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作為克林頓時期經濟顧問理事會主席以及隨后在東亞金融危機時期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深入參與了對過去十年經濟決策的許多爭論。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我們對90年代繁榮的許多看法都是錯誤的。這里是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對這段十年歷史的修正。

內容提要

本文指出了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出現的問題，揭示出美國繁榮經濟背后所隱藏的危機。同時，闡明了會計準則的重要性。最后強調加速推進全球自由化、建立美國霸權主義的行為是不可行的。

關鍵詞 新經濟 透明度 市場自由化

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鼎盛時期（一個史無前例的增長時期），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似乎成為勝利者。在70、80年代經濟蕭條之后，美國生產力急劇增長，

其水平甚至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繁榮時期的水平，以明顯有利于這個國家方式出現的全球化正處于全面發展時期。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所謂的國際貿易談判的烏拉圭回合許諾會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無窮利益。僅在短短六年的時間里，向新興市場注入的資金翻了六番--這是個驚人的增長速度，被認為是由尋求獲得前所未有高回報這種動機所驅使。在七國會議與其他場合，美國的代表們極力吹噓我們的成功之道,不斷向其他國家那些有點嫉妒的經濟首腦們說教，如果他們效仿我們的話，他們也將會享受到這種繁榮。亞洲人被告知放棄二十年來看似有效但現在已動蕩不定的模式，瑞典與其他福利國家的信奉者們看來也正在放棄它們的模式，美國模式取得了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甚至有人談及到激進的新經濟。在新經濟中，收入將會猛增,

商業周期那種傳統想法將會從歷史舞臺中消失。

毋庸置疑，90年代是好光景年代。工作機會被大量創造、

技術突飛猛進、通貨膨脹降低、貧困減少。在1993至1997年間，我在克林頓政府內任職，在那些年代參與美國經濟決策的所有人都受益于一系列可喜事件的影響，我們急于聲明我們可為繁榮提供哪些保證，希望相信經濟好光景不僅只是靠著運氣，而且主要是出色管理的美國人愿意把功勞歸于那些制定負責經濟政策的人士，他們指望在這些決策者的繼續管理之下，這種繁榮可以能夠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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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01年的經濟衰退卻表明，即使那種推斷的最為出色的經濟管理也不可能將經濟與下降趨勢相互隔開，商業周期并沒有消失。股市泡沫的破滅顯示，新經濟論調所包含的不僅僅只是一些浮夸的宣傳，安龍等大公司的丑聞代表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另一面。現在，經濟正在創下新的紀錄。世界通訊公司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企業，股市暴跌幅度是數十年來最高的。隨著市場進入低谷，那些自信地將儲蓄投入股市的人們發現，他們的退休金收入處于危急之中。

如果我們只是指責布什總統經濟團隊管理不善造成了這個看似突然的經濟轉向的話，那么對我們這些克林頓政府的老兵來說，這是個不錯的消息。經濟的突然轉向與布什政府所遇到的指控具有如此驚人的巧合之處。但是，盡管政府確實存在著管理不善問題的話，它卻是將事情弄得更加糟糕而已。即使在布什就任總統之前，經濟就已陷入衰退之中了，震驚美國人的公司丑聞事實上很早就已出現了。

90年代的歷史需要重寫。在今天所看到的情況之下，我們又將如何評估那個十年呢？

在1993年至2000年這七年里，我處于一個近距離觀察華盛頓所發生的一切的位置上，我一開始是總統經濟顧問理事會的一名成員，后來又擔任了該機構主席一職（一個相當于內閣級的職位）。接著，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俄羅斯與其他前共產黨國家向市場經濟緩慢轉軌的動蕩歲月里，我又擔任了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

我可看到對經濟行為能產生和不能產生的影響的各個行為體。克林頓政府中的我們在恰當的時間里擔任了要職。部分發生的事情是在此以前發揮作用的各種力量相互影響的結果：高科技上的投資最終開始產生了效益，導致了生產力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縮小部分是由于“教育溢價”（指受過和未受過大學教育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的變化，這反過來又是由于供需普通市場力量的結果?？肆诸D的某些政策（包括對頭腦第一計劃的支持，這個計劃旨在為部分處于不利條件的美國最為貧窮的兒童提供補償）將在未來產生影響。但是在今后幾年，那種影響尚不會顯露出來，未來的政府將成為克林頓政府所制定的英明政策的受益者。

