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毫無例外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工人運動的根本問題。要透徹地說明這個問題，必須知道這個問題的歷史。在國際范圍內，革命專政學說的歷史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歷史，同革命社會主義的歷史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是吻合的。其次，——這一點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對剝削者的一切革命的歷史，是我們對專政問題的認識的最主要材料和來源。誰不懂得任何一個革命階級為了取得勝利必須實行專政，誰就對革命史一無所知，或者說根本不想獲得這方面的知識。

　　就俄國的范圍來說，如果要談理論的話，1902—1903年由《曙光》和《火星報》的編輯部擬訂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或者確切些說是由格·瓦·普列漢諾夫擬訂并經該編輯部加工、修改和定稿的綱領，具有特殊的意義。在這個綱領中，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提得很明確，而且是針對伯恩施坦、針對機會主義提出來的。然而具有最重大意義的當然是革命的經驗，即俄國1905年的經驗。

　　這一年的10月、11月和12月這最后三個月，是非常強大的、廣泛的、群眾性的革命斗爭時期，是革命斗爭的兩種最有力的方式——群眾性政治罷工和武裝起義——相結合的時期。（附帶指出，早在1905年5月，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大會，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已經認為“組織無產階級舉行武裝起義來直接同專制制度斗爭”是“黨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并且責成各級黨組織“說明群眾性政治罷工的作用，這種罷工在起義開始時和起義進程中都具有重要意義”。[注：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冊第88頁。——編者注]）

　　革命斗爭達到這樣的發展水平，具有這樣的力量，使武裝起義同無產階級特有的武器——群眾性罷工結合起來，這在世界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很明顯，這個經驗對全世界一切無產階級革命都是有意義的。因此布爾什維克曾十分仔細、十分認真地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研究這個經驗。這里可以舉出對1905年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對當時這兩種罷工結合的形式、對罷工斗爭達到的空前的發展水平等逐月的情況所作的分析。我在1910年或1911年的《啟蒙》雜志上就作過這樣的分析，在當時國外布爾什維克的書刊上又概括地重述了這個分析。[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9卷《論俄國罷工統計》和《俄國黨內斗爭的歷史意義》。——編者注]

　　群眾性罷工和武裝起義自然而然地把革命政權問題和專政問題提上了日程，因為采用這兩種斗爭方式必然導致（首先在地方范圍內）驅逐舊政權、無產階級和各革命階級奪取政權、驅逐地主，有時還會奪取工廠，如此等等。這一時期的群眾性革命斗爭創造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后來的士兵代表蘇維埃、農民委員會等等。這一事實表明，現在全世界覺悟工人所注意的一些基本問題（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1905年末就已經在實踐中提出來了。象羅莎·盧森堡那樣的革命無產階級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馬上就看出了這一實際經驗的重要意義，在各種會議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這個經驗，可是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的大多數正式代表，包括改良主義者和后來的“考茨基分子”、“龍格分子”以及美國的希爾奎特的信徒之類的人，卻完全不能了解這個經驗的意義，完全不能盡到革命家的責任，即研究和宣傳這個經驗教訓。

　　在俄國，1905年12月武裝起義失敗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馬上著手總結這個經驗。特別是1906年4月舉行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即所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大大推進了這項工作。在這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派了代表，兩派在形式上統一起來了。兩派都非常積極地為這次代表大會作了準備。在1906年初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兩派都公布了他們就一切重大問題所擬的決議草案。這些草案曾經附在我那本題為《關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給彼得堡工人的信）》的小冊子里（1906年莫斯科版，約110頁，其中兩個派別的決議草案和代表大會最后通過的決議幾乎占了一半的篇幅），這是了解當時問題的提法的最主要材料。

　　當時關于蘇維埃的意義的爭論已經關系到專政問題了。早在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爾什維克就提出了專政問題（見我的小冊子《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1905年7月日內瓦版，曾轉載于《十二年來》文集）[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1卷。——編者注]。孟什維克對“專政”這個口號的態度是否定的。布爾什維克當時著重指出，工人代表蘇維埃“實際上是新的革命政權的萌芽”——布爾什維克的決議草案就是明確地這樣說的（《報告》第92頁）。孟什維克雖然承認蘇維埃的意義，主張“協助建立”蘇維埃等等，但是他們不承認蘇維埃是革命政權的萌芽，根本不談這種類型或相似類型的“新的革命政權”，干脆否認專政的口號。不難看出，現在我們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所有分歧在當時對這個問題的提法上已經露出了苗頭。也不難看出，孟什維克（不論俄國的或別國的，如考茨基分子、龍格分子等等）過去和現在都在這個問題的提法上表現出他們是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否認革命這個概念中最本質和最基本的東西的改良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

