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選》第三卷《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全國科學大會勝利召開，我們大家感到非常高興，全國人民感到非常高興。今天能夠舉行這樣一個在我國科學史上空前的盛會，就清楚地說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肆意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那種情景，一去不復返了。科學技術工作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視和關懷。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和工農兵群眾，積極開展科學實驗活動。青少年中，出現了熱愛科學、學習科學的新風尚。一個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熱潮正在全國迅猛興起。在我們面前展現了光明燦爛的前景。
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報道（《新湘評論》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
（改開前）葉企蓀先生的工資，是360元。......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委員每個月要補100元錢的。所以葉先生的固定收入是460元。
毛澤東呢，則是404.8元。
葉先生還不是最有錢的，當時工資最高的，既不是國家領袖，也不是科學家，而是梅蘭芳----梅先生的工資一個月2000元。比他少一點的是馬連良，馬先生一個月1800元。
根據《中國新聞網》報道：
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7月6日，國務院(56)國議習字第54號下達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表》中規定，行政一級至三級(國家主席、副主席、委員長、副委員長、總理、副總理)工資為644元、581元、517元；部長、副部長、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行政四級至八級，工資為460元、414元、368元、322元、287.5元。
1956年7月教育部(56)計勞(2)字第287號《全國高等學校教學人員、教學輔助人員工資標準表》則規定：教授和副教授的工資是從1級到6級，即345元、287.5元、241.5元、207元、177元、149元，相當于行政6級至17級，一級教授相當于副部長的工資。
如把高等學校行政人員工資與國家機關行政級別相對應，則大學、獨立學院正副校(院)長相當于行政級別的6至13級，即368元、322元、287.5元、253元、218.5元、195.5元、172.5元、155.5元。
而從1956年12月18日以后，國家機關十級以上干部又經過了三次下降，到了1960年，國家機關行政一級(即國家主席、委員長、總理)已降至404元，而大學教授卻沒有降低，如按此時的工資對應，一級教授的工資就已超過政府的部長和省長了。
1969年的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李四光、錢學森、朱光亞作為科技界代表同時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自然科學家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中國科技事業開始全面復蘇，那次會議也被人們親切地稱為“科學的春天”。
《人民日報》1988年4月1 日
眾“議”所歸——人大陜西代表聯組會紀實
第1版(要聞)
“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
長期在陜北體驗生活的西安美院副院長劉文西，以“半個延安代表”的身份發言。在談到教育、知識分子待遇時，劉文西形象地說：
現在，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
知識分子問題我只講一句話，提倡有償服務我不反對，但不能用‘業余創收’來代替提高知識分子應有的待遇。
當日第三版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董幼嫻說：
物價和工資的確是應該考慮的大問題。說“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一點不假。老太婆擺茶葉蛋攤每個月能賺三、五百元，而教授工資卻降低到200多元。貢獻大的賺小錢，貢獻小的賺大錢。這樣的問題長期不解決，后患無窮。
福州師大教授劉文湖說：
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工資改革已經搞過一次了，但只做到職務和工資掛鉤，談不上理順和合理，要進一步改革。1956年，老教授工資比現在高，新提的副教授月工資122元、教授160元，還不如一個理發的或補鞋的收入多。因此，有“教授貶值”之說。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工資倒掛的現象，影響深遠。現在，新的“知識無用論”不但在流行，而且在泛濫。很多孩子不上學，去掙錢。大學生學習積極性也不高，因為畢業后掙得工資就那么一點。
中國兒童藝術劇院院長方掬芬說：
目前國家財政困難，應當把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但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投資也應該增加。我參加過北京實驗一小的活動。實驗一小與孟加拉國的學校有聯系。在那里，我了解到我們國家的教育經費占經濟預算的比例還不如孟加拉國的多。
《人民日報》1988年5月12日
教師擺攤論是非
第3版(科教·文化·體育)
專欄：編余短論
現在允許知識分子搞第二職業，據說“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貴陽市一些中小學教師課余在校園擺攤賣茶葉蛋，雖然未便深責，不過在課堂上向學生兜攬生意，就完全有違師道了。
教師兼職賣茶葉蛋，不管是否合法或能否“脫貧”，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人民日報》1988年7月10日
社會公平的辯論（上）
第1版(要聞)
專欄：改革話題
改革，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贊成。錢學森每月拿300張“大團結”，我沒意見。可我們門口那個修鞋的，每月掙的比大學教授工資還多，你說正常嗎？
《人民日報》1988年8月4日
江蘇對研究所課題組長問卷調查表明 科技人員企望加快改革
第3版(科教·文化·體育)
有32.1％的課題組長把“知識的價值還不能得到顯著體現”作為“當前最令人不滿的問題”一欄的首選。許多答卷感嘆“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學微機不如烤燒雞”
《人民日報》1989年3月4日
厭學風之我見 厭學的出現只是一個表面現象 它折射出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5版(國內專頁（教科文）)
專欄：我看“新讀書無用論”
在現階段的中國，越向錢看，就越貶低知識的價值。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傳統的學校教育是為了做官，單一的教育內容，固定的教育方法，這股遺風一直延續至今。這種種歷史的因素、社會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攪和在一起，只會使知識貶值，使厭學風愈演愈烈。
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怎么體現出來呢？難怪會出現“手術刀不如剃頭刀，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奇特現象。
《人民日報》1989年3月19日
迎接商品經濟的洗禮——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困惑、思考與選擇
第5版(國內專頁（教科文）)
一股厭學風在悄悄蔓延。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一位老師告訴記者，她講課時，學生從最后一排坐起，問原因，答曰：“溜起來方便。”有的班級學生輪流來聽課，來的人指定一人記筆記，其余人搞“副業”，問為何還有一人記筆記，答曰：“應付考試。”
有人對上海市３萬名大學生作調查，認真學習的只有１／４。
比少數學生厭學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教師厭教。據首都教育界人士估算，高校約有１／３的教師沒有集中精力上課。青年教師的流失也正在成為問題。北京大學一位博士畢業生堅決不愿留校，到一個飯店當了經理。
在首都高校流傳著一句新的調侃語：“看你窮得像個教授，傻得像個博士。”
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輝煌的一頁。隨著工業化的迅速推進，教育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十幾年時間里，教育為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輸送了幾百萬專門人才，成為構筑共和國大廈的重要智力基石。新中國培養的這批知識分子，至今是我們民族大業的支柱之一，在他們身上體現了新中國教育事業不可抹殺的成績。
記者從北到南采訪了許多大學生，問他們為什么覺得“讀書無用”，得到的回答幾乎異口同聲：“學得再好也不如一個個體戶！”
《人民日報》1993年5月14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充滿希望的事業
——中科院綜合配套改革中的人才分流面面觀
再加上“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理發刀的”等社會分配上的不公，比全國城鎮人口平均住房面積還要少的居住環境，以及科研儀器、設備得不到必要的更新、訂購國內外文獻書刊資金緊缺……這一系列急待改善而又一時難以妥善解決的生活待遇和科研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這支科研國家隊，造成年輕科技隊伍不穩。
《人民日報》1998年7月23日
科學家的“行情”
第11版(科技)
專欄：科技雜談
當然“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歷史早已過去，但“造導彈的”收入水平，與包工頭、歌星、影星相比，仍然難以望其項背，也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本博注：
?1、人民日報中知識分子的描述的是當時科學工作者的真實情況。
?2、知識分子的發言明顯有歧視體力勞動的思維——傳統的又是最丑惡的“勞心者高貴，勞力者低賤”剝削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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