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通信：李憲源先生和王怡（一）

 作者：王怡 提交日期：2001-4-1 18:16:00 

第一封信
　　李先生：
　　你在我個人主頁上的留言已看到，并寄給劉大生先生。同意你的關于思想交流的看法。我們之間可能隔著許多差距，比如年齡、視野、居留地等，在看法上相左并不奇怪。雖然站的方位不同，但有一點我想是相同的，就是對體制的力量和現今政府保持著獨立的批判性。我是后生小子，論辯中口不擇言的地方請諒解。希望能和你有更多的討論交流。
　　李先生對自由派人士有不同見解，很理解。其實像崔之元的文章我挺喜歡的。不過你對自由派已和黨內當權派穿連襠褲的看法實在不敢接受。我始終覺得這是你身在國外的緣故。像我這樣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無名之輩，在網上發言實在是一件奢侈而擔驚受怕的事，尤其是讓家人擔驚受怕。我最喜歡的一點是有多元的聲音，和對于公共權力的批評。因而我尊重每一個有獨立立場的發言者。
　　希望這封信你能看到。
　　
　　 王怡 01-3-5 (星期一) 16:12
　　
　　第二封信
　　
　　王怡網友：
　　
　　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自由派中當然有分類；比如象王力雄、蕭功秦（他5。8后自稱為自由派）朱學勤等，我們視彼此為意見不同的朋友。象經濟界那些自由派，這些年來與權力相勾結，所起作用極壞。這方面確實有認識問題和利益立場的根本區別。出國時間長了，不大好區分；只能從觀點言論所起的客觀作用和效果而并非其宣稱的主觀動機去判斷。
　　
　　中國過去生活中的黑暗面和本人長期所處的“二等公民”家庭處境，使我成為了很熱衷的自由主義者。89年春蕭功秦來錫思想交流，幾乎是在接受我們一幫子西方自由、民主信仰者的圍攻。中國因“改革”而出現的現實苦難，使我變成了自由陣營中的反叛者。
　　
　　象加拿大那樣的“成熟型”資本主義，自然比目前中國情況強得多。問題是受“歷史路徑依賴”的制約，恐怕中國永遠走不到這一步。你所期望和相信的“讓多數人有自私自決權”，落實到中國的特定環境中，只可能是少數官僚階層的“自私自決權”。中國20多年“改革開放”每時每刻都在論證這一事實。如果沒有利益上的牽連，我常奇怪好多具有正義感的自由派朋友，為何就看不清這一點。
　　
　　通過網上更多相互交流，相信我們會不斷增加相互理解和尊重，最終成為思想錚友。
　　
　　代向劉大生先生問好！
　　
　　請試一下附發的郵址；我擔心新浪郵址會亂碼。
　　 　 　　
　　李憲源 日期 Mon, 05 March 2001,
　　
　　第三封信
　　
　　李先生：
　　來信收到，心情不壞。
　　你說“如果沒有利益上的牽連，我常奇怪好多具有正義感的自由派朋友，為何就看不清這一點”一段，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對于目前追求“讓多數人有自私自決權”的自由主義主張，在現實中成為為少數權貴的“自私自決”張目的問題，在乎大家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評價：
　　 1、今天少數官僚權貴的“自私自決”是如何形成的？主要的力量來自傳統體制下不受制衡、無所不在并且高高宰制于大眾之上的權力及其繼承，還是來自于自由主義對平等的個體利欲的申張？究竟是“私有化”已經走得過了頭還是“私有化”沒有得到公開、公平的，在珍重個體的前提下鋪開的機會，才演變而成今天的局面？
　　 2、如何去評價今天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幸福度與毛澤東時代下社會成員的幸福度？丘吉爾說，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迄今為此我們所知的“最不壞”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代價和奢侈之處，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回避。而我們今天的全部智慧，就在于以一百年的磨難去判斷：什么才是我們最不壞的即代價最小的方向？大而化之地說，是將繼續向前走，還是退回去？
　　與此相應的，新左派究竟可以開出什么樣的路徑，是比較自由主義的努力更加“不壞”的選擇？比如國企的狀況，新左派今天關注的只是下崗工人的處境和社會主義幾十年血汗的散盡，這些同樣是我極度關注的。但不同在于：怎么去理解和面對國企今天的命運？我個人早在21歲大學畢業時，便對國企的低能和前途心如死灰。三年前當朱镕基說讓國企三年脫困，根本好轉。即使他說得斬釘截鐵，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但就是這一句話，讓我從此看輕他。
　　我自己身在草莽之中，接觸到的工人階級和其他普通民眾，也有成千上萬的人，我沒有遇見一個對今天的現實沒有不滿和憤懣的人，但是：我也沒有遇見一個否定所謂“非毛化”的改革，以及愿意堅持原有公有制體制的人。我對那些身在國內、說原教旨的社會主義是廣大工人群眾的心聲的新左派人士，非常不理解。我不懷疑他們的動機和良知，但我頗為懷疑他們的智商和邏輯。很多人是對現實傷心的，也對毛的時代懷有經過美化之后的念叨。但這并不代表他們就愿意回頭，回到一個均貧富和大一統的烏托邦，回到一個更加沒有“自私自決的權利”的路上。
　　 3、新左派對于社會主義原教旨的堅持，有一個永遠激動人心、永遠在道義上站得穩腳的支點，就是對底層民眾的始終關注，對社會不公和種種不義的激烈姿態。這也是社會主義理想在上個世紀可以激動人心、一度席卷全球的根本因緣。社會主義的語言方式天生是一種煽動性的語言，一句“均貧富”就可以讓世世代代的農民揭竿而起，并淚流滿面。自由主義者有什么理由、什么資格去對這些人說你們別這樣呢？其實自由主義者想的也是一個千年王國，但這不是一個沒有災難和不公的高尚的千年王國，而是一個雖然有著種種不義，但再也不會讓草民揭竿而起并淚流滿面的社會，一個個人擁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財富和尊嚴、敞開了更大的可能性、并且愿意去為此而受難的社會，一個即使不能根除罪惡但公共權力已不可能對大多數人帶來更大罪孽和犧牲的社會。有人說，網絡就像一個虛擬的天安門廣場，那意思是說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者最容易得勢。但我也有一問，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的路數和唯我獨尊、既要統治肉體又要清洗靈魂的意識形態專制，以及公有制經濟格局的低能和腐敗，不說在別處，就在中國帶來的事實上的災禍，如果沒有利益上的牽連，我也常奇怪好多具有正義感的而且是從這一災禍中走出來的新左派朋友，為何你們就看不清這一點呢？
