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為指導

——兼評科斯的產權理論

何秉孟

我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國有企業改革的攻堅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如何進行，理論界、經濟界乃至社會各界存在嚴重分歧。雖然在所謂“不爭論”的原則之下，爭論未公開，但實際上，近幾年來辯論從未停息過。當前辯論的焦點之一，是國有企業改革堅持以什么理論為指導：是以新自由主義者科斯的產權理論為指導呢，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為指導？

一、科斯的產權理論是私有產權理論

什么是科斯的產權理論呢？科斯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是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的成名，主要得益于他的兩篇論文：一是《企業的性質》（1937年），二是《社會成本問題》（1960年）。這兩篇論文的基本觀點是：①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即所謂交易成本或交易費用，企業的存在就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②在交易費用為零時，只要產權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許經濟當事人談判交易，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③什么叫“產權初始界定清晰”呢？就是界定到自然人，也就是“私有”；④因此，“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由于私有制企業交易成本低于公有制企業，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科斯從交易成本入手，得出了公有制經濟的效率不如私有制高的結論。他的這一套，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說，并沒有什么獨特的貢獻。因為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從來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或以私有制為前提的。私有制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東西。所以，長期以來，科斯及其產權理論在西方學界，影響并不大，發表于1937年的《企業的性質》一文幾十年無人問津。

只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國際壟斷資本為了在全球推進私有化浪潮、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需要，便尋找理論武器。這時，他們從古紙堆中發現了科斯的那一套，于是，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對科斯理論進行包裝并大肆炒作，給科斯的上述兩篇論文的基本觀點戴上了“科斯定理”的桂冠；還有的人甚至將我們在上面對科斯的理論所歸納的第②點包裝為“科斯第一定理”，將第③④兩點包裝為“科斯第二定理”，等等。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在對科斯那一套“理論”進行包裝時不惜使用聳人聽聞的“科斯定理”這樣的大字眼，這本身倒是非同尋常的。不僅如此，1991年，科斯的“產權理論”甚至被授予諾貝爾獎！由此也可見，諾貝爾獎帶有多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對科斯的理論，包括目前被某些人奉為金科玉律的所謂“科斯定理”或“科斯第一定理”、“科斯第二定理”稍做分析，就可以發現它存在兩個非常明顯的漏洞：

其一是，認定私有制經濟的交易成本比公有制經濟低，并沒有實證依據，是先入為主的武斷結論。事實上，商品交易過程，是一個討價還價的談判過程和有著諸多中間環節的履約過程，其成本不僅取決于交易主體的談判能力、履約能力，而且還取決于市場的供求情況、市場的發育程度和規范程度，交易過程紛繁復雜，沒有大量的實證資料，憑什么斷定公有制經濟的交易成本大于私有制經濟？

其二，能否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僅僅取決于單個企業交易成本的高低，還要取決于其他多種因素。比如，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每一個企業內部的有計劃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計劃并存，由此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均是生產力的巨大破壞，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談何“資源的有效配置”？2001年暴發的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明，這一規律沒有改變。相反，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民經濟持續以近10%的增幅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間奇跡。這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效率完全可以高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可見，所謂“科斯定理”不過是偽科學而已。

然而，就是科斯的這一套庸俗得無可再庸俗的私有產權理論，近幾年來，某些人竟視之為圣經，企圖千方百計地將其成套輸入到國內，用以“指導”我國的改革事業。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幾年在國內持續升溫的“張五常熱”。張五常是一個狂熱的資本主義衛道士，他狂熱地崇拜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瘋狂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張五常”能在國內形成“熱”，且持續升溫，一時之間，差不多成了國內的“論壇明星”、電視明星、媒體明星！有的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張五常熱”升溫，就是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在國內升溫。張五常本人多次聲稱：是科斯派他到香港大學任職的，任務是就近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向外行介紹產權經濟學”，目的是引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全面私有化的道路，在中國重建私有制。[①]

還必須指出，由于科斯是從交易費用入手得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效率高的結論的，因此西方學界有人不僅對所謂“科斯定理”大肆炒作，而且還吹噓什么科斯“第一次”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經濟分析，建立了“著名的交易費用理論”，這也是科斯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個主要貢獻。其實，凡多少了解經濟學說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6章和第三卷第17章中，早就提出了“流通費用”這一概念，并對流通費用的類別、補償以及如何節省流通費用等進行了精辟的分析。馬克思提出流通費用概念和理論體系不僅在時間上比科斯要早至少半個多世紀，而且，由于所持立場不同，馬克思的流通費用理論和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對立的，前者比后者要科學得多！

二、國有企業改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為指導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能動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否則，就會偏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載入我國憲法和我們黨的黨章的。因此，我們絕對不能用科斯的一套私有產權理論指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

有的人可能會說，“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產權理論不能指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到底什么理論才能指導國有企業改革呢？”

答案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

“馬克思主義有產權理論嗎？”

回答是肯定的。

近幾年來，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吳易風、李炳炎等一批學者和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論著中蘊藏豐富的產權理論進行了艱苦的發掘、研究，并緊緊圍繞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實踐探索進行理論抽象和理論思維，為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卓有成效的理論探索。當代化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正在形成，其基本點是：

1．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現實的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其內容由經濟關系所決定。[②]

2．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態，財產權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③]

3．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組權利，除了所有權外，還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經營權、索取權、繼承權和不可侵犯權等等。[④]

4．財產權的各種權利，可以是統一的（統一于一個主體），也可以是分離的，而且分離的形式有多種。[⑤]

