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私有化”幫兇的自我撇清與美化——評周炯然的《評新“萬言書”》

 作者：李憲源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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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完周炯然《碰撞出更鮮明的分野――評“新萬言書”》一文，最鮮明的感覺，就是在中國竭力鼓吹“只有資本主義可以救中國”的哈耶克主義信徒，開始撇清賴賬，開始把中國特色“私有化”路線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和天怨人怒狀況，說成跟他們一度為之歡騰雀躍的“自由主義終于浮出水面”毫不相干的現(xiàn)象。 首先，對“新萬言書”所憤怒揭露批判的“由于中國資本原始積累有其特殊性，主要源泉之一就是蠶食國有資產(chǎn)，兩極分化趨勢特別劇烈，基尼系數(shù)已經(jīng)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另據(jù)美林04年度財富報告，中國內(nèi)地千萬富翁24萬，掌握財富近萬億美元，大約為03年GDP的2/3”之現(xiàn)象，作者用故作贊揚的口氣，煞有介事地問道：“這樣的分析，比起老的“萬言書”更具國際眼光，不知是否借助、引用了自由民主主義者的社會分析”。 對此，我不僅要反問： 一、所謂“自由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確切界線在哪里？以北京社會經(jīng)濟科學研究所為代表，中國所有哈耶克主義信徒中,有多大比例人士屬于所謂“自由民主主義者”？ 二、這十幾年來，這些“自由民主主義者”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是主張私有經(jīng)濟蠶食國有資產(chǎn)，還是國有資產(chǎn)蠶食私有經(jīng)濟？ 如果作者對第一個問題感到難以精確回答，對第二個問題敢于坦率承認“自由民主主義者”一貫竭力主張“私有經(jīng)濟蠶食國有資產(chǎn)”的真實立場，那么，暗示中國左派“借助引用了自由民主主義者的社會分析”，又是什么涵義呢？是否意味著所謂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可以憑借一句提示性的、缺乏必要注解說明的所謂“社會分析”，就能否定在中國鼓吹“私有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之因果聯(lián)系？就能逃脫難辭其咎的必然罪責？
　　　　
　　其次，作者一面批評“新萬言書”在“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維護“人民民主專政”問題上，“表現(xiàn)出嚴重的思維混亂”，一面強調(diào)：《萬言書》“在實現(xiàn)民主的對策建議中，卻體現(xiàn)出與自由主義的某種‘呼應’”。并且一口咬定“新萬言書”所提出的：“第一，在國有企業(yè)中，必須恢復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要賦予職代會民主管理權，對職代會和工會行使權力給以切實的支持和保護；在私人企業(yè)和三資企業(yè)中要幫助建立和完善工會制度，鼓勵和保障職工行使合法權利；第二，在農(nóng)村中要允許和鼓勵農(nóng)民組織農(nóng)民協(xié)會以便保護自身的利益；第三，在社會上要保護各種群體以各種方式進行維權的言論和行動，要使憲法規(guī)定的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以及罷工、游行、示威的自由能真正實現(xiàn)。……已經(jīng)踏入他們所激烈反對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以至出現(xiàn)話語重合。” 如果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真地那么渴望看到據(jù)朱學勤先生斷言受“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之“兩大精神病灶”“毒害”很深的中國廣大工農(nóng)底層民眾，獲得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以及罷工、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當年有人公然取消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的類似公民權利時，為何就不吭一聲、甚至拍手叫好呢？ 必需澄清的是，“新萬言書”所追求的，明明是多數(shù)民眾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你們所追求的，則是由少數(shù)資本財團所操縱控制的西方“金權假民主”制度；這兩種根本對立的追求，怎么可能“在旋律上與自由主義者、民主憲政追求者形成‘交響’，至少是有同頻共振之效的‘二重奏’？請解釋之。
　　　　
