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大學女博士生為反抗其博士導師王貴元教授要其陪睡才能畢業的淫威，發布了一段舉報視頻，甚至說：“謝謝大家的關注！也希望大家能轉發到身邊的微信群 qq群 各種群 假如擴散不開 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這該有多么絕望才能有這樣的哀求？

　　筆者正好看到《人民日報》1968年9月12日第6版的文章《蘇修叛徒集團實行法西斯專政 蘇聯工人階級陷入苦難的深淵》：

　　蘇修領導集團為適應其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需要，在教育方面推行一整套資產階級的辦校方針和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他們竭力推行資產階級“專家治校”的辦校方針，使資產階級學閥、反動的“學術權威”操縱高等學校大權，壟斷一切，任所欲為地販賣各種反動思想。

　　在蘇聯今天的教育中，明顯地存在著階級差別，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子弟享受著種種優越條件，為所欲為，飛黃騰達；另方面是工農勞動人民的子弟和勞動青年，遭受排擠和打擊。

　　不只是蘇修有這樣的“資產階級學閥、反動的‘學術權威’”，新中國成立后接收的舊知識分子也大有人在。

　　中國醫科大學實驗員李家紅1968年2月24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第四版《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我們實驗員過去在學校最被人看不起，不管什么事都沒有我們的發言權。今天，在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也要起來揭發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要作教育革命的主人。

　　我同學校里的一個反動學術“權威”一道工作近二十年，我認為，他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主。為什么這么講呢？地主階級殘酷剝削農民，吃得肥頭大耳，一年到頭只干兩件事：第一收租，第二管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是這樣。他拿著高薪，不為人民辦好事。工作的時候，愛來就來，愛去就去，來了也是抽煙喝茶，大放其毒。這個披著“專家”、“教授”外衣的反動家伙，對黨對人民有刻骨的仇恨。他用他的反動思想腐蝕青年一代。他是怎樣帶研究生的呢？先給他們布置一些書去讀，然后要我們實驗員幫他作實驗。出了結果，寫成論文，他就拿去發表。他的名字自然列在第一位，又拿稿費，又拿審稿費，真是所謂“名利雙收”。

　　這班家伙實際上是最沒有知識的，最無能的。他們的知識，可以說是我們這些有親身實踐經驗的人給他們的。有一次，我發現一種新的細菌，去問他，他不認識，還要胡講一通，說是“大腸桿菌變異”。過了近一年，他突然拿一篇文章來說，有人發現一種細菌，要我幫他找一找。我拿文章一看，原來就是我一年前發現的那種細菌。我就去質問他。起初，他還一口咬定我發現的細菌是“大腸桿菌變異”。我把全部實驗重復做給他看了以后，這個不要臉的家伙欣喜若狂地說：“啊，就是它！好！好！國內還沒有發表過，快去寫論文。”說完就把全部實驗結果拿走了。你看，他象不象一個不勞而獲專門剝削人的吸血鬼？

　　是誰把這樣的家伙捧上了醫大的講臺，戴上了“權威”“專家”的花冠呢？就是......赫魯曉夫及其在醫大的代理人。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和革命的學生一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黨內一小撮.....派和這班反動學術“權威”顛倒的歷史，要由我們再顛倒過來！

　　這位博導王貴元大概就是“壟資產階級學閥、反動的‘學術權威’”吧？

　　早在103年前，毛主席就認清了這些“壟資產階級學閥、反動的‘學術權威’”的嘴臉，并創造了“學閥”一詞。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記述：1921年8月中旬，毛主席起草了一份《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他在《宣言》中寫道：

　　“現代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過是一種商業行為罷了！”.......“學閥冷酷無情，用學問做交易，只知給學生灌輸知識，并要學生的酒喝。”

　　百年前的“學閥”無非是“要學生的酒喝”，到了100多年后，“學閥”的要求已經變為“陪睡”。與時俱進啊。

　　新中國成立后，非常重視知識分子，他們的工資比普通人民群眾高很多，甚至比毛主席的工資還要高。

　　但有一些“反動的‘學術權威’”還沒有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還在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大搞精英式教育，看不起勞動群眾，壓制新生革命力量。終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反動的‘學術權威’”被徹底打倒，與工農相結合扎根于工農群眾之中的革命知識分子取得了領導地位，也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教育路線取得了暫時的勝利。這是中華民族教育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