當然，即使長期的生產力提高部分應歸咎于克林頓政府之前的長期力量上，其政策在經濟恢復中居有核心地位（盡管那些理由與政府官員經常引用的理由極為不同）。聯邦儲備局據信沒有破壞繁榮（它有這樣做的能力與可能性）。正如它在以前好幾次的做法一樣，擔心通貨膨脹的聯邦儲備局本可通過提高利率的方式對經濟迅速急剎車，提前結束繁榮期。格林斯潘主席的良好感覺壓制了聯邦儲備局中通貨膨脹鷹派的擔憂，由于這一點，格林斯潘就應得到表揚。但與此同時，也埋下了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部分困難的基礎。會計標準松脫了，管理制度被進一步削弱了。企業貪婪被慫恿，盡管沒有達到布什政府時期的那種極端程度，美國經濟將在未來幾年付出代價。在我在白宮任職時期，許多錯誤被引起爭論，有時候，似乎我們主要是圍繞著民主黨的精神展開爭論，但那些爭論也涉及到美國經濟的未來。

一、幸運的錯誤

20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的任何故事將不得不從其此前的衰退開始。在1991年，經濟的衰退部分是由80年代房地產泡沫漫長過期的破滅所引起的，這次泡沫主要是由1981年的減稅和里根時期所推行的規劃不善的金融部門管理放松所致。聲名狼籍的儲蓄與貸款的突然崩潰--美國政府不得不幫助被不良房地產貸款拖垮的銀行解困。在新的金融制度到位之后，資金流動通過逐漸展開的方式榨干了經濟本身。聯邦儲備局未能認識到問題的潛在根源。它調低了利率，但不夠及時。經濟進入了衰退，但是，聯邦儲備局的感受與那些失去他們工作人群的感受不同。的確，對數據的仔細觀察顯示，經濟衰退很嚴重；以經濟潛力與其現實業績之間的差距來衡量的話，其衰退程度與戰后衰退的平均糟糕程度不相上下，克林頓將從中和其他經濟錯誤估計中受益。

當克林頓執政時，根據通常的看法，克林頓深信，在將政府大量開支用于重要的社會計劃之前，他不得不重新啟動經濟。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不得不減少聯邦預算赤字，當時的赤字已上漲至國內生產總值5%的水平。雖然克林頓不得不降低了自己的雄心，但他做對了事并削減了赤字。利率降了下去，經濟開始得到恢復。

但這個故事中存在著一個基本難題。這不符合該國幾乎每門經濟學課程所教的內容，即赤字對就業有好處。在經濟衰退時期，減少赤字是個極為糟糕的想法。但是，如果赤字減少本應放慢恢復速度的話，我們又能將經濟恢復的活力歸咎于什么呢？我認為這應歸咎于一系列幸運的錯誤上。通過降低赤字，我們無意中結束了對一些美國銀行的重新投資，這與其他因素一道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

這里就是其如何發揮作用的真相。在儲蓄與貸款崩潰之后，新的管理制度要求銀行保持足夠資本，以便一旦出現意外便可提取。當然，資本銀行所需數量與其所承擔的風險程度有關。包括老布什時期經濟顧問理事會主席布斯金在內的經濟學家在考慮到這個問題時都贊同，在這種背景之下，風險不僅包括了破產而且也包括了資產價值的減少。從這種角度來看，即使不存在違約的可能的話，長期政府債券也具有風險性。因為當利率提高時，它們可降低其價值。但是，在90年代初期，聯邦儲備局決定允許銀行不理會這種風險并認為長期政府債券很安全。通過提高獲利程度，這至少在短期內使得銀行感到滿意，因為長期債券產生了高回報。通過取走保證金和買入長期債券的方法，它們就能夠獲得看似巨額的利潤，這是一個危險的戰略。如果利率提高的話，那么債券價格就會急劇下跌。聯邦政府將被迫再次出來收拾殘局。（換句話說，這種戰略“合算”只是因為不當會計和管理做法；銀行可能本應被迫繼續保留儲備，以避免發生長期政府債券價格下跌的風險性。但并未出現這種情況，而且它們也并沒那樣去做。）

幸運的是，部分由于克林頓在削減赤字方面的成功，長期利率的確降低了，長期債券的價格提高了，冒險性的投機賭博減少了，因此，銀行收支大為改觀。因為長期利率現在不高，長期債券成為吸引力不大的投資項目，銀行可從其他地方獲得利潤，它們重新回到其真正業務即貸款上。