　　
　　當李先生和多數左派朋友們大致相近的思想立場，放在民間，放在草根之上呼喊時，如上所述，那種對于實質正義的堅守，是能夠得到我最大的尊敬的。但這樣一種力量一旦入主金鑾，南面而王。就將是我這一生中誓死反擊的最大的敵人！
　　李先生說，“象加拿大那樣的“成熟型”資本主義，自然比目前中國情況強得多。問題是受‘歷史路徑依賴’的制約，恐怕中國永遠走不到這一步”。我體會言下之意，如能達到，是善莫大焉。李先生所謂自己是自由陣營的反叛者，不過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前者我與先生的看法大致相同。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中國不是恐怕，而是永遠都不可能走到加拿大或美國那樣的富裕的自由主義體制去。那么我在求什么呢？只要中國不天下大亂（我們都絕不希望這樣），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就無論如何都要在中國未來和未知的的政治格局中占據顯赫的位置（只是今天我們都不知道會以什么樣的方式）。自由主義者想把共產黨從唯我獨尊的位置上拉下來，拉到一個合適的高度上。但并不是想把它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一種現實政治力量搞掉。事實上，中國的歷史就是如此，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的“路徑依賴”，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把近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影響力，從中國的歷史或未來的政治局面中抹去。
　　但在后者，我堅信多元力量的拉扯。新左派也是要改造共產黨，并不是要反對共產黨或者搞政變。事實上，今天在方向上的爭議都是向著和平改良的力量。我不知道當局為什么不愿意看到這一點。新左派在民間堅持關注社會實質正義和公平的社會主義原教旨主張，不滿當局過多的西方傾向和對當初歃血為盟的旗幟的背叛（借用新左派的說法）。自由主義者竭力促成“大多數人的自私自決”，也可以說意圖摧毀一黨專政和政教合一的道德專制的局面。而最大的力量始終來自官方，他們對于傳統政治路徑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殊死維護。加上其他的一些力量，這就很好。只要堅守了不要暴力的底線，市民社會將慢慢壯大，歷史將慢慢作出自己的自發的演進和選擇。其實，這也是一種思想領域內的“多黨制”和“無記名投票”。這個過程也就是民主涵養的過程。
　　路徑是需要去鋪設的。魯迅先生所說，沒有死掉的樹，又那來的煤。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希望今天自由主義的努力成為死掉的樹。我個人最大的希望是如果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死，我寧愿像蘇格拉底死在民主的暴力下，也決不愿意死于獨裁者之手。
　　當然最好是壽終正寢。我的意思是我的要求不高，我不是一個烏托邦者，不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烏托邦者。如果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立場都可以與官方意圖相抗衡（如果讓官方終于有了容忍種種并非想致他于死地的異端思想的雅量），在形成真正有“特色”的中國未來之格局和路向中，其基本理念可以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讓我們的國家在歷經百年之后，終于完成現代化的轉軌和定型。那才是真正的善莫大焉、夫復何求。
　　歸根到底，在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看到未來二三十年后中國的方向。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最后將以一種什么樣的模式完成這個現代國家的定型？包括共產黨在完成這個定型中將起到什么樣的功德，以及在此定型之中最后占據什么樣的地位？我今天對于自由主義的堅持，是取法其上，希望得乎其中。
　　
　　最后談談自由主義者與權貴利益牽扯的問題。
　　李先生自己也談到自由主義者的分野。我看這個分野的意思，所謂與權貴利益相牽扯，大致是在經濟自由主義一路的人士，特別是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如同上述，新左派今日言必稱下崗工人，在這方面確有身家清白的資格，和道義上的優越感去作這種指責。很多經濟學家言論及于高層權貴之間，也的確有給人想象的空間。但我覺得新左派在這方面的抨擊言過其實了，有誅心之論的意思。另一方面，我并不否認很多經濟學家越來越陷身于權貴與集團利益之中，漸漸失去了其理論上的“價值中立”。比如“腐敗有用論”，就已超出了我所能接受的尺寸。在我心中，這種論調其思維方式，已經開始和共產主義烏托邦者如出一轍：即為了一個所謂“正確”和“全體”的目標，而開始忽略和輕視個體的受難，如同外科醫生一樣對于作為社會細胞的個人及其呼天搶地，開始麻木不仁。在我看來，這已經遠遠離開了自由主義的立場。
　　在對于像李家慶這種現實個案的關注上，民間的思想無論左右，似乎可以借此看到一些共同點。我堅信我們都是懷有正義感和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的人，這一點超過了今天共產黨內絕大部分的官員和統治者。每一個對政府和現實保持批判的發言者，都應該有這種自信力。
　　坐看云起時，說到話盡處。
　　愿先生有以教我。
　　 　　
　　 王怡/2001/3/22

