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 (1974.12.20)

　　《人民日報》

　　三十五年前，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光輝著作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地剖析了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進一步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和轉變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指出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起了極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促進了革命事業的勝利發展。

　　中國的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抗日戰爭實質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為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怎樣認識農民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把歷史的研究同現實斗爭緊密結合起來，熱情謳歌了我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深刻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在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開展的大好形勢下，重讀毛主席這篇光輝著作，對于深入研究儒法斗爭和整個階級斗爭史，古為今用，正確地總結和汲取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著重大意義。

　　一

　　在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漫長歲月里，苦難深重的我國廣大農民，為了反抗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挑動黃河天下反”！多少次農民戰爭的燎原烈火，燃遍了大河上下，江南塞北；“殺盡不平方太平”！多少次起義群眾的憤怒吼聲，震撼著祖國大地，萬里河山。“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農民革命英雄們用自己光輝的戰斗業績，譜寫了我國封建社會最壯麗的詩篇！

　　農民戰爭起了偉大的歷史作用。

　　毛主席指出，我國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叛徒、賣國賊林彪一伙惡毒污蔑廣大農民是滿腦袋“油鹽醬醋柴”的“愚夫愚婦”，農民戰爭只會帶來“尸暴遍野，血流成河”和“普遍饑荒”，等等。這完全是無恥的誹謗！革命農民是有抱負、有理想、有綱領，向封建制度沖鋒陷陣的英雄好漢。翻開一部中國農民戰爭史，那“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號召，不正是矛頭直指地主階級的總頭子——封建皇帝，要反掉地主階級的“天”嗎？那“均貧富、等貴賤”的綱領，不正是反映了“為了完全推翻地主權力和完全消滅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爭的農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現”嗎？那“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藍圖，不正是體現了革命農民渴望找到美好的生活的理想嗎？農民戰爭是革命農民最盛大的節日。我們說正是農民戰爭推動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只有反動沒落階級才會在農民革命斗爭面前，發出那種“災禍”論的絕望嚎叫。

　　對于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我們以為首先應當從封建社會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矛盾的運動中來考查。

　　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封建社會里長期保存著舊的奴隸制殘余。農民革命的風暴在打擊封建統治的同時，也不斷掃除這些舊的生產關系殘余。在農民戰爭中，奴隸也紛紛起來造反，獲得了解放。呂臣領導的奴隸起義部隊——蒼頭軍，就是秦末農民大起義中一支南征北戰、屢建戰功的勁旅。農民戰爭之后，大批奴隸擺脫了奴隸制剝削和壓迫的枷鎖，這是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封建社會里，各種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隨著歷史的前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農民戰爭不斷打擊和削弱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例如，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發展起來的士族地主經濟，采取了人身依附關系很強的部曲佃客蔭戶制，極端殘酷地壓榨勞動人民。在幾百年的長時期內，到處造成了“權門并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的情況。士族集團的政治經濟勢力盤根錯節，門第閥閱的傳統觀念流毒深遠。只是經過從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直到唐末黃巢大起義這一系列的農民戰爭的不斷沉重打擊，這個封建生產關系的腐朽環節才被比較徹底地除掉。

　　在封建社會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土地的兼并和高度集中嚴重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廣大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土地兼并不斷進行反抗斗爭。明末農民大起義中，李自成農民革命政權提出了“均田”主張。張獻忠起義軍也勒令大官僚、大地主將“霸占土田，查還小民”。到了太平天國革命時期，革命農民提出了“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綱領，并且憤怒指出：“田地為務農之本，天下旱畬水田，均為我農所辟，田主歷代收租，實干天怒！”凡是農民革命風暴席卷過的地區，大量土地被農民奪回，土地高度集中的情況大大緩和，社會生產有了發展。

