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24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154周年。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是繼馬克思、恩格斯后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俄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領導工農兵群眾奪取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從而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列寧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他把馬克思主義與新形勢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揭示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內在規律，總結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列寧主義階段。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理論，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導思想。受蘇東劇變的影響，國際上否定和抹殺列寧的地位和貢獻對國內也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削弱了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執政基礎，為了恢復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應有地位，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小編近期推送列寧的一些經典著作和文章，以饗讀者。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列寧

　　恩格斯在談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時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經典性的論點異常鮮明有力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而忽視那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即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破壞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的一定實際任務，即可能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的一定實際任務之間的聯系。

　　正是現在，在那些關心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命運的人們中間，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然而誰都知道，俄國近年來發生的急劇變化異常迅速、異常劇烈地改變了形勢，改變了迫切地、直接地決定著行動條件，因而也決定著行動任務的社會政治形勢。當然我所說的并不是總的基本的任務，只要各階級間的根本的對比關系沒有改變，這樣的任務是不會隨著歷史出現轉折而改變的。非常明顯，俄國經濟（不僅是經濟）演進的總趨勢，也象俄國社會各個階級間的根本的對比關系一樣，近幾年，比如說近六年來并沒有改變。

　　但是在這一時期，因為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迫切的直接行動的任務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因此，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

　　為了說明這個意思，我們且看看近六年來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馬上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個時期劃分為兩個三年，前三年大約在1907年夏季結束，后三年大約在1910年夏季結束。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國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發生了迅速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的進展很不平衡，向兩邊擺動的幅度很大。“上層建筑”的這些變化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俄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在各個不同舞臺上的活動（杜馬內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這些活動的形式之公開，力量之雄厚，規模之巨大，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們再說一遍，這里也是只從純理論的“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則是演進十分緩慢，幾乎等于停滯不動。在國家制度方面沒有發生任何比較顯著的變化。前一時期各個階級展開各種公開的和多方面的活動的“舞臺”，現在大多數都完全沒有或者幾乎完全沒有這種活動了。

　　這兩個時期的相同之處在于：俄國的演進在前后兩個時期都仍舊是先前的、資本主義的演進。這種經濟演進同現存的許多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之間的矛盾并沒有消除，這個矛盾還是同從前一樣，并沒有因為某種局部的資產階級的內容滲入這些或那些個別制度而緩和，反而更加尖銳了。

　　這兩個時期的不同之處在于：前一時期擺在歷史活動的舞臺最前面的問題，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變化究竟會引起什么結果。由于俄國的演進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些變化的內容也就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但是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采取某種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的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由于自身的階級地位而害怕劇烈的變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方面保存大量舊制度的殘余。農村小資產階級是同“自食其力”的農民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實現另一種資產階級的改革，給一切中世紀的舊東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傭工人既然自覺地對待自己周圍所發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對這兩種不同趨向的沖突采取明確的態度，因為這兩種不同的趨向雖然都仍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制度的范圍，但是它們所決定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形式及其發展速度和進步影響所波及的廣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見在過去的三年，通常稱作策略問題的那些問題被提到馬克思主義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標派分子認為，由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爭論和分歧，似乎是“知識分子的”爭論，是“爭取對不成熟的無產階級施加影響的斗爭”，是“知識分子適應無產階級”的表現，沒有再比這種意見更其錯誤的了。恰恰相反，正因為無產階級已經成熟，它才不能對俄國整個資產階級發展中的兩種不同趨向的沖突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個階級的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適應（直接地或間接地適應，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這兩種不同趨向的理論公式。

　　在后三年，俄國資產階級發展中的兩種不同趨向的沖突沒有成為迫切問題，因為這兩種趨向都被“死硬派”壓下去了，被推到了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暫時湮沒了。中世紀的死硬派不僅擠滿了舞臺的最前面，而且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廣大階層的內心充滿了路標派的情緒，充滿了沮喪心情和脫離革命的思想。這時呈現出來的不是改革舊制度的兩種方式的沖突，而是對任何改革的喪失信心、“順從”和“悔罪”的心情、對反社會學說的迷戀、神秘主義的風行等等。

　　這種異常劇烈的變化，既不是偶然的現象，也不單是“外界”壓力的結果。前一個時期使那些幾輩子、幾世紀以來一直不關心政治問題、不過問政治問題的居民階層受到了極其劇烈的震動，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產生“重新估計一切價值”，重新研究各種基本問題，重新注意理論，注意基本常識和初步知識的趨向。千百萬人驟然從長夢中覺醒過來，一下子碰到許多極其重要的問題，他們不能在這個高度長久地堅持下去，他們不能不停頓一下，不能不回頭去研究基本問題，不能不作一番新的準備工作，這有助于“消化”那些極其深刻的教訓，使無比廣大的群眾能夠更堅決、更自覺、更自信、更堅定地再向前進。

　　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就是這樣：前一時期的迫切任務是在國內生活的各方面實現直接改革，后一時期的迫切任務是總結經驗，使更廣大的階層掌握這種經驗，使這種經驗深入到所謂底層，深入到各階級的落后群眾中去。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么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堅決地反對這種瓦解，為捍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頑強的斗爭，又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了。在規定自己的任務時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階級的最廣大階層，在前一時期極片面地、極反常地領會了馬克思主義，死記硬背了某些“口號”和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而并不理解這些答案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準則。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計一切價值”，結果就引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學基本原理的“修正”。帶著各種唯心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表現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馬赫主義的流行病上。重復那些背得爛熟、但并不理解、也沒有經過思考的“口號”，結果就使得空談盛行，這種空談實際上完全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義”，又如把召回主義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資產階級最廣大階層的路標主義精神和脫離革命的思想，也滲透到力圖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納入“溫和謹慎”的軌道的那個思潮中去了。馬克思主義在這里所剩下的已經只是用來掩蓋浸透了自由主義精神的關于“等級制度”和“領導權”等等議論的詞句了。

　　本文的目的當然不是研究這些議論。僅僅指出這些議論，就足以說明前面講到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經受的危機的深重，以及這種危機同現在整個社會經濟形勢的聯系。對這種危機所引起的問題避而不談是不行的。企圖用空談來回避這些問題，是最有害的、最無原則的。現在，由于資產階級的影響遍及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各種各樣的“同路人”，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理受到了來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團結一切意識到危機的深重和克服危機的必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來共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過的了。

　　前三年喚起了廣大階層自覺地投入社會生活，這些階層往往是現在才第一次開始真正認識馬克思主義。針對這種情況，資產階級的刊物炮制了比過去多得多的荒謬言論，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廣泛。在這種條件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瓦解是特別危險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發生這種瓦解的原因，并且團結起來同這種瓦解進行徹底的斗爭，的的確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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