　　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在前面提到的《兩種策略》這本小冊子中，我就已經分析過孟什維克對我的責難，即所謂我“悄悄地調換了革命和專政這兩個概念”（《十二年來》第459頁[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1卷。——編者注]）。我詳細地論證了孟什維克的這一責難正好暴露出他們的機會主義，暴露出他們真正的政治面貌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應聲蟲，是無產階級內部自由派資產階級影響的傳播者。當時（1905年夏）我以主張君主立憲的俄國自由派為例說過，當革命成為一種公認的力量時，反對革命的人也會“承認革命”的。現在，到了1920年，還可以補充一句，不論德國或意大利的自由派資產者，或者說至少是他們中間最有學識和最圓滑的人，都準備“承認革命”了。但是，當年俄國的自由派和孟什維克，以及現在德國和意大利的自由派、屠拉梯分子、考茨基分子，都是“承認”革命而又不肯承認某一階級（或某些階級）的專政的。這恰恰就暴露了他們的改良主義，表明他們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在革命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力量，自由派也“承認”革命，統治階級不僅看到而且感覺到被壓迫群眾的不可戰勝的強大力量的時候，無論對理論家或實際的政治領導者來說，全部問題就在于給革命下一個確切的階級定義。而不用“專政”這個概念，就不可能下這個確切的階級定義。不為實現專政作準備，就不可能在實際上成為革命家。不懂得這個真理的，在1905年有孟什維克，在1920年有意大利、德國、法國及其他國家那些害怕共產國際的嚴格“條件”的社會黨人，他們害怕這個真理，他們口頭上能夠承認專政而實際上卻不能為實現專政作準備。因此把我在1905年7月對馬克思的觀點所作的詳細說明再重述一遍，是不無益處的，我作的這個說明當時是針對俄國孟什維克的，但是對1920年西歐的孟什維克也同樣適用（我去掉了報紙等等的名稱，干脆指明講的是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

　　“梅林出版了1848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162]上發表的論文集，他在論文集的說明中說，資產階級書刊還對《新萊茵報》提出過如下指責，說它要求‘立刻實行專政，以此作為實現民主的唯一手段’（《馬克思遺著》第3卷第53頁）。從庸俗的資產階級觀點看來，專政和民主這兩個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資產者不懂階級斗爭的理論，看慣了政治舞臺上各個資產階級小集團之間的無謂爭吵，以為專政就是廢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橫行，就是濫用權力以謀專政者個人的利益。實質上，我國的孟什維克正表現了這種庸俗的資產階級觀點，他們說，布爾什維克所以偏愛‘專政’這個口號，是因為列寧‘很想碰碰運氣’（《火星報》第103號第3版第2欄）。為了向孟什維克說清階級專政的概念和個人專政的區別，以及民主專政的任務和社會主義專政的任務的區別，談一談《新萊茵報》的觀點也許不是無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萊茵報》寫道：‘在革命之后，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并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內閣首腦〉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余。正當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憲的幻想時，被打垮的政黨〈即反動的政黨〉就在官僚機構中和軍隊中鞏固他們的陣地，甚至敢于在各處展開公開的斗爭。’[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頁。——編者注]

　　梅林說得很對：這段話把《新萊茵報》在幾個長篇論文中所作的關于康普豪森內閣的詳細論述歸納成扼要的幾點。馬克思的這段話告訴了我們些什么呢？它告訴我們，臨時革命政府必須實行專政（規避專政口號的孟什維克無論如何不能了解這一點）；它告訴我們，這個專政的任務就是消滅舊制度的殘余（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這恰恰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三次代表大會關于同反革命斗爭的決議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是孟什維克的決議所忽略的）。最后，第三，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和公開內戰時期迷戀于‘立憲的幻想’而痛斥了他們。從1848年6月6日《新萊茵報》的論文中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這段話的含義。

　　馬克思寫道：‘制憲國民議會首先應該是具有革命積極性的積極的議會[163]。而法蘭克福議會卻象小學生作作業似的在議會制度上兜圈子，對各邦政府的行動卻聽之任之。就算這個學術會議在充分討論之后能夠制定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吧。但是，如果德國各邦政府在這個時候已經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那么，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頁。——編者注]

　　專政這個口號的意思就是如此……

　　各國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只有用強力才能解決。反動階級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俄國專制制度就這樣做過，而且從1月9日[164]起在全國各地還繼續不斷地這樣做。既然已經形成這樣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經真正擺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義已經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事情，那么立憲幻想和象小學生作作業似的在議會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飾資產階級出賣革命，掩飾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的作用。這時，真正革命的階級所應當提出的正是專政的口號。”[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1卷《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編者注]

　　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論述專政問題的。

　　有了這次革命的經驗，我在《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這本小冊子（1906年彼得堡版，小冊子上注明是1906年3月28日出版）中又詳細地探討了專政問題，現在我把這本小冊子中的一切重要的論點摘引出來。不過我得聲明一下，我去掉了一些人名，干脆指明這里講的是立憲民主黨人還是孟什維克。一般說來，這本小冊子是針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部分也是針對無黨派的自由派、半立憲民主黨人和半孟什維克的。其實，這些關于專政的言論正是針對孟什維克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常常滾到立憲民主黨人的立場上去了。

