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與蒲魯東是19世紀資本主義的同時代人，蒲魯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幾乎同時面世。蒲魯東的理論被稱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則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從一定意義上說，兩種理論都是在回答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積聚與貧困積累并存的問題中產生的，都是旨在擺脫資本主義社會貧困的理論。蒲魯東本人的歷史形象主要是社會主義者，他關于擺脫貧困的理論在工人運動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和危害性。正因如此，馬克思對蒲魯東理論的批判長達四十年。盡管在早期，馬克思肯定了蒲魯東對勞動者貧困現實的關注、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以及尋求解決現代貧困的努力，但二人在反貧困的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和對立。

　　馬克思一生中批判過的人很多，但值得馬克思用幾十年時間去批判的人卻少之又少，蒲魯東就是其中之一。二人的交往關系存在著復雜的演變過程，隨著馬克思思想的成熟與發展，馬克思對蒲魯東及其理論的態度，經歷了從早期的肯定到后來徹底批判的轉變。由于階級立場和根本觀點的不同，馬克思最終與蒲魯東分道揚鑣，行走在不同的“社會主義”大道上。

　　一、馬克思與蒲魯東思想交往的研究圖景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貧困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是馬克思和蒲魯東一生都在關注、思考和致力解決的問題。作為現代工人苦難共同的“見證人”，對于貧困問題的討論一直貫穿于馬克思和蒲魯東的思想譜系中，反貧困成為理解馬克思與蒲魯東學術思想關系的重要關聯點。從這個關聯點著手去研究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思想交往史，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把握住馬克思反貧困理論的原貌。

　　（一）研究意義

　　馬克思是一位具有戰斗精神的理論家，斗爭是馬克思的生命要素。馬克思的思想就是在與各種思潮的交鋒、對話、斗爭中成熟與發展起來的，論戰的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闡發自己觀點的過程。關于反貧困理論，馬克思也是在與各種錯誤反貧困理論的比照和斗爭中，完成了自己的理論建構，蒲魯東的反貧困理論就是各種反貧困理論中不容忽視的一種。目前，學界更多地關注到了馬克思與黑格爾、費爾巴哈、斯密、李嘉圖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關系，而對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思想關系的關注相對較少。蒲魯東之所以成為值得重視的對象，原因就在于：蒲魯東的實踐活動以及他那套“旨在造福世界的理論”并不是毫無作為的，他的著作作為“羅曼語國家的精神食糧”，對法國工人以及一般羅曼語系國家的無產階級有著深刻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持續了很多年。因此，對蒲魯東的批判貫穿了馬克思的一生。

　　直到今天，蒲魯東的理論依然在西方有較大影響，一些頗有影響的社會思潮中仍然可以看到蒲魯東主義的影子。針對21世紀資本主義出現的各種社會現實問題，特別是尚未被解決的現代貧困問題，西方的一些學者依然認為蒲魯東的思想與當前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系，因此不斷地回到蒲魯東的著作中去尋找思想資源。西方的部分左翼學者，例如阿蘭·巴迪歐、斯拉沃熱·齊澤克、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等，就被稱為21世紀的蒲魯東主義者。當下，盡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放眼全世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反貧困措施不僅沒有成效，反而越治越貧，西方反貧困理論在現實問題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反貧困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對蒲魯東的一再關注，反映出蒲魯東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貧困、不平等等社會問題的關注仍有其當代意義。

　　如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煥發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馬克思的反貧困理論，為中國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的展開提供了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如何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仍離不開馬克思的反貧困理論的指導。因此，研究在反貧困問題上蒲魯東與馬克思的思想關系，既是對反貧困理論發展的深切呼吁，也是對當代消除貧困實踐的現實回應。

　　（二）研究現狀

　　關于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思想關系，有學者指出，蒲魯東并不是馬克思的陌路人，二人的思想交往是復雜且深刻的，雖然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長達數十年，“但不宜將其簡單地定論為馬克思對又一個對手的又一次超越”。在學界的研究中，學者通常更多地關注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而忽視了“后者對前者的先期影響”。有學者就認為，即便馬克思批判過蒲魯東，但馬克思也不可能放棄“早期從蒲魯東那里學來的思想”。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指出：“僅僅憑這些言辭就認為馬克思與蒲魯東完全對立，則是無的放矢的。馬克思堅持一生而持續加以‘批判’的對手，都是那些值得‘批判’的人，其數量少之又少。”可見，馬克思與蒲魯東的復雜思想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段“公案”，還原和澄清馬克思與蒲魯東思想關系的原貌，尤其是二人在消除貧困問題上的思想關系，具有歷史和現實的價值。

