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3期，作者是史鋒。

　　毛主席曾經指出：“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后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這對國民黨反動頭子、賣國賊蔣介石的反動一生，是一個深刻的概括。

　　蔣介石是怎樣起家的？

　　一個冒險家

　　一九一二年，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人聲靜寂，只有林蔭道深處一間設備特別完善的病房里，還亮著淡藍色的燈光。辛亥革命著名的革命黨人陶成章，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

　　忽然，從法國梧桐的陰影下，閃出一個蒙面大盜。這個人，跳過欄桿，闖進病房，直奔陶成章。

　　護士大吃一驚，“呀！”地尖叫了一聲……

　　當人們趕來時，陶成章已經躺在血泊中，不見了兇手的蹤影。

　　這就是蔣介石的一次“杰作”，是他投靠江浙財閥的一件見面禮。

　　原來，陶成章在辛亥革命中，領導了江浙起義，并主張“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準富豪們霸占”，因而引起了江浙財閥的仇恨。這個財閥集團的政治代表、大流氓陳其美，就布置蔣介石去暗殺陶成章，于是演出了廣慈醫院深夜的一幕。

　　這時候的蔣介石，論軍事資歷，只在日本軍隊中當過上等兵；在陳其美手下，雖然掛了個校官的銜頭，也只是一名小嘍羅。

　　據蔣介石自己說，他“本一貪逸惡勞之人，亦一嬌養成性之人”，對于訓練兵卒等事感到很苦，于是整天沉溺于舊上海最污穢最腥臭的生活中。一九一三年陳其美垮臺后，蔣介石就完完全全地過了十年流氓生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里，大家都知道有個第三十二號經紀人，歪戴帽子，香煙叼在嘴唇中間，門檻特別精，此人的大號就是蔣介石。

　　在這個“冒險家的樂園”里，蔣介石結識了一批“江湖朋友”，對于他后來的發跡，很有關系。這批狐群狗黨，有的是上海的流氓頭子，如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虞洽卿；有的是江浙財閥或他們的政治代表，如張靜江、陳果夫、戴季陶。這兩種人結合在一起，使蔣介石在混跡交易所的十年中，把投機、欺騙、誘惑、暗算、造謠、冒險等一切手段，都學得爛熟，成了他反革命生涯中的拿手好戲。

　　蔣介石這一伙，在交易所里投機賭博，一度賺了不少錢。蔣介石自己也“經營不半載”，“儼然富商”，在“十里洋場”過著花天酒地的腐朽糜爛生活。然而好景不常，一九二一年年關，銀根奇緊，公債、股票起了跌風，發生了“信(托)交(易)大風潮”，有的交易所股票，跌到一錢不值。蔣介石一個跟頭從云端里跌了下來，一下又成了破產者。

　　在上海投機失敗，蔣介石又想到廣東去。他在廣東原來也混過多年，同孫中山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這時候，由于陳其美已死，而孫中山在南方開展的革命活動，已有一定聲勢，蔣介石要進行政治投機，就只有靠近孫中山；而蔣介石的這種行動，又恰恰是符合了江浙大財閥在政治上的需要，張靜江一伙極力要把蔣介石這根楔子打進廣東去。

　　于是，蔣介石“投袂而起”，奔赴廣東去了。

　　投機革命，騙取信任

　　在廣東，蔣介石前后判若兩人。別看他在上海那樣昏天黑地，在廣東，特別是在孫中山跟前，簡直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樣子。舉個小例子說說：孫中山平時召集軍官們講話，總是讓大家“稍息”或者坐下，可是蔣介石卻自始至終，筆挺立正，十分突出，好像唯獨他最忠于孫中山。

　　蔣介石在他的老上級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面前，同樣地也是這副矯揉造作的態度，開口一句“報告總司令”，閉口一句“聽候總司令指示”。可是后來逼許崇智下臺，搶了總司令這把虎皮交椅坐的，也正是這個蔣介石。

