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特邀顧問劉國光教授在05年4月19日首先在《經濟參考報》發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的文章，隨后06月27日《光明日報》再次刊登了《進一步重視公平問題的時機條件已基本成熟》的文章對社會公平問題進行進一步論述，11月25日的《商務周刊》又以《如果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為題發表了的該刊記者對劉國光教授的訪談。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劉國光教授連續發表講話和文章，呼吁和強調全社會要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不清楚何種原因主流們，這時卻一反以往，全沒了在“私產入憲”、“賣光國企和管理層收購”問題時那種激奮表現，對如此重要問題少有聲音。好在11月30日《中華工商時報》終于發表了一篇題目為《20年之內公平提不到優先的地位》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一個訪談。從報道的題目看上去，周教授對“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的觀點有著極大保留，細看內容則發現他完全不同意“并重”說，“優化組合”說。近些年來有關“公平與效率”的言論很多、文章不少。各類專家學者宏論層出，各路神仙大顯神通，以鄧小平理論為依據論述的有，提出次序論的有，主張階段論的也有，堅持對立統一辨證論的還有，最高深的算是從四維空間來論述。引經據典不一而足。總之，學問高深到非“專家學者”是人都搞不清楚的程度。所有觀點可能完全不同，但在一點上卻是共同的：都認為現今中國確實存在“公平與效率”的問題。
可我等普通人看問題似乎就沒那么復雜。“公平和效率”評價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對象，怎么也不該拿到一起來比較。總覺得把這兩件事兒放在一塊兒攪和，有忽悠百姓之嫌。（對重大、復雜、高深問題我沒有周教授那種有幽默，能調侃的能力，但還是想捎帶著問一句：有人用計時器稱量物體重量的嗎？）照理說公平該用“是”“否”PK，效率則以“高”“低 ”對決。即便說“公平和效率”兩者之間有關系，也不該是先后和主從的關系。更不該是辦一個捎帶著也辦另一個的關系。思來想去覺得這應該是專家、學者、政客們玩的游戲。有話不好好說，非要繞個大圈子，非把簡單問題整成“天書”讓人看不懂。專家的研究態度嚴謹的讓人肅然起敬，這個問題居然能從古希臘、中世紀始，經過歐洲17、18世紀，然后再從馬克思到現代西方。經過著老長的歷史問題好像也沒解決，繞了一大圈成果也有，居然能在四維空間上得到了一個函數。暈倒！！！現在看來，在中國不存在“公平和效率”問題時，能把他作為國家建設的指導方針確定下來，的確是具有政治遠見的英明決定。
據說“公平與效率”這個問題人們已經爭論了數百年。這數百年的爭論中國應該沒有參與，至少是沒有像樣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到了這二十來年，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才當回事兒似的加了進去。但這種加入對這個問題有解不會有任何幫助。畢竟西方資本主義建設了那么多年，經濟發展水平那么高，有水平夠資格的經濟學家那么多，都未能找到正解。這種世界性難題豈能這么容易的就被半路出家的解決？說白了到頭來這個問題照樣是“堅持不住”也“兼顧不了”。中國為什么會數百年置身其外？應該是由于在中國，資本主義從來就沒有成過氣候，而這樣的問題只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水平才會成為特別問題。為什么最近幾十年，國內會為此爭論不休呢？應該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樣：“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增加很快”而“社會財富不斷向少數人和階層集中，收入差距拉大，貧富懸殊嚴重”造成的。然而個人愚見：不能“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來觀察問題，把現象當作問題產生的原因。實際上最最主要的還是那個能夠讓很快增加的財富向少數人和階層集中的“制度”或者是“政策”。
堅持“效率優先”的理由大體是：“效率優先”才能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通過效率機制把社會財富的總量做大，然后才可能更好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難以實現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決社會增多的矛盾”然而，所有這些似乎不適用新中國成立的前28年的情況。對那個時代，權威性的定性是“計劃經濟”“平均主義”“大鍋飯”就個“干多干少都一樣”只照顧公平不講究效率的年代。