作者：王怡　回復日期：2001-4-1　18:28:19
　　李憲源先生（新吶喊）曾與我在天涯縱橫就“餓死三千萬”的話題有過激烈爭論，大家立場迥然不同。但因此結交。而有了這些討論新毛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通信。征求先生同意，把它們貼出來，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討論。
　　另有一個意思，就是希望在網上的討論能夠平心靜氣，觀點相左，但可以真誠交流。思想的寬容，做起來其實很難。我剛來天涯，罵過劉大生先生，在關于三千萬的爭論中，也說過對李先生大不敬的話。但現在看來，真正的交流是完全可行的。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個民主氛圍涵養的過程。

作者：王怡　回復日期：2001-9-18　15:34:28
　　都翻出來吧。+

作者：weid　回復日期：2001-9-18　17:03:44
　　嗯，收到了

作者：sinco　回復日期：2001-9-19　2:41:42
　　初次看王先生的文章，比較喜歡。

作者：傻貓　回復日期：2001-9-19　9:46:22
　　喜歡！

作者：stevenleesb　回復日期：2001-9-19　11:29:42
　　 其實我覺得，現在就立憲，走私有化。是不好的。
　　 在大體上我是贊同“自由民主憲政”，這是大方向。但現在最好不要這樣。近日讀錢穆和曹錦清的書，錢先生從理論出發說明，最主要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在那擺著（有一很美妙的比喻，記不起了），不是一下子就能改的。曹先生從現實出發也作了說明，中國還很窮，而自由與民主是要靠大量資金來實現的（最少，在最初是這樣）。凡事都要將成本的，現在中國出不起那些錢。再者，中國的八億多農民素質都不高（我在農村長大，對此深有體會），這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大敵，當然來一場革命，興許有效果，但還是那句話，凡事都要講成本。
　　 因此，現在我的看法是，在提高“單畝產量”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好的“教育”，一步步來。這才是可取的。
　　 最后，對于現在的所謂“立憲”，“私有化”說點看法。何清鐮的書表明，現在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初期的“權利市場經濟”，這很有意義。從中收益者一類表現為，阻撓改革的深化，保住自己的優勢，對此點大家都有了解。但還有一類，以“深化改革”為借口，想要使自己的“黑色收益”，通過“私有化”的方式來洗白，對此點，也應注意。
　　 所以說，改革是要深化的，但另一方面對“黑色經濟”也要打擊。不能一味的強調“立憲”，為人所用。

作者：李憲源　回復日期：2002-4-29　4:32:17
　　供“問天下”、老pur等在討論當下話題時參考。
　　
　　看看近一年前已達到的問題討論程度和當時stevenleesb網友所發表的見解，不無感慨。

作者：月亮禍　回復日期：2002-4-29　7:44:33
　　受益。

作者：Cybebird　回復日期：2002-4-29　9:20:53
　　樓上有人說：“中國的八億多農民素質都不高（我在農村長大，對此深有體會），這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大敵。”我不明白這話。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是以個體為本位，集權主義則以國家、民族等“大義”為本位，自由與個體素質又有何相干？難道個人因為“素質”低下，就該剝奪他的自由嗎？相反，集權主義倘若在理論上確實很美妙的話，那它對人的素質要求更高，對領導而言，必須像超級電腦聰明而無私，對小民而言，必須像螺絲釘安到那兒是那兒，既無思想又不會動彈。由此看來，中國更宜于自由主義而非極權主義。除非整個中國進化到像新加坡一樣成為一家超級企業，也許極權主義更合適些。在當前農村，為了把集權政治延伸到鄉村一級，不惜把些素質不高的人拉入黨內，拉入干部隊伍，這才是最危險的。

作者：心不太急　回復日期：2002-4-29　10:20:56
　　 其實我覺得，現在就立憲，走私有化。是不好的。
　　　　 在大體上我是贊同“自由民主憲政”，這是大方向。但現在最好不要這樣。近日讀錢穆和曹錦清的書，錢先生從理論出發說明，最主要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在那擺著（有一很美妙的比喻，記不起了），不是一下子就能改的。曹先生從現實出發也作了說明，中國還很窮，而自由與民主是要靠大量資金來實現的（最少，在最初是這樣）。凡事都要將成本的，現在中國出不起那些錢。再者，中國的八億多農民素質都不高（我在農村長大，對此深有體會），這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大敵，當然來一場革命，興許有效果，但還是那句話，凡事都要講成本。
　　　　 因此，現在我的看法是，在提高“單畝產量”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好的“教育”，一步步來。這才是可取的。
　　　　 最后，對于現在的所謂“立憲”，“私有化”說點看法。何清鐮的書表明，現在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初期的“權利市場經濟”，這很有意義。從中收益者一類表現為，阻撓改革的深化，保住自己的優勢，對此點大家都有了解。但還有一類，以“深化改革”為借口，想要使自己的“黑色收益”，通過“私有化”的方式來洗白，對此點，也應注意。
　　　　 所以說，改革是要深化的，但另一方面對“黑色經濟”也要打擊。不能一味的強調“立憲”，為人所用。
　　　　　
　　stevenleesb:
　　
　　 你的想法看似“很現實”，其實才是真正荒誕幼稚的理想。
　　 ——我這點評，不算扣帽子吧。
　　
作者：湘山居士　回復日期：2002-4-29　20:25:46
　　翻！

作者：不死鳥之福貴　回復日期：2002-4-29　21:14:05
　　我的意見是-------在有生之年想和美加一般，那是做夢！讓我們死去吧！我對我們這一代人都不能指望！希望我們的后代能慢慢地接受民主尊嚴自由和思想！死去吧！象愛因斯坦說的那樣，等待一代人的死去吧！