　　目前，國外還沒有專門的著作來闡述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思想關系，總的來看，在涉及馬克思與蒲魯東思想關系的研究中，國外學者的態度可以歸納為兩種：一是對蒲魯東思想總體上持肯定態度。蒲魯東是法國人，在法國歷史上曾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相對來說，法國學者對于蒲魯東的研究會更全面些。專門研究蒲魯東思想的巴黎天主教大學前校長皮埃爾·霍普曼認為，馬克思之所以展開對蒲魯東的批判，是在于馬克思察覺到了蒲魯東的針對性，他創作《哲學的貧困》與其說是“攻擊”蒲魯東，不如說是“反擊”蒲魯東。在國外一些學者看來，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態度之所以發生轉變，是出于對蒲魯東的“嫉妒”，所以，在二人關系上尚存在“感情溝壑說”和“嫉妒說”等論調。二是對蒲魯東思想總體上持否定態度。這種態度主要見于蘇聯和東歐學者的研究中。學者們基本上認同的一點是：馬克思與蒲魯東的思想關系是復雜的，且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二人的理論存在根本差異。比如：科爾紐認為，馬克思在1845年以前對蒲魯東的思想是給予了充分肯定的，并把他看作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優秀代表，其“經濟是歷史的基礎”的觀點，事實上對馬克思產生了影響。當然，馬克思對蒲魯東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一點從蒲魯東自己的書信和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梅林指出，馬克思本人證實，他曾經和蒲魯東有過密切的交往，經常進行通宵的談話與交流，但是后來由于觀點的分歧就分開了。總體而言，國外學者深入研究二人思想關系尤其專門研究二人反貧困理論的成果并不多。而且，對蒲魯東學說或二人思想關系的評價，由于立場的不同而呈現出比較大的差異，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國內學界對于馬克思與蒲魯東思想關系的研究相對來說并沒有太多，關于二人的交往和思想關系散見在不同的學習資料和研究資料中，如王偉光主編的《社會主義通史》、顧海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孫伯睽主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姜海波主編的《青年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等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提到了馬克思與蒲魯東的關系。其中，姜海波認為，蒲魯東的經濟學理論為馬克思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理論坐標，這與蒲魯東思想的特點有關。在當時的思想界，只有蒲魯東試圖將黑格爾與李嘉圖的理論結合起來，給“社會主義”提供一個理論基礎。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馬克思對蒲魯東理論的批判，他們從不同的視角研究了馬克思對蒲魯東歷史觀、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社會改良方案的批判。學界的基本共識是：蒲魯東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來闡述其理論的，他的理論是一種改良性質的理論，不具有可實踐性。在治理貧困問題上，尤其是近些年消除貧困成為一個熱門的主題之后，國內學者的研究開始聚焦于馬克思的反貧困理論，旨在通過研究馬克思反貧困理論的深刻內涵、邏輯理路以及馬克思反貧困理論的中國化創新，為當代中國消除貧困的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總體而言，國內外學界目前已經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學界在研究二人關系時往往聚焦于《哲學的貧困》《資本論》等少數著作，但這顯然是不夠的。而且，相關研究也顯得不夠系統、深入和全面：一是在二人思想關系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貧困問題上的研究還略顯薄弱，理論分析不足，成果相對較少；二是目前的研究較少把二人的思想關系放在資本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社會主義思想史的背景中去進行深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二人的思想關系缺乏宏觀把握；三是由于馬克思已經徹底駁倒了蒲魯東及蒲魯東主義，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視角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我們對蒲魯東及其理論缺乏一個完整的認知。而從反貧困理論的視角出發，在具體的歷史情景中梳理二人的交往史，有助于克服這些缺陷。

　　二、馬克思早期對蒲魯東的肯定

　　19世紀40年代早期，馬克思對蒲魯東及其理論是欣賞和肯定的。這是因為，蒲魯東與馬克思一樣，都非常關心“物質利益”問題。這里的“物質利益”問題，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普遍貧困化的問題。蒲魯東出生于一個窮苦家庭，一直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他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財產權發起了挑戰，并宣稱找到了反貧困的路徑。蒲魯東的反貧困思想恰逢其時地進入了正被“物質利益”難題困擾的馬克思的視野，博得了馬克思的好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對激發馬克思的靈感和促進馬克思的思想轉變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一）對《什么是所有權》的肯定性評價