這里又發生了第二個幸運的錯誤。像當時許多其他預測者一樣，聯邦儲備局也認為，失業率一旦降至6%水平之下，通貨膨脹將會重新抬頭，這個關鍵性比例被稱為“非加速失業的通貨膨脹率”（NAIRU）。低于這個比例，如果不刺激通貨膨脹的話，失業率就不可能上升。如果聯邦儲備局一直能夠預計其貸款程度的話，那么經濟活動隨之就會有起色，它可能在早期就會采取緊縮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以便在通貨膨脹出現之前就阻止它。但是，聯邦儲備局并沒預見到經濟活動的增加，所以它并未提高利率。到1994年9月，失業率已突破了NAIRU門檻，在同年12月又降為5.5%點，但與聯邦儲備局的模式相反，通貨膨脹并未上升。最終，失業率又下降了兩個百分點，但仍未刺激通貨膨脹。事態的進程使得窮人大為受益：失業的減少將福利名單減少至我們所能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所能達到的程度。它也在其他社會變革方面（包括犯罪率的下降）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聯邦儲備局尚未充分體會到勞工市場急劇變化的后果：高的教育水平、力量較弱的工會組織、一個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生產力的提高以及新工人緩慢注入意味著經濟能在不觸發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以較低的失業率運行。在有證據顯示較低的失業未必意味著通貨膨脹之時，格林斯潘了解到這種新現實，這應歸功于他本人。在聯邦儲備局通貨膨脹的鷹派繼續焦慮不安的時候，格林斯潘提高利率的速度比他們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鷹派得勢的話，經濟增長時期很可能被縮短。因此，這種道路通過實用主義、運氣和幸運的錯誤相混合的方式為美國經濟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擴張鋪平了道路，但其他錯誤則證明對經濟健康不利。

二、創造性會計和裙帶資本主義

美國一向總是以其創新性為自傲?？墒?，并非所有各種創新都會導致生產力的提高。有時候，公司通過避稅增加利潤的程度可能要比生產更好的產品所獲得的利潤多；有時候，它們通過不慎投資者而不是發明能產生高回報的實際產品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積累自己的財富。商界希望提高利潤和華爾街希望看到來自高利潤的那些股價的上揚，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我們看到安龍、世界通訊公司的情形時，對我們股市的可信度（即登記的利潤是真實的而不是建立在虛假會計基礎之上）這點很重要。美國政府卷入了股權會計，這有損于我們的金融市場。

被認為是獨立性機構的金融會計標準局確立了會計標準，它認識到一個問題，事實上經理的股權本身并無價值，主要是來用于會計目的的。這個問題就是，在經理們以股權方式被支付酬金時，他們所獲得的一切并不來自稀薄的空氣：當動用股權時，其他持股者股價就被稀釋了。

在1993年和1994年，金融會計標準局提議改變對經理股權的處理方法，但是采用股權這種做法的公司卻對現狀極為滿意。它們完全認識到，如果其持股者更清楚地了解到這些股權減少了其股價的話，那么這對它們意味著什么。經理們并不想讓這種事情發生--至少在他們賺到錢之前。華爾街與硅谷在對付金融會計標準局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們轉而求助于國會與政府，它們獲得了財政部與商業部的支持。但我們經濟顧問理事會認為，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應干預金融會計標準局決策這個做法是錯誤的，會計標準局不應受這些干涉的影響。我們指出，盡管給股權賦予價值是很困難的，但在會計框架中，衡量其他許多類目存在著同樣的困難。例如，對貶值提供精確的測算遠遠要比對股權的精確測算困難得多。很清楚，零股權是錯誤的，我們能夠并應該做得更加出色。但是，政治往往勝過原則：財政部與商業部向金融會計標準局致信，堅決反對對股權進行計算，它還須承擔其他壓力，于是，金融會計標準局最終做了讓步。正如最近幾個月的事態所表明的，這是個錯誤做法。

事實上，利害攸關的不只是良好的管理原則。股價為投資提供信號。當那些股價沒有反映所能獲得的一切的最佳信息時，資源沒有很好得到配置這種風險就增加了，從而導致一個引起股市泡沫因素的繼續存在，異想天開的金融技術可用來誤導股東這種陰險想法得到了強化。

當然，我們都被告知，年度報告的尾注上都解釋了股權與經理們報酬的真實情況。但是，即使是最老練的分析師也不可能對被說的一切都解釋清楚；無人能夠清楚安龍公司年報的尾注。擁有會計標準的惟一目的就是讓投資者更為容易地評估企業內部所發生的一切。