作者：從此開始寬容　回復日期：2002-4-29　22:10:38
　　呵呵，討論氣氛不錯。

第四封信
　　
　　王怡：
　　
　　收到你認真探討思想分歧的長信，很受觸動。細細讀了好幾遍，談些比較典型的“新毛主義”看法作參考。
　　
　　 1、就算由“市場經濟與西式民主”所組成的“蔚藍色”，確實是世界上“最不壞”的色彩，如倒入存有社會主義紅色調料的瓶子中一攪和，或紫或黑，會是什么結果？中國自由主義者可曾設計出把紅瓶子洗清了再倒入藍色顏料的方式？從來沒有。退一百步，即令象俄國人那樣干脆把紅瓶子全砸碎，不也是黑糊糊慘不忍睹的結果嗎（多數昔日蘇共高官，成為今日俄國大亨；憑此一點，是否就應該吊銷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入境權）？－－這就是我所要強調的所謂“路徑依賴”；其要點是：人們在創造歷史時，無法逃離現實先設條件的制約；而并非指中共還保留和忠誠于原有意識形態和階級屬性；早已當作招牌來耍弄的革命標志，還真能使其保持“顯赫地位”？不知身陷囹圄的工人領袖李家慶先生，是否會同意你的見解？
　　
　　 2、今天少數官僚權貴所以能肆無忌憚地“自私自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1）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2）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在現實中根本與“平等”兩字無緣的所謂“個體利欲”申張；兩者缺一不可。因此，弄清在什么前提下才演變出特定相應結果，作為一種對事實的簡單認定，并無多大意義。只有預先認清：在什么不可更改的前提下，必然會演變出什么結果來，才對道路確定和方案選擇，具有真正價值。
　　
　　 3、很顯然，如果毛澤東旨在限制中共官僚權力的文革實驗未遭失敗和中共全盤否定，不管中國的權力結構如何高度集中，官僚們“自私自決”的欲望有多強烈，等待他們的，不是劉慶山、張子善那樣的結局，也要領受一下“四大民主”和“群眾專政”的滋味。因此，當人們把今天的腐敗歸罪于“傳統體制”時，必須分清：這是肯定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傳統體制”，還是建立在否定毛理論基礎之上的“傳統體制”。迄今為止，從徐友漁、秦暉到朱學勤、何清漣等，沒有一個自由派良知人士，愿意在劃清這一基本界線的前提下，來真誠客觀地討論問題。
　　
　　 4、至于文革為什么會慘遭失敗？在繼承文革精神、吸取文革教訓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再加上大大強化的人民民主監督，能否開辟出比資本主義更現實更合理的制度？這需要后人排除個人私怨和偏見，進行深入客觀地研究、分析和討論。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在配合中共官僚階級全盤否定文革方面，還是在自己所掌握之傳統媒體上排斥異見壓制討論方面，自由派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本人有關文革的研究論文和長篇小說被海內外自由派媒介一致封殺，就是一個例證。
　　
　　 5、你說：你“沒有遇見一個否定所謂‘非毛化’的改革，以及愿意堅持原有公有制體制的人”。接著又說：“很多人是對現實傷心的，也對毛的時代懷有經過美化之后的念叨”。－－你這后一句話所承認的那些“傷心者”與“念叨者”，難道不是對你前一句表述的自我否定嗎？隨后你又說：“但這并不代表他們就愿意回頭，回到一個均貧富和大一統的烏托邦”。這句補白聽起來，是你在代替這些“傷心者”、“念叨者”按自己思維邏輯作主觀推斷分析？還是一種客觀認定？在此，我不妨提供一段文字供參照：
　　
　　摘自《天人古今》雜志2000年第1期第41頁作者“邊民”寫的《有一個消息，不脛而走，頗為新奇》一文，文章摘錄如下：
　　
　　　　“最近，北大、人大等三個大學的教授，到西南地區，在工農群眾中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調查內容是三個問題：你擁護不擁護毛主席；你擁護不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擁護不擁護……，(原文如此，省略號表示被隱去名字的鄧小平-本文提供者金安迪注)結果，答案是三個百分之百(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百分之百的不擁護-本文提供者金安迪注)。教授們大為震驚，反問工農群眾：“你為什么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回答幾乎是大同小異：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防修反修，它給了人民群眾一種最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文化革命有缺點，是支流，毛主席講得很清楚，三七開；哪樣事物能十全十美，全遂人愿；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事業，階級斗爭尖銳激烈，你死我活，更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能沒有代價和犧牲；毛主席并不是當不了主席，想通過“文革”打倒別人自己當主席；毛主席那么大年紀了，也不是想通過“文革”為自己撈點什么……。教授聽后大發感慨：我們說不清道不白的事，甚至是想不通爭不明的事，識字不多的工農群眾，竟用那么幾句樸素的語言，淺顯的道理，說明白了！……”
　　
　　 6、我自1970進國企當學徒工，在好幾家國企干過包括帶有“勞改”性質的最繁重體力勞動。以我在同齡人中不能不算曲折艱難之經歷和感受來對照，我覺得你對“沒有自私自決權利”之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解，似乎欠乏一種總體性的確切把握。我在【強國論壇】上曾發表過一篇《大公無私死了；大公無私萬歲！》的文章，要點是說，對雖然處于社會多數、但卻無法抗衡少數精英統治階級利益擺布的廣大民眾而言，提倡和奉行“大公無私”，自然會沾便宜；因為通過“大公之合力”，能夠把自己分散弱小的個體利益訴求，凝結為對伸張少數精英階層特殊利益極為不利的“大鍋飯、鐵飯碗、公費教育、免費醫療和農村‘五保戶’、‘赤腳醫生’”等制度格局。處于強勢地位卻時刻要受到“斗私批修”方針彈壓的權力、技術和知識精英，也許確實比較吃虧。而現實歷史發展進程雄辯證明：一經精英們借張揚“自私自決權利”之說，把毛澤東提倡的“大公無私”敲掉，多數弱勢民眾的“小私”，也就不復存在。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蘇俄、東歐大多數國家底層民眾目前的艱難處境，對這種“公私之爭”的實際涵義，更提供了具有國際性意義的廣泛例證。
　　
