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其政權后，在北方還有契丹貴族建立的遼政權，在西北還有黨項貴族建立的西夏政權，在西南還有白、彝貴族建立的大理政權。十二世紀初，女真貴族興起，逐步取代遼政權，建立金政權，又向南侵擾，把宋王朝壓迫到長江以南，成為北中國的統治民族。十世紀以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等游牧民族，都在北中國的遼、金貴族政權控制之下。十二世紀初，蒙古貴族鐵木真部崛起，統一了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1227年滅西夏，1234年滅金，進而統一北中國。1252年忽必烈率兵迂回南征，由陜西臨洮進兵，經四川入云南，結束了南詔、大理相繼割據長達515年的地方政權。進而攻打南宋，1276年陷臨安，1279年陷崖山，宋王朝最后覆亡，元王朝代之而興，蒙古族成為全中國的統治民族，進而建立了由蒙古貴族、色目貴族和漢族大地主以及其它少數民族貴族共同專政的的封建國家。

　　蒙古貴族政權興起后，就向中亞和歐洲諸國侵略擴張，曾一度建立地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但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這個憑借武力建立的蒙古大帝國就逐步瓦解了。蒙古貴族進行的統一戰爭，就國內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來說，是統治民族的上層分子對被統治民族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民族壓迫，是非正義的。蒙古貴族政權在統一中國過程中，殘酷地屠殺和奴役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勞動人民，野蠻的軍前掠奪把許多農民變為“驅口”或“驅戶”，其社會身份與奴隸無異。還把一些落后的生產方式強加在封建制之上，如圈占大量農田為牧場，嚴重地破壞社會生產。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奮起抵抗這種民族壓迫，進行過前撲后繼的正義斗爭，“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漢族上層代表人物文天祥，張世杰等反抗民族壓迫進行英勇頑強的斗爭，同樣是正義的，是符合人民群眾的意愿的。文天祥被俘，任憑敵人威逼利誘，寧死不屈服，要他招降張世杰，他寫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元兵最后攻下崖山，張世杰突圍招集殘軍準備再戰，又遭風覆船殉難。都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在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推動下，元世祖忽必烈從鞏固封建統治出發，順應當時歷史發展的要求，采納了漢、蒙大臣中主張變革、反對保守，維護統一、反對分裂這一派的意見，戰勝了蒙古貴族內部的倒退、保守勢力，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元朝封建政權。忽必烈命群臣“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 在中央，“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在地方，把全國劃分為11個行政區，每一個行政區設“行中書省”，作為中央中書省在地方的派出機構。劃分全國為22個監察區稱為“道”，有的直屬中央御史臺，有的分屬地方的行御史臺，監察地方行政。行樞密院不常設。遇有戰爭需要，臨時設置。行省下有路、府、州、縣四等。這一系列政權組織，是貫徹了中央集權與加強地區統治的企圖的，是秦以來郡縣制的一大發展。

　　蒙古貴族初入中原，為了適應游牧民族的生產需要，蒙古貴族別迭等曾建議:“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這個計劃雖未實現，但仍有大量農田被廢為牧場。元世祖時趙天麟說:“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近千頃，不耕不種， 謂之草場，專放孳畜”,是破壞農業生產的。忽必烈多次頒發命令禁止。他實行重農政策，注意屯墾，興修水利。還重用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的科學家郭守敬，采納他的計劃，興修不少水利工程，灌溉大量農田；疏通運河河道，便利南北交通。但同時，忽必烈為了籠絡漢族大地主階級以鞏固其封建統治，極力推崇儒學，宣揚“三綱五常”等反動說教，其后代甚至把孔丘吹捧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忽必烈死后，元朝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殘殺，皇帝荒淫昏暴，大臣專政弄權，拼命搜括“生民脂膏，縱其所欲”。濫發鈔幣，加深了財政危機。土地高度集中，官吏貪暴，加重了人民痛苦。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等級劃分更嚴格，民族歧視更厲害，進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元末社會的階級剝削、民族壓迫交織而成的社會矛盾，日益深刻，終于爆發了全國范圍內的人民大起義。有韓山童、劉福通領導的白蓮教起義，有徐壽輝、張士誠、方國珍等在各地大起義。濠州起義軍郭子興的部將朱元璋，乘劉福通北伐時機，渡江南下消滅了南京附近的一些元軍據點，攻占常州、江陰、揚州等地，建立了根據地，實行水利修整與屯田政策，獎勵工商業，整頓鹽稅和商稅，保證了軍需民食，取得了戰略上的有利地位。又相繼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兩大對抗勢力，進一步統一南方。還命徐達、常遇春北伐，1368年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統治；元順帝遁走上都，1370年死于應昌府。朱元璋竊取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建立了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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