使人誤解的會計做法以及稅收刺激鼓勵各個公司采用贈送股權而不是在將來提高公司實績的鼓勵給予報酬，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經理們甚至更有理由采用使人誤解的會計做法。經理們不是依據其公司業績而是股價獲得了報酬。安龍等公司的例子證明刺激很重要，市場并不總是提供正確的刺激，這就是政府為何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每場游戲必須有規則，政府為經濟游戲確立了規則。如果這些規則促進了特殊利益或者公司經理利益的話，那么其結果不可能促進大眾利益或小股東的利益。

同時，會計行業存在著與那些被認為不是欺騙美國投資者的那種“意識到全面市場潛力”的行為相互合作的巨大動機。證券交易委員會前主席和喧囂的90年代一位真正但又經常未被人們稱頌的英雄之一的萊維特

（Levitt）

認識到會計企業不僅從事其固定業務，而且通過提供咨詢服務賺走了數百萬美元，這是他的功勞之所在。他推動管理制度，以制止會計企業為那些同時接受查賬的公司提供有利于自己的咨詢意見。不幸的是，會計企業以及它們所稱之的“請相信我們”的盟友們占了多數?，F在，我們意識到了萊維特的智慧：當不良行為的動機極為強烈時，信任也只能達到如此的程度。公司的首席執行長們有著其他同謀者，尤其在投資金融界內更是如此。投資銀行散布的不良信息導致了價格的不實，隨后導致高度的變動性，最終導致對市場的不信任。

即使內部之間的電子郵件暗示那些股票并不如所想象得那樣好，但投資圈的分析師們會有意地吹捧其企業所代表的股票，這現已成為一種常識。萊維特推動公正的信息披露，以便向一些分析師所提供的信息將會被同時公諸于眾，但是他并沒取得多大的成功。雖然萊維特一直致力于減少利益沖突，但沒有成功。立法的變化使得情況更為糟糕。大約在25年之前，美國就已開始與減少管理制度談上了戀愛。顯而易見，在新政時期所確立的許多管理制度存在著一些問題。世界已發生了變化，管理制度卻沒有及時跟上步伐。可是，經常談及的問題并不是何為正確的管理體制，而是我們如何盡可能快地擺脫這些管理制度。

美國本應吸取儲蓄-貸款崩潰的教訓，因為這使得美國納稅人損失慘重，這是1991年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這也是1989年布什政府施加更加平衡的管理體制的原因。股權和其他設計不善的報酬計劃證明，在金融部門所產生的問題與其他地方一樣，其后果甚至更為嚴重。當市場繁榮時，一些投資銀行被慫恿違反管理制度和倫理標準，

它們向那些獲得有價值的首次公開上市股票的人士要求回扣或額外手續費，證券交易委員會對信貸機構的調查活動揭露了這種做法。為了制造虛假交易，銀行與安龍和其他公司一起狼狽為奸，銀行從交易中賺到了錢，公司股票價格提高了，而投資者卻未能識破其債務的實際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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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著一個沒進一步推動放松管理制度的年代的話，非90年代莫屬。即使合法的金融工程技術意味著投資者與管理者一樣在評估公司收支時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難。這類創新為那些希望提供使人誤導的信息的壞人創造了新的機會；管理制度的放松只會增加那些機會。但是要求放松管理制度的力量的強大程度從來沒有超過喧嘩的90年代：將被創造的利潤是大量的，

對市場經濟的不變信奉看來已被那種經濟的驚人業績所證實。金融利益享有者目睹了史無前例的開放程度。半個多世紀以來，商業金融業以充足的理由從投資金融業中分離出來，投資銀行推動了股價。這樣，如果它們所推動的股票的公司需要現金的話，它就會受到吸引，從而為該公司提供貸款。

將投資金融業從商業金融業中分離出來的1933年的《格拉斯-斯特格爾法案》認識到，當兩者混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引起利益沖突。但是當1995年魯賓就任財政部部長之后，關于保持它們相互分離的關注就被擱在一旁了。大銀行將擺脫《格拉斯-斯特格爾法案》視為一個擴大自身規模的一個機會。財政部堅持認為，廢棄法律不會產生什么后果，因為銀行已學會如何來規避它。財政部同時認為，它可以通過在銀行部門之間設置障礙的方式對付利益沖突問題。當然，如果這些措施奏效的話，那么這將損害首先取消正式分離這個最為中肯的論點。

