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選自中國青年出版社1966年出版書籍《在廣闊的天地里鍛煉成長》。
編輯同志:
我們班上有的同學有這樣一種認識,參加農業生產,當個農民,對國家的貢獻太小了。如果繼續升學,將來從事科學技術工作,比如說當了專家,那對國家的貢獻不是更大嗎?他還說,當個農民干得再好,貢獻再大,也遠遠趕不上陳中偉的“斷手再植”那樣能震動國內外。我覺得這樣的認識是不對的,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又說服不了他。所以特寫信向你們請教,盼予解答。
江西 廬山 陶吉慶
吉慶同志:
你的來信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愿意和你交換一些意見。
青年人希望自己能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這種愿望是好的。問題是,怎樣看貢獻的大小,怎樣才能做出更大的貢獻。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我們不論在哪種崗位上從事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都是祖國建設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能抽象地去比較農民和專家的貢獻,也就是說,不能按所從事的不同工作來看他們對國家貢獻的大小。
一個專家,就他具有的科學文化知識來說,有著為國家做出一定貢獻的可能性,但是究竟能做出多大貢獻,還要看他怎樣做。如果他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愿望,不同工農群眾結合,不同生產實際結合,盡管他有很多書本知識,也不會做出真正的貢獻。
一個農民,只要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敢于改造自然,勇于革新技術,也能做出很大的貢獻。
山西省農業勞動模范吳吉昌熱愛國家、熱愛集體,積極革新植棉技術,他創造的棉花芽苗移栽法,解決了多年來許多人(包括一些科學工作者)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大田里的棉花適時補足全苗問題。現在這個辦法正在很多地區推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能說他對國家的貢獻小嗎?
又如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對國家對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由于他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崇高的共產主義風格,為全國人民首先是青年一代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徐學惠對國家對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是由于她以維護國家財產的英勇行為,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如何對待國家財產的范例。
許多先進人物都是這樣,他們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比較大,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在工作中勞動中創造了出色的成績,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們的先進思想和先進行為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給人們以廣泛的影響,對社會的進步起著促進的作用。
可見,一個人對國家和人民貢獻的大小,并不取決于他從事什么勞動,做什么工作,而是取決于他思想覺悟的高低,看他是怎樣對待工作:是不是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是不是熱愛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勤勤懇懇地、艱苦地勞動,是不是發揮了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俗話說得好:事在人為。即使在最平凡的崗位上,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成績。
所以,我們青年要想對國家和人民有較大的貢獻,不應當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貴賤,從中挑肥揀瘦,不應當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成高低、貴賤,輕視體力勞動,而是要服從國家的需要和分配,在自己的崗位上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最大限度地發揮革命干勁和鉆勁,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正在就學的青年,畢業后,升學或就業,都要服從祖國的需要,聽從祖國的分配。祖國需要我們參加農業生產,就應當自覺地走向農業第一,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面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知識青年下鄉當農民,能夠對國家對人民做出較大的貢獻嗎?答復是肯定的。
首先,知識青年務農是一種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知識青年下鄉當農民,走的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道路,走的是知識分子勞動化的道路。這條道路,是為了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這是今后長時期內大多數知識青年要走的道路。走在前面的人,可以是開路先鋒,是做了一件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事情。
其次,知識青年下鄉,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使自己勞動化,還能把文化知識帶給農村。目前農村需要文化知識的地方很多。
