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各國無產階級的隊伍日益壯大，無產階級遭受剝削和壓迫的程度不斷加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愈趨尖銳化，工人運動蓬勃興起。

　　在這種情況下，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問題，不僅成為社會上廣泛注意的問題，而且也是科學社會主義與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激烈爭論的尖銳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為無產階級指明了解放的道路。科學社會主義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領導之下，執行正確的革命路線，依靠人民群眾，開展階級斗爭，進行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和全人類才能得到徹底解放。

　　而蒲魯東主義則反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反對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妄圖把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引入政途。因此，圍繞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問題，馬克思主義同蒲魯東主義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西歐工人運動相結合，進行創建工人階級政黨的準備工作，引導各國無產階級走上解放的革命道路，在一八四六年春建立了“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五月五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信給蒲魯東，邀請他參加該通訊委員會的活動，并擔任法國的通訊人，希望以此來爭取、教育、幫助他拋棄自己的錯誤觀點。但是，蒲魯東立即回信表示拒絕合作，聲明堅持他的和平的改良主義路線，并惡毒攻擊和誣蔑無產階級暴力革命。

　　他狂妄地叫嚷說：“我認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勝利”，“我們決不應該把革命的行動看作是社會革命的手段，因為這種所謂的手段只不過是訴諸暴力和霸道，簡單地說，是制造矛盾”；“依我看來，用一種緩慢的火燒毀財產，總比對財產所有者施加新的力量實行大屠殺好些”（見《蒲魯東給馬克思的信》·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這充分暴露了蒲魯東主義在無產階級解放道路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根本對立。

　　蒲魯東主義的這套改良主義的反動謬論，不僅對法國工人運動有嚴重的危害，而且影響了當時旅居巴黎等地的德國僑民中的一些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他們推崇和吸取蒲魯東的改良主義的“理論”，并盤踞在“正義者同盟”這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控制的國際性工人組織中，用保存小私有制的反動幻想和虛偽的、超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口號，誘騙無產者和勞動人民離開革命道路。

　　蒲魯東主義者和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勾結在一起，瘋狂反對馬克思主義，妄圖阻止無產階級走上革命的解放道路，破壞日益興起的歐洲工人運動。

　　為了宣傳科學社會主義觀點，引導歐洲工人運動循著革命的道路前進，馬克思、恩格斯在反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同時，也對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一八四六年八月，恩格斯受“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委托，親自到了巴黎，立即和蒲魯東分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恩格斯在“正義者同盟”的許多次大會上，尖銳地抨擊了蒲魯東之流宣揚的用工人儲蓄來建立作坊，維持小生產私有制，并進而購買整個法國的異想天開的改良主義計劃。

　　恩格斯說過，巴黎工人平時要維持最低的生活都很困難，那里還談得上儲蓄，除非能用白色月光鑄造出一個個五法郎的硬幣，才能實現蒲魯東的夢想。

　　有一次大辯論連續進行了三個晚上。針對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攻擊，恩格斯在論戰中明確闡明共產主義者的宗旨是：

　　（1）維護同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

　　（2）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財產公有的手段來實現這一點；

　　（3）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9頁）

　　恩格斯還揭露了蒲魯東抱怨和攻擊革命的原因，是“原來他心里藏著一個和平的藥方”（《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頁）。

　　這就給了力圖維護私有制、大肆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蒲魯東主義以迎頭痛擊。經過斗爭，使在巴黎受蒲魯東主義影響的“正義者同盟”的大多數盟員都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可是，高傲的、自命不凡的蒲魯東又在一八四六年十月拋出了《貧困的哲學》這本“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從理論上系統地闡述他那套改良主義的反動謬論，并直接向馬克思挑戰，說什么“我等待著您的嚴格的批評”（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3頁）。

　　為了反擊蒲魯東的挑戰，針鋒相對地批判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所散布的各種謬論，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寫成《哲學的貧困》這一重要著作，并于七月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出版。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主義的同時，進一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原理。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運用階級斗爭的理論批判了蒲魯東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斗爭、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反動謬論，揭示了作為新社會創造者的無產階級的偉大世界歷史使命，指明了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道路。

　　馬克思指出：“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0頁），無產階級在斗爭中必定會由自在的階級“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59頁），“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就是要消滅一切階級”（《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0頁）；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一旦達到最緊張的地步，就成為全面的革命”（《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0頁）。因此，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不是戰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1頁）

　　馬克思就是這樣明確地說明了無產階級解放必須進行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思想。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揭露了蒲魯東改良主義的思想認識根源和階級根源，闡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基本矛盾的對抗性和階級斗爭的不可調和性。

　　馬克思指出，蒲魯東“從黑格爾的辯證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語”，而形而上學地把辯證運動機械地劃出好壞兩方面，他認為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構成每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矛盾。應當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0頁）