　　馬克思最早了解到蒲魯東，是在《萊茵報》工作時期。此時蒲魯東主義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和最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之一。從1842年4月開始，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繼而接任該報的編輯。《萊茵報》作為一種自由報刊，是適應摩澤爾河沿岸地區的“貧困狀況的特殊性質”而必然產生的。馬克思之所以選擇在《萊茵報》工作，是因為此時他已十分“重視對經驗事實的分析……把貧困等迫切的時代問題作為研究的對象”，他通過親身接觸各種社會經濟問題，毅然決然地選擇站在窮人這一邊。從他寫作的《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等一系列政論文章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深刻揭露了資產階級社會普遍存在的貧困現象，為最底層的貧困群眾發聲。

　　然而，此時的馬克思正處于“善良的前進愿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狀態，現實的貧困普遍化現象使馬克思頭腦中產生了“苦惱的疑問”，在對“物質利益”即“無產者貧困化”發表意見方面，他遇到了難題。馬克思開始認識到，黑格爾所指稱的國家是“道德觀念的現實”，并不能解答他心中的困惑。黑格爾關于國家和法的理性主義解釋是有問題的，因此，他必須重新解釋國家和法的本質。馬克思對其一直以來信奉的黑格爾歷史唯心主義哲學進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財產的所有制才是社會歷史結構的真正基礎，人們總是圍繞財產關系而發生聯系，法學和倫理的角度并不能解決經濟社會問題。

　　從社會貧困的事實出發，蒲魯東發起了對“貧困的根源”的追問，將貧困產生的根源歸結為私有財產，主張否定私有財產，鼓吹“特權的消滅、奴隸制的廢止、權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在1840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權》中，蒲魯東提出了其廣為人們所熟知的觀點，即“所有權就是盜竊”，向經濟學中最神圣的教條發起了挑戰。他認為，所有權與盜竊具有統一性，并指出人的主權、地位的不平等、所有權，不過是同一東西的不同方面，它們彼此可以被等同看待，并且可以相互轉化。雖然說這一觀點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就由資產階級活動家雅克·布里索提出，但不可否認的是，蒲魯東真正在理論上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相對系統的論證。

　　在一定意義上，蒲魯東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對十分關注“物質利益”的馬克思而言，必然具有吸引力。1842年，馬克思讀到了《什么是所有權》，立即稱贊蒲魯東是“法國優秀的社會主義者”，并稱贊《什么是所有權》是一部“機智的著作”，認為“決不能根據膚淺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長期持續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什么是所有權》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評，1843年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將《什么是所有權》看作“共產主義者用法文寫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學意義的作品”，指出這本書在揭露私有制方面，在解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方面，以及在揭露私有制導致的貧困與道德淪喪方面，進行了較有分量的批判，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顯示出了極大的智慧以及真正的科學研究精神，是把智慧與科學結合在一起的范例。有學者認為，這可能也是“這本書中受到馬克思贊揚的主要內容”。

　　關于馬克思是否受蒲魯東影響這個問題，有學者指出，馬克思稱贊蒲魯東，并不是因為馬克思可以從他那里學到什么，而是看到了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先鋒作用，而這正是馬克思本人的主要任務。蒲魯東既是一個工人，又是一個無可懷疑的原創思想家。事實上，相較于蒲魯東的優點，其缺點對馬克思的影響更大：在馬克思發現蒲魯東理論的缺陷前，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中并沒有走得多遠。這些缺陷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中受到了嚴厲批評。那馬克思對蒲魯東是否有影響呢？有學者指出，顯然是有影響的，這點從蒲魯東的書信中可以得到證明。1844年10月24日，蒲魯東在致貝爾克曼的信中寫道：“……聯合、道德、經濟關系——這一切必須從它們的具體表現加以研究，如果人們想避免作出任意的結論的話。必須放棄出發點的主觀性（這種主觀性是迄今哲學家和立法者所固有的），必須到正義與善這些模糊概念的范圍之外去尋求那些可以幫助我們確定這些概念的規律，這些規律對我們來說在客觀上應當是對經濟因素所產生的社會關系進行研究的結果。”科爾紐指出，無論在蒲魯東先前的著作還是后來的著作里，我們都看不到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這顯然是受到了馬克思的直接影響。

