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滸》這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中，作者精心塑造了宋江的藝術形象。宋江出身于反動地主家庭，從小攻讀儒家經書，是一個渾身浸透了孔孟之道毒液的反動家伙。
他一生信奉的是“忠君”，夢寐以求的是爵祿，由于只當了個鄆城縣的小吏，因而常感郁郁不得“志”。他有時候也曾要弄一些“仗義疏財”之類的偽善手段，也曾向智取了生辰綱這筆“不義之財”的晁蓋等人通風報信，但那只是為了在江湖上籠絡人心、騙取名聲，以備來日之需。
他對于農民革命、造大宋皇帝的反，歷來是視作“大逆不道”的。在《水滸》第三十五回、三十六回中，宋江被刺配江州城，就演出了不作梁山座上客，寧為皇帝階下囚的可恥一幕。
他兩次上山，一次撇下眾人半途溜走，一次以自刎要挾寧死不留，充分展現了這個趙官家忠實奴才的本性，這段故事是很值得一讀的反面教材。
宋江殺了閻婆惜，不得已亡命出逃，不投“心腹兄弟”晁蓋作頭領的梁山泊，卻一心奔往皇族后裔柴進的門下，惡霸地主孔明的莊園，朝廷命官花榮的營察。
這個地主家庭出身的鄆城押司，階級立場很分明，目的也很清楚：不想造反、只求避難，只等朝廷“寬恩大赦”，再圖封官進爵的“前程萬里”。
偏偏“年命蹇滯”，寬恩大赦沒等到，清風寨一場風波再次引來了災禍。宋江被扣上了“賊首”的帽子，裝入囚車險些喪了命。不得已，他才鬧了清風寨，帶了燕順、花榮等一干人準備投奔梁山去了。
去成沒去成？自然沒有。其原因書中說是由于石勇投來報喪家書一封，宋江為了盡孝，撇下了眾兄弟奔喪去了。果真是這樣嗎？否！奔喪是借口，開小差逃離革命隊伍是實情；盡孝是幌子，不愿背負大宋皇帝才是真意。
宋江準備上山，按他自己的話是“一時乘興”。乘什么興？他沒有明說。稍加分析也就清楚了。宋江對晁蓋為首的梁山起義早有結論，是什么“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卻饒不得”、“滅九族的勾當”。
這次他又把自己的上梁山看成是“做下非為”，是做了“不孝逆子”，“畜生何異”。兩種腔調，何其相似。只是礙著燕順等人，不便明言，才演了捶胸頓足、自罵自的丑戲。其實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矛頭指的正是梁山起義的革命事業。
這就充分表明，宋江的所謂“一時乘興”要上梁山，決不是放棄了一貫的“忠君”立場，一時心血來潮，要去革命，甚至算不上什么“投機革命”，而是出于這樣兩種心理的復雜混合：一是在清風寨事情鬧大了，想找個地方避避禍，暫將梁山當作“棲身之處”；二是此時此刻，由于滿腦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懷才不遇”的思想，宋江正在兩條“升官”道路之間徘徊。
在宋江看來，要升官，最理想的道路當然是奉行儒教，投靠權貴，以便步步登高；如果這條路由于“奸臣”當道而走不通，萬不得已時，上山落草，“殺人放火受招安”，倒也是另一條“升官”之路。
不過，這后一條路是“風險”很大的，因為有可能被封建統治者所“誤解”，而招致殺身之禍。因此，宋江雖一時“乘興”，內心其實頗多躊躇，身體已到水泊之濱，尚且舉棋不定。
恰在此時，接到報喪家書，權衡輕重利弊，他覺得既然爬上去升官之路未絕，又何必鋌而走險？借“家書”為由趕快逃跑，既可獲取“孝子”的“美名”，又能免了“背負朝廷”的“罪孽”，何樂而不為？
這就是宋江隱藏在“一時乘興”這句言不由衷的托詞背后的全部豐富的潛臺詞。無怪乎宋江主意一定，做作一番，連“酒食都不肯沾唇”，就“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
可見宋江，準備上山也罷，溜之大吉也罷，表現雖不同，目的卻是一個，不是為了造反，都是為了忠于朝廷，求得“發跡”，爭當奴才。
這樣一個宋江，一到家，聽到反動地主老子的一番孔孟“教誨”，又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當然要更加堅定他走爬上去做官的道路的決心了。
所以，盡管回家不到一天，就掉進了封建統治的羅網，脖子上套上了枷鎖，他居然還贊嘆不已，口稱當了囚徒“倒是有幸”，刺配江州“亦是好處”。
在充軍的路上，宋江還生怕梁山好漢毀了他的“好處”，故意避開梁山，“只揀小路里過去”，繞道而行。當梁山眾好漢四處設伏，救出他來，請入山寨時，他卻極為反感，把這個行動看成是“逼宋江性命”，奪了刀來，以自刎要挾執意不從。