如果真是如此，該如何解釋那個時代，人民群眾哪來的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以及飛速發展的國民經濟?那時，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極低、極差，不僅缺乏必須的物質基礎，甚至為維護國家安全還要在國防上進行的巨大投入。用周教授的話來說，那才是“建設一個低水平理想的公平分配的和諧社會，”都“無能力做到財力方面的基本支持”的時代。既然連建設一個低水平和諧社會的財力都沒有，怎么可能在犯了N多的錯誤后，不僅低水平的社會和諧人民安康得以建立，國家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還能取得了高速發展呢？鄧小平1979年3月對新中國成立30年的建設成就的歷史評價有這樣一段話：“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他為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不僅人民當家作主、社會公平，還是會有幾百比三十、幾千比三十的效率。如果他說的不是假話，他就是在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制度中發生的所謂“效率與公平”這類問題。當然，如果有人要反對“凡是”，這個例子可以不算。
《長征組歌》“過雪山草地”中有這樣一句：“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這里的官兵一致同甘苦講的應該就是“公平”，不是起點也不是過程，而是實際狀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之所以偉大，是由于“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處處都是講平等是個重要原因。才能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齊心合力，戰勝強敵，取得勝利。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戰爭效率。
“公平”是產生效率的原因，“公平”是維持效率的保障。用宣傳語言講就是“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
還是鄧小平在1978年12月講過這樣一段話：“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這就是說，對于少數先進分子而言，他們確實能夠做到不重視物質利益。這樣的人就能夠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對于廣大群眾來說，有了革命精神也必然會有革命行動，雖然長期不行，一段時間內完全能做到，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只要能夠維護和顧及他們的物質利益這種積極性就能夠保持。“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我認為這是鄧小平最偉大的講話之一。然而，把后半句加進去俺就搞不懂了。但是，他的話畢竟說明了建設要有少數積極分子的忘我行為，也要有廣大群眾的建設熱情。發動建設行動要靠革命精神，保持建設熱情需要物質利益。有行動有熱情就會有效率。說明產生效率，起決定作用并不是物質，物質基礎只是保持效率的重要條件。“平等”使得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利益的獲得者，而對少數積極分子卻要付出犧牲。好在這些付出犧牲的少數先進分子對此并不在意。而現在，為什么有人要大講效率優先？因為他們都是各類“精英”，講“公平”就會限制了他們的利益所得，如果不能在政策的保護下，僅憑他們自身的那點優勢就無法實現利益最大化，這樣就不可能遠遠的跑在前面而把廣大群眾拋在身后。如此以來，他們當然堅持要“效率優先”，而且至少還要保持20年。（30年過去了，在加上20年就是50年，我只會做這樣的簡單運算，如果再挺20年，這就符合預言家50年不改變的偉大預言了）不清楚是不是還有人要反對“凡是”？如果有這個例子也可以不算。
央視在05年6月《新聞調查》欄目有一個報道，說的不是一般群眾，而是河南省登封市一個大部分由未成年人組成的盜竊集團。其中有這樣幾個情節：由于本人敘述故事能力太差，把其中幾段對話貼在這里。
這棟居民樓離登封市中心非常近，是剛開發不久的商品樓，曾經在半年多的時間里，這群以偷盜為生的少年就一直居住在這里。
記者：就是這兒。在這兒住過幾個人？
小鵬：一般住七八個人。
記者：多的時候呢？
小鵬：多的時候一二十個。
記者：那怎么住得下呢？這房子。原來這兒擺幾個床？
小鵬：原來這兒擺的是一個床。小波俺四個一塊兒在這個屋里住。
記者：除了你們之外，有一些沒有家可以去的孩子，你們收留嗎？
小鵬：收留。
記者：都可以到你們這兒來？
小鵬：并且還可以管頓飯吃。
記者：為什么？
小鵬：俺大部分都是這種人。俺可憐這種人。
記者：你們把這個地方叫什么？
小鵬：家。
記者：誰照顧大家啊?
