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鄧選》第二卷《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2

　　什么是上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

　　根據東方直心《毛澤東大傳》，1967年5月1日，毛主席接見了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他說：

　　“所謂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吧！就是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后，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么贊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們是積極贊成并參加，但到全國解放后，農村要實行集體化時，他們就不那么贊成了。他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在又當權，那可不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問題’吧！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問題’。但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就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就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叫做資產階級要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要按照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

　　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呢？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55年）10月9日審閱彭真準備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發言稿，在發言稿論述“四大自由”處，加寫：“所謂‘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種自由，雇工自由，貿易自由，借貸自由，這是一種明顯的資產階級的綱領，這是一條明顯的富農路線，這是同我們黨的限制資產階級和限制富農的路線完全不相同的。他們不是限制資產階級和富農剝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許資產階級和富農可以進行無限制的剝削，并且加以提倡。”

　　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第1版《中共中央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這種辯論在不少鄉村已經開始進行。辯論的結果是：幫助了廣大農民群眾和鄉社干部進一步地弄清國家和農村中的大是大非，說明了當前國家所實行的各項根本政策的正確性，說明了資本主義道路只能使極少數人發財，使大多數人貧困和破產，而社會主義才是勞動農民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農留戀資本主義道路，不滿意國家所實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辯論中，也覺悟到他們中間如果在舊社會里面靠投機倒把、能夠僥幸發財的人也不過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數還是不可能成為富人。曾經有不少人懷疑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但群眾辯論的結論卻是：這個政策好得很，不這樣，就得有很多人在糧食商的操縱下挨餓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繼續從事破壞活動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在辯論中，進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眾的打擊。對于那些游手好閑、不務勞動的人，群眾也主張給以必要的約束。總之，這種辯論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群眾和鄉社干部的社會主義覺悟，糾正了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發揚了正氣，壓倒了邪氣。

　　關于共同富裕，請見筆者之前文章：《鄧選》（四十六）先富，共富，兩極分化

　　《人民日報》1964年12月31日第1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

　　周總理說，我國的現實政治生活反復地教育了我們。當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過了不久，就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現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出現了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打退了這次進攻。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國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國內的階級敵人又一次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又出現了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當時，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干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以及在統一戰線方面的投降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支援要少）。他們用這些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

　　......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內，就一系列原則性問題進行了大論戰。這個大論戰的性質是：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究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還是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服務，為資產階級以至地富反壞右服務？究竟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究竟是宣傳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辯證唯物主義，還是鼓吹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目前，這些論戰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績。

　　1989年9月5日《人民日報》第5版《大學生的誤區與社會的誤導——風波過后的回顧、反思與啟示》：

　　1988年的“《河殤》熱”、“東歐、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熱”在大學生中悄悄地滾動，發展到冬天，一些高校政治性講座、討論、“民主沙龍”開始活躍起來。有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跑到高校發表演講，鼓吹“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同時，“新權威主義”也在高校成為一個新鮮的話題。隨之引起的是學生中盲目的政治情緒在升溫。

　　從上述資料中國可以看到，社會主義道路是走公有制、集體化的道路，資本主義道路是不要公有制、不走集體化，走私有化的道路。

往期回顧：國民黨反動派以“國營”經濟為絕對主體，它是社會主義嗎？

　　3

　　中國當時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什么樣的呢？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第1版《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種經濟成份在我國工、農、商業中的比重。

　　先說工業。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九十七，工業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體所有制工業占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三，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還有人數占百分之零點八的個體手工業。

　　再說農業。在農業生產資料中，耕地、排灌機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機、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體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國的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體經濟生產的。國營農場所占比重很小。此外，還保留著少量的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再說商業。國營商業占商品零售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二點五，集體所有制商業占百分之七點三，個體商販占百分之零點二。此外，在農村還保留著相當數量的集市貿易。

　　以上數字可以說明，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在我國確實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優勢有很大的增長，而且在人民公社經濟中，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變化。以上海市郊區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級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上升為三十點五，大隊由百分之十五點二，上升為十七點二，生產隊由百分之五十六點七，下降為五十二點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由于這二十五年來，我們逐步地消滅了帝國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封建主義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社會主義的兩種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這五種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說，我國的所有制已經變更，我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掙脫了私有制的鎖鏈，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逐步地鞏固和發展起來。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已經明確地記載了我們取得的這些偉大勝利。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常說所有制“基本解決”，也就是說還沒有完全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范圍內，也沒有完全取消。從以上數字就可以看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制，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方面還很薄弱。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范圍內已經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產資料已經歸整個社會所有。我們顯然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要忽視無產階級專政在這方面還有很艱難的任務。

