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寧為階下囚，不愿上梁山的宋江，刺配到了江州。他用錢財買通了江州獄吏，通過吳用的一封信同江州押牢節級戴宗拉上了關系，因而大小官吏都對他照顧備至。

　　他憑著“及時雨宋公明”的“名聲”，又“結交”了一批江湖好漢。因此，宋江雖身為囚犯，卻“左右逢源”，十分逍遙自在。

　　但是，宋江那種“懷才不遇”、“壯志未酬”的情緒卻依然深深地埋在心頭。這種情緒終于在潯陽樓上爆發了出來。

　　《水滸》第三十九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這一段故事，就以深為贊賞、同情的筆觸，抒寫了宋江的思想感情。你看，宋江面對江上的美好景色，觸景生情，感慨萬端，“潸然淚下”，“乘著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即刻題了兩首詩。

　　對于宋江的這兩首詩，歷來不少人都說它是“反詩”，有人更說它是“沖向封建王朝反動統治的匕首”，是“宋江思想轉變的新起點，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簡直吹得天花亂墜，把宋江捧到天上去了。

　　然而，縱觀宋江其人的全部歷史，深入剖析這兩首閃爍其詞、欲說還休的詩，不難看出：“反詩”云云，完全是對宋江反動本質的掩蓋和美化。這種掩蓋和美化，既是同宋江一貫搞“忠義”、搞投降的言行相矛盾的，也是不符合這兩首詩的客觀內容的。

　　那末，不是“反詩”，是什么呢？

　　這兩首詩，不過是宋江瘋狂追求功名利祿的自供狀。

　　那首七絕的前二句是“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那些“反詩”論者，就借此宣稱，宋江是身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古屬吳地)牢城，心向山東梁山泊。因向往革命而“謾嗟吁”。這至少是一種曲解。

　　其實，宋江的“謾嗟吁”，不過是對成不了功名而發的牢騷。何以見得？有宋江寫詩前的一段心理獨白為證：“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里；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

　　看——江湖上的“盛名”，不過是一個“虛名”，追求功名利祿，才是“實在”的。“心在山東”分明是說宋江雖然遠配江州，卻依然想念山東地主老家。宋江自已已經說得如此明白了，還要硬說他的“心在山東”是什么“向往革命”，豈不是有點強加于人了嗎？事實上，我們透過詩的字里行間，看到的完全是一個“自幼曾攻經史”、官癮十足、利欲熏心的孔孟之徒。

　　這兩首詩，也是宋江野心家、陰謀家嘴臉的大暴露。宋江對于自己功名未遂的處境是十分不滿的，但他寫這兩首詩，卻不只是表示不滿、發發牢騷而已，他是有著自己狂妄的野心的。

　　宋江在潯陽樓題詩的時候，就不但看到了“今日之苦”，也在憧著“他日身榮”。他所以要題詩，記下自己的“凌云志”，是為了在將來“身榮”后，再來“重睹一番”。

　　宋江向以通經史、有權謀自負，并且自比猛虎，但只因“奸臣當道，讒佞專權”，才使得他這只“猛虎”只能“潛伏爪牙”，臥在“荒丘”，即實現不了他的政治野心。

　　怎么辦呢？宋江覺得暫時“忍受”是最好的策略。不上梁山，甘當囚犯，是一種“忍受”；犯了死罪，萬不得已上了梁山，“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即“勉從虎穴暫棲身”，這也是一種“忍受”。

　　宋江不是對戴宗說，這兩首詩是他的“醉后狂言”嗎？其實，“醉后狂言”倒往往是“醉后真言”，它比較坦率、真切地流露出了他的狂妄野心，就是說他要不擇手段，即使拼了命也要往上爬，遂其名成利就的“凌云志”。既有狂妄的政治野心，又能“潛伏爪牙忍受”，這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陰謀家嗎？

　　這兩首詩，從根本上說，乃是宋江投降、保皇的哲言。宋江這個孔孟之徒，不僅是個野心家、陰謀家，而且也是個死心塌地的鐵桿保皇派。忠君保皇，是貫穿宋江罪惡一生的一根黑線，也是這兩首黑詩的政治要害所在。