　　再次，“新萬言書”強調(diào)：造成諸多中國嚴重問題的總根源，“就在于執(zhí)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走了一條資本主義復辟道路，其代表人物取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掛馬克思主義羊頭，賣修正主義狗肉”之判斷，對中國社科院左翼學者群有關“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產(chǎn)階級關于全球化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表現(xiàn)，它的核心是經(jīng)濟上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政治上‘西化’，是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向發(fā)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對于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一個實行和平演變，從根本上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把軟刀子”。 對于這一理直氣壯、言之確鑿的重要政治結論，詞缺理虧的批“新萬言書”作者，也許覺得不好也不便正面爭論，于是再一次不作任何資料注釋地提示標榜道：“我國自由—社會民主主義追求者對中國所謂‘私有化’即‘權力私有化’的批判更早、更為深刻尖銳”；而中國左派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目的，就是“將中國的‘權力私有化’改頭換面為與國際社會所有私有化問題完全相同、相等的問題，將經(jīng)濟全球化妖魔化，再將兩者生硬地扯在一起。將中國改革開放本來意義及其對中國帶來的變化基本抹煞，將中國深化改革的發(fā)展方向基本否定”。
　　　　
　　在此，人們不禁首先要問：所謂“國際社會”普遍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私有化”，跟中國所謂的“權力私有化”，是在促成資本主義私有經(jīng)濟替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jīng)濟這一根本方向目標上，還是僅僅在如何實行這一方向目標的具體形式和實施手段上，存在某種區(qū)別？ 其次我們要問：中國新自由原教旨主義者（因名聲太臭，現(xiàn)在又自加了一頂“自由——社會民主主義追求者”的漂亮新帽子）認定模仿西方制度的“俄羅斯式”“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才恰恰是腐敗泛濫根本成因”的結論，是否就是確證“我國自由——社會民主主義追求者對中國所謂‘私有化’即‘權力私有化’的批判更早、更為深刻尖銳”的典型事實和突出證據(jù)？ 如果是，那好，就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種所謂的“自由派高見”，到底“更為深刻尖銳”在哪里。 一，依周炯然大作所言，如果“學習西方發(fā)達國家權力制衡、司法獨立、政務公開等體現(xiàn)先進政治文明的制度，必然包括權力劃分制度、權力產(chǎn)生制度、權力任期制度、權力轉(zhuǎn)換制度、權力監(jiān)督制度，必然包括公民選舉、監(jiān)督、罷免權力掌握者的民主制度。國家社會生活納入憲政框架，走上法治軌道，才能從根本上創(chuàng)造治理腐敗的社會環(huán)境”的結論是正確的，怎么解釋早已全面完成這一整套學習模仿任務的俄羅斯，會出現(xiàn)連共產(chǎn)黨著名叛徒戈爾巴喬夫先生都要痛加揭露控訴的“俄國前所未有的最為腐敗的歷史時期”？ 在回答這一追問時，請不要把“歷史后遺癥”之類作為勉為其難的辯解理由。因為很顯然，如果“學習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萬應靈膏”無法應付前蘇聯(lián)“極權主義制度”的“歷史后遺癥”，那么，也就顯然無法療救具有類似“歷史后遺癥”的中國！所謂的“萬應靈膏”，就變成了具有“假冒偽劣藥品”之嫌的“不應靈膏”；繼續(xù)向十幾億中國人民起勁兜售“假冒偽劣藥品”，就不僅是一個道德品質(zhì)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是否應該嚴肅追究查處的法律問題。 再次，我們不能不問：在中國存在既定集權制度的現(xiàn)實“改革”起始條件下，存不存在跟中國目前“權力私有化”方式絕然不同的、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意義上的“私有化”途徑和方案？如果有，為何不早早推而行之？ 中國諸多能言善辯的自由派高手名人，一向把“政治改革不配套”，作為造成中國目前惡劣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根源。但當我反詰追問他們：如果在經(jīng)濟改革啟動時，就全面配套、當機立斷地同時革掉中共的“一黨專制”，能夠確保少數(shù)貪官污吏占盡便宜好處、讓廣大工農(nóng)承擔慘重成本的、啟動和不斷推動“改革開放”進程所必須的利益推動力，又從何而來？ 