　　4

　　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是什么樣的呢？

　　由毛主席親自指揮并審閱修改，鄧小平負責主持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之第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這個問題，不僅是判斷南斯拉夫國家的性質的問題，而且關系到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應該走什么道路，是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還是沿著南斯拉夫的道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一九五三年，鐵托集團公布條例，規定“合伙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雇用勞動力”。同年，鐵托集團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

　　一九五六年，鐵托集團從稅收政策等方面，鼓勵地方政權扶植私人資本。

　　一九六一年，鐵托集團規定，私人有購買外匯的權利。

　　一九六三年，鐵托集團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又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下來。這個憲法規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創辦企業，可以雇用勞動力。

　　在鐵托集團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業和私人資本像雨后春筍似地發展起來。

　　據貝爾格萊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統計手冊》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業”已有十一萬五千多家。實際上，許多私人企業主并不是什么“手工業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資本家。

　　鐵托集團承認，雖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權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卻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個到六百個工人”。有些私人企業每年的流通額，達到一億第納爾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說，這些私人企業主往往還是“大企業主”。“這些私人企業主的網散布得多廣，他們擁有多少工人，是很難確定的。按照法律，他們有權雇用五個工人幫助他們工作。但是據熟悉內情的人說，這五個人其實是五個包工頭，而這些工頭又有一些‘低一級的工頭’”。“這些包工頭往往是一些不再勞動而只是下命令、訂計劃，坐著汽車從一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并簽訂合同的人”。

　　從私人企業主獲得的利潤，也可以看出他們確實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報》說，“某些私人手工業者每月的純收入達到一百萬第納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貝爾格萊德《新聞晚報》說，貝爾格萊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業主在去年都獲得了超過一千萬第納爾的收入”。有的企業主在一年內“得到了約七千萬第納爾的收入”，按照官價匯率折算，近十萬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業企業，私人服務企業，私人商業，私人房產業，私人運輸業，而且還有被稱為“私人銀行家”的高利貸者。這些高利貸者公開活動，甚至在報紙上刊登這樣的廣告：“出借三十萬第納爾，三個月為期，歸還四十萬第納爾，需要抵押品。”

　　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我們要質問那些蓄意為鐵托集團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夠硬說南斯拉夫沒有私人資本，沒有私人企業，沒有資本家呢？

　　3.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農村的泛濫

　　我們再來看一看南斯拉夫農村的情況吧。

　　是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在那里也已經沒有資本家了呢？

　　不，事實根本不是這樣。

　　南斯拉夫資本主義的泛濫，在農村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本來，南斯拉夫在戰后初期曾經實行過土地改革，也組織過一批農民勞動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沒有觸動富農經濟。

　　從一九五一年起，鐵托集團就公開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開始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這是鐵托集團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嚴重步驟。到一九五三年底，這種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個，縮減到一千二百多個。一九六○年，又縮減到一百四十七個。南斯拉夫的農村，是個體經濟的汪洋大海。

　　鐵托集團公開說，集體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們惡毒地咒罵“集體化和剝奪是一回事”，集體化是一條“最長久地保持農奴制和農民的貧困”的道路。他們還荒謬地主張把農業的發展“建立在各種經濟力量自由競賽的基礎上”。

　　鐵托集團在解散大批農民勞動合作社的同時，從一九五三年開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雇工，并且廢除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鼓勵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這種政策之下，農村資本主義勢力迅速泛濫，農村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這是鐵托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方面。

　　農村的兩極分化，首先表現在土地占有情況的變化。南斯拉夫前農林秘書科馬爾承認：一九五九年，在農村中，占地五公頃以下的貧苦農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他們擁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頃以上的富裕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十三，他們擁有的耕地，卻占私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三?？岂R爾還承認，每年進行土地買賣的農戶，占總農戶的百分之十左右。出賣土地的農戶，多數是貧苦農戶。

　　土地集中的實際情況，比上面的材料要嚴重得多。據鐵托集團的喉舌《戰斗報》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個縣，就有“成千農戶擁有大大超過法定最高限額十公頃的土地”。在比耶利納區，“發現有五百家農戶擁有十公頃到三十公頃的田產”。這種情況并不是個別的。

　　農村的兩極分化，還表現在耕畜和農具占有的懸殊。在主要產糧區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萬八千農戶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沒有耕畜。擁有兩公頃以下土地的農戶，占這個地區總農戶的百分之四十點七，但他們的耕犁只占耕犁總數的百分之四點四，平均每二十戶才有一張犁。這個地區的富裕農民，不僅擁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車，還有一千三百多臺拖拉機和大量的其他農業機器。