一個人不可能既聲稱銀行整合是重要的（利用經濟學家們所稱的規模經濟的優勢），又同時聲稱銀行各個部門應被分門別類是重要的（以避免任何利益沖突）?；剡^頭來看，所謂的“中國長城”并沒有發揮作用或并沒有有效阻止嚴重問題的產生，這是很清楚的。例如，甚至在安龍的問題開始暴露時，銀行還繼續向該公司貸款；銀行所賺的錢要比它們為貸款風險支付的賠償要多得多。

當今經濟問題所涉及的三個部門--金融、電訊和電子交易都易受放松管理制度的影響決非是種巧合。管理制度的放松的每個大動作幾乎都會引起泡沫和破裂周期，這三個部門事態的進展證明無不例外。在電訊業方面，需要確立一種新的管理體制；60年前制定的舊式管理體制顯然不適應新經濟。不管通過何種法案，總會產生問題。但隨著各種市場力量獲得解放，任何在市場上站住腳的公司都可能賺取不知其數的利潤，這已成為人們常識的一部分。于是，競爭開始了。很自然地，競爭需要資金，金融部門管理制度的放松在這里發揮了核心作用。

新經濟世界的復雜性--新技術、新金融工具以及一個更加一體化的全球經濟--正在對舊的管理制度施加壓力。必須做出改變，會計行業不得不學會處理新的金融工具，諸如衍生金融產品以及各種技術。管理機構不得不應對于全球化與新技術。但是特殊利益依然在決策過程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并繼續對放松管理制度大唱贊歌。放松管理制度政策在短期內并不能幫助刺激經濟的發展，它們創造了股市的泡沫，使得一些投資者一夜間就成了百萬富翁。但用格林斯潘的話說，它們也助長了“非理性的富?！?，結果最終導致了資源分配的巨大不當。本應用于基礎研究以改善國家長期前景的資金、本可以改進惡化基礎設施的資金以及本可投資用于改善破舊校舍的資金，都被用于毫無用處的軟件公司和網絡公司了。那些被認為正在指點美國經濟的人士從虛假會計所帶來的欣快癥獲得的好處并不亞于那些首席執行長。是的，在泡沫最后幾年（克林頓政府最后幾年），經濟統計數據看來不錯，但是，泡沫的突然發生使得美國經濟陷于危急之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甚至在對不受限制的市場與自我管理的市場的信任導致了政府從需要它的領域中撤離，人們對將政府從其作用更成問題的那些領域中撤離的熱情卻并不高?？肆诸D政府初期，勞工部長賴克與經濟顧問理事會一起推動減少現在已為人們所熟知的“公司福利”（直接補貼、免稅、保護免受外國的競爭）。可是，在減少公司福利方面進展甚微；事實上，新的形式已經形成，而老的形式為了生存已被改變了。一個例子是，被現任財政部部長奧尼爾稱為先鋒的全球鋁業卡特爾。在擔任公職后不久，奧尼爾就聲稱世界的問題是，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然而，在七年之前，作為一家鋁業董事局的主席，他卻要求政府幫助制止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因為它們正在導致全球鋁業價格的下跌。鋁業界得出的結論是，恢復市場穩定的最佳方法是建立一個國際性卡特爾組織。這個卡特爾組織將競爭性市場的一般運作方式擱在一邊：每個成員國都被分配固定產量。

另外一個例子是，對美國出口企業免稅數十億美元，這使得我們的貿易伙伴極為憤怒，以致它們1998年在世界貿易組織面前采取了行動并贏得了勝利。國會不是放棄這些補貼，而是企圖使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相互兼容。雖然如此，但在新法案獲得通過之后僅僅9個月，世界貿易組織就裁決這個法案并不合法。第三個例子是克林頓政府財政部的論點，即承擔制造核武器和核能核心成分富含鈾的那些政府機構應被私有化，正如有位批評人士所說的，

這是將美國安全待價而售。在人們對核擴散擔憂增加情況之下，這看來越來越顯得荒謬可笑。

最后，人們從這些例子中也許最不會忘記的是，存在著表面配合但私下卻為長期資本管理

(LTCM)解套提供資助的情況，在1998年9月時，LTCM是世界最大規模套頭基金之一。套頭基金一般將目標對準富人；盡管“套頭”這個術語表明投資者防范著他們的賭注，但他們經常處于大投機的態勢。