　　“莫斯科的槍聲停息了，軍警專政正在縱飲歡慶，拷打和大屠殺遍及俄國各地，正在這個時候，立憲民主黨人的報刊發出了反對左派使用暴力、反對各革命政黨成立的罷工委員會的言論。靠杜巴索夫之流養活的、拿學術做交易的立憲民主黨教授們，竟把‘專政’譯成‘強化的警衛’。‘學術界人士’為了貶低革命斗爭的意義，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學里學的拉丁文。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強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期，任何獲得勝利的政權都只能是一種專政。但是問題在于，有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一小撮警察對人民的專政，也有絕大多數人民對一小撮暴徒、強盜和人民政權篡奪者的專政。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在右派無法無天地橫行肆虐、卑鄙無恥地使用暴力的時代，庸俗地歪曲‘專政’這個科學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對左派使用暴力，這就非常明顯地表明了‘妥協主義者’在激烈的革命斗爭中站的是什么立場。在斗爭激烈的時候，‘妥協主義者’都膽戰心驚地躲了起來。在革命人民勝利的時候（10月17日），‘妥協主義者’都從洞里鉆出來，裝模作樣，大唱高調，狂叫：那真是‘光榮的’政治罷工。當反革命占了上風，‘妥協主義者’就對戰敗者假惺惺地大加勸導和教誨。勝利的罷工是‘光榮的’。失敗的罷工是罪惡的、野蠻的、無意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失敗的起義是喪失理智，是自發勢力的胡鬧，是野蠻行為，是荒唐舉動。總而言之，‘妥協主義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華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強者，打亂斗爭者的陣腳，忽而妨礙這一方，忽而妨礙那一方，磨掉斗爭的鋒芒，麻痹為自由而作殊死斗爭的人民的革命意識。”[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2卷《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第3節《什么是人民自由黨？》。——編者注]

　　其次，我把針對魯·布蘭克先生的關于專政問題的說明摘引出來，將是非常適時的。1906年，這個魯·布蘭克在一家實質上是孟什維克的、但表面上是無黨派的報紙[165]上，表達了孟什維克的觀點，稱贊他們，說他們“致力于把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引上以偉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國際社會民主黨所走的道路”。

　　換句話說，魯·布蘭克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把孟什維克說成是“有理性的”，與此相反，把布爾什維克說成是沒有理性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犯上作亂等等的革命家，并且硬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也說成是孟什維主義的黨。這是社會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等國際流派的慣技，這班人稱贊一切國家的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考茨基分子、龍格分子是“有理性的”社會黨人，而以此來反證布爾什維克“喪失理智”。

　　我在1906年寫的那本小冊子中，這樣回答了魯·布蘭克先生：

　　“布蘭克先生對比了俄國革命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這是革命旋風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現在這個時期，當然，這個時期我們可以把它叫作立憲民主黨在杜馬選舉中得勝的時期，或者，如果不怕過早地下斷語的話，可以把它叫作立憲民主黨杜馬的時期。

　　關于這個時期，布蘭克先生說，思想和理性的時代又來臨了，又可以恢復自覺的、有計劃的、有系統的活動了。相反，布蘭克先生說第一個時期是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時期。社會民主黨的一切原則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創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遺忘了，甚至社會民主黨世界觀的基石本身也整個被挖掉了。

　　布蘭克先生的這個基本論斷，完全是一個涉及到事實的論斷。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同革命旋風時期的‘實踐’脫節了。

　　真是這樣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第一塊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這就是：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中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進的階級。試問革命旋風把社會民主黨世界觀的這塊‘基石’整個挖掉了嗎？恰恰相反，這革命旋風十分出色地證實了它是正確的。無產階級正是這個時期主要的、在開始時幾乎是唯一的戰士。純屬無產階級斗爭工具的群眾性政治罷工，幾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得到極為廣泛的運用，這甚至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空前未有的。當司徒盧威之流和布蘭克之流的先生們號召參加布里根杜馬的時候，當立憲民主黨的教授們號召大學生埋頭讀書的時候，無產階級起來進行了直接的革命斗爭。無產階級用自己無產階級的斗爭工具，為俄國爭得了全部‘憲制’（如果可以叫作“憲制”的話），后來這個‘憲制’一直遭到破壞、弄得殘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無產階級采用了半年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談到的那種斗爭策略手段，這個決議特別注意群眾性政治罷工同起義相結合的重要性，而整個‘革命旋風’時期，即1905年最后三個月的特點，也就是實行了這種結合。可見，我們的這位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最無恥地、最可惡地歪曲了現實。他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同‘革命旋風’的實踐經驗脫節的事實；他企圖抹殺這個旋風的基本特點，即出色地證實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原則和思想’、‘社會民主黨世界觀的全部基石’是正確的。

　　然而，布蘭克先生所以產生這種錯得離奇的見解，好象‘旋風’時期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思想都已經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這個情況是很有意義的，這就會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質向我們暴露出來。