救命的反被誣成逼命，真是奇談怪論！原因也簡單，在宋江看來，做個皇帝的囚徒，也要比上山落草強得多。
當了囚徒，“也須有程限”，早晚還可“伏侍父親終身”，還是盡忠盡孝的人；而上了山，則“打在網里”，“陷于不忠不孝之地”，“上逆天理、下違父教”，便是不忠不孝的勾當。
換句話說，只要將來還有可能、還有機會爬上去當個有權有勢的奴才，即使暫時當囚徒、被充軍，也心甘情愿。這就是宋江這一次斬釘截鐵地不作梁山座上客，寧為皇帝階下囚的原因所在，也是他死心塌地充當奴才的生動表現。
宋江死心塌地當奴才，還表現在他對待套在脖子上的枷鎖及押解他的兩個公人的態度上。他被請上梁山，花榮等眾人數次叫去了枷，宋江執意不肯，還斥責道：“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簡直遷腐可笑。
枷鎖——階級壓迫的象征，梁山起義農民不僅敢動，而且立志砸碎鐵鎖鏈，翻身作主人。他們視封建法度如糞土，“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就是他們的法度。
而宋江卻把地主階級的法度奉若神明，把枷鎖當成金項鏈，贊嘆、撫摩，帶上了死不肯脫去，妄圖用封建王朝的法度來束縛起義農民的手腳，毒害起義農民的思想，這充分暴露了宋江忠于封建王法，為封建法度辯護的丑惡嘴臉。
至于那兩個“公人”，不過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爪牙。在梁山起義軍看來，“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么！”不要說兩個公人，就是“趙官家”的千軍萬馬，也要殺他個丟盔棄甲，人仰馬翻，甚至還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
而在宋江看來，卻是“寧可我死，不可害他”，他同這兩個公人“寸步不離”、“同起同坐”，儼然成了他們的保護傘。其實宋江對兩個公人如此恭敬備至，無非是他對大宋皇帝“忠肝蓋地”的一種象征罷了。
魯迅曾尖銳地指出：“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宋江的這番令人惡心的作為，不也正說明了他是這樣的奴才么！
不過，宋江這個“自幼學儒”、“亦有權謀”的刀筆小吏，自以為很有些“凌云志”，當囚徒，或當個默默無聞的小奴才，畢竟是他于心不甘的。
潯陽樓上的“醉后狂言”，吐出了他胸中的塊壘便是明證。為了實現他的“凌云志”，他巴結上司、籠絡同僚，“仗義疏財”、結識江湖好漢，施展了狡免三窟的權謀，為的是“盡忠報國”，建功揚名，當個“趙官家”的有地位的奴才。
現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反被文了雙頰發配充軍，盡管牢騷滿腹，但此時留下一個不做朝廷逆子貳臣的身軀，以待來日再爬上去，仍然是最要緊的。
因此他寧可枷鎖套身也不上山快活，施展了逆來順受，“潛伏爪牙”的韜晦之計。這就清楚地表明，不違父教寧當囚徒并不是宋江的根本目的，而只是他實現政治野心，以待來日爬上去升官的一種手段。
至于宋江后來被判了死罪，梁山好漢鬧江州劫法場救他上了山，此時他爬上去升官的路已被徹底堵死了，他才不得已變換手法，走上了另一條“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
仔細剖析宋江的這一番手法的變換，是很能使人們增長關于階級斗爭的見識的。對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奴才，《水滸》卻當成英雄來歌頌。
刺配江州一段長達近萬字，情節迭宕，著墨濃酣。作者費盡心機造出這層層波瀾來，肆意宣傳這個“孝義黑三郎”宋江的“美德”。毛主席在批判《武訓傳》時指出：“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對那種把封建王朝的忠實奴才當作農民革命領袖來歌頌，把十足的奴性當成美德來贊美的行為，我們決不能容忍，必須進行嚴肅的批判。
只有這樣，才能還宋江以本來面目，并通過對《水滸》這部反面教材的評論和討論，不斷增強識別投降派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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