　　蔣介石還裝出了一副異常勤奮而又十分用功的樣子。當時在行軍時，高級軍官是坐轎子的。別的人大多是放下轎簾打瞌睡，他卻高卷轎簾，裝模作樣地披閱公文或看書。當時的粵軍將領張達民就一語道破了他的真實目的：“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都是作戲！”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孫中山避到了永豐艦上，同叛軍相持了五十六天。在這期間，蔣介石為了向孫中山表示忠心，也上了艦，緊隨孫中山左右。在那炮火紛飛的間隙中，蔣介石居然找到了一個機會，同孫中山合照了一張相，并請孫中山題詞。這張相片，后來他到處分發，以此向同輩和外界夸耀自己同孫中山的親密關系。

　　不僅如此，他為了充分利用事變這一資本，越俎代庖，一開始就用日記形式，記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事變后，他又請孫中山寫了一篇序，以“蔣介石記錄”名義出版了這本書。并且不惜工本，把那張相片用銅版印在全書很顯眼的地方，到處招搖。

　　蔣介石經過這么一番苦心經營，特別是在永豐艦上的一段經歷，使他在孫中山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別人有難他得福，蔣介石就從此“發跡”了。

　　拜托洛茨基為師

　　孫中山幾經挫折之后，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終于接受了共產黨關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開始改組國民黨，又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此同時，孫中山決心向列寧締造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學習。一九二三年八月，孫中山派出了蔣介石和共產黨人張太雷等四人，赴蘇考察軍事、政治和黨的工作。

　　這次考察，蔣介石完全是別有用心。他因偽裝進步而奉派出國，從中撈到政治資本。之后，又將出國所見肆意歪曲，作為攻擊三大政策的炮彈和胡說“共產主義不適合于中國國情”的“理由”。

　　從蔣介石本人來講，倒有一個“重大的”收獲。他沒有會見列寧和斯大林，然而找到了托洛茨基，據蔣介石自己供認：“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茨基相談最多。他把托洛茨基教誨的：“忍耐與活動”，刻骨銘心地當作“成功立業的要素”。后來，每當革命力量強大的時候，他就“忍耐”；而當革命陣營中有一點空隙，他就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

　　年底，蔣介石回國。他雖然沒有、也不想學到什么，卻煞有介事地高喊：“我們黨要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共產黨的辦法！”

　　他甚至“建議”：“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共產國際支部之一。”

　　隨后他又多次公開表示：“國民黨員反對共產黨，就是違反了總理(孫中山)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如果我有違反紀律、背叛主義的時候，至少也要就地槍斃。”

　　這是真的嗎？假的！還是讓我們看一看他公開反共后的供狀吧：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他的《下野宣言》里說：“茲更進言中正反共之顛末：數載以來，一般多以聯俄容共之政策，為中正所翊贊而主張者，不知當游俄考察歸國之時，對聯俄容共即主審慎分別。……中正之排除‘共逆’，所以具有不移之決心也。”

　　原來如此！

　　收羅了一批反動派

　　一九二四年初，根據共產黨人的建議，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培養武裝骨干力量。當時的軍政部長程潛兼任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蔣介石為副校長，負責籌辦。

　　當時，軍校缺乏經費，也沒有現成設備，槍支也很少，蔣介石一看，樣樣都要白手起家：自己呢，校長還是“副”的，而且要受國民黨左派廖仲愷的節制。越想越窩火，他就大耍流氓手段，擅自遣散職員，宣布學校辦不了，自己又一次溜回上海去了。其實蔣介石也無非以此要挾孫中山，以退為進罷了。他給孫中山的信上就說：“中正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

　　他這一行動，可急壞了張靜江一幫師兄弟。他們從地主買辦階級的利害關系出發，認為萬萬不能丟掉已經經營多年、深入革命陣營內部的基地。為此，張靜江親自跑到廣東，向孫中山說項，終于讓蔣介石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仍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介石這才回校。這時，黃埔軍校在共產黨人的努力下，已很有起色了。

　　此后，蔣介石逐漸把黃埔軍校作為個人資本，盜竊革命武裝為反革命服務，從而為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特別垂青，也為他建立封建買辦法西斯王朝創造了條件。

