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倦怠社會》一書中，韓炳哲認為21世紀的社會不再是福柯所說的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社會成員也不再是“馴化”的主體，而是功績主體。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在其中占據主導的是各種否定性的禁令。與規訓社會相反，功績社會越來越擺脫了否定性，“不斷升級的去管制化進程取消了否定性”。規訓社會的情態動詞是“不允許”和“應當”，而功績社會的情態動詞則是一種積極的、能夠打破界限的“能夠”，或者是集體符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們可以辦到！”。

　　從規訓社會到功績社會的范式轉化是實現生產最大化的“社會集體無意識”的結果。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規訓社會的禁令規訓法則對于社會生產的作用便達到了極限，妨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轉化就是在這種狀況下發生的。肯定性的“能夠”比否定性的“應當”更能夠提高社會生產效率。當然，從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轉向，并不意味著規訓的消失，功績的主體依然接受社會的規訓，但是他超越了規訓法則。

　　規訓社會的否定性，制造出來的“瘋人和罪犯”；而功績社會的肯定性生產出的則是“抑郁癥患者和厭世者”。對于現代抑郁癥泛濫的現象，阿蘭·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等學者完全從心理的層面來分析，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經濟、政治因素。他們將抑郁癥的起因，歸因于個體擺脫規訓社會的禁令之后所擁有的過度的自主性和所承擔的過度的責任：“當控制行為的規訓模式讓位于另一種規范時，換言之，過去通過權威和禁令分給社會階級和兩性角色，如今每個人必須自發地行動，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癥就在這時開始流行……抑郁癥患者沒有最大限度地發展自身，他在必須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盡。”而在韓炳哲看來，埃亨伯格等人注意到了功績主體患有心理疾病，但卻沒有發現這種心理疾病背后的新自由主義統治關系。正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統治關系造成了一種基于自我剝削機制的“績效命令”，并引發了抑郁癥等現代精神疾病：“并非過度的責任和自主性導致疾病，而是作為晚期現代社會新戒律的績效命令（Imperativ der Leistung）”。

　　在功績社會中，人們不再受到外在的統治機構的控制，也不再屈從于任何個人，成為了自身的主人和統治者。這種脫離他者的自由卻并沒有給主體帶來釋放和解脫，而是形成了一種“強制的自由”：“自由的辯證法不幸地將自身轉化為強制和束縛”。績效主體成為了自身的雇主，通過對自我的剝削以達到績效最大化的目標。這種自我剝削甚至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

　　因此，韓炳哲將功績社會的人類稱為只會勞作的“末人”。他們在沒有任何外力壓迫的情況下，完全自愿地剝削自我。抑郁癥等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就是這種悖論性自由在病理學上的體現。績效強迫癥促使他不斷地提升自身的效能，他同自身競爭，不斷試圖超越自己，直到最終崩潰毀滅。當功績主體不能夠繼續工作時，抑郁癥就會爆發，“它首先是一種對工作、‘能夠’的倦怠感”。

　　抑郁癥等現代心理疾病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壓抑和否定機制造成的，也不是個人與他者之間矛盾的內化。相反，現代功績主體患病的原因并不在于他者層面，而是“過度緊張的、過量的、自戀式的自我指涉”。疲憊的、抑郁的功績主體在不斷地消耗自我，并在同自身的斗爭中困苦不堪：“他將自己困在一架不斷加速、圍繞自身旋轉的瘋狂競爭之中。”正是在這種狀況下，抑郁癥等精神疾病成為了21世紀的流行病：“它們都帶有自我攻擊的特征。病人對自身施加暴力、剝削自我。自我形成的暴力取代了他者的暴力，前者的破壞力更大，由于受害者生活在一中虛假的自由感之中。”

　　除了過量的自我剝削之外，與他人之間連接的消失也是現代抑郁癥產生的重要原因：“新媒體和信息交流技術也逐漸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關聯。”韓炳哲指出：“現代晚期的功績主體擁有過量的選擇，因此沒有能力建立一種密切的連接。”現代晚期的自我將大部分的“力比多”能量投注到自身身上，而剩余的力比多則被分配到“不斷增多的交流和短暫、膚淺的關系之中。這種關聯是薄弱的，因此很容易把力比多從一個對象轉移至新的對象。”當然，個體在社交網絡中依然存在著大量的“朋友”，但這些“朋友”所承擔的主要功能在于：“提升個體的自戀式自我感受。他們構成了一群鼓掌喝彩的觀眾，為自我提供關注，而自我則如同商品一樣展示自身。”因此，現代功績主體的抑郁癥完全不同于“悲傷”，因為“悲傷”意味著主體和客體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力比多關聯，而喪失了與他者連接的現代功績主體已經喪失了“悲傷”的能力。在抑郁癥患者身上，“一切關聯被解除，包括同自身的聯系。”

　　韓炳哲進一步將功績社會中的功績主體與阿甘本所說的“神圣人”聯系起來。阿甘本所說的神圣人是一種絕對可以被殺死的生命，是一種被現代社會和政治共同體排斥在外的邊緣人群，包括集中營中的猶太人、歐洲難民營中的難民、關塔那摩監獄的囚犯和恐怖分子、美國黑人社區的黑人等等。而韓炳哲看來，現代功績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毫無例外地成為了“神圣人”。但是這種“現代晚期的神圣人”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他們不是絕對可以被殺死的對象，而是絕對無法被殺的對象，但是他們的生命如同“僵尸”一般：“他過度活躍，以至于他既不能死去，也毫無生氣”。

　　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功績社會中這些身患抑郁癥、邊緣性人格障礙或疲勞綜合征的人群所顯示出的癥狀，與集中營中的囚犯高度相似：“這些筋疲力盡、困倦不堪的囚犯，如同身患嚴重抑郁癥的病人，變得極度麻木、冷漠，甚至無法分辨軀體的寒冷和看守的指令。”生活在現代功績社會的個體雖然看起來擁有充分的自由，但又仿佛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無法掙脫的囚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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