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

　　A: 自發高潮的開始

　　a. 自發的罷工運動的變化：

　　 70年代和60年代的罷工及相關現象和本質：

　　[…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紀上半葉），俄國都發生過罷工，當時還有“自發地”毀壞機器等等的現象。]

　　[…甚至原始的騷亂本身就已表現了自覺性在某種程度上的覺醒，因為工人已經不像歷來那樣相信壓迫他們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動搖的，而開始……感覺到（我不說是理解到）必須進行集體的反抗，堅決拋棄了奴隸般的順從長官的態度。但這種行為多半是絕望和報復的表現，還不能說是斗爭。]

　　[…90年代的罷工所表現出來的自覺色彩就多得多了，這時已經提出明確的要求，事先考慮什么樣的時機較為有利，并且討論別處發生的一些事件和實例，等等。]

　　[…如果說騷亂不過是被壓迫人們的一種反抗，那么有計劃的罷工本身就已表現出階級斗爭的萌芽，但也只能說是一種萌芽。這些罷工本身是工聯主義的斗爭，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斗爭；這些罷工標志著工人已經感覺到他們同廠主的對抗，但是工人還沒有意識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

　　b. 向工人灌輸社會民主主義的必要性：

　　[ 我們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 既然談不到由工人群眾在其運動進程中自己創立的獨立的思想體系［原注17］，那么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因此，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

　　[［原注17］ 這當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創立思想體系的工作。但他們不是以工人的身分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身分、以蒲魯東和魏特林一類人的身分來參加的，換句話說，只有當他們能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并把它向前推進的時候，他們才能在相應的程度上參加這一工作。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盡量設法提高全體工人的覺悟水平，就必須使他們不要自己局限于閱讀被人為地縮小了的“工人讀物”，而要學習愈來愈多地領會一般讀物。更正確些說，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為工人自己是閱讀并且也愿意去閱讀那些寫給知識分子看的讀物的，而只有某些（壞的）知識分子，才認為“對于工人”只要講講有關工廠中的情況，反復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東西就夠了。]

　　(注："既然談不到….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這一段實際上出自第二節"對自發性的崇拜"，但考慮到這講的同樣是關于向工人灌輸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必要性的問題，故歸納到此處。)

　　c. 何時該考慮提出廣泛的綱領與戰斗策略

　　[ 因此極為重要的是要明確，一部分（也許甚至是大多數）在1895-1898年間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那個時候，即“自發”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提出極其廣泛的綱領和戰斗策略［原注11］，這是完全正確的。至于大多數革命家缺乏修養，那是很自然的現象，不應引起什么特別的憂慮。既然任務提得正確，既然有不屈不撓地試圖實現這些任務的毅力，那么暫時的失利就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幸。革命經驗和組織才能，是可以學到的東西。只要有養成這些必要品質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認識到缺點就行，因為在革命事業中，認識到缺點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原注11］ “《火星報》對90年代末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活動持否定態度，而忽略了那個時候除了為微小的要求而斗爭外沒有條件進行別的工作”——“經濟派”在他們《給俄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的一封信》（《火星報》第12號）中這樣說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實證明，所謂“沒有條件”的說法是同真實情況絕對相反的。不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為微小的要求而斗爭外，進行別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也是完全具備了的，當時只是領導者缺乏足夠的修養。“經濟派”不公開承認我們這些思想家、我們這些領導者缺乏修養的事實，卻想把一切都歸咎于“沒有條件”，歸咎于物質環境的影響，而物質環境決定著運動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運動脫離這條道路。試問，這不是屈從自發性是什么？這不是“思想家”欣賞自己的缺點是什么？]

　　( 注：列寧在此處講的"缺乏修養"，指的應該是運動中的領導者在當時缺乏合適的行動方法和了解以及分析當時實際情況的能力等等。)

　　B. 《對自發性的崇拜 《工人思想報》

　　a. 從《工人思想報》看"自發性 壓倒 "自覺性" 的表現

　　[ 社論指出穿藍色袖口制服的人阻止不了工人運動的發展，接著寫道：“……工人運動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為工人終于從領導者手里奪回了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來掌握了”，并且把這個基本論點進一步作了詳細的發揮。其實，領導者（即社會民主黨人，“斗爭協會”的組織者）可以說是被警察從工人手中奪去的，但事情卻被說成是工人同這些領導者作過斗爭而擺脫了他們的束縛！人們不去號召前進，號召鞏固革命組織和擴大政治活動，而去號召后退，號召專作工聯主義的斗爭。說什么“由于力求時刻牢記政治理想而模糊了運動的經濟基礎”，說什么工人運動的座右銘是“為改善經濟狀況而斗爭”（！），或者說得更好一些，是“工人為工人”。說什么罷工儲金會“對于運動比一百個其他的組織更有價值”（請把1897年10月說的這段話和1897年初“十二月黨人”同“青年派”的爭論比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謂我們應當著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間的“精華”，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謂“政治始終是順從于經濟的”等等之類的話，已經成為一種時髦的論調，并且對許多被吸引到運動里來的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這些青年往往只是從合法書刊上的論述中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片斷的。]

