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黨員厲以寧：你在為誰吶喊？

云淡水暖

前一段，傳言說厲以寧大師要出去扶貧了，方向是西部，年終了，“貧”究竟“扶”了沒有，有多少“貧”轉而為“富”了，大家都“盼望”厲大師有個響動，也算是分享一下厲大師的高風亮節和成果帶來的“快樂”。而至今，能夠查到的消息似乎只有一條【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民盟中央名譽副主席厲以寧榮獲2004年福岡亞洲文化獎。在日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厲以寧宣布,他將把所獲300萬日元獎金，全部捐獻給貴州省畢節地區的希望小學。厲以寧說，他今后將把主要精力放在幫助西部群眾脫貧致富上。】（《光明日報》）。

日本方面在陳述發獎理由的時候說到【厲以寧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很早提出了企業所有制改革的設想，特別是在股份制改革的推進方面卓有建樹。在促進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改革中，他發揮了理論上的先導作用。厲以寧先生從理論出發迅速地指出經濟改革的必要性，同時為推動改革、并以其改革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明快的政策建議，而且培養了大批積極推動改革的人才，對備受世界矚目的中國經濟飛躍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受到國內外的高度評價。】（人民網）

如此高的評價，200萬日元，鑄就了一代改革家兼“慈善家”的宏名，可謂名利雙收，多年來，厲大師因之成為“主流”在中國的經濟論壇上亮相不已，身家何止區區200萬日元，算不上大手筆。當然，我們還是為畢節地區的那所希望小學所惠及的貧苦孩子們感到高興，畢竟有個像樣的教室了。可是，觀2004年厲大師的一系列言行，草民又有些看不懂了，因為一個熱心“扶貧”的經濟學大師，其立場、觀點與“貧”們相去何其遠也。

2004年中國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經濟過熱，引致能源、原材料、資金的全面緊張，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已經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黨中央果斷出手，推行宏觀調控政策，打擊了一部份奸商興風作浪的勢頭，比如江蘇常州的鐵本案件等，但也已經使各種經濟資源損失慘重，特別是當事地區的貧苦農民陷入極大的困境。還有因房地產超常發展，瘋狂圈地引發的系列侵害農民、城市底層市民利益的嚴重事件，房價被反復炒高，令最廣大人民群眾不堪重負。如此嚴峻局面，厲大師卻三番五次站在宏觀調控的背后施放冷箭，以至于報紙用這樣的標題《厲以寧再轟“經濟過熱” 認為
經濟大體運行正常》，一“轟”再“轟”，可謂急不可待。一個具有不低社會地位的賢達人物，對已經存在的基本事實視而不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不那么“保持一致”的奇談怪論，究竟在為什么而吶喊，為誰而吶喊呢。當然，厲大師自命是諸葛亮，別人也就未必都是劉阿斗，在這些個吶喊的背后，草民當然會想起據說是造就了最多頂級富豪的房地產業大亨們的魅影。

最近，草民在媒體上看到了幾篇關于需要調整中國稅收政策的文章，就僅僅是討論而已，比如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比如征收遺產稅縮小貧富差距等等。就是這么一些小小的議論，已經引發了諸多權貴賢達的警惕，還引發了媒體與富豪們恰逢其時的“互動”，先有稅務學會某公出來“辟謠”，說“遺產稅八字還沒有一撇”，后有媒體大炒所謂富豪們將房產轉給幼小孩童，一時間仿佛中國都要因富豪們對“稅”的恐懼而如何如何了，真是眾富做秀，黑云壓城。社會主流論壇對富豪們的呵護，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更彰顯了沉默的最廣大們的無語及無奈。

就在此時，一個老辣而冷漠的聲音又傳了出來“經濟學家厲以寧稱不能簡單地利用稅收殺富濟貧”（《華夏時報》），這里稅改八字還沒有一撇，那邊厲大師已經發出吶喊，其心之切切可見一斑。

第一，【厲以寧指出：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很不足取，必須堅決摒棄。在經濟從計劃體制步入市場體制的開始階段，尤其要認清這一點：殺富濟不了貧，也無助于窮人的脫貧。】（《華夏時報》）。

中國的稅收現實，本來就是“嫌富愛貧”，說嚴重點，就是“殺貧濟富”，就企業稅收而言，據統計，“2002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上繳稅收占工業企業上繳稅收的2／3”（《瞭望》），在國家公布的非公有制企業納稅排行榜上面，眾多搜刮了最大份額社會財富的房地產企業居然榜上無名，排行前十的居然有貴州這個貧困地區一家做辣椒醬的叫做“老干媽”的企業。