　　農村的兩極分化，還表現在雇傭勞動制和其他資本主義剝削形式的發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周報透露，一九五六年，塞爾維亞占地八公頃以上的農戶，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傭勞動。

　　一九六二年科馬爾說：有些農戶的主人近年來“在強大起來，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是靠如下的活動獲得收入：非法經商，不僅加工自己的產品、而且加工別人的產品，釀私酒，通過買地或者經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隱匿公有土地等辦法，占有超過最高限額十公頃的農地，用各種投機辦法購買拖拉機，通過代耕剝削鄰近的貧苦農民”。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戰斗報》說：“所謂善良的生產者”，“是租種他人土地、雇用勞動力的人，是有經驗的商人”。“這些人不是生產者，而是企業主。他們中間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鋤頭。他們雇用勞動力，而自己只是巡視田間，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農村中，高利貸者的活動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還有所謂勞動力包買主，利用失業者的困境，從事中間剝削。

　　大批喪失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過活。據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報》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國只有兩公頃以下土地的農戶的貨幣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賣勞動力獲得的。他們遭受重重剝削，過著悲慘的生活。

　　事實說明，在南斯拉夫的農村中，剝削階級占據著統治的地位。

　　第九評《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4.蘇聯的特權階層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

　　目前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是同蘇聯工人、農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相對立的。

　　赫魯曉夫篡奪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后，蘇聯的階級斗爭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赫魯曉夫實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政策，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使蘇聯的資本主義勢力急劇地膨脹起來。

　　赫魯曉夫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實際上是為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他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打開了閘門。

　　赫魯曉夫用所謂“物質刺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據領導地位的蛻化變質分子，使他們更放肆地利用職權，侵占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

　　赫魯曉夫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發展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赫魯曉夫攻擊社會主義的農業計劃制度，說它是“官僚主義的”、是“不必要的”。他熱中于向美國農場主學習，提倡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扶植富農經濟，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赫魯曉夫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揚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性論，向蘇聯人民灌輸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反動思想，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腐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成了時髦，社會主義文化受到排斥和打擊。

　　赫魯曉夫所實行的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種路線下，不僅舊的資產階級分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干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

　　目前在蘇聯，新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在數量上空前地增長了，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變化。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前，他們在蘇聯社會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活動受到種種限制和打擊。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隨著赫魯曉夫逐步地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就在黨、政、經濟、文化等部門占據了統治的地位，形成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

　　這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5

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第3版《紅星大隊結合本地階級斗爭史開展專題大批判 憶苦——狠批xxx復辟資本主義 思甜——永跟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專題大批判一開始，這個大隊的貧下中農和革命干部就一段一段地回憶解放十八年來本地本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過群眾回憶，擺出了本地本村階級敵人陰謀篡奪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大量罪惡事實。這個村的地、富、反、壞分子，在土改斗爭時，他們寫下變天賬，一有風吹草動，就蠢蠢欲動；合作化時，他們毒害耕畜，企圖搞垮合作社；人民公社化時，他們大造“公社不如合作社好，合作社不如互助組好，互助組不如單干好”的反革命輿論，企圖復辟資本主義；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 第4版刊載了美國人李敦白寫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

　　去年六月，我又到了延安，同那里的一些老同志和青年座談時講到，以前，美共在南方的黨，很小，但很堅強。南方黨員入黨搞革命，幾乎每個人都挨過打，坐過牢，受過壓迫。組織從來沒有瓦解，能堅持下去，有一定的發展。三K黨的迫害，沒有能消滅它；政府的鎮壓，沒有能消滅它；派進去的一些特務的破壞，也沒有能消滅它。但是后來黨和它的群眾組織一下子消滅了。這是美共變成了修正主義以后，下命令要我們自己動手解散的。我到中國以后，每當回想起這些，心里就很氣憤。我們的黨，不是帝國主義從外面把它壓垮的，而是敵人在我們內部培養修正主義，從內部把它搞垮的。那時我們不懂得反對奴隸主義，不懂得如何區別資產階級盲目的紀律和無產階級自覺的紀律，也不懂得造反，當然也就沒有頂住這股修正主義的反革命逆流。怎樣找一個防止黨內出修正主義的根本辦法呢？我一直找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剛解放以后，我開始形成一個想法，就是要把毛澤東思想，要把馬列主義真理，與自己國家的革命實踐相結合，這樣，就可以防止出修正主義，就是出了修正主義，也能夠戰勝它，打倒它。在當時可以說只是在理論上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而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對這個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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