僅僅在一年之前，作為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以及其他國家關于套頭基金應對東亞金融崩潰負責這種指責的回應，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這類基金數目很小，不會引起問題，即使在像馬來西亞這樣的小國。但是，現在由于長期資本管理的朋友們亟待幫助，它們認為單個企業的滅亡可能會在全球金融市場引發大混亂。這種恐懼是否有理由將永遠不得而知；但態度的突然轉向令人煩躁。此前，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曾談論過保持政府（包括金融管理者）與私人部門之間嚴格分離的重要意義。他們稱，不這樣做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裙帶資本主義，但在私人解套中擔任發起者（領頭人）的是政府管理者。在東亞危機時期，美國官方譴責公司治理中的利益沖突，首席執行官正在動用他們的權力將其公開擁有的公司資源委托給某個企業。在整個世界，在喧嘩的90年代，長期資本管理的保釋金被視為我們虛偽態度的標記。

三、誤入歧途的模式

克林頓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通常被視為90年代的又一個重大勝利。執政伊始，政府就承擔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推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烏拉圭回合，并用計瞞過國會，對墨西哥經濟提供經濟援助。但從我們目前的前衛觀點來看，這類行為看來為我們的最大失誤之一--美國對全球化方法處理不當--拉開了帷幕。這種處置不當使得整個世界增強了經濟的不安全感，使得發展中世界不公正感覺極為強烈。

就拿東亞危機來說，這是美國財政部至少應受到指責的一個災難性事件。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鼓勵激進資本市場“自由化”--即不發達市場向猛攻的高度投機性投資開放。由于東亞國家具有較高的儲備率，所以并不存在讓東亞國家迅速開放的必要性；換言之，那些國家國內擁有足夠的生產性投資資本，這使得外資流入必要性并不顯得那樣緊迫。但是，原教旨主義者的市場意識形態要求資本的自由流動也應有利于發展中國家。自由流動的資本有利于投資者，這點是很清楚的，但并沒有證據表明自由流動資本會促進經濟增長。的確，世界銀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壓倒性的證據是快速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極具風險性。財政部卻對這種證據視而不見，并極力加速自由化進程。

在很大程度上引發東亞危機的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然后趕緊制定了解救措施。一千多億美元被用于幫助支撐亞洲國家劇跌的匯率和幫助提供資金以償還西方銀行。正是這些西方銀行和同樣數目的國家被解救出來。事實上，東亞并沒獲得多少好處。高匯率的確使得部分富人以有利的條件將錢從他們的國家拐帶出來。解救措施的確使得部分西方銀行收回了損失，但是在這些國家，失業率上升，國內生產總值和實際工資猛降，各國政府負債都高達數十億美元。

那些日子最好過的國家恰恰是那些并不關心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馬來西亞不僅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項目，而且，盡管來自財政部的激烈批評，該國對資金外流施加控制，其所經歷的衰退時間最短、程度最淺。中國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方式避免了危機--這正好與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該地區其他國家所倡導的政策相反。同時，最聽從了美國建議的國家--泰國在危機發生四年之后，其國內生產總值也沒恢復危機發生前的水平。

東亞不是個異?，F象。在俄羅斯和阿根廷，也出現了極為相似的狀況--誤導的市場自由化，這是由短視的解救企圖所引起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盡管這些危機在經濟上造成的創傷很深，但政治上的創傷也許更為嚴重。我不認為美國以其他國家為代價設計了只對自身有利的政策，但事實是，在短期內，美國與歐洲一些公司的確從這些危機中得到了好處。在進入東亞、俄羅斯和阿根廷時，西方國家銀行都賺到了錢，在危機之后，它們被請來幫助重構經濟時，它們賺到了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進這些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這些政策加深了衰退并導致了在出口價格上的討價還價。當時的財政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堅持認為，這些國家以極低價格推銷其資產。在宏觀層面，美國從進口品低價格和通過為從發生危機國家中逃逸的資本提供安全天堂這兩方面都得到了好處。

今天，世界各國以犬儒主義的觀點看待我們正在設法輸出的經濟思想。它們已開始相信我們推動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以我們自己公司和金融利益為指針的。提供數十億美元幫助歸還銀行欠款但卻不愿為窮人提供數百萬美元的食物和燃料救濟，我們的應急計劃只是證實了人們的這種印象。而財政部在東亞危機期間成功抵制日本提出的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也是如此，這個建議本允許該地區各國提供相互幫助。日本自己提供500億美元，這個數字與美國在不久前墨西哥發生經濟危機時向該國提供的數字相同。

