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代表大會后，巴枯寧分子仍然負隅頑抗，進行瘋狂的垂死掙扎。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巴枯寧集團余黨在瑞士圣伊米耶召開了所謂“反權威主義”的代表大會，宣布自己是國際工人運動的“真正代表”，建立了由分裂出去的聯合會組成的“反權威主義國際”。

　　圣伊米耶代表大會對海牙大會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并且“否決”了海牙代表大會所有的決議，拒不承認新的總委員會。巴枯寧本人還在一八七三年初出版了《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極力為他在第一國際內部的陰謀分裂活動進行詭辯，大做翻案文章，并且瘋狂擊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此書被巴枯寧分子吹捧為綱領性的著作。

　　巴枯寧集團的垂死掙扎，只得到一小撮信徒和英國工聯機會主義首領黑爾斯之流的附和，但卻遭到國際工人階級的強烈反對。德國、法國、奧地利、匈牙利、丹麥、波蘭、葡萄牙和北美的第一國際各支部，都堅決支持海牙大會的決議，就連在海牙大會上曾經支持過巴枯寧分子的荷蘭聯合會也轉向總委員會一邊。

　　根據各地支部的要求，總委員會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通過了《告國際工人協會全體會員》的決議，聲明，“凡是拒絕承認代表大會決議……的團體和個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國際工人協會的隊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協會的會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37頁）

　　同年五月三十日，總委員會又重申了這個聲明，并且決定將參加了巴枯寧派召開的所謂“反權威主義”大會或承認它的各項決議的一切組織和個人統統開除出第一國際。這就從組織上徹底粉碎了巴枯寧陰謀集團，清除了巴枯寧分子。

　　為了從思想上進一步清除巴枯寧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先后寫了《論權威》、《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等一系列光輝著作，全面、系統、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寧集團的無政府主義、分裂主義和陰謀詭計，論證和發揮了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寧集團鼓吹無政府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權威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謬論，闡明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馬克思說：“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總有一天正是必須采取暴力”（《關于海牙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頁）。

　　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后，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統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因為“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它們進行斗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無產階級的敵人還沒有消失，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斗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么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并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34頁）

　　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革命的經驗教訓，深刻地闡明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之后，絕不能廢除國家，實行所謂無政府狀態，而是必須建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否則，“就是破壞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能用來行使自己剛剛獲得的政權、鎮壓自己的資本家敵人和實行社會經濟革命的唯一機構，而不進行這種革命，整個勝利最后就一定會重歸于失敗，工人就會大批遭到屠殺，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這樣”（《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頓》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38-439頁）。

　　恩格斯還痛斥了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任何權威和集中，鼓吹無條件自治的反動謬論，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和集中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重要性。

　　恩格斯在《論權威》這篇戰斗的論文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極其精辟地指出，工廠組織生產，火車正常奔馳，輪船安全航行，都要有集中統一的領導和服從，即需要權威。

　　他寫道：“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54頁）

　　“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恩格斯致卡·特爾察吉》·一八七二年一月十四——十五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9頁）

　　由此可見，“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53頁）

　　恩格斯指出，那些詛咒權威和集中的人，若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而胡言亂語的糊涂蟲，就是別有用心的口頭革命派，故意制造混亂，背叛無產階級運動，“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54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尖銳地揭穿了巴枯寧集團口頭上高喊團結，實際上大搞分裂的反革命兩面派伎倆，論證了無產階級加強革命團結的重要意義。

　　馬克思說：“讓我們回憶一下國際的一個基本原則——團結。如果我們能夠在一切國家的一切工人中間牢牢地鞏固這個富有生氣的原則，我們就一定會達到我們所向往的偉大目標。”（《關于海牙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頁）