　　恰恰在這一點上，“反詩”論者或者是故意歪曲，或者是沒有看懂。他們認為，“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是宋江要造封建階級的反了，“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是宋江決心要做一番比黃巢更偉大的事業了。果真如此嗎？且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得陽江口”。他要報仇的對象是誰呢？是大宋皇帝嗎？根本不是。宋江一貫認為天子“至圣至明”，至死還說什么“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這樣一個反動統治階級的忠實奴才，決不會把皇帝作為“報冤仇”的對象。那末，是高俅之類的“奸臣”嗎？粗看起來，似乎有點象，因為在宋江看來，那些“奸臣”擋住了他向上爬的道路。

　　仔細一分析，又不對了。盡管宋江同高俅有著地主階級內部這樣那樣的派別斗爭，但他們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保皇派，而且事實上，高俅一伙倒是一心要下毒手，把宋江們斬盡殺絕；宋江口頭上“反貪官”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內心卻始終對高俅脈脈含情。這從后來宋江打童貫、高俅時手下留情，生擒高俅后奉若上賓即可得到證實。

　　要說殺“奸臣”，宋江一生大概只殺過一個，那就是這一回中講到的黃文炳，并確實“血染”了無為軍，但這是因為黃文炳差點使宋江掉了腦袋，宋江要報私仇而已。何況宋江題詩時，他還不認識黃文炳，因而此時此刻他還根本談不上同黃文炳之間有什么“冤仇”。

　　那末，宋江究竟要向誰報仇呢？我們認為，“血染潯陽江口”，是因為宋江此時在潯陽樓吟詩，是個借代，宋江醉后吐露滿腹怨氣，表示他決不甘心這樣“名又不成，利又不就”下去，他要做出一番事業來，他要殺人！只有殺了人，掃除了“障礙”，成就了功名，他才能消除腹中怨氣，心滿意足。

　　我們從宋江階級立場、追求目標來分析，那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宋江要殺的，是從根本上阻礙他忠君保皇、“盡忠報國”的人們，是從根本上阻礙他實現反革命政治野心的人們。這樣的人們不是別的，只能是農民革命軍。

　　宋江后來征方臘時，就曾惡狠狠地發誓：若不把他們殺盡，誓不回軍。宋江也確是把他們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渠”，成了鎮壓農民革命的劊子手。宋江的罪惡行徑，正是對他“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這兩句詩的最清楚不過的注腳。

　　剖析了上述兩句詩，對于“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這兩句詩，也就容易看清楚了。

　　什么是宋江的“凌云志”？無非是“官爵升遷”、“封妻蔭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也就是當好奴才和劊子手。

　　為了實現這樣的“凌云志”，宋江認為只有堅決走忠君保皇這條孔孟之徒心目中的“大丈夫”走的道路。而黃巢呢？偏要和朝廷作對，率軍數十萬，轉戰數千里，結果還是被唐王朝所敗，不但沒有實現宋江所追求的那種“凌云志”，反而不得不自刎身死，這在宋江看來，當然是“不丈夫”了。

　　然而，在我們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看來，恰恰相反，黃巢是一個農民革命的英雄，他的理想是要推翻唐王朝，讓“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宋江是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忠實奴才，他日夜叨念的是“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奴才笑英雄，適足見其反動丑惡而已。

　　這里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這兩首詩，根本不是什么“反詩”，而是宋江追求功名利祿的自供狀，野心家、陰謀家嘴臉的大暴露，投降、保皇的哲言，那末，那個黃通判怎么會下“反詩”結論呢？

　　弄清這一點是頗有必要的。是因為黃文炳“再欲做官”因而夸大其詞嗎？這確實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黃文炳“雖讀經書”，卻并沒有真正看懂宋江這兩首詩的用心。

　　從這一點上說，清初那個反動文人金圣嘆同黃文炳有著某種共同之處。黃通判誤認“反詩”，說明他誤解了宋江其人；金圣嘆沒看懂《水滸》這部書，說明他不理解作者的一番苦心。

　　這就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宋江的假“造反”，真投降，《水滸》對投降路線的美化，不僅對于革命隊伍內那些思想模糊的同志，而且對于敵人陣營中某些家伙，都確實有著一定的欺騙性和迷惑力。

　　然而，今天我們用毛主席關于《水滸》的光輝論述為武器，就完全能夠撥開遮掩在《水滸》上的迷霧，驅散籠罩在宋江及其所謂“反詩”上的煙云，還其本來面目，從而使其充分發揮反面教材、反面教員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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