　　這是企圖用對立面的調和來代替對立面的斗爭的反動謬論。馬克思認為，發展就是矛盾斗爭的辯證運動，矛盾是不能調和的，調和矛盾就是取消辯證法，就是取消發展的歷史運動。

　　蒲魯東正是利用這種形而上學的調和論來為其改良主義謬論辯護的。他說，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好壞兩方面，解決的辦法就是保存資本主義制度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即在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用他的組織生產、銷售、信貸合作社等辦法來消除資本主義流通過程的弊病，從而實現小生產者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

　　這是企圖用改良主義來調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反動幻想。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證明無產階級的貧困和苦難的真正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只要這種制度還存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說：“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系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系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20頁）。

　　因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和斗爭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還指出，蒲魯東所以會陷入這種“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詭辯論泥坑，是由他的小資產階級立場決定的，他是一個小資產者，“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那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22頁）。

　　這就戳穿了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反動實質。

　　一八四八年二月，馬克思、恩格斯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這一綱領性文獻，進一步闡明了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和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

　　“宣言”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和實現其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的根本道路；“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5頁）。

　　“宣言”把蒲魯東主義作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典型代表加以批判，指出：蒲魯東的消除社會弊病的改良主義“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而是“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于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馬克恩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0頁）。

　　這就深刻地揭露了作為小資產者代表的蒲魯東的改良主義藥方，實質上起著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解放的反動作用。

　　《共產黨宣言》剛剛發表，就爆發了席卷歐洲大陸的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次革命風暴中，無產階級是主力軍，他們站在斗爭的最前列；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同資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大搏斗，經受了鍛煉；同時，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也做了充分的表演，接受了檢驗。

　　馬克思、恩格斯積極參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熱情贊揚法國無產階級的英勇斗爭，親自領導德國無產階級為爭取民主革命的勝利而斗爭。他們堅決主張無產階級應該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牢牢掌握武裝，堅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堅持不斷革命，直至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實現工人階級專政。這就進一步指明了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

　　蒲魯東極端害怕群眾革命運動，竭力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就在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前幾個星期，他還狂叫：“‘革命的紀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6頁）。

　　當革命沖破庸人蒲魯東的和平夢想而到來的時候，他不是接受教訓，與人民群眾一道投入革命斗爭，而是繼續頑固地堅持其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道路。

　　蒲魯東在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書，提出了他的社會改良計劃，鼓吹建立“人民銀行”，發放無息貸款，與當時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相對抗。

　　二月革命后，他先后主編過《人民代表報》《人民報》、《人民之聲報》，一八四八年六月他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他通過報刊和議會講壇，繼續鼓吹其改良主義空想方案。

　　然而，即使蒲魯東的這些點滴改良的建議，在資產階級看來也是危險的。資產階級政府連續封閉了他主辦的報紙，國民議會否決了他的“人民銀行”方案。

　　于是蒲魯東就宣布自已發起組織一個股份“互助協會”，發行一萬二千張股票（每張面值五法郎），號召工人和小生產者購買這種股票，以建立“人民銀行”。

　　他吹噓說，只要這個人民銀行開張，就可以對工人發放無息貸款，這樣就可以“改變勞動對資本的態度”。一些覺悟不高的工人曾經一時受騙，購買了蒲魯東的股票幻想得到無息貸款。實際上這個“人民銀行”只籌辦了兩個月左右，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營業，就在一八四九年二月被迫宣布關閉。

　　蒲魯東在告工人書中辯解說，由于政局惡化，路易·波拿巴篡奪了政權，才使他的“人民銀行”無法正常營業。其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的這條通過“人民銀行”使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道路，完全是異想天開的反動幻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客觀上只能是一條誘騙工人群眾背離革命斗爭、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可恥道路，是幫助資產階級扼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反動道路。

　　“1848年的革命，給了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囂、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派別一個致命的打擊。”（列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選集》第2卷第438頁）

　　一八四八年革命證明了蒲魯東機會主義的改良道路是極其反動、極其有害的幻想；同時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輝理論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后，蒲魯東政治上日趨墮落，思想上更加反動，敵視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面目充分暴露。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因反對路易·波拿巴被判處三年徒刑。

　　可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波拿巴發動政變后，他卻在獄中寫了一本名叫《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的變節的書，公開指責革命派，可恥地向波拿巴獻媚投降，妄想依靠波拿巴來實現他的反革命的改良主義方案。

　　馬克思憤怒地斥責蒲魯東的這本書“不僅是一部壞的著作，而且簡直是卑鄙”（《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7頁）。

　　此后，蒲魯東又發表了許多著作，繼續鼓吹他的改良主義計劃和無政府主義觀點，瘋狂反對工人運動和意大利、波蘭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極力為資產階級鎮壓工人運動的暴行和非正義的侵略戰爭辯護。這些可恥的言行，充分暴露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反動實質。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后繼續堅定地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斗。他們不顧反動派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貧困，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而積極從事理論研究和革命實踐活動。

　　在五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寫了一系列光輝不朽的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深刻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科學地總結了法、德等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馬克思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

　　這就進一步指明了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從思想上武裝了全世界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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