　　在黃埔軍校，蔣介石開始收羅反動派。

　　當時，國民黨內的右派，頑固地站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共產黨，反對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去世以后，他們就進一步開展反革命活動。一部分右派分子，如鄒魯、謝持等幾個人，跑到北京西山，非法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公開樹起反對旗號，鼓吹“分共”。

　　蔣介石也是個右派。但是，這個陰謀家感到自己反革命的羽毛還不夠豐滿，還需要繼續利用革命力量。他對于公開的右派，他裝出十分痛恨的樣子，罵鄒魯等西山會議派是“快其驅除異己發舒私憤之偏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罵戴季陶是“總理之不肖徒！‘吾儕當鳴鼓而攻之’”！賊喊捉賊，掩人耳目。

　　另一方面，他在暗地里組織小團體，培植死黨。在黃埔軍校中，他把一些反動軍官和反共分子拉攏在身邊，作為他的羽翼。教官中如何應欽、劉峙、顧祝同、陳誠等人，后來都成了他的嫡系骨干；學生中如賀衷寒、鄧文儀、胡宗南等，后來也都是他手下的法西斯匪徒。這幫反動家伙，當時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打著孫中山的旗號，反對孫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謂“戴季陶主義”，把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解釋為孔孟之道，為復辟倒退鳴鑼開道。

　　平時在校中，他們專門同進步學生組織作對，搗亂破壞。蔣介石表面上裝得同“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反動組織毫無關系，當他們準備上街進行反共游行時，蔣介石還加以制止。走狗們心領神會，“孫文主義學會”頭目王柏齡召集嘍羅說：“我們的領袖高瞻遠矚，恐怕這時不宜于開火。”一句話泄露天機，把蔣介石同這個反動組織的關系點破了。

　　借助左派打擊異已

　　一九二五年二月，陳炯明又在東江叛變，廣東革命政府進行了第一次東征。東征軍都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其中許多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在東江農民的協助下，鎮壓了叛亂。蔣介石以軍校校長身份，用革命學生和東江農民的鮮血，書寫了自己的功勞簿。

　　同年五月，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叛變，東征軍回師廣州，在廣九鐵路工人援助下平定了叛亂。蔣介石又以軍校學生和鐵路工人的鮮血，在功勞簿上替自己添上了新的一筆。

　　蔣介石的野心日益膨脹。七月一日，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但是，在當時的黨政領導層中，蔣介石還排不上號。從主席到各部部長，都沒有他的份。特別是有三個人，在當時的影響較大，遠非蔣介石所能望其項背：一個是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廖仲愷。廖很得人望，而且精明強干，為蔣介石所懼憚。另兩個是國民黨右派頭子胡漢民和許崇智。胡是孫中山死后的頭號人物；許是粵軍總司令，握有軍權。

　　八月二十一日，廖仲愷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的黑手所暗殺，全國震動，蔣介石乘機到處劇烈“活動”，攫取大權。他要挾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讓他參加由三個人組成的“廖案特別委員會”，這個機構權限很大，負責緝捕兇手和鎮壓叛亂。

　　兇手是誰，一時尚未查清，輿論對右派胡漢民和許崇智表示懷疑。蔣介石借助這種形勢，排除異己，把罪名朝胡漢民和許崇智身上一推，說胡漢民的弟弟是主使者，許崇智的一個部下是直接參與者。革命群眾本來反對胡、許，這下子火上加油，群情激憤。蔣介石親自率領軍校學生，包圍了胡、許的公署，群眾的怒潮洶涌澎湃，蔣介石卻又趁機向胡、許賣好，表示可以放他們走。兩個人立即惶遽出奔，胡漢民逃往國外，許崇智亡命上海。

　　蔣介石把許崇智的部隊一一繳械，把胡、許的主要干部抓的抓，殺的殺，不抓不殺的也嚇跑了。蔣介石一躍而為廣東最大的實力派。可是他并不以此為滿足，接著，改編國民革命軍。他除了大力發展嫡系部隊，把兩團黃埔學生軍擴充為第一軍，自任軍長以外，還擔任軍事總監，統轄各軍。