　　不可否認，此時的馬克思對蒲魯東是欣賞的，這與這一時期馬克思的認知結構無疑是匹配的。一直以來，政治經濟學家在不進行深入考察的基礎上，就把私有財產視為理論前提和堅定不移的事實，而蒲魯東對私有財產作了“第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無所顧忌的和科學的考察”，這種考察是能夠“引起政治經濟學的革命”并有可能實現“一門科學的巨大進步”。在一定程度上，這啟發了馬克思走上深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道路。雖然此時的馬克思還只是通過揭示國民經濟學中私有財產關系和私有財產的對立來指明國民經濟學的自相矛盾性，還不能對私有財產作出科學的權力批判，但馬克思已經開始嘗試對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理論矛盾進行剖析，這為后面他從根本上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

　　（二）批判青年黑格爾派以“保護”蒲魯東

　　1844年4月，埃德加爾·鮑威爾在《文學總匯報》第5期上發表了《蒲魯東》一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法國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蒲魯東。以埃德加爾·鮑威爾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將蒲魯東的理論解釋成某種類似宗教信仰的東西，用抽象思辨的邏輯來闡釋其理論，并以此對蒲魯東大加歪曲，從而展開神學的批判。為了對青年黑格爾派進行清算，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了《神圣家族》，對“批判的批判”進行了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保護蒲魯東而反對《文學總匯報》的批判家，并提出自己的明顯的社會主義思想來反對思辨”。在這里，馬克思以一種有所保留的口吻表達了對蒲魯東的欣賞，這種欣賞主要體現在蒲魯東對勞動群眾利益的關注超越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理想主義傳統。

　　雖然青年黑格爾派似乎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蒲魯東理論的真正社會意義，但他們忽視了法國社會主義的現實內容，單純地將其本質歸結為各種教條式的抽象，所以便千方百計地“閹割”蒲魯東的思想。埃德加爾·鮑威爾寫道：“蒲魯東發現了歷史上的一個絕對者，一個永恒的基礎，一個引導人類的神。這個神就是公平。”他們譴責蒲魯東，說蒲魯東不懂得自我意識哲學，把公平的概念絕對化了。這種批判雖有一定道理，卻并沒有真正觸及蒲魯東理論的最重要內容。青年黑格爾派沒有正確理解蒲魯東理論，就對其理論進行闡釋和批判，其目的并不是要回答蒲魯東提出的問題，而是想證明這些問題本身實質上是虛假的。

　　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辯護道，蒲魯東的理論并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思辨的內容，青年黑格爾派不僅對其進行了錯誤闡釋，而且暴露了“自我意識哲學”只是一種民主主義的平等原則的思辨式表達，并沒有實際社會的內容。青年黑格爾派將一切現實的東西都用“自我意識”來代替，他們看不到“現實的個人”，也不能理解現實的存在。在他們看來，超脫肉體的精神才是本源的東西，它創造了一切。所以，馬克思指出，思辨唯心主義在德國是一種危險的存在。鮑威爾兄弟通過賦予特征的翻譯創造出一個“批判的蒲魯東”“被賦予特征的蒲魯東”或“蒲魯東第一”，馬克思對此進行了批判。因為和青年黑格爾派不一樣，蒲魯東的學說并非只是停留于純粹的思辨，而是表現出完全確定的階級的地位和利益。因此，與青年黑格爾派拙劣的作品相比，蒲魯東的作品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歷史意義。從當時的“理論生態”來看，馬克思作出的這一評價是恰當的。蒲魯東被看作法國無產階級的思想家以及獨立制定社會主義理論的法國工人，馬克思把他和當時英國、法國的其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代表人物都視為自己的同盟者。

　　馬克思指出，與脫離實際、崇尚抽象理性的德國古典哲學相比，與孤芳自賞的思辨自由人團體相比，蒲魯東是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這就體現出了蒲魯東的進步性。青年黑格爾派喜好“寧靜孤寂”“像一個巫師”，胡亂地念著咒語，而普通人并不能理解這種回避社會現實的“高深學問”。但蒲魯東所關注的恰恰是社會的“物質利益”問題，他對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弊端展開了批判，而不是如青年黑格爾派一般，天真地以為通過“純粹理性的批判”就能夠改造社會。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不能不引起馬克思的極大注意。故而，馬克思在這一階段對蒲魯東學說進行了有所保留的“保護”。

　　反觀馬克思對蒲魯東的評價，其中既有客觀肯定，同時也指明了蒲魯東的缺陷和不足。事實上，他反對的只是青年黑格爾派抹殺蒲魯東“真正功績”的那些空論。正如他承認青年黑格爾派在神學批判領域內有歷史功績一樣，馬克思承認，蒲魯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也是有所貢獻的。但與此同時，正如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對待神學問題的狹隘性一樣，他也批判蒲魯東對待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狹隘性，因為蒲魯東并未擺脫國民經濟學理論前提和基礎的局限，仍停留在政治經濟學異化的范圍內談論異化，最終也并沒有因為否定私有制而有任何新的發現。由此，馬克思也已經認識到，要解決現實社會的貧窮困境，要徹底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首要問題就是揭開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秘密。