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時事,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需要文化知識;
提高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水平,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需要文化知識;
進行科學實驗,推廣農業先進經驗,掌握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需要文化知識;
宣傳科學破除迷信,普及文化衛生知識,改造落后習慣,需要文化知識……
這說明了農村迫切地需要知識青年,也說明了知識青年下鄉后,用武之地十分寬廣,正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能夠在許多方面做出貢獻。
再次,知識青年在農業生產上可以大有作為。有人認為只有進大學才能成為專家,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當然,高等學校是培養專門人才的一個重要場所,但并不是唯一的場所,在生產實踐中同樣可以培養人才,造就專家。
世界上有許多發明創造,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識字的勞動人民做出的。董加耕說:“專家不一定人人是大學生,大學生不一定人人是專家。”這話是有道理的。
我看,農業勞動模范陳永康原來是個“泥腿子”,可是他有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又肯刻苦鉆研,結果成了著名的水稻專家。
另外像植棉能手吳吉昌、張秋香、吳春安等,也都是農民中成長起來的專家。在下鄉的知識青年中,像呂根澤、鄧炎棠、肖慶森、宋喜明、柳昌銀等人,他們雖然沒有上過大學,但是在農業戰線上經過幾年、十幾年的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的鍛煉,在培育良種、改良土壤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成為具有一定專長的人才。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被農業科學研究機關聘為特約研究員。
這樣的例子各地都有,而且越來越多。可見,要當對人民有用的專家并不是非升大學不可,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同樣可以增長知識和才干,練出真正過硬的本領,成為紅色專家的。
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知識青年下鄉當農民,只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決和農民群眾結合在一起,誠實地勞動,刻苦地學習和鉆研,完全能夠對國家和人民做出較大的貢獻。
你來信說,有些同學還認為“當個農民干得再好,貢獻再大,也遠遠趕不上陳中偉的‘斷手再植’那樣能震動國內外。”
這種認識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有些青年一心只想升學,當專家,不肯參加農業生產,表面上好像是從對國家貢獻的大小著眼,是為國家著想,實際上有很多個人打算。腦子里轉來轉去,還是覺得當專家容易出名,當農民不容易出名,就是這種個人打算的一種表現。
這里有個根本問題要加以解決:新中國的青年應當從什么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生活志向?是從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出發,還是從個人的名利出發?
董加耕說:“一個青年應當根據革命需要,決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是的,要做一個革命的青年,只能是這樣。革命需要我們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努力把它干好。
目前革命需要大批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加強農業戰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們就應當把個人的抱負同革命的需要結合起來,自覺自愿地、高高興興地到農村去,做一個新型的農民。
如果我們在勞動和工作中對革命有突出的貢獻,人民給我們以榮譽,成了“有名英雄”,那當然很光榮。要正確對待這種榮譽,它首先是屬于黨和人民的,一個革命者對此不應有絲毫的計較,更不該以此炫耀,因此自命不凡而停滯不前。
但是在農業戰線上,更多的是“無名英雄”。在整個革命隊伍中,也是“無名英雄”占多數。有些人即使有突出的貢獻,革命利益不需要他出頭露面,那他也還是“無名英雄”。
只要堅持革命方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風格高尚,當無名英雄也是光榮的。而這正是有高度革命覺悟的表現。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當胸襟開闊,一切以革命利益為重。
順便談一下怎樣看待陳中偉的貢獻。陳中偉所以能完成斷手再植的手術,得到政府和人民給予的榮譽,絕不是追求個人名利的結果,而是走又紅又專道路的結果。
陳中偉在接斷手的時候,想到的并不是什么要“震動國內外”,他想的是:這是一只工人的手,而且是一只右手,一定要救活這只建設社會主義的手。他在工廠里為工人治過病,進行過工人職業病的調查,并和工人在一起勞動,深深體會到一只右手對于工人來說是多么重要!
因此,他在黨的支持下,在同志們的配合和協助下,竭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來搶救這只手。正是這種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對工人兄弟強烈的階級感情,以及在日常工作中勤學苦練出來的精湛的基本功,才使他敢于打破醫療的陳規,勇于戰勝種種困難,完成這次斷手再植的復雜手術。要是陳中偉不是走又紅又專的道路,而是從資產階級個人名利思想出發,即使他想“震動國內外”,也未必能達到目的。
服從祖國的需要,走上農業生產崗位,只要自己朝著又紅又專的方向努力,同樣可以對國家和人民做出較大的貢獻。這就是我的看法。
這些意見不一定對,僅供你們討論問題時參考。
施 新
1965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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