　　從此，蔣介石成了國民黨最高的軍事頭子。

　　露出了反革命本相

　　生物界很有一些極端無理的事：埋伏在黃鶯窩里被孵化出來的杜鵑，吃著義母喂的食物，長了力氣，竟將雛鶯一只一只地推下樹去摔死。這種情形，正如陰險而兇殘的蔣介石一樣。他混進革命隊伍，積蓄起了一些力量，就露出他的本相來了。

　　從一個亡命之徒很快爬上軍事總監的地位，蔣介石具有一切政治暴發戶共同的特點。他特別貪婪，胃口大得很，恨不得一口就將最高權力吞下肚去。他雖然在軍隊中占有了很高的位置，但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還是以汪精衛為首。那時汪精衛之所以有影響，又是由于他標榜靠攏共產黨，人們誤把汪精衛當成國民黨左派來推崇。所以，歸根結底，最使蔣介石害怕和忌恨的，還是在革命隊伍中起著實際領導作用的中國共產黨。

　　在反革命貪欲的刺激下，一旦有機可乘，蔣介石就要向共產黨下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夜里，蔣介石住的小樓，鬼影幢幢，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出出進進，十分忙碌。

　　隨即，在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當時是共產黨員)的辦公室里，出現了三個獐頭鼠目的家伙，手持公函，上面寫道：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派得力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為禱。”

　　落款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

　　李之龍把公函又仔細看了一遍，就著手執行。由于另一艘軍艦正在檢修機件，李之龍給中山艦下了命令。

　　三月十九日早晨六時，中山艦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升火起錨，駛到黃埔，向黃埔軍校報到。“等候差遣”的中山艦不敢熄火，在黃埔水面一直等到晚上。當艦上冒出的煙霧融進夜色時，蔣介石派出的爪牙就按照預謀，四出活動了。

　　蔣介石早已指使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大放謠言，說是“共產黨制造叛亂，陰謀倒蔣”，“中山艦開向黃埔，企圖劫走蔣介石，載往海參崴”。晚上十二時，蔣介石利用廣州市衛戍司令身份，下令全市戒嚴。

　　三月二十日凌晨三時，蔣介石派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把海軍局長李之龍從床上拖起來，反綁雙手，蒙上眼睛，又在嘴里塞進兩塊手巾，像綁“肉票”一樣丟上汽車，揚長而去。

　　蔣介石調兵遣將，包圍了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和領導省港大罷工的司令部——省港罷工委員會，強行劫奪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支。

　　蔣介石下令扣留了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又親自打電話給第一軍副軍長何應欽，命他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

　　一道道反革命的指令發了出去，警車怪叫，軍警逡巡，廣州街頭一片殺氣。

　　蔣介石野心未已，決定趁機也給汪精衛一點顏色看看。他按照預先策劃的步驟，把廣州警察局長召來，要他親自率領武裝警察，把汪精衛包圍起來：

　　“你去，‘保護’汪主席，不要放一個人出來，唵唵。”

　　汪精衛當時是國民政府主席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但他沒有兵權。蔣介石調兵遣將，汪衛不但管不著，反而連自己也遭到重兵包圍。他又氣又怕，連聲說：“我這個主席不要做了，我這個主席不要做了。”事過以后，汪精衛終于掛冠出國。

　　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中的反革命行徑，激起廣大共產黨員的極大憤慨。毛主席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內的正確路線，在當時嚴正指出，對于蔣介石的反叛行為，必須給以堅決的揭露和有力的反擊，并抓緊時間建立共產黨自己的武裝。

　　但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生怕得罪了蔣介石，竟一再向蔣介石解釋和道歉，又在《向導》上發表了一封信，胡說“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行動”。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使蔣介石叛賣革命的第一次陰謀得逞。這一次事件，打擊了共產黨，逼走了汪精衛，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就完全操縱在蔣介石一人手中，增厚了他的反革命資本。

　　帝國主義者和買辦資產階級，被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封鎖了已近十個月，正喘不過氣來，這時就彼此恭賀，高呼“萬歲”，他們以為“共產黨既經打擊，解決罷工，自不成問題”。蔣介石的嘍羅們更是歡天喜地，孫文主義學會反動頭目王柏齡，在《黃埔季刊》上洋洋得意地說：中山艦事件，“當中詳細，唯鄙人與蔣先生知道，未得蔣先生許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蔣先生對學生訓話，也謂如要明瞭此回事變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記。”“中山艦云者，煙幕也，非歷史也，而收效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

