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論壇上發言的大多是草民一般平頭百姓，目光比較“短淺”，多從身邊所見所聞的事兒理解和議論，恐怕在“上窮”先生眼里，那里有曾經“用‘皇甫平’署名，“主持撰寫‘皇甫平’系列評論呼喚深化改革”（皇甫平語）的皇甫大人之高遠，如果在“陣痛”之余諂媚幾句“就是好”呀、“理性”呀之類，就不至于被“上窮”先生“笑看”成所謂“可真是‘乏’的厲害，眼瞧著就陷入窮途了”。
承蒙“上窮”先生厚愛，草民被當成“窮途”的標靶，其中的核心是“上窮”先生“找”到了或者說炮制了一個“這話的邏輯是，如果你比你談論的人要富裕，那就請你閉嘴；你非要說非要寫，也只能搞出些不那么‘踏實’的東西出來，誰會信呢？乖乖，原來你們這些口頭上的左派的心里，對馬列主義、對毛主席、對鄧小平先生以及中央領導竟然有這樣一種看法。”的“上窮”式的邏輯，然后按照自拉自唱的這個邏輯展開所謂“嬉笑怒罵”的文章。
草民議論了皇甫先生的“待遇”是不假，但“上窮”先生掐去了一個前提，就是皇甫先生說話的背景，如果認真讀過皇甫先生的《不可動搖》者，不難找出其許多觀點與當下“主流”經濟學家們同出一轍，有時候甚至是原版照搬，比如什么“‘仇富’情結無助于縮小貧富差別，”之類，在其接受訪談中有一句“有些人在媒體上掀起一股攻擊、丑化為改革作貢獻的我國經濟學家的浪波。”，更擺明了皇甫先生雙腳的立向，那些“我國經濟學家”為財富寡頭顧雛軍撐腰而后被殘酷的現實搞得“集體失語”的窘迫，人們記憶猶新，皇甫先生這個時候出來為其們喊冤，草民自然以“短淺”的草民之見探討一下皇甫先生的生活場景，因為皇甫先生自己說了“中國正處于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多樣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調整利益關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皇甫先生屬于什么樣的“利益主體”的問題，難道就碰不得，碰了就是什么“如果你比你談論的人要富裕，那就請你閉嘴；你非要說非要寫，也只能搞出些不那么‘踏實’的東西出來，誰會信呢？”的“上窮”式的邏輯。更何況皇甫先生憤憤不平地“談論”了什么“仇富情結”、“為改革作貢獻的我國經濟學家”之類，這些“為改革作貢獻的我國經濟學家”的“先富”，恐怕是有目共睹的。
一如既往地，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樣子的晦暗心態，“上窮”先生總要拉出毛澤東來開涮，“上窮”先生說“而毛澤東家里是中農。既然都中農了，再說什么都沒有用了——革命的是貧農和下中農。我就奇怪當年怎么沒有云淡網友這樣大義凜然的人指著毛的鼻子，讓他先革好自家的命。”，好像抓住了毛澤東什么“把柄”，好不得意。當然，如果當年毛澤東不是起來與貧農和下中農一起革命，并且為這個革命付出了一個家族6位親屬生命代價，而是安于“中農”的生活，并向著地主、資本家、買辦階級的“上流社會”攀爬，或者至少當一條“資本家的乏走狗”，你“上窮”先生就不會來這么多的談資了吧。更況且，如果當時的革命對象中有“中農”的話，毛澤東不是已經“先革好自家的命”了么，還革出來6位烈士。
“上窮”先生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直開涮到毛澤東，還“引經據典”，顯得很有“素質”的樣子，但是，在這種“素質”的背后，總有一股陰森森的涼氣。但“上窮”先生在得意之中，露出了一只“痛腳”，就是含血噴人，噴向馬克思。
“上窮”先生不無揶揄地舉例說“先說馬克思，父親是律師，地道的‘社會賢達’。老馬一天沒有去工廠打過工，一天也沒有下過鄉接受再教育，草民搜尋了能夠見到的資料，所描述的馬克思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窮光蛋，過的是有上頓沒下頓的艱難日子。下面是一些資料：
“馬克思自投入革命活動以后，一直過著貧窮的生活。尤其在寫作《資本論》時，更是貧困交加，債務累累，疾病纏身。他吃的是面包、土豆，三九嚴寒時家里沒有一點煤，更不要說買藥的錢了。那時，他肝病經常發作，曾擔心肝硬化。醫生要他停下手中的工作去旅行，可他做不到，一則沒有錢，二則渴望早日把《資本論》寫出來。以后，又是腦痛、牙痛，最后發展到皮膚上患癰和癤子。…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5年時間內，始終受著病痛的折磨。這病痛又花費了他大量的藥錢，致使負債累累。他說：‘恐怕沒有一本書是在比這更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人民網《環球人物》）。
馬克思在巴黎、倫敦期間，因為無錢交房租，加上政治迫害，被迫房東警察6次趕出家門，“１８５０年５月，馬克思搬進迪安大街４５號，不久，又因房租遷到了這條街的２８號，一家七口住在兩個狹窄的小房間里。”、“這年的１２月，馬克思領到了一張英國博物館的閱覽證，從此，閱覽室成了他的半個家，他每天從上午９點一直工作到下午８點左右，回到家里還要整理閱讀材料所記錄的筆記，一般情況，他都是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曾對別人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８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１６小時。”（《資本論的誕生》世界上下五千年(近代卷)）。
馬克思的經濟情況極為糟糕“一家人的經濟來源主要靠他極不穩定而又極其微薄的稿費收入，加之資產階級對他的迫害和封鎖，使饑餓和生存問題始終困擾著馬克思一家，差不多把馬克思置于死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常常囊空如洗，衣食無著，在困境的泥沼中掙扎。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經濟上長期無私的援助，馬克思無法從事領導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專心理論創作。從1852年2月27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我們看到這位全世界著名理論家的困境，馬克思寫道：‘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寫信向恩格斯傾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種神經熱，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沒有買藥的錢。八至十天以來，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夠弄到這些，還成問題。’”。
而對馬克思進行了無私援助的恩格斯也并非什么“上窮”先生嘴里的“資本家”，為了支援馬克思完成《資本論》，“1850年，恩格斯毅然決定重返曼徹斯特，在‘歐門—恩格斯’公司當店員，從事他十分厭惡的經商工作。”、“對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當作是自己的困難。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 2月初我將給你寄5英鎊，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即使我因此到新的決算年時負一身債，也沒有關系。……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5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要錢，因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此時的恩格斯在歐門——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辦事員，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后來作了公司的囊理，月薪有了提高，從1860年以后，對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鎊，還常常‘另外’給些資助。從1851年至1869年，馬克思總共收到了恩格斯的匯款3121鎊。對當時的恩格斯來說，這已是傾囊相助了。”（新華網），馬克思為創立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傾其一生，在貧困交加中失去了3個孩子。
這些初中生都了解的史實，到了“上窮”先生陰澀的嘴里，就成立什么“老馬一天沒有去工廠打過工，一天也沒有下過鄉接受再教育，樂哉優哉地整天看書”，“上窮”先生為了在這里數落“數學”、“云淡”們的“窮途”，把一位令人尊敬的偉人拉出來含血噴之，顯得太不厚道些吧，“上窮”先生倒是顯出一個特點，為圖一時的口舌之快，竟不惜撒謊歪曲。
這樣的話，草民倒是覺得這樣一來，“可真是‘乏’的厲害，眼瞧著就陷入窮途了”的像是自命不凡的“上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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