在亞洲危機中，許多經濟學家和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官員指責受到危機影響的國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那里盛行的裙帶資本主義。透明度是重要的，因為會計丑聞表現得如此明顯。該問題是我特別協調的一個問題，因為這項工作，我后來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該工作的中心集中在不完美和非對稱性信息上，包括利益沖突所引起的那些問題。但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過度市場自由化的結果。馬來西亞的迅速恢復清楚地闡明了這一點：如果這場危機源于制度失敗的話，那么這個國家可能永遠不會如此迅速地獲得恢復。

事實上，這里采用了兩個標準：亞洲銀行與公司被告知，即使在美國違反那些要求歐洲和美國銀行、海外金融中心以及套頭基金同樣遵守的管理制度時，它們也要變得更加透明。美國的虛偽在”9·11“之后變得更為明顯，當秘密海外銀行賬戶在資助恐怖主義方面的作用變得清楚時，美國對這種秘密賬戶的立場突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四、神話與后果

對90年代的新認識要求我們對自己和世界承認，我們采用了一種廉價獲得增長的誤導性設想。不是通過控制消費為繁榮融資，卻年復一年地從海外大量舉債。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填補積蓄與投資之間不斷拉大的差距，這個差距確實始于里根時期，但在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時期擴大了，在小布什時期達到了新的程度。當然，將低利率借來的資金用于高回報的投資項目是講得通的，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利潤足以支付所借的附帶利息的資金。多年以來我們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

可是，在90年代，我們開始試驗自己的運氣，不用提到那些我們要他們以我們為榜樣的國家，我們繼續試驗著自己的運氣。我們使自己深陷于債務之中，不是為生產性投資融資卻是為浪費的項目融資：在80年代，是空蕩蕩的辦公樓；在90年代，是多年看不到前景的纖維化學體系以及干涉而不是提高生產力的軟件；

今天，一個對富人極為有利的減稅計劃助長了消費鋪張行為，盡管它也許阻止了更大程度的衰退，但它并未為將來經濟增長提供基礎。尚不清楚90年代究竟有多少私人的所謂投資被徹底浪費了；但是，即使我們股價損失中只有一部分應歸咎于不良投資的話，

那么這個數字肯定也在數千億美元之間。我們依然是如此的富裕以至于我們也許不會立即遭受財富減少這樣的損失，但后果已變得很清楚：不僅對市場而且對政府都失去了信任；對這種制度是知情者游戲的這種懷疑；對美國在海外道義領導地位是一大打擊。雖然對美國式全球化的攻擊也許被魯德分子（在英國，在

1811~1816年之間以搗毀紡織機械為手段抗議資本家降低工資和解雇工人的團體的成員--譯者注）和保護主義者推動，但這是被美國虛偽性和新的全球體系不公平這種感受所鼓動。烏拉圭回合（迫使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產品開放它們的市場，而同時發達國家卻對其所生產的許多產品進行保護和提供補貼）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至于次撒哈拉非洲這個世界最為貧窮地區實際上結果更為糟糕，制藥公司的利益超過了數百萬遭遇到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折磨病人的利益，當這些制藥公司堅持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基因藥物的生產應被禁止時，這些病人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脅。

如果我們不從我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的話，那么對于需要對此承擔責任的私人部門和政府而言，我們下次也許就不會遇到如此好的運氣。那就是說，我們不應輕視90年代的成功，即使我們不能肯定誰應對它們負責任。從自那時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來看，有些成功尤其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先將美國預算房間打掃干凈是經過艱苦努力所贏得的成就，這應歸功于魯賓。由于誤導的減稅政策，僅在一年之后的突然政策轉向表明，勝利可以如此的短暫，成功可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被一項錯誤政策所毀掉?？肆诸D政府設法抵御了來自要求保護的鋼鐵業的壓力?？墒?，布什政府卻正在增強人們對美國虛偽性的強烈感受。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帶頭采取行動以減少利益沖突，至少認識到這個問題。在布什統治下，利益之間的正面沖突已成為家常便飯，只有利用公眾的憤怒力量才能使政府有所行動。