    5．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必將隨之消失，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手段（計劃等）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資本主義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而消失，避免了因經濟危機而造成的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使社會主義公有制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能夠更好地在全社會范圍內配置資源。

6．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關鍵環節，不是改變所有制，而是根據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要求，以及財產權的各種權利可以分離的理論，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同經營權相分離，以解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有企業在實際運作中出現的所有權同經營權之間的矛盾，使企業成為具有經營自主權的產權清晰的市場經濟主體。這里的“產權清晰”，并不是清晰到自然人，而是財產權的各種權利歸屬于誰要清晰；而這里的“誰”，可以是法人代表的全民（國家），可以是法人代表的某一集體或群體，也可以是出資的自然人。

7．國有企業在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同經營權相分離后，應借鑒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經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企業經營權是一種企業財產權，這種企業財產權和法人制度相結合，便構成企業法人財產權，這是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同時，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實現出資人到位，以改變所有權主體虛置的現象。在此基礎上，建立現代公司制，實行法人治理。

8．國有企業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是絕對分離，而是相對分離。國家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必須對企業的經營方向、企業內部的分配、企業領導人的任免等，保留某些決定權和監督權。

9．所有制屬于基本經濟制度，而股份制是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和資本組織形式，兩者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私有制經濟可以運用股份制這種組織形式，公有制經濟也可以運用股份制。因此，股份制不等于公有制。股份制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通過股份制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以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和控制力。

10．實行股份制改革，不能肢解國有企業的國家所有權，更不能以任何名義將國有資產分給任何個人，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不論實行國有資產控股還是國有資產參股但不控股公司，都必須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

以上歸納的十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基本內容。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是公有產權理論，在本質上，它是同以科斯為代表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私有產權理論根本對立的。我們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只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辦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結果，而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運用新自由主義制度經濟學派的私有產權理論的結果；恰恰相反，在某些地區或某些企業，改革過程中之所以出現某些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失誤，或者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正是因為受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私有產權理論影響和干擾。

比如，最近《經濟日報》所曝光的河南省長葛市發電廠在2003年底的改制中，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案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河南長葛市發電廠是長葛市為數不多的盈利國企之一，價值1.2億元，資產評估值為1.01億元，負債評估為3600多萬元，凈資產評估值為6500多萬元；在改制過程中，為解決富余人員問題，從凈資產評估值中又扣除職工身份轉換費、內部退養費、社會保障費等各項費用共3300萬元，這樣七扣八扣之后，“剩余”國有凈資產為3200多萬元。而由原廠長為董事長、35個自然人股東組成的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典型的私有公司）僅用1500萬元就買下了這個企業。也就是說，一個1億多元資產現值的贏利國有企業，僅買了1500萬元，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私有制股份企業！[⑥]這就是在科斯私有產權理論影響下，在所謂股份制改革的旗號下、實行企業管理層收購導致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典型例證。

應該指出，類似長葛電廠的例證，絕非個別現象。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對我國改革發展事業造成的危害和損失，已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

三、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還需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同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一樣，是一個開放的科學的理論體系，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它是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特別是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深入而發展起來的，它還將而且必須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進一步深入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

在經濟學說史上或者說在社會科學發展史上，馬克思是最早創立產權理論的理論大師。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藉憑他在法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深厚造詣，對產權理論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及的有關法權是反映現實的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態，“財產權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財產權是一組權利，財產權的各種權利，可以是統一的，也可以是分離的”，以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有制和財產權處于不同的歷史形式，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公有產權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私有產權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等等，便是馬克思研究產權理論所做出的著名論斷。馬克思的產權理論比之大字眼“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下的科斯的所謂產權理論，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的產權理論，沒有涉及如何處理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在經濟運轉中的各種產權關系問題。這是因為他沒有經歷社會主義的實踐。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不是他的任務，是后來者的任務。

馬克思逝世后的近百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告訴我們，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有企業組織形式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實際運作之中存在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政企不分所產生的所有權同經營權的矛盾，既存在所有權過多干預經營權的問題，又存在經營權侵蝕所有權利益的問題，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原蘇聯和東歐有些社會主義國家，曾先后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著手進行改革，但成效甚微，導致國民經濟缺乏活力；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這些國家的改革又嚴重偏離社會主義方向，成為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原因。

中國共產黨具有將馬克思主義當代化、中國化的優良傳統。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密切結合中國的實際，總結當代經濟運作的規律，包括借鑒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有益經驗，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中國化、當代化，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基本框架。

無庸諱言，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尚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這不僅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當代化、中國化，也就是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公有產權理論創立的時間不長，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本身是一個理論與實踐雙重探索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一個艱苦的長期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過程。從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看，我們在有些環節上破了題，但在某些環節上仍沒有破題，甚至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比如，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構建上，從理論到實踐，均不是很清晰，仍在摸索之中；再比如，公司內部各類職工的分配問題，就存在誤區，有的人盲目搬用西方公司對CEO們實行股份期權制，或實行所謂國有企業管理層收購。實際上，從本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美國曝光的大量的企業丑聞來看，這種股份期權制或所謂企業管理層收購正是壟斷資本腐朽性的具體表現，我們斷不可用。不僅如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國有企業的組織形式、公有產權的實現形式也將會出現新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公有產權理論當然要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以反映現實經濟生活所發生的各種變化。社會科學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人不可能創造一種永恒適用的“定理”。如果執意要玩弄這類大字眼，歷史將證明，其價值比之幼兒園的孩童們的“過家家”不會高出多少。

參 考文 獻

吳易風：《馬克思的產權理論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李炳炎、劉大生：《流行產權理論置疑與中國產權理論重朔》，載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200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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