　　從政治活動的各種方式來看，從人民創造歷史的各種方法來看，‘革命旋風’時期和現在‘立憲民主黨’時期的主要區別在什么地方呢？區別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風’時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時期沒有采用的某些創造歷史的特殊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奪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來實現這種自由（集會自由，至少是大學里的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開代表大會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權機關——工人、士兵、鐵路工人、農民代表蘇維埃，新的城鄉政權等等。這些機關純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階層建立起來的，它們是不顧一切法律、準則，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來的，它們是人民獨有的創造力的產物，是已經擺脫或正在擺脫舊警察羈絆的人民的主動性的表現。最后，它們確實是政權機關，雖然它們還處于萌芽狀態，還帶有自發性，還沒有定型，成分和職能還不明確。它們象政權一樣行動，例如它們奪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礙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權利的警官（這樣的例子同樣可以在彼得堡找到，當時那里的新政權機關很弱而舊政權則很強）。它們象政權一樣行動，號召全體人民不要交錢給舊政府。它們沒收了舊政府的錢（如南方鐵路罷工委員會），轉給新的人民政府使用，當然，這無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說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這些組織的社會政治性質來說，這是萌芽狀態的人民革命分子的專政。你們覺得奇怪嗎，布蘭克先生和基澤韋捷爾先生？你們在這里沒有看到資產者認為和專政同義的‘強化的警衛’吧？我們已經對你們說過，你們對專政這個科學概念一竅不通。我們馬上就要向你們解釋清楚這個概念，不過我們先要指出‘革命旋風’時代的第三種行動‘方法’：人民用暴力對付壓迫人民的暴力者。

　　我們在上面描述的政權機關是萌芽狀態的專政，因為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的政權，不承認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準則。不受限制、不顧法律、依靠強力（就這個詞的最直接的意義講）的政權，這就是專政。但是這個新政權所依靠的和力圖依靠的強力，不是一小撮軍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錢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來的機構的力量。根本不是這些。新政權的新機關既沒有武器，又沒有金錢，也沒有舊機構。布蘭克先生和基澤韋捷爾先生，你們能想到嗎？這些新機關的力量同舊的強力工具絲毫沒有共同之點，如果指的不是保護人民的‘強化的警衛’，使他們不受舊政權的警察機關和其他機關的壓迫，那么同‘強化的警衛’也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這個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眾。這就是這個新政權同過去一切舊政權的舊機關的基本區別。后者是少數人壓迫人民、壓迫工農群眾的政權機關。前者則是人民即工人和農民壓迫少數人，壓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壓迫一小撮享有特權的貴族和官吏的政權機關。這就是壓迫人民的專政同革命人民的專政的區別，布蘭克先生和基澤韋捷爾先生，請好好記住這一點！舊政權是少數人的專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擠人民群眾，不讓他們參加政權，不讓他們監督政權，才能維持下去。舊政權一貫不信任群眾，害怕光明，靠欺騙來維持。新政權是大多數人的專政，它完全是靠廣大群眾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廣泛、最有力地吸引全體群眾參加政權來維持的。絲毫沒有什么隱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條條和形式。你是工人嗎？你愿意為俄國擺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奮斗嗎？那你就是我們的同志。請你馬上選出自己的代表；你認為怎樣方便就怎樣選舉好了，我們會很樂意很高興接受他做我們工人代表蘇維埃、農民委員會、士兵代表蘇維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權利的一員。這個政權對大家都是公開的，它辦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眾，群眾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來自群眾，是直接代表人民群眾及其意志的機關。這就是新政權，或者確切些說，是新政權的萌芽，因為舊政權的勝利過早地摧折了這棵新生的幼苗。

　　布蘭克先生或基澤韋捷爾先生，你們也許會問，這里為什么要‘專政’，為什么要‘暴力’？難道廣大群眾對付一小撮人還必須使用暴力嗎？難道幾千萬、幾萬萬人能夠做壓迫幾千、幾萬人的專政者嗎？

　　提出這樣的問題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見到別人在他們感到新奇的意義上使用專政這個術語的人。他們看慣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權，只有警察的專政。他們覺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沒有警察的政權，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專政。你們說千百萬人不需要用暴力來對付幾千人嗎？你們錯了，錯就錯在你們不從現象的發展中去觀察現象。你們忘記了新政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同舊政權并存、同舊政權對立、同舊政權斗爭的條件下產生出來、成長起來的。不用暴力來對付擁有政權工具和政權機關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擺脫暴力者的蹂躪。

　　布蘭克先生和基澤韋捷爾先生，現在給你們舉一個最簡單的小例子，以便你們能領悟這個立憲民主黨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憲民主黨人‘頭昏目眩的’奧妙道理。假設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諾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諾娃一邊的有幾十、幾百個手無寸鐵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邊的有幾個哥薩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諾娃的地點不是在刑訊室里，眾人會怎么辦呢？他們一定會用暴力來對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嘍羅。他們也許會遭到阿夫拉莫夫槍殺而犧牲幾個搏斗者，但是他們終究會用強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薩克的武裝，并且很可能當場殺死他們幾個人（如果可以把他們叫作人的話），而把剩下的人關進監牢，使他們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審判。