就個人稅收而言，大富豪們的記錄為零，占人口95%以上的中低收入者繳納了幾乎100%的個人所得稅。在菜市場頂著寒風烈日賣菜的販夫走卒逃不過，在企業月收入剛好過了納稅線的工人逃不過，草民親眼見過，稅局到企業查稅，把工人們以為因為四舍五入而未計稅的5分錢都“補繳”入庫，國有企業高管用象征性的月收入搪塞了事，更多的私有企業富人們干脆一分錢個稅不繳，而富人們卻超規格地享用著由國企和窮人養活的公共資源。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明明是“殺貧濟富”，哪里有“殺富濟貧”的影子，厲大師反而跳出來要為子虛烏有的所謂“尤其要認清這一點：殺富濟不了貧，也無助于窮人的脫貧。”而吶喊，難道目前這種稅收怪胎的存在就不是“無助于窮人的脫貧”么，不應該改變么。

第二、【厲以寧說：也許有人會認為，采用高稅率（如高額財產稅、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可以把最富的人拉下來，使他們成為中產者。還有人列舉北歐一些國家的情況為例，說正因為這些北歐國家實行了高額累進遞增的個人所得稅和高比率的遺產說，才使這些國家的貧富差距沒有被拉得很大。但是，這種說法是似是而非的。…應當承認，實行這些措施，確實可以促使貧富差距縮小，但各國國情不同，北歐一些國家實行高稅率制，是從他們本國的國情出發的，而且，它們決不是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就實行高稅率的。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依靠實行高稅率而使本國經濟迅速發展。總之，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其中產者隊伍的壯大，主要都是依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是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華夏時報》）

草民不清楚，是誰在“似是而非”，提出“也許有人會認為，采用高稅率（如高額財產稅、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可以把最富的人拉下來，使他們成為中產者。”這種觀點，不但似是而非，而且聳人聽聞，倒打一耙，顛倒黑白。如果中國的富人如此有“本事”、如此有“活力”，在如此“公平”的競爭環境之中，什么樣的“高稅率（如高額財產稅、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可以把他們“拉下來，使他們成為中產者”？誰是中國的“中產者”？中國占人口60%以上的人口年收入只有2000元不到，靠“高稅率（如高額財產稅、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把占人口二萬分之一的千萬以上富豪“拉”到資產500萬或者若干億，只不過是九牛一毛，怎么就難為了他們了？

再說，中國富豪們龐大的個人資產，有什么依據說是合法的？中國的富豪們的“致富”，幾乎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前不久還有專家軍師出主意，要赦免所謂“原罪”，在無數原罪中，不交稅就是一大原罪。別的不講，就說厲大師本人的那些高額“講演費”、“出場費”的納稅證明有否？厲大師家族同樣輝煌的資產，又是否可以用合乎現有“不高”的稅單來支持其合法性呢？

“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依靠實行高稅率而使本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絕無可能公開縱容、放任如此多的富豪肆無忌憚地連現有“不高”的稅收都不遵守來快速地積累自己的個人財富，一個連已經存在的公平稅收都無法保證的社會，還談什么“發展”。就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比如英國，在“經濟發展初期”的血腥階段，也有起碼的稅收在運作著。

所謂“北歐一些國家實行高稅率制，是從他們本國的國情出發的，而且，它們決不是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就實行高稅率的。”講的似乎不錯，但什么是“他們本國的國情”呢，厲大師語焉不詳，但是，絕非靠富人在“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就不按照稅法少繳稅，不繳稅、偷稅來“出發”的，況且，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寡頭也不是心甘情愿地過渡到“高稅率”階段的，是在引發了一系列工人階級的激烈抗爭甚至流血之后的調和產物。

最不可理喻的是，厲大師是一名共產黨員，在黨內還有不低的地位，共產黨員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應該始終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依歸，什么叫“最廣大”，就是絕大多數，按照人口比例，能夠稱為富豪者，是極少數的極少數，而這極少數已經在經濟乃至政治領域獲得了不菲的關愛，并且還在被張大師、厲大師們無微不至地關愛著，連一個八字還沒有一撇的稅收政策，都要急急忙忙跑出來預先豎起擋箭牌。厲大師一而再、再而三地為這個極少數的極少數吶喊不已，是為了自己抑或是為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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