　　這個草包在得意之余，竟把蔣介石見不得人的東西，捅了出來，供認在中山艦“煙幕”背后，遮蓋的是反共反人民的陰謀事實。

　　從篡軍到篡黨

　　趁中山艦事件所造成的聲勢，蔣介石逼迫國民黨中央召開二中全會。

　　蔣介石手里抓著槍。在國民黨召開二中全會的當天，蔣介石突然宣布全市戒嚴。廣州空氣又緊張起來，商店停業，銀行擠兌，第一軍荷槍實彈遍布街頭。在這種氣氛中，蔣介石向二中全會提出了“整理黨務案”。蔣家黨羽后來把整理黨務案的強行通過叫做“黨權因是收回”。

　　蔣介石親自炮制的“整理黨務案”，主要包括四條反革命內容：

　　一、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委員會中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二、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

　　三、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要交給國民黨中央；

　　四、共產黨發給在國民黨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指示，要先經兩黨聯席會議討論。

　　當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被撤換下來，蔣介石的交易所老搭檔，江浙大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如張靜江、陳果夫、戴季陶之流，便一個個袍笏登場。

　　張靜江作為國民黨“元老”，為蔣介石看守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以免別人問鼎。

　　蔣介石深深懂得抓組織大權的重要，親自兼任組織部長，日常工作則由陳果夫代理。國民黨的組織部，在后來的二十年中，一直由陳果夫及其兄弟陳立夫管著，因而有“蔣家朝廷陳家黨”的說法。

　　反動“理論家”戴季陶，則以他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義”作為蔣介石獨裁政治的宣傳工具。

　　蔣介石自己，竊踞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他還下令設立軍人部，部長也由他兼任。他把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而張靜江所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不過是一件“奢侈”的“裝飾品”。

　　蔣介石由篡奪軍權進而篡奪黨權，他的全部秘訣就是靠手里有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

　　偽裝是為了叛賣

　　中山艦事件后，雖然蔣介石為了平息輿論，假惺惺地處理了幾個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但因為事件本身性質的嚴重性和明確性，他的新右派尾巴還是從衣襟底下露了出來。國民黨二中全會一結束，共產黨人趙世炎同志就在《向導》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這是“左、右反動各派的一個很復雜的斗爭”。并且尖銳地揭露說：國民黨老右派的“西山會議議案的精神亦可以說有部分地實現了”。

　　蔣介石的新右派面目被識破，他深感恐慌。他覺得自己周圍的力量，還不足以馬上就同共產黨決裂，而且他還要借助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通過北伐，奪取全國政權。

　　蔣介石于是重施故伎，裝模作樣地把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派分子在上海的活動罵了一通，同時宣布廣東的伍朝樞、古應芬(他們代表廣東大資產階級利益，同江浙財閥有矛盾)為右派，是“違背孫中山的遺教”——這就是新右派特別可惡的地方，他不像老右派那樣赤裸裸地主張國共分裂，他有更多的機心詐術，既把同自己有矛盾的右派對手打了下去，又為自己涂上了“左派”的油彩。請看蔣介石這一位大演員：

　　就在拋出“整理黨務案”的當月，蔣介石站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的講臺上發表演說。這個無恥之徒竟然又一次同共產黨“親愛”起來了，他說：

　　“我對于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對于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并且很贊成的………如果殺共產黨，無異他自殺，這點理性是統統能理解的。”

　　蔣介石又擠進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用走了調的嗓子說道：

　　“工農能來革命，這個革命才能成功。我因本身得到的經驗，對于農工與革命軍聯合的好處，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蔣介石更不怕肉麻，大聲說：“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指導！”

　　信不信由你，這些話，全是從剛剛對共產黨進行了惡毒攻擊和殘酷迫害的蔣介石嘴里吐出來的。

　　召來了吹喇叭的人

　　時間已到了一九二六年炎熱的夏季，南國的政治氣候也熱起來了。工農群眾運動洶涌澎湃，由五卅運動直接引起的省港大罷工已持續一年多，幾十萬有組織的工人群眾英勇奮斗，有力地促進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為發動北伐戰爭創造了條件。