如果中國不存在一個高度集權型的、以“社會主義”為名義的國家暴力機器，1989年當北京工人高舉毛澤東像上街游行示威時，靠什么力量以什么名義來鎮(zhèn)壓這類與自由派心意“對著干”的反抗？ 如果真如中國激進自由新右所主張的那樣，所謂“改革開放”一開始，就自我或強制剝奪中共當權派所掌握的巨大權力和政治能量，在當時中國各類現(xiàn)實政治力量和派別中，誰有那份能耐、必要的組織系統(tǒng)、統(tǒng)治經(jīng)驗和相應資源，能夠如此巧妙又敢如此強暴地壓制十幾億底層民眾的利益愿望、肆無忌憚地推動“拉美化”兩極分化路線長達三十余年？ 沒一個人，沒一個人敢于和能夠正面回答我這類有關中國現(xiàn)狀和原因之間內(nèi)在聯(lián)系的核心追問。 澳大利亞的楊小凱和清華大學秦暉有關“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的種種解釋，無視每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發(fā)展方式，必定要符合該國特定“路徑依賴”和主客觀條件限定之規(guī)律，純屬欺人之談。 真正符合客觀理性之分析要求的解釋應該是：如果不以社會主義作對比參照，各國資本主義本身，其實并無“好”與“壞”的區(qū)分；而只可能是：發(fā)生在美國的資本主義，自有美國資本主義的相應特征；發(fā)生在中國或俄國的資本主義，則必然具有中國或俄國資本主義的相應特征。 用美國或瑞典資本主義的“完美成熟”，來為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的丑惡血腥作辯護，大談特談“應該是怎么樣”，而不敢研究探討和勇敢揭露批判“實際是怎么樣”，強調(diào)“黑烏鴉不是錯，黑烏鴉沒按照白烏鴉的完美理論漂白自己的羽毛才是錯”，真是非常地不嚴肅，一點學者認真探討問題實質(zhì)性原因的真誠，都不具備！ 中國自由新右們所憎所怕的“新萬言書”明確申明：“共產(chǎn)黨幾十年的歷史證明，走群眾路線才是真正反腐的根本之道，在當前黨和政府內(nèi)部積重難返的時刻，更是非發(fā)動群眾所不能奏效的。要發(fā)動群眾就要相信群眾，認為群眾一起來就會搞亂局面的想法是錯誤的。”
　　　　
　　對此，批“新萬言書”作者概括為“在反腐敗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包括（了）價值層面的根本分歧”。“其中，隨著左派對‘相信群眾’、‘走群眾路線’、‘充分發(fā)動群眾’等毛澤東主義話語的反復重提和張揚，對‘公民’與‘群眾’的概念理解和選擇對立成為十分突出的交鋒”。
　　　　
　　按作者上述表達推測，在作者的眼里，似乎公民只有在單獨行動時，才能體現(xiàn)作為公民的資格和素質(zhì)，才可能形成“對權利、義務主體的充分確認與尊重”。而當制度無法保障處于政治經(jīng)濟雙重壓迫下的、狀如散沙的工農(nóng)大眾之“公民權利在政治生活中的實現(xiàn)”的時候，當這些“個體的公民”認識到自己必須集合為有組織的群眾，才能向處于政治經(jīng)濟優(yōu)勢地位之精英階級進行有效抗爭的時候，他們卻突然喪失了“公民”的身份、資格和權利，就成了以“階級、政黨、社團、集體、國家……利益”為名義，采用種種“理由損害公民基本權利”的“暴民”！單個的“中國公民”與群體的“中國人民”，就必然成了水火不容的冤家對頭！ 是誰給了《評新“萬言書”》作者這種權利，憑哪一條國內(nèi)法國際法的普適條款，就可以從“筆桿子可以殺人”的輿論導向?qū)哟紊希我鈩儕Z他人的“公民資格”？單憑他個人所崇拜的新自由主義“話語理論”？ 如果象“新萬言書”所建議的那樣，處于政治經(jīng)濟劣勢地位的社會底層公民，為確保自身在全民所有制資產(chǎn)總額中的法定權利和應有份額，不得不集合為有組織、守紀律、懂法規(guī)、顧大局的群眾，自覺運用現(xiàn)行憲法所明確規(guī)定的“維護公有制資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之基本原則，向少數(shù)瘋狂掠奪侵吞全民所有資產(chǎn)的暴富階層，展開合情合理合法的清算經(jīng)濟犯罪之“人民戰(zhàn)爭”，鑒于斗爭動力和斗爭對象都非常之明確，周炯然先生敢于坦率回答我，在這種形勢下，你們所擔憂的“基本權利”將會受到傷害的“公民”，到底是指哪一類人？ 對照現(xiàn)實生活中資本剝削壓迫者的種種野蠻血腥暴行和罪惡，如果必須以傷害甚至剝奪極少數(shù)人的“公民權利”作前提，來確保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基本“公民權利”不受傷害，你們打算站在哪一邊？ 如果不敢明確回答你們的理論主張和訴求歸根到底為哪個階級利益服務的根本性問題，不闡明自由派批判中國“權力私有化”的基本出發(fā)點和歸宿點，所謂的“更早、更為深刻尖銳”，就會成會一種面目模糊的、充滿有口難言之隱情的曖昧符號。 而“新萬言書”的左派人士就不同，為無所隱瞞、無所畏懼地表明自己堅決站在中國工農(nóng)大眾一邊的明確利益立場，作者在“依靠廣大職工立即剎住私有化的惡風”的標題下一針見血地指出： 國企產(chǎn)權改革以來，私有化的惡風刮得很猛烈，各種露骨的私有化言論公開為其保駕護航，什么“抓大放小論”、“國退民進論”、“賣光送光論”、“靚女先嫁論”、“快送冰棍論”甚至“吐痰論”，各種荒謬詭辯和無恥辯護一時甚囂塵上；有時候暗流涌動，只做不說，真可謂“悶聲大發(fā)財”。