　　布蘭克先生和基澤韋捷爾先生，你們看，當阿夫拉莫夫率領哥薩克拷打斯皮里多諾娃的時候，這就是壓迫人民的軍警專政。當革命的人民（他們不是只會勸導、訓誡、嘆惜、責難、哭訴、埋怨，而是會同暴力者作斗爭，他們沒有小市民的狹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對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時候，這就是革命人民的專政。這就是專政，這是人民對阿夫拉莫夫實行壓迫的政權，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小市民也許會反對用強力把斯皮里多諾娃從阿夫拉莫夫手里奪過來，他們會說，這是不合“法”的！我們有一條允許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嗎？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創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惡的理論嗎？）。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專政’這個概念無非就是這個意思，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好好地記住吧。其次，我們從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專政；因為人民即無組織的、‘偶然’聚集在該地的居民群眾，親自登上舞臺，親自執行審判和懲處，行使權力，創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這就是革命人民的專政。為什么說它僅僅是革命人民的專政，而不是全體人民的專政呢？因為全體人民經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業績而遭到極殘酷的折磨，有的人肉體上受了摧殘，飽受驚嚇；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惡的理論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論毒害而只是受偏見、習俗、陳規的毒害；有的人對一切都漠不關心，那就是所謂庸人、小市民，他們最會逃避激烈的斗爭，對它不聞不問，或者甚至躲藏起來（可別卷進這場搏斗挨了揍！）。這就是為什么說實現專政的不是全體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決不害怕全體人民，他們把自己行動的原因和行動的細節告訴全體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體人民不僅來參加國家管理，而且來參加政權，吸收他們參加國家本身的建設。

　　可見，我們舉出的這個簡單的例子，包含著‘革命人民專政’這個科學概念以及‘軍警專政’這個概念的一切要素。關于這個連博學的立憲民主黨教授也能領會的簡單例子就談到這里，下面來談談社會生活中更復雜的現象。

　　就革命這個詞的狹隘的原意說，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這樣一個時期：千百年來積累起來的對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業績的仇恨，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行動迸發出來了，而且不是通過個別人物的行動而是通過千百萬人民群眾的行動迸發出來了。人民正在覺醒，奮起掙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壓迫。人民把俄國生活中無數的斯皮里多諾娃從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來，使用暴力對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奪取用來壓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權。這個過程自然不會象我們為基澤韋捷爾教授先生所舉的簡化了的例子那樣簡單，那樣‘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爭（就斗爭這個詞的狹隘的原意說），人民擺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過程，是一種長達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風’。人民擺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過程，也正是所謂俄國大革命的實際內容。從創造歷史的方法來看，這個過程是以我們剛才談到革命旋風時所描述的那些形式進行的。這些形式就是：人民奪取政治自由，即奪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撓實現的那種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權，壓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權，壓迫舊警察系統的暴力者的政權；人民用暴力對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滅一切阿夫拉莫夫、杜爾諾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這樣的惡狗，解除他們的武裝，使他們不能再為非作歹。

　　人民采用這些非法的、越軌的、沒有計劃和沒有系統的斗爭手段，如奪取自由，建立沒有人正式承認的新的革命政權，使用暴力對付人民的壓迫者——這樣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這是人民為自由而斗爭的最高表現。這是俄國歷來最優秀的人物對自由的幻想正在變成實踐，變成人民群眾自己的而不是個別英雄人物的實踐的偉大時代。這同我們例子中的群眾把斯皮里多諾娃從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來，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裝，使他不能再為非作歹是一樣的好。

　　正是在這里，我們觸到了立憲民主黨人的隱情和焦慮的中心問題。立憲民主黨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為他們把庸人的觀點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問題和革命的問題上來了。這種庸人要是遇上我們舉例說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諾娃這種事，就會出來阻止群眾，勸他們不要違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從代表合法政權行事的劊子手手中拯救出來。當然，從我們的例子來看，這樣的庸人簡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兒，但是就整個社會生活來說，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說一遍——決不是個人的品性，而是一種社會的品性，它也許是由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庸俗法學的偏見造成的。

　　為什么布蘭克先生說在‘旋風’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原則都被遺忘了，甚至認為這用不著證明呢？因為他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了布倫坦諾主義[166]，認為人民奪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權、使用暴力這些‘原則’都不算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見解在布蘭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貫徹始終的，而且具有這種見解的不止布蘭克一個人，還有所有立憲民主黨人，自由派和激進派營壘中所有那些現時因普列漢諾夫愛慕立憲民主黨人而對他大加頌揚的作家，包括《無題》雜志[167]的伯恩施坦主義者普羅柯波維奇先生和庫斯柯娃女士之流。現在我們來看看，這種見解是怎樣產生的，為什么一定會產生。