　　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提出的北伐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而革命陣營中的資產階級右翼，則密謀策劃把這場革命約束在有限的范圍內，并竭力使它朝著有利于大資產階級爭奪地盤的方向演變。新右派的首領蔣介石就從江浙財閥的這種階級利益出發，加緊了攫取北伐戰爭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六月六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開會，討論北伐。會上，蔣介石宣布任命他自己為北伐軍總司令，并借口北伐需要，規定各省民政、財政都歸“總司令”，即他管轄；各省省長也由他任免。北伐還沒有出師，蔣介石就利用機會把黨、政、財、民的大權，集于一身。

　　蔣介石當上了總司令，小人得志，趾高氣揚。一些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的“耆老”表示不服，在背后冷言冷語；剛剛受到過蔣介石打擊的廣東大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更是憤憤不平。這對獨裁成癖的蔣介石是一個威脅。蔣介石裝成一個毫無野心的人，皺著眉頭發誓。

　　“如果我愿意做總司令，那么我就不是蔣中正；做總司令比奴隸還痛苦……如果本黨允許我交下來，我是決不會戀棧的。”

　　這壁廂蔣介石在訴苦，那壁廂何應欽已經應召在蔣介石的辦公室里等候著他了。蔣介石示意何應欽，為他吹吹喇叭，抬抬轎子，使他在輿論上好看一些。何應欽早先是一個潦倒的兵痞，自從勾結上蔣介石后，飛黃騰達，在嫡系軍隊中成為僅次于蔣介石的人物。出于共同的利害關系，替蔣介石吹喇叭，他自然十分賣力，當即起草了一份擁護蔣介石的電文，奔走了幾天，弄到了北伐軍一些將領的簽名，登在報紙上。名單一大串，“通電擁蔣好不氣派！

　　吹吹打打的喇叭，壓下了嘰嘰咕咕的牢騷，蔣介石才坐穩了“總司令”寶座。自稱“不愿當總司令”的蔣介石，當上了總司令以后想干什么？請聽他對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的演說：

　　“同學們，北伐就要開始了。”

　　聲調十分平淡，學生們卻熱烈歡呼起來，為這個重大時刻的來臨而興奮異常。

　　蔣介石突然眼睛一瞪，大聲說道：

　　“如果要我帶兵，將來環境一變，或者思想隨到變更，不期然而然的變成了一個軍閥也未可知。”

　　這是蔣介石在出師北伐前說的一段大黑話。他一生狡詐，唯獨這一次卻不加掩飾地暴露了內心世界。后來的事實表明，蔣介石正是在北伐的半途，“環境一變”，“思想隨到變更”，成了中國最大的一名新軍閥。不過，當時在場的黃埔學生，是還不能從蔣介石這些話里，辨出它的味道來的。

　　兇相畢露，把人民打入血海

　　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由共產黨領導和受共產黨政治影響的軍隊，英勇奮戰，葉挺獨立團的表現尤其出色，所向無敵，被稱為“鐵軍”。蔣介石悄悄告訴他的嫡系第一軍，要好好打，不要讓人家看出他們是飯桶。可是第一軍很不爭氣，它的教導師由蔣介石的兩個心腹王柏齡、繆斌率領，在江西同軍閥孫傳芳的軍隊一接觸，幾乎全軍覆沒，只剩下王、繆兩個僥幸脫逃。已升為軍長的何應欽帶著另外三個師起先乘虛進入浙江，待到真的接仗，又被打得大敗。

　　這時候的蔣介石卻又不急了，他有了新的主意。他利用北伐的勝利進展、北洋軍閥內部發生分化的機會，忙著招降納叛，把一支一支的軍閥部隊原封不動地收編過來，換上革命軍隊的旗號，成為他自己的搞反革命復辟的力量。這樣，他手下的軍隊很快由廣東出師時的八個軍膨脹為四十個軍，而北伐軍的革命品質也就迅速地起了變化。