國有企業(yè)養(yǎng)肥了大批私人企業(yè)，無數(shù)的私人企業(yè)通過從國企吸血而一夜暴富，而國有企業(yè)則因失血過多而日漸羸瘦，使國有制企業(yè)遭到極大的削弱和打擊，一再宣稱的以公有制為主體早已名不副實，卻毀了整個國家和民族，工農(nóng)更是再度淪為資本的奴隸。 對此，周炯然先生不得不承認：“平心而論，左派萬言書的作者們此番評論有一半是頗有道理的”。 但他認定作者“沒有道理的另一半”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難道，是指中國左派竟然沒有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也好、人民群眾也罷，根本就沒有真正成為‘主人’”嗎？ 難道，包括本人這些年的揭露批判文字在內(nèi)，中國左派從沒提到過，直接或間接掌握權力的“資本”乃是重新奴役中國工農(nóng)之“主人”的基本事實嗎？ 針對這些有目共睹的、“每個毛孔都充滿著血腥”的不爭事實，《評新“萬言書”》作者不僅曲解中國左派人士的明確看法和基本立場，而且再次司空見慣地奏起了“資產(chǎn)問題，更為根本的是憲政問題”之老調(diào)。 眾所周知，建立所謂“現(xiàn)代民主憲政”的基石，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民主憲政”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對此，每一個具有基本政治常識和正常思維頭腦的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均不會加以否認。 而鼓吹擁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們，卻試圖告訴中國人民，解決中國“國有”（確切的說法應是“全民所有”）經(jīng)濟由誰來管理的問題，明確誰是“國有資產(chǎn)”真正所有者之類的前提，竟然要依靠建立和完善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民主憲政”！這樣的離奇故事，也只有飽讀哈耶克主義經(jīng)書的中國自由主義大學者們，才能編造出來，并且毫不羞赧地到處傳播宣揚。
　　　　
　　對于“何以人民群眾根本無法決定企業(yè)的命運和資產(chǎn)的歸屬，‘一夜之間’就被轉(zhuǎn)移了”之類的問題，周炯然先生的解釋是：“原來的‘國有資產(chǎn)’的體制、‘國有經(jīng)濟’的體制，與今天‘造成國有資產(chǎn)流失’的體制、‘崽賣爺田’的體制，在本質(zhì)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在此需要澄清的關鍵問題是：這里的所謂“本質(zhì)上的完全一致”，是指毛式體制和現(xiàn)在實行的體制，在本質(zhì)上均是為確保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經(jīng)濟之制度目標的嗎？還是借用了類似的制度形式，卻實行政治經(jīng)濟目標完全相反的所謂“社會變軌轉(zhuǎn)型”？ 不澄清這類最具本質(zhì)涵義的基本事實，所謂前毛后毛體制“在本質(zhì)上是完全一致的”結論，就是公然的欺人之談！ 在高潮迭起、余波未平的“郎旋風事件”中，象秦暉《中國能否走出“尺蠖效應”的怪圈？——從“郎旋風”看國企改革的困境與經(jīng)濟學的窘境》文章那樣，把“起點公正”等同于“公正分家”，把整體人民利益的范圍，縮減為個體經(jīng)濟利益；并將這種利益的獲得，貌似天經(jīng)地義地和所謂“合情合理的”、本質(zhì)上仍然是化公為私的“公正分家”掛上鉤，并且主觀武斷地裁定：私有化改革過程中一切錯亂和偏差都是分家不公造成的，“矛盾的尖銳化往往不是因為‘要不要分家’的爭論——盡管這種爭論似乎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如何分家’的爭執(zhí)。”1 作為一名令人注目的哈耶克教義信徒群中的左翼色彩人物，秦暉的這類高論，是否可以作為“我國自由——社會民主主義追求者對中國所謂‘私有化’即‘權力私有化’的批判更早、更為深刻尖銳”的另類事實和證據(jù)呢？ 令人遺憾的是，此人恰恰是在去掉了社會演變過程中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和歷史前提，從有違中國人民長遠利益的產(chǎn)權改革的起點開始，在遠非不證自明的私有化理論框架內(nèi)部，非常片面地起勁地論證分析所謂“公正”之必要性。而這類似乎充滿“超階級”同情和關愛之心的論證分析，不過代表了中國極少數(shù)所謂“自由民主主義者”企圖在中國實現(xiàn)某種不存在社會陣痛的、根本缺乏現(xiàn)實可行性的“私有化”路徑探索；作為點綴中國新生資產(chǎn)階級幫閑文化群體的一種“社會良心”體現(xiàn)和政治姿態(tài)，可以。 如果要試圖拔高為比“新萬言書”作者對“中國所謂‘私有化’……更為深刻尖銳”的批判、否定和清算，那就差得太遠了！根據(jù)這類差別所具有的南轅北轍性質(zhì)，根本無法以公里或光年來計算。
　　
　　1 參見小蝎〈“公正”與“分家” ——對秦暉文的一點看法〉 當代文化研究網(wǎng) 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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