　　“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權力機關，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每一次農民戰爭爆發后，封建國家政權都首當其沖，成為革命農民集中打擊的目標。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時，農民軍“燒官府”，“長吏多逃亡”。唐末黃巢起義軍“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他們“天街踏盡公卿骨”，把反動統治者殺得人仰馬翻。在元末農民起義風暴的打擊下，封建統治機構土崩瓦解。“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無一人，紅軍府上坐。”這首民謠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的革命景象。明末李自成、張獻忠大起義，也是“不殺平民唯殺官”，還把十萬皇族殺了個“十之九焉”。整個農民戰爭史表明，“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和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國家政權，打擊了封建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農民戰爭同儒法斗爭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由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之間矛盾極端尖銳化而引起的農民戰爭，對封建社會其他各種矛盾和斗爭，包括儒法斗爭在內，起著特別深刻的影響。

　　一、農民戰爭是推動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法家只有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這一點是根本的，也就是說農民戰爭制約了儒法斗爭，推動了儒法斗爭。我們看到，農民戰爭往往客觀上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繼續傳播掃清了障礙，開辟了道路。

　　封建社會早期，在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一段時間內，儒法斗爭主要表現為沒落奴隸主階級復辟同新興地主階級反復辟的斗爭。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一死，趙高復辟集團便篡奪了秦政權，推行了一條復辟倒退的儒家路線。轟轟烈烈的秦末農民革命風暴，打斷了趙高推行的反動儒家路線。在打擊地主階級的同時，橫掃了奴隸主復辟勢力。“漢承秦制”。在農民戰爭清掃出來的基地上，漢初的法家路線才得以繼續推行，并取得了對儒家路線斗爭的節節勝利。

　　當奴隸制復辟的嚴重危險過去之后，儒法斗爭，主要表現為地主階級內部革新派同保守派的斗爭。大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總是推行一條守舊倒退的儒家路線。這條反動路線必然加深和擴大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的矛盾，而這一矛盾的激化反映到地主階級內部來，促使了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加劇，推動了儒法斗爭。東漢時期，士族豪強地主集團推行反動的儒家路線，給社會帶來極大破壞，加速導致了三十六方同時并起的黃巾大起義。農民大起義打擊了豪強大地主勢力，從而為三國時期法家路線的推行創造了條件。相反，沒有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打擊，儒家保守勢力比較強大，法家的革新措施就不易取得成功。北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客觀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以后，封建社會走向自己的末世。這時的儒法斗爭逐漸有了新的政治內容，出現了比較復雜的情況。儒家代表沒落封建地主階級，頑固地維護行將滅亡的封建制度。這時的農民戰爭給封建制度以根本性的打擊，使具有革新精神的法家人物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對沒落的封建制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到了近代，隨著資產階級的壯大，產生了一批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派。他們除了向西方資產階級尋求真理外，還繼承了我國歷史上法家主張革新的傳統，而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農民戰爭對他們的政治思想和實踐活動有著深刻的影響。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十月寫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一七九四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象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馬克思這一精辟分析，對于我們在肯定法家只有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的前提下，來認識農民戰爭往往客觀上也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開辟了道路，很有啟發。

　　二、法家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農民戰爭往往客觀上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開辟了道路，但是，它們兩者是有原則區別的。

　　法家在他們自己所處的歷史時代，是革命的或進步的，對于法家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我們要予以應有的肯定。但是，法家畢竟是剝削階級的政治派別。法家和農民階級的階級利益和奮斗目標是根本不同的。他們各自從本階級的立場出發，采取不同的綱領和斗爭方式，以反對反動的儒家。農民戰爭是反剝削、反壓迫的，不僅是要推翻當時推行儒家路線的封建王朝，而且是要推翻整個封建制度。而作為地主階級革新派的法家，他們的活動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封建剝削制度。這就是為什么當農民戰爭爆發后，有的法家人物也參加鎮壓農民起義的原因所在。