　　蔣介石本來就不需要具有革命品質的軍隊。后來在“四·一二”事件中，他正是利用剛剛換了旗號的軍閥部隊，放手屠殺上海工人群眾。人民要求革命，尊他是北伐軍的首領，他卻利用人民的擁護，擴大自己的地盤。蔣介石是怎樣上臺的？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

　　十一月，蔣介石進駐南昌。他自忖，羽毛已豐，如今可以“活動”了。就在這時，蔣介石布置他的青紅幫伙計楊虎等人，在南昌、九江，到處貼出擁蔣標語，同時露出獠牙，叫囂“打倒赤化分子”！這是一個信號，表明蔣介石要撕下偽裝，從反革命兩面派如實地表現為反革命的一面派了。

　　這個信號，立即為帝國主義所知悉。他們看到，北洋軍閥已是一匹死馬，沒法醫治了，蔣介石，正是可以用來代替這匹死馬的一條合用的走狗。帝國主義、大買辦階級，就紛紛派出密使南下，蔣介石也到處伸出觸角，在英、美、日等帝國主義之間，尋找靠山。

　　大買辦虞洽卿，秘密跑到南昌，告訴蔣介石：如果他堅決“反共滅共”，就能從帝國主義那里得到六千萬銀元的賞金。

　　一旦找到了國際背景，賣國賊出賣人民利益的速度就大大加快。蔣介石大大叫：“我是最革命的，要革命的隨著我來，誰反對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

　　革命還是反革命，居然要依蔣介石劃線！蔣介石革的是什么命？他開始執行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政治南伐”的使命了。他親手握起屠刀，帶著流氓打手，從南昌殺起，走一路殺一路：

　　他在南昌，嗾使爪牙于三月十一日殺害了贛州總工會負責人陳贊賢；

　　他到了九江，一手制造了三月十七日慘案；

　　他到了安慶，又導演了“三·二三”流血事件。

　　三月二十六日，刀頭舔血的蔣介石到了工人運動蓬勃興起的上海。

　　這時的上海，已經被同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同志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從軍閥手里解放出來。蔣介石一到上海，帝國主義就一再督促他趕快采取“行動”。《字林西報》露骨地說：“倘若蔣介石愿意拯救中國人民出于共產黨之手，那么他必須迅速而決斷地行動起來。”

　　蔣介石老奸巨猾，不動聲色，四月三日與剛從國外趕來的汪精衛密謀反共。而這時，那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又湊上去充當了為虎作倀的可恥角色，于四月五日，同汪精衛聯名發表了《宣言》，胡說“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之議決，已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造謠說蔣介石對共產黨“如兄弟般親密”。

　　第二天，即四月六日，蔣介石派出一支軍樂隊，拿著一副寫有“共同奮斗”四個字的錦旗，送到工人糾察隊，表示“敬意”，以此麻痹工人群眾，使共產黨和人民群眾處于毫無戒備的狀態。陳獨秀在宣言發表后，以為“天下太平”，就同汪精衛到武漢去了。

　　四月十二日，這是一個永不能忘記的日子。從這一天起，蔣介石這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一巴掌將上海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打下了血海。他組織青紅幫流氓襲擊工人糾察隊，然后借口“工人內訌”，繳奪了雙方(實際上只繳奪了工人糾察隊)的武器。剛剛歸順過來的軍閥部隊和全副武裝的流氓匪徒，在帝國主義駐在上海的三萬名侵略軍的支持下，一齊殺向工人糾察隊。在閘北，在滬西，在南市，在浦東，屠刀起落，血肉迸飛。滂沱的大雨，把寶山路的積血沖成了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有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失蹤五千多人。優秀的共產黨員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等同志都慘遭殺害。

　　與此同時，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東南各省也陷于嚴重的自色恐怖之中。

　　偉大的戰士魯迅，這時以極度憤激的心情，寫下了火一般的字句：“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四·一二”反革命的屠刀一舉起，蔣介石的偽裝徹底剝光，他的欺騙性從此完結了。他起到了動員人民起來打倒他的作用，他用帶血的雙手給自己掘下了墳墓。

　　右派上臺，不能長久。蔣介石往后的發展就充分地證實了這條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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