　　 7、與青年自由人士對社會主義“大公無私”的深刻誤解和譏笑相對照，他們所信奉之自由主義理想王國的貫徹推行，事實上恰恰把中國帶入了1949年以來最腐敗、最寡廉無恥、社會不滿最強烈、草民們最“容易揭竿而起并淚流滿面的”社會時期。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有不少象我這樣對社會主義缺陷感受深切的自由主義人士，毅然決然會重新轉向社會主義；也無法解釋為何《切·格瓦拉》會引起如此強烈社會反響和共鳴。中國人畢竟看重實際，來世的天堂，不管是什么主義，聽上去再頭頭是道，又怎能沖淡眼前的殘酷、欺凌、壓迫和剝削所引起的無比痛苦、憤慨和反抗怒火？　
　　
　　 8、有關“堅守了不要暴力的底線”，我看主動權和責任承擔者，都在當權者一面。實際上，在鄭州當局出動500名警察對付造紙廠工人的時候，他們已經啟用了暴力；當大義凜然、為自己工人伙伴代言的李家慶先生被捕受審時，當局已經使用了國家機器的暴力……。因此，如果無視壓迫者的暴力濫用，卻不停告誡被壓迫者堅守非暴力的底線，相信你我的心靈，將會在良知的咬嚼下發出尖利的痛楚！
　　
　　我的復信，所以也寫得長了，是因為確實相信：盡管觀點不同，但彼此都屬懷有正義感和熱愛中國這片土地之人。話不投機半句多，顯然并不適合于咱倆之間。
　　
　　祝安。
　　
　　李憲源謹致 01-3-25 (星期日) 13:29
　　
　　
　　第五封信
　　
　　李先生：
　　來信細細讀過。有助于認清一些問題。我有一個感覺，或者不準確。就是盡管不贊同，但終于開始對李先生為什么堅持新毛主義、成為自由陣營的叛逆有了一點理解。而且覺得，李先生的自由主義背景，和對于“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的態度，以及我在根本上對于社會公義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們兩個觀念迥異的人可以進行真正交流的基礎和平臺。我在想：這是否也能夠成為多數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進行真正交流的支撐點？
　　李先生認為“今天少數官僚權貴所以能肆無忌憚地“自私自決”，必須具備的兩個條件”我都贊同。但在取舍上，我們的邏輯不一樣。看這兩個條件：（1）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2）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在現實中根本與“平等”兩字無緣的所謂“個體利欲”的申張；其中的邏輯是這樣的，我想也是李先生從自由陣營脫穎而出的一個根本看法：——在“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這樣的前提和路徑依賴下，“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在現實中根本與‘平等’兩字無緣的所謂‘個體利欲申張’就難免成為為少數權貴的利欲張目的主張。所以李先生認為在現實已經是一個“紅瓶子”的前提下，主張“蔚藍色”就是一種罪惡。
　　而我的邏輯是這樣的：為什么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對個體利欲的申張成為了為少數權貴的利欲張目的主張？原因就是“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如先生所說，兩個因素“缺一不可”，那就不會是今天利欲申張在某種程度上的扭曲。所以我的選擇是：改變前者。先生的選擇卻是：改變后者（或者在前者沒有或不能改變的前提下反對后者）。
　　我不明白，為什么“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是預先認清的“不可更改的前提”？
　　如先生所說在李家慶一案中，政府已經“啟用了暴力”（我所謂的守住不要暴力的底線正是針對當局而言），那么對一個已經“變修”了的“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新左派準備怎么辦呢？究竟怎么才能讓政治體制受到制衡，并不啟用暴力？你們又怎么讓這個“變修的”共產黨回到新毛主義的路上？你們憑借什么樣的力量，而且是和平的和漸進的力量？
　　
　　再談一個問題。關于那三個百分之百。
　　 1、對現實傷心的，也對毛的時代懷有經過美化之后的念叨的人，當然不一定就要否定所謂‘非毛化’的改革，以及愿意堅持原有的公有制體制。這是容易分得清楚的。對現實不滿而懷念從前是目前相當一部分底層民眾的一種心態，我不否認。但我雖然同樣關注他們的利益，卻要指出，在所有人口中，這畢竟是少數和小眾。一個社會對于少數弱勢群體的關注很重要，也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憲政民主的一貫姿態。但這并不就意味著和證明了對于社會的整體否定。其次，即使在“對現實不滿而懷念從前”的人面前，自由主義要千萬提醒他們的，就是道路并不只有兩種！并不是鄧主義和毛主義兩種，并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我們要告訴對現實不滿的人，更好的生活不一定就是回到從前。
　　 2、我自己生活在西南，老家是川北一個貧落縣分，對現實不滿的人甚至想在縣委干部看電影時炸掉電影院，結果炸死了四五十個老百姓。我周圍滿眼都是工農大眾。但是那三個百分之百對我而言，是絕對不可能接受和相信的數字，也許就像李先生絕對不能相信“餓死三千萬”的數字一樣。每個人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都有各自的因緣，深入各自的內心。所以有些東西是辯論不清的。就像“自由心證”，你相信的資料我不信，我相信的資料你就是不信。這已超出了邏輯和推理的邊界。我只能說，如果要我接受哪怕是在一個很小的范圍（除非三五個人）內，我周圍那些大眾對于“你擁護不擁護毛主席；你擁護不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擁護不擁護……”三個問題的答案，會是上述資料中顯示的那樣，那就是對我的智慧和觀察力的極大的侮辱。
　　另：絕對的大公無私是不曾有過的，不僅官員、而且大眾也會在表面大公無私的體制下尋找到私利的出口。這一點我很贊同，這恰恰說明了這種體制的虛妄性，而不是可以為之辯護的地方。可惡的不是已經實現了的絕對的大公無私，而是社會對于大公無私的極端標榜，及其掩蓋下的真正的罪惡。
　　并且“四大民主”和“群眾專政”能夠改變“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嗎？如果不能，那么“不管中國的權力結構如何高度集中”，貪官們至少也要“領受一下“四大民主”和“群眾專政”的滋味”，又能怎么樣呢？恕我愚昧，我還是看不到新毛主義有任何可以開出“更不壞”的路數的可能性。
　　但如我上封信所說，我仍然認同新左派力量對于今天中國的莫大價值。
　　祝先生平安喜樂。
　　
　　 王怡。2001/3/25
　　 　　
　　（我想把我們之間的這幾封信在天涯社區關天茶舍貼出，歡迎更多的人參與 討論。想征求先生的同意。）
　　 　　
　　第六封信
　　
　　王怡友：
　　
　　惠書已閱，遲復為歉。
　　
　　我在上次信中曾詰問過：“中國自由主義者可曾設計出把紅瓶子洗清了再倒入藍色顏料的方式？從來沒有。”