　　三、《哲學的貧困》發表與“友誼的終結”

　　盡管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蒲魯東的思想，但馬克思很快就發現了蒲魯東的理論與自己的理論存在根本的不同。日本學者城冢登說：“馬克思高度地評價了蒲魯東的功績。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像世人常常誤解的那樣，把馬克思的立場說成與蒲魯東的立場完全相同……雖然馬克思從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里接受了種種寶貴的啟發，但是，從根本的立場上說，他同它們始終存在分歧。”從《萊茵報》時期到《哲學的貧困》發表，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幾乎都涉及蒲魯東的思想，可見他對蒲魯東思想的重視。在對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此時的馬克思已經成長為一個無神論者、有學問的唯物主義者和有思想的社會主義者。于是，二人的分歧很快地顯露出來，二人開始以論著的形式進行公開論戰，就此分道揚鑣。

　　（一）在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問題上的分歧

　　經歷了歷史觀轉變的馬克思看到，勞動者從貧困處境中的解放，只能由無產階級親手實現，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其實，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開始為建黨做準備，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領導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得以建立，為后面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成立打下了基礎。這個小組的成員有威廉·沃爾弗、約瑟夫·魏德邁、斐迪南·沃爾弗、塞巴斯提安、戴勒爾、日果等人。1846年1月，比利時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正式成立，這個委員會是馬克思親自著手建立的第一個宣傳組織，是建黨的第一個步驟，也是當時還作為社會主義流派之一的馬克思主義派的一個團體。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時社會主義者日果當選為通訊委員會委員。建立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在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工人團體之間建立聯系，以便互通信息，交換資料和意見，逐步在思想上取得一致，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做好準備。自成立后，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同科倫、基爾、愛北斐爾特、西里西亞、巴黎、倫敦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同比利時和法國的一些社會主義者，同英國的憲章派特別是憲章運動左翼領袖哈尼，建立了密切聯系，并形成了以它為中心的分布在英、法、德、瑞士、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通信聯絡網。

　　鑒于蒲魯東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中的重要地位，馬克思恩格斯一致認為，蒲魯東是法國最合適的“通訊人”。1846年5月5日，馬克思寫信給蒲魯東，邀請蒲魯東擔任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法國通訊人，并邀請他參加工人運動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的討論。在信中，馬克思明確告訴蒲魯東，建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種經常性的通訊活動，保證能夠了解各國的社會運動，以便取得豐碩的、多方面的成果”。馬克思在信中表達了他對蒲魯東的尊敬，并珍視他和蒲魯東之間的“非常真誠的友誼”，這顯示了馬克思對蒲魯東的友好態度。在這封信的附筆中，恩格斯寫道：“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魯東先生，一定會接受我們向您提出的建議，并且樂于同意參加我們的活動。”

　　但與馬克思恩格斯不同，蒲魯東是反對建立政黨的。在他看來，任何政黨不過是統治者實施暴政的工具。他將馬克思看作是教條主義體系的制造者和權力主義者，并指責馬克思面對卡爾·格律恩這樣的同時代社會主義者時心胸狹隘，因為馬克思曾經要求蒲魯東幫助他去削弱格律恩的影響。1846年5月17日，蒲魯東回信拒絕了馬克思，并在回信中反對革命斗爭方法和共產主義，顯示了同馬克思觀點的根本對立。他認為，建立工人組織的本質，其實就是強迫工人們信奉共產主義，這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別無二致。他指出，社會主義者的真正任務應當是“把批注性的形式或者說疑問的形式再保留一個時期”“共同尋找社會的規律”，而“不要在一切教條主義消滅后使人信奉某種主義”。收到回信后，馬克思確信，他與蒲魯東之間是存在根本分歧的，由此放棄了將蒲魯東作為法國工人運動聯系人的打算。