　　(注："穿藍色袖口制服的人" 指的是沙俄的警察。)

　　b. 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內意見分歧與三種情況：

　　1)  "青年派"與"老年派"的分歧：

　　[ “青年派”擁護的就是后來發表的那個章程的主要原則。“老年派”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決不是這個，而是加強“斗爭協會”，使它成為革命家的組織，并且使各種工人儲金會以及在青年學生中進行宣傳的那些小組等等都受它的領導。]

　　(注：這里提到的 "章程" 指的是《工人儲金會章程》)

　　2)  三種情況：

　　[ 第一，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種自覺性被自發性壓倒的現象，也是自發地發生的。這好像是在玩弄辭藻，但可惜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真實情況！這種現象的發生，并不是由于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進行了公開的斗爭，一種觀點戰勝了另一種觀點，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來愈多地被憲兵“奪去”，而“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沃·”“青年派”愈來愈多地登上舞臺。]

　　[ 第二，根據“經濟主義”最初在書刊上的表現，我們就可以看見一種極其獨特而且最能使我們了解當前社會民主黨人隊伍中的各種意見分歧的現象，這就是那些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人，崇拜與無產階級斗爭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機的” （《工人事業》的說法）聯系的人，反對任何非工人的知識分子（哪怕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人，為了替自己的立場辯護，竟不得不采用資產階級“純粹工聯主義者”的論據。這個事實向我們表明：《工人思想報》一開始就已經著手（不自覺地）實現《信條》這一綱領。這個事實表明（這是《工人事業》始終不能了解的）：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愿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

　　但是讀者會問：自發的運動，沿著阻力最小的路線進行的運動，為什么就恰恰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 第三，《工人思想報》創刊號向我們表明，“經濟主義”這個名稱（我們自然不想丟開這個名稱，因為這個稱呼畢竟已經用慣了）并沒有十分確切地表達新派別的實質。《工人思想報》并不完全否認政治斗爭，因為在《工人思想報》創刊號所刊載的那個儲金會章程中，就談到要同政府作斗爭。不過《工人思想報》以為“政治始終是順從于經濟的”（《工人事業》則用另一種說法來表達這個論點，它在自己的綱領中說：“在俄國，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比在其他國家更是分不開的”）。假使所謂的政治是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的這種說法就是完全不對的。正如我們看到的，工人的經濟斗爭往往是同資產階級、教權派等等的政治相聯系的（盡管不是分不開的）。]

　　C.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業》

　　a. 《工人事業》的 "模糊" 觀點：

　　[ 但是，《工人事業》不僅為“經濟派”辯護，而且自己也時常滑到他們的基本錯誤上去。所以會滑下去，是因為《工人事業》的綱領中有這樣一個模棱兩可的論點：“我們認為近年來發生的群眾性工人運動〈黑體是《工人事業》用的〉是俄國生活中最重要的現象，這個現象基本上將決定聯合會的書刊工作的任務〈黑體是我們用的〉和性質。”]

　　b.  列寧的分析：

　　[ 對于這句話可以有兩種理解：或者是理解為崇拜這個運動的自發性，即把社會民主黨的作用降低為專替這個工人運動當聽差（《工人思想報》、“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經濟派”就是這樣理解的）；或者是理解為群眾性運動向我們提出了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新任務，這些任務要比群眾性運動產生以前可以使我們感到滿足的那些任務復雜得多。《工人事業》過去和現在都正是傾向于前一種理解，因為它根本沒有明確地講過任何新任務，而始終都認為，似乎這個“群眾性運動”使我們不必去清楚地認識和解決運動所提出的種種任務。]

　　c.  策略與計劃的關系：

　　[“社會民主黨不能用某種事先想好的政治斗爭的計劃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腳，縮小自己的活動范圍。它承認一切斗爭手段，只要這些手段同黨的現有力量相適應”等等。（《火星報》創刊號）]

　　[ “沒有一個在任何環境和任何時期都善于進行政治斗爭的堅強的組織，就談不到什么系統的、具有堅定原則的和堅持不懈地執行的行動計劃，而只有這樣的計劃才配稱為策略。”（《火星報》第4號）]

　　[ 原則上承認一切斗爭手段、一切計劃和方法（只要它們是適當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勢下遵循一個堅持不懈地執行的計劃（如果想談策略的話）是另一回事；把這兩者混為一談，那就等于把醫學上承認各種療法同要求在醫治某種病癥時采用一定的療法混為一談。]

　　思考：

　　1.  列寧在這一章中主要講的問題應該是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有一種過于依賴 "自發性運動"的傾向，這個傾向導致了兩個問題 (分別對應了工人運動的問題和社會民主黨內的問題)：

　　 第一，由于過于注重運動的 "自發性"，而忽視了向工人階級灌輸 "社會民主主義"的必要性，這將導致工人運動會滑到工聯主義的斗爭路線上從而偏離的原定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是"自發性"對工人階級的影響。)

　　 第二，因為過于重視運動的"自發性"，使得社會民主黨的部分成員輕視了運動中"計劃"的必要性，這會導致社會民主黨只能跟在運動的后面而不能在前面領導革命運動。(這是"自發性"對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

　　2. […或者是理解為群眾性運動向我們提出了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新任務，這些任務要比群眾性運動產生以前可以使我們感到滿足的那些任務復雜得多。] 這個觀點應該還是比較重要的。隨著群眾運動的進行，可能會導致有必要修改原有的計劃以應對運動中新的挑戰與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在運動中"走一步，想一步"。

　　第二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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