　　
　　中國之所以不能先掃除不受監督制約的“無形之腳”，后實行確立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地位之“無形之手”的“改革”，并非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策略家們特別低能和短視，而是受客觀條件制約，欲求而不得。對此，無論是現在自詡為自由主義者之蕭功秦所闡述的“漸進改革”理論，還是俄國型“激進改革”的可悲結果，都已作出很好說明。
　　
　　在中共集權制度下啟動的“市場改革”，必定以確保中共黨內資產階級自身利益擴張為必備前提和動力；否則后來促使中國自由主義重新抬頭的“改革”本身，當初就根本無法啟動；其它一切，當然也就無從談起。這便是我所強調的“歷史路徑依賴”之又一重要涵義。討論問題如果忽視現實的必然性和制約性，光強調主觀追求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就橫豎扯不清。
　　
　　作為一個新毛主義者，我從未表達過不應改變“不受制衡之權力體制”的觀點；更不認為這種體制竟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前提”。恰恰相反，本人之所以肯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文革實踐，正是因為充分認識到：不受工農民眾有效監督制約的權力，遲早會蛻變異化，成為維護“與工人階級利益尖銳對立”之“官僚主義者階級”利益的工具。毛澤東有關人民為防治權力蛻變必須廣泛參予國家事務管理的偉大思想，不僅與斯大林的集權型官僚統治模式劃清了界線，而且因為具有探索人類社會發展多種道路的開拓性意義，使他成為被全世界思想進步人士所崇敬的主要原因。本人既不認為自己是“新左派”，也不自認為是“老左派”，而寧可以新毛澤東主義者自居，也是出于這種崇敬。
　　
　　象蕭功秦那樣在“新權威主義”旗號下所推行的“可行性最強”之“自由主義”，一經當政者接受，自然就成為中國人民如今天天正在享受著的“鄧主義”。你要提醒周圍的現實不滿者們，自由主義另有更好、更美、更佳的道路，如果不能在操作層面上加以有效證明和實施，卻光告訴現實不滿者們：“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并不只有鄧主義和毛主義這兩種。更好的生活不一定就是回到從前”，能管用嗎？而且，人家眼里的“從前”，是否就和你眼里的“從前”是同一回事呢？
　　
　　比如我親身經歷過的“從前”，與你從書上和從別人嘴里聽來的“從前”，就大不一樣。同樣認定毛澤東的首次文革實踐是一場大災難，官僚階級把災難歸罪于毛澤東的“理論失誤”，我卻擁有充分歷史證據可以證明：災難主要來自中共既得利益階層的強大抵制和行之有效的蒙蔽、破壞和搗亂。只是主流媒介自由派人士和官僚們共同封鎖，決計不讓較為年輕的數代中國人全面了解歷史真相。
　　
　　然而歷史雖然可以顛倒和編造，今日腐敗橫行和兩極嚴重分化的現實，卻使當年走資派的今日面目有了充分暴露；再要蒙蔽廣大底層民眾組織捍衛其既得利益的“保皇派”隊伍，實在比登天還難。如果重新發揚文革精神，精心改進文革的具體做法，憑什么可以斷定，真正落到實處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公有制，就一定不能構成一種“最不壞的生活”？“大公無私的極端標榜下”所掩蓋的“真正罪惡”，就無法清除？
　　
　　我想你一定知道：人類首次發明的汽車、飛機、計算機，與它們經過無以數計失敗實驗和改進提高的“現代版本”，相互間存在天壤之別。在人類社會制度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從每個汗毛孔都帶著血腥的原始資本主義，與經過三百余年演化和無數次人類災難磨劫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也無法同日而語。而新生社會主義在世界之存在，才有多長時期？文革那樣富有創造性意義的失敗實驗，一共才經過幾次？
　　
　　也許你會說，好，把話還給你：也請你不僅能夠通過著文立說，而且能通過操作層面上的有效推行，把這種“更好的實驗性道路”證明給大家看；否則，也是一切等于白說。
　　
　　我會完全同意你的這種反詰；并認為就操作意義而言，目前爭取左翼思想人士的發言空間，通過就李家慶被捕簽名呼吁擴大與社會底層民眾的溝通聯系，非常至關重要。如果有人決計要用暴力來阻止、破壞和鎮壓這種思想傳播與社會聯系，左翼力量就別無選擇。由此聯想你所提出的問題：左派應憑借和平與漸進的力量，還是使用暴力使中國回到新毛主義的道路上去？我想，答案全在掌握當今國家暴力機器人士的手里。
　　
　　翻開中國歷史書稍作瀏覽，你一定不難發覺：盡管中國底層百姓懂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之道理，他們忍讓屈從、“好死不如賴活”的處世態度，其實是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反抗斗爭精神。但如果統治精英們因此而打錯算盤，竟然忘記了所有反抗，歷來都由忍受轉換而來的事實，我就只能為生我養我的土地仰天長吁了！
　　
　　不滿現狀懷念從前的人，目前在中國到底占多大比例？受各人社會處境、認知條件和接觸交往面的限制，這確實是一個不大容易討論清楚的問題。但是也并不象就“餓死三千萬”數字真偽進行爭論一樣，純屬一種無法實際界定的“自由心證”，實證和邏輯推理一概無用。實際上，只要拿不出能夠證明四川“餓死七百萬”之各重災縣（20－10個縣，每縣死近35－70萬）的名單來，有關全國“餓死一千八百萬”資料來源不管如何權威，其基礎就立即動搖；更甭提“餓死三千萬”的統計數字了。自從【天涯縱橫】開展那場大辨論之后，可曾見到哪位正經學界人士，再次引用“餓死三千萬”作立論根據？
　　
　　可見，只要嚴格遵循實證和邏輯推理的自身要求，事實真相并非遙不可及。這當然也適用于確定對所謂“少數、多數”的判斷。正如我跟一位思想朋友在討論同類問題時所提到的那樣，就算你可以存疑別人所作的實地調查結果，但根據眾所周知、不存歧義的實例作邏輯推理，假如中國多數民眾真的更向往資本主義、反感文革、反感毛澤東、反感社會主義，國內當局為何要全力封殺【新吶喊】等左翼網站和本人【干枯風流情】文革長篇小說呢？在統治者這種跡近荒謬的脆弱、恐慌和思想壓制防范背后，難道就不存在任何現實理由嗎？毛澤東的道路如果在中國民眾中真那么不得人心，我想中國思想左翼和新毛主義者聲音，一定會得到西方左翼人士所享有的同樣寬待。西方政府允許毛澤東的晚期革命理論在書店公開發行，而中國政府的同行們，為何就缺乏同樣的自信呢？
　　
　　象上述這類很容易辨別判斷的問題，其實只要能夠平心靜氣想一下，完全可以超越由客觀條件制約和各執一詞之“自由心證”造成的“心障”，作出接近實際的結論來。
　　
　　我想可以逐篇公布咱倆的通信內容。你現在是否在教書？如果能帶一些大學生去鄭州，深入工人群眾搞一點社會專題調查和座談會，相信會很有意義。也許，這是解決咱倆某些思想分歧的有效方法。
　　
　　 李憲源謹上/2001/4/1
　　
作者：王怡　回復日期：2001-4-5　21:04:07(轉載)