　　（二）《貧困的哲學》與《哲學的貧困》

　　在當時的思想界，蒲魯東的學說在法國各大支部都有較大影響。巴黎支部的幾個領導人都是蒲魯東的信徒，蒲魯東的學說不僅在工人反貧困運動中發揮著比較大的影響，而且也成為巴黎幾個支部討論的中心內容。不僅僅在法國，蒲魯東在德國思想界也頗有影響力，德國社會主義者格律恩就對蒲魯東的學說極為推崇。因此，批判蒲魯東的觀點，肅清其負面影響以爭取工人群眾是刻不容緩的事情。1846年8月，恩格斯親自到巴黎向“正義者同盟”支部的工人們宣傳和講解共產主義，組織通訊委員會并同蒲魯東主義、魏特林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展開了斗爭。在幾次大會上，恩格斯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蒲魯東學說的缺陷，后來，又簽署了《反克利蓋的通告》，批判了蒲魯東的根本思想，給蒲魯東以沉重的打擊。

　　蒲魯東寫過非常多的小文章，但大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包括兩大卷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一書終于在1846年10月15日正式出版，這本書由“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格律恩譯成德文，在工人中散播。在法國，《貧困的哲學》銷量非常好；在德國，《貧困的哲學》出版了三個不同版本。蒲魯東的理論有為數不少的追隨者，包括受馬克思影響較深的俄國文學家帕維爾·瓦里西耶維奇·安年科夫。安年科夫是俄國地主和自由主義批評家，他在1846年11月1日給馬克思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到了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安年科夫認為，這本書中有關經濟學的部分寫得還是很有分量的，他來信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馬克思對《貧困的哲學》的看法。

　　1846年12月，馬克思從書商那里拿到《貧困的哲學》之后，便開始進行批判。1846年12月28日，在給安年科夫的回信中，馬克思概述了他對《貧困的哲學》的看法，并提出了原則性的批評意見。馬克思指出，蒲魯東的歷史知識貧乏，他的這本書是一本“雜亂無章而妄自尊大”的“很壞的書”，其中“應有盡有”，如“神秘”“來自神的懷抱的秘密”“啟示”等，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斷章取義，必須加以批判。恩格斯也認為，“這本書不值書價所要的十五法郎”，并將蒲魯東的理論歸結為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新社會主義體系”。他在理論上對《貧困的哲學》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蒲魯東理論的實質和根本錯誤。

　　由于蒲魯東是法國人，不懂德文，馬克思就用法文于1847年寫成了《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這本書不僅在標題上與蒲魯東的著作針鋒相對，而且在理論和方法上也與蒲魯東的著作有根本區別。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不僅是直接的，更是嚴厲的。他深刻揭示了蒲魯東學說的荒謬性。“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語言來說，要比蒲魯東那部矯揉造作的荒唐東西千百倍地更帶法國味。”《哲學的貧困》出版，標志著馬克思與蒲魯東的論戰第一次公開化。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學的貧困》出版后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乏人問津，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只印刷了800本，在工人運動以及思想界反響平平。客觀來說，《哲學的貧困》本身在理論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馬克思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認為他在這本書中采用了李嘉圖的理論去批駁蒲魯東的著作，直到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發表，他才徹底駁倒了蒲魯東主義。也就是說，在1847年到1859年之間，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經歷了一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

　　其實，在《貧困的哲學》面世之前，蒲魯東就已經知道馬克思在寫作一部批判自己的著作，并對馬克思發出“警告”，他在1847年5月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對于馬克思的“責打”，他是會報復的。實際上，當《哲學的貧困》于1847年7月出版時，蒲魯東卻保持了沉默，他并沒有對馬克思的批判展開系統有效的回擊。有學者認為，蒲魯東未反駁的原因是對馬克思的蔑視，他對這種批判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說法并不能讓人接受，因為這并不符合蒲魯東的個性。還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蒲魯東此時正忙于更為重要的事情，即1848年革命，沒有時間來反駁馬克思的批評。但拋開種種主觀的和偶然的因素不談，單就馬克思的著作本身而言，馬克思的批判顯然擊中了蒲魯東的要害，蒲魯東根本無法對馬克思的批評作出有效系統的實質性反駁。在這次公開論戰之后，馬克思和蒲魯東也就永遠結束了他們之間的“友誼”。

　　四、對蒲魯東主義的持續批判

　　《哲學的貧困》自出版后，雖然也產生了一定的實際影響，但并沒有消除蒲魯東學說在工人運動中的巨大影響。第一次公開論戰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寫作了《共產黨宣言》，在其中，蒲魯東主義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此后，馬克思恩格斯展開了對蒲魯東及其理論的持續批判，直至與其劃清界限。

　　（一）對1848年革命的不同態度

　　在1848年革命以前，蒲魯東基本上是以一個理論家的身份出現的，他很少參與政治活動，也缺少正式而詳盡的綱領。1848年的歐洲革命將蒲魯東推到了第一線。自此以后，蒲魯東便以一個社會活動家和改革家的面貌登場，出現在法國政治斗爭的舞臺上。1848年2月，法國人民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君主立憲王朝，組建了新的臨時政府。