　　這種見解直接來自西歐社會民主黨的伯恩施坦主義的觀點，或者說得廣一點，來自這些黨的機會主義的觀點。這些已被西歐‘正統派’系統地全面地揭穿過的錯誤觀點，現在又改頭換面，另打旗號，‘悄悄地’轉運到俄國來了。伯恩施坦主義者過去和現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們不是把議會斗爭看作只適用于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斗爭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斗爭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奪取’、‘專政’了。布蘭克之流的先生們以及其他頌揚普列漢諾夫的自由派人士現在轉運到俄國來的，正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們對這種歪曲已經習以為常，所以說在革命旋風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原則和思想都被遺忘了，甚至認為這已用不著證明了。

　　為什么必然產生這種見解呢？因為這種見解完全符合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純粹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思想家，承認社會民主黨的一切斗爭方法時，是把‘旋風’時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贊許并且幫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無產階級參加反對專制制度的斗爭，參加倒是可以參加，但不能讓無產階級和農民變成領導者，不能把舊的專制農奴制的警察的政權機關完全撤銷。資產階級想保存這些機關，它只求把這些機關置于它的直接監督之下，資產階級要用這些機關來對付無產階級，而完全消滅這些機關只能對無產階級進行斗爭非常有利。因此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上院，要求不允許革命人民實行專政。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說，去同專制制度斗爭吧，但是不要觸動舊的政權機關，因為我們需要這些機關。進行‘議會’斗爭吧，就是說，不要越出根據我們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協議給你們劃定的框框。通過組織進行斗爭吧，不過不要通過罷工委員會、工兵代表蘇維埃之類的組織，而要通過我們同君主政府商定頒布的法律所承認的、所限定的、不危及資本的組織。

　　這就不難了解，為什么資產階級一談起‘旋風’時期，就輕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齒，而一談起杜巴索夫所保衛的立憲制度的時期，就眉飛色舞，興高采烈，表現出小市民對……反動時期的無限迷戀。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始終不變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動性。

　　同樣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資產階級怕‘旋風’的再起比怕火還要厲害，為什么它要無視和抹殺新的革命危機的因素，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憲的幻想。

　　現在我們清楚地說明了，為什么布蘭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說在‘旋風’時期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思想都被遺忘了。布蘭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樣，承認馬克思主義而撇開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認社會民主黨的斗爭手段而撇開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蘭克先生對‘旋風’時期的態度最典型不過地表明，資產階級不了解無產階級運動，資產階級害怕尖銳的決定性的斗爭，資產階級憎惡在解決社會歷史問題時采用任何摧毀舊制度的、嚴厲的、革命的（按該詞的原意說）方法。布蘭克先生露出了馬腳，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階級局限性。他聽到和讀到了社會民主黨人在旋風時期犯了‘錯誤’，就急忙自負地、武斷地、毫無根據地作出結論說，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原則’（他對這些原則本來就一竅不通！）都被遺忘了。談到這些‘錯誤’，我們要指出：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在社會民主黨的發展中，難道有過不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的時期嗎？難道有過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時期嗎？難道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斗爭時期（全世界一切帶著局限性的資產者都認為這個時期是不可逾越的極限！）的歷史不也充斥著這一類錯誤嗎？如果布蘭克先生對社會主義的一些問題不是一竅不通，他就會很容易地想起米爾柏格、杜林、航運補助金問題[168]、‘青年派’[169]、伯恩施坦主義，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東西。但是對布蘭克先生來說重要的不是研究社會民主黨發展的實際進程，他需要的只是貶低無產階級的斗爭氣魄，借此褒揚自己的立憲民主黨所表現的資產階級的淺薄。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社會民主黨偏離它的通常的、‘正規的’道路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們也會看到，就是在這方面，社會民主黨內在‘革命旋風’時期所表現的團結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過去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旋風’時代的策略，沒有使社會民主黨的兩翼疏遠，而是使它們接近了。在武裝起義問題上的意見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兩派社會民主黨人都在革命政權的萌芽——工人代表蘇維埃這種獨特的機關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農民參加蘇維埃，都同各小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一起印發了革命宣言。實際問題上的協調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爭執。革命浪潮的高漲，使分歧退到一旁，戰斗的策略得到承認，杜馬問題消除了，起義問題提上了日程，社會民主黨同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當前緊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聲報》[170]上，孟什維克同布爾什維克一起號召舉行罷工和起義，號召工人不爭得政權就不停止斗爭。革命形勢本身提示了實際行動口號。引起爭論的只是對事變估計的一些細節：例如，《開端報》[171]把工人代表蘇維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機關，《新生活報》[172]則把工人代表蘇維埃看作聯合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權機關的萌芽。《開端報》傾向無產階級專政。《新生活報》則主張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然而社會民主黨這樣的或類似的分歧，在歐洲任何一個社會黨發展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不也都存在過嗎？