小鵬：照顧是不用照顧。都是非常自覺的。早上這個屋全部人洗了臉，就該叫那個屋、那個屋一個一個輪流過來，洗臉、刷牙、洗頭。
（點評：這些“不良少年”，收留一些流浪人員甚至管飯，并不是源于收留的這些人和他們是一條賊船上的同行，而他們完全是出于對無家可歸者處境的同情。不清楚這些“不良少年”的這種表現，是否就是人類最最原本的天性。）
記 者：你們平常把東西賣了之后，后來錢回來大家怎么分呢？
小 鵬：就是五五分成，每個人都是平均的，不會讓你少。
景慧陽：用在什么地方啊？
小 鵬：吃飯。吃飯天天都是大酒店、賓館，哪兒都跑。吃飯一天吃三四頓，喝酒喝好幾回。
（點評：偷盜銷贓后的收入，分配并不依照：地位高低、貢獻大小、高風險高受益、多勞多得的原則進行。而是極端平均主義、大鍋飯。令人驚嘆的是，以偷盜錢財為目的的人，居然未被錢財腐蝕，竟然不會因分贓不均打起來。平均分配、大鍋飯的分配制度甚至沒有影響到“失足少年”的“工作”積極性。這興許也是人性最最本質的東西吧。然而，這樣做帶來什么樣的結果呢？看下面的一段對話。）
記 者：你現在還把這十幾個人當成是你的朋友嗎？
郭海濱：兄弟永遠都是兄弟，不管走到哪里。
記 者：你為什么稱他們是兄弟？
郭海濱：不管我們幾個犯了啥法，最起碼我們幾個在一塊兒曾經開心過、快樂過。
記 者：你覺得你們原來也都是小孩子,也都互相不認識，把你們聯系在一起的除了一起出去偷東西之外，還有別的嗎？
小 鵬：就是平常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就比如說他一個人咳嗽或者感冒，另一個人不管你倆平常關系好，還是關系賴，他一定會關心你，這么多人都會一塊兒來關心你，就不會叫你再出去。
（這些“失足少年”被公安機關抓住并進行了教育，他們竟然還堅信“兄弟永遠是兄弟”“不管我們幾個犯了啥法，最起碼我們幾個在一塊兒曾經開心過、快樂過。”“就是平常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就比如說他一個人咳嗽或者感冒，另一個人不管你倆平常關系好，還是關系賴，他一定會關心你，這么多人都會一塊兒來關心你，就不會叫你再出去。”哈！看到這一段是不是讓人還看到了些“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影子？生病了可以在家養兵，卻不會擔心由于喪失“工作能力”而失去生活保障。）
這些孩子沒有人對他們進行過先進性教育，他們也從沒討論過有關“效率優先”的問題，但他們之間的這種平等的關系，使得他們的“工作”效率得到保障。一幫“小毛賊”竟讓當地公安機關的警察們為他們的“效率”而大傷腦筋。這些“失足少年”的身體力行，是不是正是數百年專家們夢寐以求要找的“公平和效率”的答案？如果這些專家、學者不是為了維護某些人或某個階層的利益，用“兼顧”甚至“并重”故意忽悠人民大眾，這個道理專家學者怎能不知道？最后這個例子似乎是不能用反對“凡是”來否定了吧。
一個人的觀點完全是由他的立場所決定。對同樣的問題，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必定不同。若要反對不同觀點，也一定能找到無數理由。我就是用自己的方法來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公平”和“效率”就不存在問題，有了公平才能保障效率。而“效率優先”政策是造成社會不公平的原因，“20年之內公平提不到優先的地位”是維護少數精英利益，限制以至于侵害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陰謀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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