李先生：
　　 我已經將這幾封信分為兩篇在關天茶舍貼出，天涯縱橫和其他地方我就不貼了。
　　 去鄭州的事真是心向往之，但幾乎無力促成。還有一些想法下次再說。現在我對一個問題更感興趣，就是為什么中國改革以來的現實，會讓一個自由主義者回到毛主義的立場上？或者究竟是什么樣的現實可以讓一個自由主義者改弦更張？我想除了李先生，也許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通過通信，我對先生的思想有所理解，但這個問題現在在我看來，比我們之間的思想分歧更加重要，激起我的思想念頭。
　　 祝好。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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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怡友：
　　
　　近來正為李家慶事件進行很繁忙的左翼內部思想交換，因請再次原諒我的遲復。
　　
　　確實，象我這樣在了解兩種社會內情后而轉向的原自由派人士，在現在海外左翼思想人士中幾乎占了一大半。如果你正視我目前被當局重點防范之處境，承認這些“轉向者”的心智、思維和判斷能力并不存在特別異常之處，并請特別重視本人認為加拿大現狀比中國現狀勝過好多的基本判斷，真得很希望你考慮這一“轉向”現象本身存在之社會涵義和思考分析價值。每個人的經歷、經驗和思維，總會有局限性。能綜合不同經歷者之社會認識來構筑自己思想體系的人，最終會大大勝過那些數十年如一日地偏執于個人既成套路中永遠無法自拔的“思想名人”。用一個北美很流行的英文術語來描述，那叫“STEREOTYPED”，很有才華，卻很使人惋惜。
　　
　　兩年前，我曾跟何清漣在信中談過一些對西方社會的切身感受和個人思想轉變的經過；當時她曾感慨地對我說：這就象一群南方老鼠在搬遷北方途中，遇上了意欲南遷的北方老鼠；交換情況之后雙方還是覺得回頭好……。這種交流，本來很具價值；但自從我情緒比較激昂地抨擊了她對【切·格瓦拉】所捍衛之民眾革命權利和所謂“貧民政治”的貶斥,這種交流似乎就永遠無法恢復了。很高興，你我之間在“三千萬”問題上激辯的開端，卻導致了一種不同的結果。今后時間有余時，期待能交流更多有關彼此生活的經歷和感受。以我在國內外個人經歷之曲折復雜，將來退休后如寫成一本書，讀起來一定引人入勝。
　　
　　你和雷立剛、鐘健夫等，似乎均是文學內行。我那個《干枯風流情》估計還會被封鎖一段時期；不少素不相識的海外中國朋友，曾對拙稿以前的反復修改，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見解建議。但迄今為止，在國內方面只收到一些泛泛贊揚之聲，尚無深入、具體的反饋意見和修改意見。如蒙你們能從未曾親身經歷文革一代人的角度，對拙作談一些感受和修改意見，我想借這段“冰封期”再作一次修改。一部有關歷史的作品，如果只沉湎于對往事的追溯和描述，忽視現代人的感受與審視角度，使他們讀后覺得不知所云或令人費解，我想一定會大打折扣。
　　
　　如你有他們的郵址，請予轉達。另外請告【關天茶舍】網址。謝謝！
　　
　　李憲源
　　
作者：雷神之峰　回復日期：2001-9-18　15:29:28