　　不，布蘭克先生所以顛倒是非，荒謬地歪曲昨天的歷史，是因為而且僅僅因為他是自負的資產階級庸人的典型，在他看來，革命旋風時期就是喪失理智（“一切原則都被遺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鎮壓革命和小市民式‘進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護的“進步”）的時期，則是有理性的、自覺的、有計劃的活動時代。布蘭克先生的全篇論文很明顯地貫串著這種對于兩個時期（“旋風”時期和立憲民主黨時期）的對比評價。當人類歷史以火車頭的速度向前飛馳的時候，這就是‘旋風’，‘洪水’，一切‘原則和思想’的‘消失’。當歷史以牛車的速度前進的時候，這才是理性，才是計劃性。當人民群眾懷著十分純樸的心情、略嫌魯莽地下決心自己開始創造歷史，毫不猶豫地去直接實現‘原則和理論’的時候，資產者就感到恐怖，哀嘆‘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們，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嗎？群眾的理性而不是個別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歷史上嗎？群眾的理性不正是在這個時候變成了生動的、實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嗎？）。當群眾的直接運動因遭到槍殺、拷打、鞭笞、失業、饑餓而被壓制下去的時候，當杜巴索夫出錢養活的教育界的臭蟲從壁縫中爬出來，開始用群眾的名義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眾的利益出賣給少數特權者的時候，——在小市民騎士們看來，是平安寧靜的進步時代來到了，‘思想和理性又復蘇了’。資產者隨時隨地都忠于自己，無論拿《北極星》[173]或《我們的生活報》來看，無論拿司徒盧威或布蘭克的作品來讀，到處都是一樣，到處都可以遇到對革命的時期和改良主義的時期的這樣一種帶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評價：前者是喪失理智（tolle　Jahre）的時期，思想和理性消失的時期，后者則是‘自覺的、有系統的’活動的時期。

　　可別誤解我的話，別以為我講的是布蘭克之流的先生們偏愛這個或那個時期。問題完全不在于偏愛，歷史時期的更替是不以我們的主觀偏愛為轉移的。問題在于：布蘭克之流先生們在分析兩個時期的特點（它完全不以我們的偏愛或同情為轉移）的時候，無恥地歪曲了真相。問題在于：正是革命的時期比小市民的、立憲民主黨的、改良主義的進步的時期，規模更廣，更豐富，更自覺，更有計劃，更有系統，更勇敢和更鮮明地創造著歷史。可是布蘭克之流先生們正好顛倒了黑白！他們硬把貧乏說成是歷史創造活動豐富。他們把被壓迫被束縛的群眾的無所作為看作官吏和資產者‘有系統的’活動的勝利。他們看到各種官場小吏和自由主義的賣文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時代已經過去，而‘平民’開始直接從事政治活動，開始不遲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壞壓迫人民的機關，奪取政權，奪回過去被認為是屬于各種人民掠奪者的東西的時候，一句話，他們看到千百萬受壓榨的人們的思想和理性開始覺醒的時候（他們覺醒起來不是去讀死書，而是去行動，去從事人類的活的事業，從事歷史的創造），就大嚷大叫，說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2卷《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第5節《立憲民主黨的自負的典型》和《題外話。對立憲民主黨的政治家和博學的教授們的通俗的談話》。——編者注]

　　1905—1906年俄國關于專政問題的爭論就是這樣。

　　德國的迪特曼、考茨基、克里斯平、希法亭之流先生們，法國的龍格先生及其黨羽，意大利的屠拉梯及其同伙，英國的麥克唐納和斯諾登之流以及諸如此類的先生們在專政問題上的論調，實質上同1905年俄國的魯·布蘭克先生以及立憲民主黨人的論調一模一樣。他們不懂專政，不會為實現專政作準備，不能了解和實現專政。

　　1920年10月20日

　　載于1920年11月9日《共產國際》雜志第14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69—391頁

　　【注釋】

　　[161]《關于專政問題的歷史》一文的手稿于1920年10月20日寄給彼得格勒《共產國際》雜志編輯部。隨同手稿寄去的還有列寧的《十二年來》文集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這本小冊子。文章寄出的第二天，列寧就寫信通知該編輯部，并要求他們將寄去的文章立即核對、發排，然后將材料全部退回。列寧親自校對了文章的長條樣，并作了許多修改。——367。

　　[162]《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國和歐洲革命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日報，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馬克思任該報的主編，編輯部成員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爾弗、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弗萊里格拉特等都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該報揭露反動的封建君主派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主張徹底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和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是當時指導群眾革命行動的中心。該報創刊不久，就遭到反動報紙的圍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間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把他驅逐出境，并對其他編輯進行迫害，該報因此被迫停刊。——371。

　　[163]法蘭克福議會是德國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開的全德國民議會，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正式開幕。法蘭克福議會的選舉由各邦自行辦理，代表中資產階級自由派占多數。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動搖以及小資產階級左派的不堅定和不徹底，法蘭克福議會不敢奪取國家最高權力，也沒有能建立人民武裝來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國的分崩離析狀態。法蘭克福議會從一開始就宣布制定全德憲法為其唯一重要任務。在制憲過程中，代表們競相發表演說，無休止地空談和爭辯。直至1849年3月27日，議會才通過了帝國憲法，而這時反動勢力已在奧地利和普魯士得勝。法蘭克福議會制定的憲法盡管很保守，但畢竟主張德國統一，有些自由主義氣味，因此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等邦紛紛宣布予以拒絕，并從議會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議會里的小資產階級左派不敢領導已經興起的人民群眾保衛憲法的斗爭，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蘭克福議會遷至持中立立場的符騰堡的斯圖加特。6月18日，法蘭克福議會被符騰堡軍隊解散。——372。