　　而“團結”不離口的巴枯寧陰謀集團卻是最大的宗派主義者、最兇惡的分裂主義者、破壞革命團結的罪魁禍首。針對巴枯寧分子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恩格斯諄諄教導無產階級：“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頭上喊這個口號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動分裂的罪魁；現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寧派就是如此：他們是一切分裂的發動者，可是叫喊團結比叫喊什么都響亮。”“在我們的一生中，任何人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和搗的鬼，都不比這些大嚷團結的人更多。”（《恩格斯致奧·倍倍爾》·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10頁）

　　恩格斯還指出，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在革命原則基礎上的團結，只有經過斗爭，而不是調和折中，才能達到真正的革命團結。

　　他說：“現在，好爭吵的宗派主義者竟宣揚起調和來了，而且還誣蔑我們好爭吵，說我們是獨裁者！如果我們在海牙采取調和的態度，如果我們掩飾分裂的爆發，那么，結果將會怎樣呢？宗派主義者，即巴枯寧派，就會有一年之久的時間以國際的名義做許多更加愚蠢而無恥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確實就會滅亡，會因‘團結’而滅亡！”（《懇格斯致奧·倍倍爾》·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11頁）

　　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了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巴枯寧集團大搞陰謀活動的斗爭經驗，明確指出：“要對付這一切陰謀詭計，只有一個辦法，然而是具有毀滅性力量的辦法，這就是把它徹底公開。把這些陰謀詭計徹頭徹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們失去任何力量。”（《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頁）

　　馬克思、恩格斯從倫敦代表會議起所采取的一系列決定性的措施，都是為了徹底公開揭穿巴枯寧集團的陰謀詭計，給予毀滅性的打擊。

　　《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一書的出版和連續再版，也是為了徹底清算巴枯寧陰謀集團的反革命罪行，“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陰謀詭計、欺騙勾當和空談”（恩格斯：《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61頁）。這就使巴枯寧及其死黨在工人運動中聲名狼藉，遺臭萬年。

　　巴枯寧主義不僅在思想上被馬克思、恩格斯批駁得體無完膚，而且在一八七三年西班牙革命的實踐中遭到了最后的破產。

　　一八七三年二——九月，西班牙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廣大工人積極投身到革命中去。在這種形勢下，控制國際西班牙支部的巴枯寧分子被迫不得不允許工人參加各個城市的起義和議會選舉。

　　巴枯寧分子也紛紛參加到各起義城市的政府委員會中去，但是他們又要各城市到處實行“無政府狀態”和“自治”原則，致使各地的革命力量陷于分散、孤立的狀態。結果反動派只用了極少部隊、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就把各個城市一一征服了。

　　恩格斯在總結西班牙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理論和策略的荒謬性與反動性。他指出：“巴枯寧主義者一遇到嚴重的革命形勢，就不得不拋棄自己以前的全部綱領。”（恩格斯：《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78頁）

　　而且，他們的“極端革命的叫喊”，就會變為“同極其可恥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腳來對待工人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合流”。總之，“巴枯寧主義者在西班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應當如何進行革命的絕好的例子。”（恩格斯：《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79頁）

　　在到處碰壁、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巴枯寧被迫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日內瓦報》上登出一個聲明，哀嘆自己已六十多歲了，宣布“退出斗爭舞臺”。實際上他是裝死躺下，以退為進。他在給他老婆的信中供認：他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秘密工作”。

　　事實上，他公開發表聲明之后仍然在幕后指揮其黨徒策劃反國際的陰謀。巴枯寧派的所謂反權威主義國際在一八七三、一八七四、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還開過四次大會，妄圖對國際進行反撲。但是這種垂死掙扎，只能表明他們心勞日拙，奄奄待斃。不久后，巴枯寧派發生內哄，黨徒們也作鳥獸散。巴枯寧本人于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病死在日內瓦，終結了他罪惡的一生。

　　雖然巴枯寧死了，巴枯寧陰謀集團徹底覆滅了，但是巴枯寧主義的余毒并沒有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肅清。無政府主義的余孽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還混進了第二國際，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反對馬克思生義的革命路線，鼓吹毫無準備的總罷工，進行個人恐怖活動，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駁，最后被開除出第二國際。