　　那么是什么又使得被消滅的“要學生的酒喝”的反動學術道路又重新回來了呢？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知識分子又重新走回邪路了呢？

　　季羨林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可以作為參考。

　　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第3版發表季羨林的文章《我對知識分子問題的一些看法》：

　　在另一方面，接受新鮮事物，特別是像這樣天翻地復的偉大的變革，對一個舊知識分子來說，是并不簡單的。就拿教授來說罷。在解放前，他們愿意開什么課，就開什么課；愿意怎樣講，就怎樣講。在大學里，他們是教授；在社會上，他們是名流。許多人是高視闊步，唯我獨尊，自由散漫，逍遙自在。但是今天不同了：知識分子同其他勞動者一樣，都為著人民的集體的利益而工作。工作要有計劃，要有組織；教授講課，要有教學計劃，要有教學大綱；工作中的缺點，又是批評，又是自我批評。辛辛苦苦地用了半天力，結果召來一大堆意見。這些都比以前合理，這沒有人能否認，但是對一個舊知識分子來說，你能說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

　　......我覺得這一點是中國舊知識分子自覺自愿地進行自我改造的一個起點和基礎。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其余的事情就好辦了。隨了祖國建設工作的開展，祖國在日新月異地改變著面貌。天天出現新的事物，天天有勝利的捷報。我們無時無地不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和教育，自己也能隨時意識到自己的進步。

　　......但是我決不認為，應該對舊知識分子現在已有的覺悟估計過高。相反，我覺得愈是在黨的關懷之下，愈應該提防自己的停滯不前，甚至舊病復發。我愿意在這里特別提出兩點注意作為對自己和朋友們的警戒：

　　第一，中國舊知識分子那種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緒必須繼續嚴防。舊話常說“文人相輕”，可見這種毛病是很古老的。在解放后，經過幾次偉大的運動，經過不斷的學習和鍛煉，在克服自高自大的情緒方面，我們有了顯著的進步。我們已經基本上能夠戒驕戒躁，虛心地向其他同志學習，向群眾學習。這是我們能夠不斷進步的基本條件。但是據我看，病根還沒有完全挖掉。也許禁不起春風一吹，又會萌發起來。如果真是那樣，那是要不得的，必須克服的。不然對人民，對自己都沒有好處。

　　第二，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仍然必須防止。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對科學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興趣的。但是解放前的科學研究工作有一個主要的缺點，就是理論脫離實際。

　　在這篇文章中，季羨林分析了中國舊知識分子的問題：“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緒”、“理論脫離實際”，并且指出：“據我看，病根還沒有完全挖掉。也許禁不起春風一吹，又會萌發起來”。

　　這兩點，實際上就是沒有與工農相結合，沒有走到群眾之中，還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貴族”。不能與工農相結合，是什么性質呢？——反動。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教育革命如火如荼進行著，“反動的‘學術權威’”被人民打倒、批判、改造，使他們獲得了新生。他們表示，不再走回“精神貴族”的老路。

　　季羨林此時又發表了他的看法——《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他說：“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

　　該文刊載在1976年1月24日《人民日報》：

　　去年七、八、九三個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陣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傾翻案風。這是在新形勢下的一場尖銳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我們決不能等閑視之。

　　他們散布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也包括了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攻擊。說什么，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了。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氣憤！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舊對比的深切感受，特別是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說不完的事實來駁斥他們的肆意誣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統治學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語文的，這種語文不能說一點用處也沒有，但當時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這很適合我當時的心情。我尾巴翹得天高，連一點起碼的“自知之明”都沒有了。至于世界觀的改造，對于我來說，“只如秋風過耳邊”了，回想起來，照這樣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在這場斗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也獲得進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筑斗、批、改的舞臺，工人宣傳隊開進了北京大學。學校開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教育革命實踐，在這時候，我的頭腦開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點“自知之明”了。在這時候，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貫徹執行。對于象我這樣的老知識分子，宣傳隊的同志們用毛主席的教導，熱情地幫助我們提高政治覺悟，可花費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有時候前進兩步，后退一步。然而他們總是耐心等待，允許別人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允許有思想反復。只要一有點進步，就立即予以表揚。就這樣，我終于有了一些進步。可是現在竟有人說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這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