　　我在茶館里看了兩位互通的信后感觸很深！
　　正如李先生所說‘新毛主義’并不是擁有少數的支持者。大多數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是‘新毛主義’的支持者。我的爸爸媽媽就是其中之一。但我卻不是‘新毛主義’的支持者！這也許和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有關吧。
　　但無論是不是‘新毛主義’的支持者，在今天的這個國際環境中，我們都還沒有資格去評價它。要是評價的話等到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的強國之后吧。

作者：weid　回復日期：2001-9-18　17:14:02

　　如方便，想要看書

作者：李憲源　回復日期：2002-4-29　4:26:56

　　供“問天下”、老pur在討論當下話題時參考。

作者：kz　回復日期：2002-4-29　10:14:17

　　很遺憾王怡在發表這些通信之后，討論本身卻打住了；不知道出于什么緣故？希望經過一年時間的冷卻和再審視，問天下能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把這類很有意義的話題跟李憲源深入討論下去，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作者：lylyd　回復日期：2002-4-29　10:34:12

　　對文革的真正反思好象才剛剛開始，是應該研究繼續革命的理論了。
君子行不貴茍難，說不貴茍察，名不貴茍傳，唯其當之為貴。

作者：心不太急　回復日期：2002-4-29　11:05:06

　　 “這就象一群南方老鼠在搬遷北方途中，遇上了意欲南遷的北方老鼠；交換情況之后雙方還是覺得回頭好……”
　　 何清漣的比喻也許很切貼，但在現實中，自由主義認為新左派是當權者的孿生兄弟，沒有話語風險，而自己是當權者眼里的洪水猛獸；但在新左派看來，自由主義者反成了當權者的坐上賓與同謀，而自己承擔了更大的風險與壓力。這種“雙重倒錯”是怎樣產生的呢？
　　 希王、李二先生能進一步探討。

作者：一想　回復日期：2002-4-29　11:05:13

　　苦思多年，破除了美帝國主義的社會學、經濟學上的迷魂湯，沒想到又中了當朝者的迷魂湯。讀李憲源先生的文章，番然醒悟。在此表示感謝！

作者：cdеfg　回復日期：2002-4-29　11:50:16

　　都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惹的禍．

作者：小李飛彈　回復日期：2002-4-29　15:06:55

　　武林至尊，倚天屠龍，雙劍合壁，誰與爭鋒
　　　　　　　　——從二論者的觀點看左翼和右翼的結合
　　
　　　　其實，這世界上還真不存在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極端。
　　　　李先生要王先生開出一個通過自由主義來解決“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而又不會因“路徑依賴”使既得利益者進一步瓜分蠶食社會資源的方子，我看王先生確實很難開得出。蘇東解體之初，先前被國家機器高度壟斷的社會財富洪瀉般流入少數政治精英和技術權威手中，而只擁有少得可憐的權力和信息資源的社會大多數，就只有臨淵羨魚的份了。在現實的政治生態下，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個體利欲的申張”，也極有可能因缺乏了“機會均等”的社會正義基礎而陷入這種“有者越有，無者越無”的泥沼。李先生的新毛主義主張通過“文革”的方式使“人民為防治權力蛻變”“廣泛參予國家事務管理”的設想，倒不失為一個實現政治民主的“最不壞”的途徑。
　　　　但是，新毛主義真的是一劑救世良方嗎？“繼承文革精神、吸取文革教訓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再加上大大強化的人民民主監督，能否開辟出比資本主義更現實更合理的制度”嗎？不！絕對不能！無論怎么肯定毛主義的政治合理性，誰也沒法否認3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失效。秦暉的說法很精辟：毛主義的計劃經濟，甚至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計劃都沒有，它只是一種靠“行政指令”、“浪漫心理”和“道德激情”來支配的“命令經濟”。這種以長官意志取代了社會分散決策的經濟集權機制，才是“集權型官僚統治模式”的淵藪，在日益講求經濟理性的當今時代，更是“死路一條”。
　　　　我不明白為什么王先生放棄自由主義的合理性基石——經濟自由主義——而一味爭論其在政治領域的可操作性。自由主義政治從來都是自由主義經濟的結果和延伸，鄧主義二十年的推行，在最大程度上將自由主義經濟植入了中國社會，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過程中，有產階層的覆蓋面已經盡可能地擴展到了廣泛的社會基層。即使今天中國重演十年前蘇東的局面，得利者也決不會只限于少數的官僚資產階級。資源占有的不平衡，在任何社會任何年代都會存在，而讓更多的有產階層更廣泛地擁有社會財富，是社會合理性與先進性的追求目標，自由主義對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也正體現于此。但是，將話題引回開頭，要是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自由主義會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民主自由政治，恐怕真的太過天真。怎么辦？不妨試試在彼此共同的“對于‘不受制衡的政治體制及其高高在上的權力’的態度以及對于社會公義的關注”的基礎上，求得左翼和右翼的結合。

作者：湘山居士　回復日期：2002-4-29　20:24:09

　　翻。

作者：彈劍書生　回復日期：2002-4-29　20:30:10

　　暈~
　　好長啊

作者：kz　回復日期：2002-4-29　22:30:33

　　3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是否失效，本身就極具爭議。如果真那么糟，美國關注自身全球利益的戰略家們卻一心希望看到中國拋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不合情理。再說，21世紀左派要搞的計劃經濟，也絕不可能會簡單重復半個世紀前的老樣子；就象20世紀末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是20世紀初造成危機四伏、革命烽起的市場經濟一樣。自由派的腦瓜子常給別人“死認一根經”的感覺。

作者：Cybebird　回復日期：2002-4-29　23:17:35

　　我沒有讀過李憲源先生的文章，從他與王怡通信看，他對毛主義已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我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并非出自理論，而從毛時代到后毛時代的親身經歷中體驗到自由的好處。首先，能在網上公開討論這一話題即是進步。而在毛時代，連睡夢中都生怕說錯話的，李先生大概沒有此類體會。其次，李關注工運領袖被捕，我欣賞他的道義立場。但由此引出毛時代工人更自由恐怕說不過去。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人對領導稍有牢騷，黨委書記一張條子保衛科的吉普車即可把工人送去勞動教養，別說是鬧工潮了。至于文革中的工人造反，那不過是現代式的勤王運動，聲援高層的權力斗爭。當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人處，并非自由主義之罪過，相反，在相當程度上是舊體制的蠻性遺留。大家都知道病根，分歧在于所開方子不同。李先生的方子是呼喚文革，但須有一個前提，要末毛澤東再世，要李憲源或張憲源們自己來充當毛澤東。可惜對毛的頂禮膜拜是歷史形成的，因他是開國君主，后繼者再難得此殊榮。更何況自由主義在中國業已“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只怕再捧出一個半人半神者來也難。

作者：kz　回復日期：2002-4-29　23:29:16

　　一面說毛時代工人處境糟糕，一面說“文革中的工人造反，那不過是現代式的勤王”，是“勤毛”的工人還是持此高論者腦子有病？另外從你的發言層次判斷，似乎也沒聽清楚李、王在討論什么；類似自說自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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