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達傳》的出版擱淺了。
這是一個對王晟的“從未有過的”“意外的打擊”——“《宗達傳》耗費了他將近十年的心血，如果從讀研時算起，還不止十年呢。他在這本書里表達了自己對歷史，對文學，對時代的思考，還有一些只屬于他個人的，說不清道不白的夢想。但現在，胡向洋的一個電話，就將他的思考和夢想撕碎了。”
但我想，這件事，在大部分讀者的思想里，恐怕未必是意外的，我們甚至一直在為他擔心，不只擔心著這本書，也擔心著王晟的命運，因為他的天真。
王晟的天真在于，他寫作《宗達傳》的時候，從來沒有或者很少想過他所執著的事實有可能產生的對于周遭的影響，從身邊的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到歷史；也沒有深想過這種影響可能會對他本人造成的反噬。相比之下，程國軍就比他看得明白得多。程國軍僅僅粗覽了一遍《“木馬計劃”始末》，就明白地指出：“難道僅憑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的回憶錄，就能把宗達頭上的‘大叛徒’的帽子摘掉？就能認定共產黨大江地下組織最高領導人宋乾坤是一個變節者？如果是這樣，那可真的叫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了。然而別忘了，宋乾坤也寫了一本回憶錄。組織上難道寧肯信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也許是憑空杜撰的東西，而不相信一個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老干部的回憶錄嗎？”“這樣的東西，也就是你們這些文人寫文章時當回事罷了，若要靠它翻案，就太天真，太不靠譜了，比我當初參加造反派時還要天真……”真像王晟想得那樣，“程國軍把這篇文章的價值否定得如此徹底”嗎？顯然不是！程國軍認識到的不僅僅是這篇文章的價值，更有現實的復雜。
其實王晟并不是不在乎周圍的世界，否則就不會有他上大學之后的改名之舉，也不會有他在著名的郎濤教授講座現場遞出那張紙條，也不會有他寫出評論宋曉帆《香椿街》的犀利文章，也不會有他在學潮中的“反常”表現等等等等。可以說，王晟一直渴望融入他身處的這個世界，他不愿甚至害怕被世界孤立和嘲笑，他想獲得這個世界的認可。但他又注定格格不入于這個世界。其所由來，決定了他的底色，也決定了他的《宗達傳》的完成。但《宗達傳》也注定會和他一樣不容于這個世界，并且加速他和這個世界做一個清晰的了斷。王晟后來能夠將宗天一生前托付他代為公開的舉報信并無多少心理婉曲地貼到網上，與此不無相關。當然，王晟做那些時，他仍然是處于懵懂之中的，他只是聽命于自己心底的，在這個嘈雜的世界里雖然不免模糊卻自有其執著的聲音；他依然沒有過多去想他所做事情的后果，包括需要他付出的代價。彼時彼刻，他依然不是一個清醒的斗爭者，他趨作趨為的狀態像極了一句歌詞所攛掇的——“跟著感覺走，請拉住夢的手”。
然而，王晟的感覺和他的夢跟這句歌詞本要試圖引導的感覺和夢卻有著根本的不同。誠然他一時對它們還“說不清道不白”，但它們卻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對歷史，對文學，對時代的思考”都確然無疑地接受著它的影響并不斷地將他導向清醒，導向轉變——導向成長。
我們的王晟還需要時間，還需要這個糟糕的世界再展示給他一些它并不稀缺的、變本加厲的糟糕。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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