在許多方面，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強勁的，在90年代時期，它們得到了加強。新經濟是真實的，即使其重要性已被過分夸大了。新技術導致了生產的提高并將繼續對我們的生活水準產生重大影響。維持低失業率的條件既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又給予我們處理重要社會問題（尤其那些缺乏技術的勞動力被排斥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問題）的機會。

可是，新經濟是真實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已理解它了。在對我們自己和世界解釋我們在90年代成功時，我們已推出了一套急需揭露事實真相的神話：赤字減少本身導致了90年代經濟繁榮；經濟領導人的才智創造了新的繁榮；放松管理制度和自我管理的市場是保持這種繁榮的關鍵，因此應被輸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國式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平等與社會正義這些崇高原則基礎上，這種全球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全球的繁榮，受益的不僅是美國金融市場，而且是發展中世界的窮人。

這些神話都服務于某種目的。例如，減少赤字的神話就是以政治上的強硬措施（國會一致通過）來團結國人，即在12年的赤字劇增后，必須采取這些措施以恢復財政責任。全球化的神話幫助我們采取措施，克服保護主義者情感。但不管這些神話在短期內是多么有效，最終它們是有害處的。減少赤字這個神話顯示，如果阿根廷或日本處于衰退并有巨大赤字的話，減少這些赤字將會帶來繁榮。但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提議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必要的話，這種政策反而會大大增加赤字。繁榮是經濟英雄們的杰作這個神話也是危險的：它將人們注意力從政策上轉移開，并增加了經濟的脆弱性：經濟盛衰不可避免地將疑問投向英雄們創造奇跡的能力上，對這些英雄信任的減少將造成人們對經濟信任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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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如同一艘大船：它們不可能迅速掉頭。而且，它們變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至于因果關系并不總是十分清楚?，F在，統計學家告訴我們，80年代的增長程度要比我們所想象得更加強健。而90年代后期的增長卻比我們所想象得要更加脆弱。數十年來，我們在計算機和高技術方面投入了巨資，但這些投資卻未能從國家生產力的數據上反映出來。90年代，這些投資最后得到了回報--這個功勞應歸于魯賓和格林斯潘那些短期政策上。認定我們已發現了世界經濟毛病的答案，我們將那些政策推向其他國家。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巨大優點，但它并不是惟一有效的體制；對其他國家來說，其他體制也許更加有效。例如，雖然他們已修改了其傳統的福利體制，但瑞典人并沒有拋棄這種體制；這種體制提供的安全不僅減少了貧苦懸殊現象，而且鼓勵那種新經濟必需的承擔風險行為。如同在美國一樣，在瑞典，各個方面的生活水準略有提高，新技術加速擴展。瑞典人事實上比我們更好地戰勝了最新一次的全球經濟衰退。

因為我們是世界最為強大的國家，所以其他人正指望著我們停滯不前；我們的狂妄自大和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過分推銷煽動了它們的敵意?，F在所暴露出來的我們在制度上的漏洞已為美國批評者們提供了大量機會。如果推銷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是美國對外政策首要目標之一的話，那么我們的行為方式是弄巧成拙。

事實上，世界在經濟上已變得相互依賴，我們只有建立公平的國際安排才能使為全球市場帶來穩定，這將要求一種合作精神，這種合作不是建立在暴力、在危機中指定不合適的條件、強加不公平的貿易協定或指定虛偽性的貿易政策等基礎上，所有這些做法是美國在90年代所確立的霸權遺產一部分，但自從新的政府上臺以來，這些做法看來已變得更加糟糕了。

最近，在西雅圖、華盛頓等地全球經濟領導人會議上的抗議行動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是當頭一棒。顯而易見，我們正在推動的全球化就像美國自身一樣極不受人們的歡迎。對于將許多時間都放在發展中國家的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士而言，這些抗議行為并不讓人吃驚，除了那些相信美國式全球化神話的人們之外，這對他們來說絕對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人們發問道，我們正在幫助的那些國家為何對我們和我們的政策感到反感呢？答案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這個簡單事實，即全球化使得發展中世界許多最貧困的人群更加貧困。即使在他們生活有所改善時，他們也感到自己更加脆弱。阿根廷被吹捧為改革的好學生。他們發問道，看看阿根廷，如果這是結果的話，那么，我們的商店里有什么呢？隨著失業和脆弱感的增加，有限增長的成果卻不成比例地落到富人們頭上，社會非正義感也隨之增加了。出于我們短期利益考慮，我們已將不少注意力集中在我們自己的經濟方法論和治理全球化上，我們一直未能分清我們為我們自己和世界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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