出結論：網絡暴民聲討他人擾亂秩序，更應被聲討。

接下來是一慣“與主流接軌”的新浪，將聲討鄭星的人批判為“蒙面民兵”、“封建衛道士”，提出“不要簡單的批判婚外情，要體諒和理解其中的人性”的口號。并附上大洋彼岸某國媒體的指責語錄以證明自己所言不虛，否則“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中國發展太快了，真的，快得我都不認識這個國家了。

在驚嘆中國的發展的同時，我不由得冷汗一身：中國人，你真的還敢結婚么？

在一個婚外情被普遍默許甚至接受的時代，乃至是一個即將被強制成為社會正常現像的時代，反婚外情被打成封建已自不必說，只是我們結婚究竟還有什么意義？

婚姻雙方都有忠于彼此的義務，這是人類千百年來的一條準則。在西方，結婚的標準是去教堂宣誓，而在東方則是向公權力機關登記。新人們結婚在西方是對上帝所做的誓言；而在無神論國家，婚姻是對公權力所做的保證；婚姻代表著在某種程度上婚姻雙方對對方的從屬，在某些方面的自由將受一定限制——現在，這種限制被砸碎了后，我們的婚姻還有意義嗎？

你的配偶可隨意在外與異性發生各種版本的“銅須門”，而身為配偶另一方的你卻只能看著，不但不能指責，連過問的權力都沒有。再要嚴重一點，當每天清晨你那經歷一夜激情的配偶回到家中時，你還必須遞上一杯清茶，滿臉堆笑的問：親愛的，昨晚還刺激吧？

婚姻到了這份上已不能稱為婚姻了。失去了義務的約束，任何契約類的事實是不可能存在的。婚姻能夠容忍婚前的失貞行為，但絕不能包容婚外失貞行為。按各國通行法律，配偶違背了自己忠于對方的義務是必須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的，中國雖然已刪除了通奸罪條款，但行為人仍需要負相應的民事責任，這也代表著對婚外情的否定評價——而在此次事件中，我們只見到了一邊倒的所謂“網友侵權說”卻沒見到有任何人意識到“銅須們”的法律責任。

中國人正經歷這樣一個時代：出墻有理，偷情無罪。這當然不是一個偶然現像，這與現在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庸俗人性論”不無關系。

按照庸俗人性論，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是虛偽和封建的，而一切低俗和卑鄙的東西都是人類“永久不變的人性”，當然該打倒前者而同情后者，甚至將梁祝也拿來當成是庸俗人性論的理論依據。

在封建時代，人們是沒有婚姻自主選擇權的，所謂婚姻不過是一個家族與另一個家族的交易而已，夫妻沒有離婚的自由和配偶的選擇權；如果說當時的婚外情尚因為出于無奈而讓人只有同情外，在現代婚姻以自由戀愛和婚姻自由為基礎的時代發生的婚外情就只能讓人鄙視。前者是出于對封建制度的無奈反抗，而后者則是對于愛情本身的背叛，前者是忠于愛情而后者則是背叛。

搞清了這一點，不難發現庸俗人性論者的荒謬：他們試圖以現代人的行為舉止來推斷過去，又試圖將過去的歷史環境隱去來套用現代的事情，從而得出“人性本惡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叢林法則”才是人類唯一合適的制度——這不能不說和資本主義思想和平演變有關。而馬克思卻早在十九世紀就批判過：“所謂的“人”，絕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人！”我國著名文學家魯迅也曾如此評價庸俗人性論者：“同樣是出汗，香汗和臭汗是不一樣的！”

在一個精英掌控著大多數媒體的時代，老百姓究竟還剩下什么？這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網絡無疑給了群眾們一個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郎顧之爭”、改革反思等都是由網上掀起的評論風暴所引起。可以說，網絡相對自由的環境強烈沖擊著精英們的輿論環境乃至其現實利益。于是精英們必定想方設法要對這一新生事物予以詆毀和扼殺。從張維迎的“學者要有自己的主張，不能為大眾所左右”，到這回央視的“網絡暴民更該被指責”無不一脈相承。或許我們可以說：“銅須門”事件給了精英們一個絕好的占領道德制高點的機會——前提是他們堅持來自于自由主義的庸俗人性論。

老百姓們是只能當蒙面民兵，是的。因為他們已經只剩下這一點話語權了——正如我們可憐的道德，已經只剩下能在網絡上表達對現實的不滿了。

這正如檢舉腐敗，匿名信檢舉已成為了主要檢舉來源。不要怪老百姓們膽小怕事，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國的公民們就連行使自己的權利都不敢堂堂正正的進行？這恐怕是需要我們自己反思的問題。

當我們親手打倒了一切高尚與光榮，我們剩下的只可能是卑鄙與恥辱——我是這么認為的，并且也認為這是永久不變的真理，但絕不是什么“永久不變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