　　奇談怪論的制造者擺出一副為知識分子“請命”的架勢，實則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導說：“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自己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季羨林的思想又發生了變化，他寫了一本《牛棚雜憶》，一反之前的態度，開始痛批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痛批其當年大為贊揚的教育革命。

　　這大概也是與時俱進吧。

　　正如季羨林1956年預言那樣：“但是據我看，病根還沒有完全挖掉。也許禁不起春風一吹，又會萌發起來。”

　　是什么使得王貴元之流的教授又“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呢？

　　從季羨林的文章中“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到，是有人“再把我們拖回”老路的。

　　那么，是誰將王貴元之流“拖回”的呢？

　　答案也在季羨林的文章中。他說：“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

　　原來是離開了“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這才是將王貴元之流“拖回”“精神貴族的老路”的原因。

　　“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是什么呢？

　　《人民日報》1968年8月26日第1版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闡述得很清楚：

　　毛主席最近指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離開了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金光大道”，必然走上邪路。

　　那么，資產階級教育的邪路是什么樣的呢？

　　——知識私有化。

　　1976年2月14日，《人民日報》第2版刊載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呂日昌所寫的《休想把知識分子重新引上邪路——批判所謂“不存在‘知識私有’”的奇談怪論》，該文做了很好的論述：

　　科技界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散布了一種奇談怪論，說什么社會主義時期“不存在‘知識私有’”，“都是公有”，并且質問道：“誰見過知識私有？是方的，圓的，還是扁的？”這種怪論不僅荒謬，而且包藏著險惡的用心，必須予以批判。

　　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知識私有”，就是反映傳統的私有制的一種傳統的觀念。知識本來是廣大勞動群眾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創造和積累的精神財富，但在私有制社會，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把知識壟斷起來，化為私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知識也被商品化了。許多知識分子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待價而沽，進行貨幣交換。“知識私有”的觀念，就是這樣流傳下來，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已經得到基本改造，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反映私有制的傳統觀念卻不會輕易消失。正如列寧所深刻指出的，“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的影響下，不少知識分子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知識私有”的觀念。他們把知識當作向黨向人民討價還價的資本。為了占有知識，搞個人奮斗，走白專道路；有了知識，便搞技術保密、知識壟斷，千方百計爭名奪利。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批判了......路線，......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從“知識私有”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但是，“知識私有”觀念遠遠沒有肅清，批判這一傳統觀念的任務遠遠沒有結束，還需要進行長期的戰斗。

　　“知識私有”觀念的存在，是客觀事實，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只要還存在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會有是為革命學知識、用知識還是“知識私有”追逐個人名利的斗爭。

　　......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要不要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是要不要引導知識分子進行世界觀改造的問題，是要不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戰勝資產階級思想的問題。奇談怪論的鼓吹者清楚地知道，知識分子中間的“知識私有”觀念，是他們推行修正主義科研路線的有利工具。......可見，他們否定“知識私有”觀念的存在，反對批判這種舊的傳統觀念，就是反對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就是妄圖以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腐蝕知識分子，引誘知識分子走修正主義的邪路，以便收買拉攏一部分人，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服務。他們恐懼地感到，經過深入批判“知識私有”觀念，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就會進一步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再也不會被他們利用了。

　　今天，被走在“精神貴族的老路”、“邪路”的王貴元之流所欺凌的女博士生，終于忍無可忍，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位博士生發布的視頻，大概就是新形式的大字報了吧？

　　所謂的師道尊嚴，原來是滿肚子的男盜女娼。這樣的師道尊嚴，難道不應該批判嗎？這樣的“學閥”，在vvg中敢這么為所欲為地欺凌學生嗎？這種為所欲為，在vvg中一定會被打倒、改造，這會是某些人所說的“迫害”嗎？

　　私有制下，“知識私有”絕不會消失；“知識私有”不消失，今天的王貴元不過是冰山一角，開除了一個王貴元，還會有千千萬萬個王貴元。

　　更多、更大、更惡劣的王貴元們還在“海水下面”。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

　　從王貴元之流來看，我們再看看“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

　　這一條說的情況是否存在？“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否“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

　　“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這一條是否屬實？

　　“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到底還在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相信人民群眾會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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