　　農民戰爭對儒法斗爭有影響，儒法斗爭對農民戰爭也是有影響的。儒家反動勢力混入農民革命隊伍中破壞革命，這從秦末農民大起義中的孔鮒和張耳、陳余開始，一直是屢見不鮮的。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英雄們沉重打擊了公開敵人——儒家反動統治集團的黑暗勢力，而且對鉆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儒家反動破壞勢力也進行了斗爭。陳勝痛斥孔鮒之流“立六國后”的謬論，便是典型一例。但這種斗爭是在農民起義隊伍內部，農民階級同奴隸主階級復辟勢力或者地主階級反動勢力之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農民革命領袖反對儒家，雖然可能受了社會上儒法斗爭中法家思想的影響，但從本質上講，畢竟是站在農民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講話，而不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代表地主階級革新派講話。陳勝大義凜然地申明：“六國之后君，吾不能封也。”他代表的是飽嘗過諸侯割據苦難的農民階級，而不是代表著要求鞏固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的新興地主階級。

　　三、我們肯定農民戰爭后推行法家路線的新王朝的某些政策和措施，這同反動的“讓步政策”論是根本對立的。研究農民戰爭同儒法斗爭關系的過程，也是繼續批判反動的“讓步政策”論的過程。

　　林彪一伙鼓吹的“讓步政策”論，是說農民戰爭失敗后，統治階級會汲取教訓，實行減輕剝削和壓迫的“讓步政策”，正是這種“讓步政策”推動了封建社會歷史的發展。這種反動觀點，在歷史觀上是“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在政治上是鼓吹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論。

　　人所共知，這種所謂“讓步政策”，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們肯定某些新王朝的某些革新措施，說它有進步性，是因為它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但在封建社會里，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是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我們堅持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的一元論唯物史觀，這同“讓步政策”論宣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即封建帝王的“讓步政策”推動歷史前進，是截然相反的。

　　我們在肯定某些新王朝某些革新措施的同時，也清楚地看到，這些措施不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搞階級調和，搞合二而一，而是地主階級的階級政策。就地主同農民的關系來說，是重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把封建剝削枷鎖重新套在廣大農民頭上。

　　二

　　維護祖國統一和獨立，促進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是農民戰爭的又一偉大歷史功勛。

　　毛主席在分析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特點時指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是維護國家統一，還是實行分裂割據，這是儒法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問題。儒家一直是反動的分裂割據勢力的代表。沒落奴隸主復辟勢力念念不忘“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念念不忘“立六國后”，就是為了推翻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復辟反動的奴隸制度。大地主階級中的一些集團，憑借他們雄厚的經濟、政治實力，要求不斷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成為分裂割據勢力的代表。他們都推行一條主張開歷史倒車的反動的分裂割據路線。而法家則往往采取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同儒家反動分裂勢力進行斗爭。

　　分裂割據和混戰的局面，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了經濟凋敝、人口銳減的惡果。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帶來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象；西晉的八王之亂，結果是幾十萬人死亡，加上天災、疫病大流行，“草木及牛馬毛皆盡”，“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唐末藩鎮割據混戰，到處燒殺、“屠城”，使長江以北，淮河以南，東西千里變成白地。割據混戰給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廣大農民憎恨這種局面，渴望國家統一。在這方面，農民的革命斗爭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秦漢之際，是飽嘗過諸侯割據苦難的農民革命英雄們，掃蕩了奴隸主復辟勢力，粉碎了他們分裂國家的陰謀。在整個封建社會里，我國在大部分時間內保持統一，這同農民的革命斗爭不斷打擊著大地主階級分裂割據勢力，打擊儒家的反動路線，是密切相關的。