　　對于二月革命，蒲魯東的態度是否定的。他并沒有預見到這次革命的到來，在他看來，這次革命是不成熟的，人民“草率”地發動了革命，革命至少提前四五年爆發了。蒲魯東認為，工人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圍繞著工資和就業的社會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改變貧困處境，而不是革命，革命并不能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與蒲魯東不同，對于二月革命的發生，馬克思表示了肯定，他這樣評價道：“從來還沒有一次革命運動像1848年的革命運動這樣以如此動人的序曲開始。羅馬教皇給1848年的革命運動以宗教的祝福，拉馬丁的風神之琴輕輕地奏出了優美慈愛的曲調，歌唱了所有社會成員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é》——手足情誼。”

　　一方面，蒲魯東以“逢場作戲”的態度，聆聽了“大炮的美妙而又可怕的轟擊聲”；另一方面，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會議上，他發表了反對梯也爾的演說，咒罵資本主義私有制，將矛頭對準統治階級。蒲魯東說道：“一方面我向資產階級揭示了二月革命的意義，同時我也預告私有制：它應該準備著滅亡……如果私有者不自愿消滅，那我們就來消滅他。”這里所說的“我們”意味著蒲魯東是把自己作為與資產階級對立的貧困無產階級的一員來說的。但在蒲魯東的發言中，充滿了各種“假革命”的漂亮詞句，由于他攻擊了金融貴族、道德、宗教以及私有制，他曾被《科倫日報》視為“著名的英雄”，一些人開始極力推崇蒲魯東主張的“社會經濟制度”，他關于價值的定義甚至被看作是一切社會改革的起點。

　　一段時間內，蒲魯東在法國議會中發揮了重大影響。對于他在這一時期的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恩格斯這樣評價道：“蒲魯東生平最大的勝利，是他在國民議會的講壇上贏得的。我已記不清他發言談什么問題了，只記得他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半鐘頭，激起了議會中的資產階級的狂怒，因為他講的純粹是蒲魯東式的奇談怪論，一個比一個更荒誕，而且每一個都是要最粗暴地侮辱聽眾的最神圣、最高貴的情感。這一切都是用他所特有的枯燥的迂腐的冷漠態度、用平淡的迂腐的勃艮第方言、用世界上最冷酷沉著的聲調說出來的。效果——發狂的資產者的舞蹈病——的確不壞。”馬克思后來在《論蒲魯東》一文中寫道，蒲魯東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盡管暴露出他的種種無知，但卻表現出他的勇敢，這也是值得稱贊的，“同梯也爾先生相比，蒲魯東的確成了洪水期前的龐然巨物了”。

　　（二）《資本論》寫作階段馬克思視野中的蒲魯東

　　1848—1849年革命后，馬克思被迫僑居倫敦，此后便進入了他自己稱作的對政治經濟學“重新研究”的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表現出對蒲魯東的持續關注，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蒲魯東現在在巴黎出版一部‘經濟學的圣經’。我要破壞，我也要建設。如他所說的，第一部分他已在《貧困的哲學》中完成了。現在他要來為第二部分‘揭幕’。這部劣作用德文出版了，譯者是路德維希·西蒙，此人現在在巴黎滿不錯地當了克尼格斯瓦特（或者類似的名字，《國民報》派的著名銀行家）的代理人。我這里有蒲魯東的學生的一部新著作：阿爾弗勒德·達里蒙《論銀行改革》1856年版。”“蒲魯東新的經濟學著作（《交易所投機者手冊》）已經出了七版，我還沒有看到。”

　　馬克思寫作了《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與以往的一切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劃清了界限，首次系統闡明了社會生產的經濟關系性質，揭示了社會經濟運行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間的辯證關系，完成了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兩大理論的創立。達里蒙是蒲魯東學說的追隨者，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開篇，馬克思對達里蒙的《論銀行改革》展開了批判。奈格里認為，馬克思的這一批判“暗含著對蒲魯東的整個論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在這里，馬克思主要繼續批判了蒲魯東試圖消除貧困的經濟范疇理論以及無息信貸理論。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提及了達里蒙：“我這里有蒲魯東的學生的一部新著作：阿爾弗勒德·達里蒙《論銀行改革》1856年版。老一套。停止流通黃金和白銀，或把一切商品像黃金和白銀一樣都變為交換工具。”在這里，馬克思揭露了蒲魯東主義者達里蒙想要通過銀行改革來克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而保存這個制度本身的意圖。