　　[164]指與俄國保安機關有聯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懷著挑釁的目的，建議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隊前往冬宮向沙皇呈遞請愿書。在請愿那天，沙皇命令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開槍，結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傷。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極大憤怒，當天彼得堡街頭就出現了街壘，工人同軍警發生了武裝沖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起點。——373。

　　[165]指《我們的生活報》。

　　《我們的生活報》（《Наша　Жизнь》）是接近立憲民主黨左翼的自由派報紙（日報），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斷斷續續地在彼得堡出版。——375。

　　[166]布倫坦諾主義是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路·布倫坦諾所倡導的改良主義學說。布倫坦諾是德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講壇社會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過工廠立法和組織工會就可以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克服社會矛盾。列寧稱布倫坦諾主義是一種承認無產階級的不革命的“階級”斗爭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學說。——383。

　　[167]《無題》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國政治性刊物，1906年1月24日（2月6日）—5月14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期。該雜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馬克思主義和經濟主義、后來參加了解放社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刊物，參加編輯部的有：謝·尼·普羅柯波維奇（主編）、葉·德·庫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鮑古查爾斯基、瓦·瓦·希日尼亞科夫等。——383。

　　[168]指德意志帝國國會社會民主黨黨團內部在航運補助金問題上發生的分歧。1884年底，德國首相奧·俾斯麥為推行殖民掠奪政策，要求帝國國會批準發給輪船公司補助金，以便開辟通往亞洲東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線。以奧·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為首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左翼反對發放航運補助金，而以伊·奧爾、約·亨·威·狄茨等為首的黨團的右翼多數，在帝國國會就這個問題正式辯論以前，就主張向輪船公司發放補助金。1885年3月，在帝國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社會民主黨黨團右翼投票贊成開辟通往亞洲東部和澳洲的航線，同時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國造船廠建造，作為它同意俾斯麥提案的條件。只是在帝國國會否決了這一要求后，整個黨團才投票反對政府的提案。黨團多數的行為引起了《社會民主黨人報》和一些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強烈反對。爭論極為激烈，幾乎造成黨的分裂。恩格斯給了社會民主黨黨團右翼的機會主義立場以堅決批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頁）。——385。

　　[169]青年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反對派，產生于1890年。核心成員是一些大學生和年輕的著作家。主要領導人有麥克斯·席佩爾、布魯諾·維勒、保爾·康普夫麥爾、保爾·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傾機會主義，否定議會斗爭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動，反對黨的集中制領導，反對黨同其他階級和政黨在一定條件下結成聯盟。恩格斯同青年派進行了斗爭。當青年派機關報《薩克森工人報》企圖宣布恩格斯和反對派意見一致的時候，恩格斯給了他們有力的回擊，指出他們的理論觀點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頁）。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從此結束了青年派在黨內的活動。——385。

　　[170]《北方呼聲報》（《Северный　Голос》）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合法的聯合機關報，在《新生活報》和《開端報》被政府封閉以后于1905年12月6日（19日）—8日（21日）在彼得堡出版，由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聯合組成的編輯部編輯。該報出版第3號后被查封。此后還曾用《我們的呼聲報》的名稱于1905年12月18日（31日）出了一號。——386。

　　[171]《開端報》（《Начало》）是俄國孟什維克的合法報紙（日報），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號。該報由達·馬·赫爾岑施坦和Ｃ．Ｈ．薩爾蒂科夫擔任編輯兼出版者。參加該報工作的有爾·馬爾托夫、亞·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羅得、費·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約爾丹斯基等。——386。

　　[172]《新生活報》（《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第一個合法報紙，實際上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12月3日（16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編輯兼出版者是詩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員、布爾什維克瑪·費·安德列耶娃。從1905年11月第9號起，該報由列寧直接領導。參加編輯部的有：列寧、弗·亞·巴扎羅夫、亞·亞·波格丹諾夫、瓦·瓦·沃羅夫斯基、米·斯·奧里明斯基、阿·瓦·盧那察爾斯基和彼·彼·魯勉采夫。馬·高爾基參加了《新生活報》的工作，并且在物質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新生活報》發表過列寧的14篇文章。該報遭到沙皇政府當局多次迫害，在28號中有15號被沒收。1905年12月2日該報被政府當局封閉。最后一號即第28號是秘密出版的。——386。

　　[173]《北極星》雜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國立憲民主黨右翼的機關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總共出了14期。主編為彼·伯·司徒盧威。參加編輯工作的有尼·亞·別爾嘉耶夫、亞·索·伊茲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稱《自由和文化》雜志。——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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