　　我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漢族地主階級對兄弟民族的勞動人民實行過殘酷的剝削和民族壓迫。一些少數民族的剝削階級也對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勞動人民實行過殘酷的剝削和民族壓迫。當著一些少數民族的奴隸主、封建主軍事貴族向中原地區侵擾，甚至將比較落后的生產關系的枷鎖加于漢族勞動人民的時候，代表漢族大地主階級的儒家，常常采取可恥的妥協、投降立場。他們同少數民族統治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對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勞動人民實行雙重壓榨。而法家則堅持抗戰路線，反對這種侵擾和民族壓迫，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當著漢族地主階級反過來壓迫兄弟民族的時候，儒家是這種民族壓迫的罪魁，而法家也受其剝削階級局限性的制約，往往搞大漢族主義。只有各族勞動人民，才堅持民族平等聯合、反對民族壓迫。北魏末年，各族勞動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統治的大起義，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元朝統治者實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末農民大起義的熊熊烈火，終于把元政權燒成灰燼。歷史上以農民為主體的各族勞動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戰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反人民的民族壓迫政策，加強了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這是我們偉大祖國長期統一的又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鴉片戰爭后，我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空前尖銳，儒法兩家圍繞著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斗爭更加激烈。腐朽的大地主階級當權派都是一伙孔孟之徒，一伙無恥漢奸賣國賊。他們鼓吹“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賣國主義理論，拱手出賣祖國的錦繡江山。而法家則堅持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愛國立場。然而僅僅依靠他們的努力，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只有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的斗爭，才給外國侵略者以沉重打擊。三元里農民舉起抗擊殖民強盜的義旗。太平天國的革命英雄們英勇抵抗了外國侵略者的武裝干涉。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強盜企圖瓜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戊戌變法失敗了。在這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又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肩負起保衛祖國的偉大歷史使命。義和團起義群眾在“保護中原，驅逐洋寇”和“御俄寇，復國土”的戰旗下，對八國聯軍侵略強盜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頑強戰斗。連帝國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哀嘆“瓜分之說，不啻夢囈”。“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斗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三

　　馬克思主義認為，舊的思想和理論是為社會上反動勢力服務的，它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孔孟之道就是這種反動的思想體系。隨著地主階級由進步逐漸走向保守、反動，作為沒落奴隸主階級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被地主階級改造成為維持他們反動統治的思想武器。

　　但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尊孔活動越猖狂，他們利用孔孟之道對農民的精神束縛和摧殘越加緊，廣大革命農民反抗這種奴役、要求打碎這種精神枷鎖的斗爭就越激烈。恩格斯在分析歐洲封建社會被壓迫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抗斗爭時指出：“一般針對封建制度發出的一切攻擊必然首先就是對教會的攻擊，而一切革命的社會政治理論大體上必然同時就是神學異端。”同歐洲中世紀的反動神學一樣，孔孟之道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因此，在長期封建社會中，每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風暴，在思想上同時又都是一次大規模的反孔斗爭。農民革命英雄們在同反動勢力反復搏斗中，反孔的旗幟越來越鮮明，斗爭的水平越來越提高。廣大革命農民的反孔斗爭，是他們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集中表現，也是他們打擊封建統治、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重要內容。廣大革命農民是推動封建社會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也是反孔斗爭的主力軍。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杰出領袖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革命口號，實質上就是向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謬論的宣戰。黃巾大起義要變地主階級的“天”為農民階級的“天”，黃巢自稱“沖天”大將軍，都是對儒家“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反動說教的否定。廣大農民不信“天命”，要革命，不信“天理”，求真理，奮起造反，堅決斗爭，把一個又一個反動王朝送進了墳墓。唐、宋以后，革命農民進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號。明末農民大起義更提出“均田”、“免糧”的革命綱領。農民軍所到之處，地主的田產文契被燒毀，封建土地關系被打亂，宗法等級制度被否定。“奴（奴隸）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封建主義的“綱常法紀，掃地無余”。起義農民還經常燒毀各地的孔廟。劉六、劉七農民起義更直搗孔丘的老巢——曲阜孔廟，“秣馬于庭，污書于池”，把孔廟當作馬圈，把孔孟經書扔進臭水池里，還把祭祀孔老二的祭器砸了個稀巴爛。到了近代，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掀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討孔運動。洪秀全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砸了孔丘的牌位，太平軍宣布“四書”、“五經”為“妖書”，明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對孔孟之道進行了無情的掃蕩。他們還同儒家反動思想針鋒相對，提出了政治、經濟、男女、社會四大平等的主張，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農民革命的偉大文獻，要求建立一個沒有等級差別、人人平等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社會。

　　毛主席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從根本上說，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史。正是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億萬革命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他們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整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今天，廣大貧下中農更加朝氣蓬勃地戰斗在三大革命運動的第一線，正在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奪取lin批kong 的新勝利，創造新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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