　　以后，無政府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洪流的沖擊下雖日漸衰微；然而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還同機興風作浪，不時危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蘇修叛徒集團繼承了巴枯寧的反動衣缽，篡奪了蘇聯的黨政大權，復辟了資本主義，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他們上臺后就為歷史上的和當代的叛徒、反革命分子翻案，替巴枯寧翻案就是其中之一。

　　在這里，我們只要把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在世時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以下簡稱“二版”）同蘇修叛徒集團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三版（以下簡稱“三版”）中關于巴枯寧的條文和皮魯莫娃寫的《巴枯寧傳》（這個《巴枯寧傳》也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了《名人傳叢書》）作一個對比，就可以看清他們替巴枯寧翻案的罪惡行徑了。

　　首先，巴枯寧是什么人，歷史早有定論。“二版”曾寫道，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馬克思主義的兇惡敵人”；“巴枯寧瘋狂反對馬克思主義”“他的政治觀點是敵視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三版”則胡說什么他是“俄國革命者”，“巴枯寧的一生都獻給了革命斗爭，并在這一斗爭中留下了顯著的痕跡”；“為爭取革命勝利而忘我地和始終不渝地進行了斗爭”，“是一個具有無窮的革命精力，渴望在各個地方用自己的手創造革命的人”。他們就這樣把巴枯寧這個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敵人，變成了“革命”的“英雄”。

　　其次，誰都知道，巴枯寧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叛徒，沙皇專制制變的奴才。“二版”曾寫道：“巴枯寧表現出來的畏縮和怯懦，充分說明小資產階級個人反抗分子不能表現出堅韌、紀律和堅定性的特點。……小資產階級的不堅定性使巴枯寧背叛了革命的根本利益”；“巴枯寧盡管發表‘革命’的空談，但實際上在對待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態度上扮演了叛徒角色”。但《巴枯寧傳》卻胡說巴枯寧是“革命者，專制制度不可調和的敵人”；“是空想社會主義英雄時期的革命領袖和典型”。“三版”還說，“他在《懺悔書》里沒有敗壞任何人的名譽，敘述了歐洲革命（指一八四八年革命）事件和自己的情況。這個文件的形式有時帶有悔過的性質，這可解釋為巴枯寧力圖不計代價地獲得釋放的策略。”《巴枯寧傳》還荒誕而赤裸裸地說：“他在內心深處沒有叛變。他的《懺悔書》不是叛變。”

　　最后，巴枯寧是沙皇侵略擴張政策的積極支持者和吹捧者。“二版”曾指出：“在解決斯拉夫問題方面，巴枯寧采取的是反民主主義的立場，他認為建立一個以沙皇為首的全斯拉夫人國家是可能的。巴枯寧的反動觀點遭到馬克和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巴枯寧傳》卻胡說他是“爭取斯拉夫人民解放的積極戰士”。

　　蘇修叛徒集團所以要替巴枯寧這具僵尸翻案，所以要顛倒黑白，歪曲歷史，替巴枯寧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是因為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最兇惡的敵人，都是陰謀家、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都是叛徒。他們在對外的關系上，都是侵略擴張主義者，所不同的，只是新沙皇比老沙皇及其奴才的野心更大、更瘋狂。

　　叛徒惜叛徒。蘇修叛徒集團為巴枯寧翻案，就是為他們今天的反革命行徑辯護。但是，他們的丑惡表演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蘇修叛徒集團的這一翻案罪行，又一次暴露了他們是蘇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死敵的真面目，又一次為革命人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轉引自《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

　　這三項基本原則是對我黨十次路線斗爭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條路線斗爭歷史經驗的重要總結，是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銳利武器。

　　巴枯寧們的反革命活動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都是違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所以他們在本質上都是很虛弱的，注定是短命的，終究都逃不脫徹底失敗的命運，也阻擋不住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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