　　1859年6月，《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公開問世，商品和貨幣理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得到了系統且詳盡的論述。馬克思主要批判了蒲魯東對貨幣的錯誤理解，整個第一卷談到蒲魯東的地方共有七處，其中三處集中在第一篇的商品理論中。可以看到，這是繼《哲學的貧困》之后，馬克思對蒲魯東經濟學的進一步深入徹底的批判，這部著作的前兩章“從根本上打擊了目前在法國流行的蒲魯東社會主義”。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問世，首次科學地論證了社會主義，也從根本上摧毀了蒲魯東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1865年1月19日，蒲魯東逝世。《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施韋澤請求馬克思對蒲魯東的一生作一個評價，于是，馬克思寫了《論蒲魯東》一文。在《論蒲魯東》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一生作了全面且客觀的評價，這一評價與1847年發表的《哲學的貧困》中的評價是一致的。

　　（三）巴黎公社：蒲魯東社會主義的墳墓

　　1857年，歐洲發生經濟危機，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和壓榨有增無減，工人更加貧困，處境更加艱難。法、德等國的工人階級展開了洶涌澎湃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國際工人運動迅速高漲，工人階級迫切需要組織起來進行共同斗爭。在此背景下，1864年，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際組織——第一國際成立。第一國際的成員涵蓋馬克思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等。第一國際成立后，馬克思起草了兩個綱領性文件——《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共同規章》，從根本上規定了第一國際的性質、任務和組織原則，表明第一國際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與一切危害工人運動的機會主義革命組織相區別。

　　雖然蒲魯東已經去世，但蒲魯東主義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廣為流傳，成為一種國際性現象，對西歐的工人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在第一國際的巴黎支部中，有不少領導人是蒲魯東主義者，蒲魯東的學生繼承了他的學說，繼續進行活動，想要把蒲魯東主義強加給“國際”，而拒絕執行“國際”的正確路線。因此，在第一國際前期，即1864—1869年這一歷史時期，第一國際內部的主要敵人是蒲魯東主義，蒲魯東主義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主要危險，反對蒲魯東主義成為“國際”前期內部路線斗爭的主要內容。在第一國際召開的1865年9月倫敦代表大會、1866年9月日內瓦代表大會、1867年9月洛桑代表大會、1868年9月布魯塞爾第三次代表大會、1869年9月巴塞爾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圍繞民族、工人階級是否應該進行政治斗爭、是否有必要成立工會、所有制等問題，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的斗爭中，很多重大理論問題得到了澄清，蒲魯東主義的實質也被越來越多的人看清。在第一國際內部，蒲魯東主義逐漸走向破產，認可馬克思主義的人越來越多。在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而蒲魯東主義雖仍有一定的影響，但已大不如前。

　　1871年3月18日，法國巴黎工人通過武裝起義斗爭，摧毀了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了巴黎公社。在當時的第一國際巴黎支部中，蒲魯東主義者還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在巴黎公社領導機構中，蒲魯東主義者也為數不少。在1871年3月26日公社委員會的選舉中，蒲魯東派及其追隨者約占了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為布朗基派、雅各賓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及擁護馬克思主義者）。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占少數，但公社的許多重要社會和經濟措施都是由他們倡議的，特別是拒絕接管法蘭西銀行的處理方式，給了凡爾賽政府以可乘之機。如果公社當時能夠擁有法蘭西銀行的控制權，就可以阻斷凡爾賽反動分子的資金來源。列寧指出，沒有去“剝奪剝奪者”以及“沒有接管像銀行這樣一些機構”的行為是葬送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因。所以，對于巴黎公社的失敗，蒲魯東主義者難辭其咎。

　　巴黎公社最終只存在了72天就被梯也爾政府鎮壓，它的失敗證明了蒲魯東主義和布朗基主義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恩格斯說道，巴黎公社“是蒲魯東社會主義學派的墳墓”。他在《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中指出：蒲魯東學說“在本質上無益而且甚至有害，因為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條，無用而且累贅，既違反工人的自由，又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它的缺點比優點發展得更快”。巴黎公社的偉大實踐宣告了蒲魯東學說的徹底破產。自此之后，蒲魯東主義者的勢力及其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也就大大削弱了。

　　（四）恩格斯與蒲魯東主義者

　　19世紀70年代，蒲魯東主義在法國的影響日漸減弱，但仍有一部分蒲魯東主義者比較活躍，試圖在德國推行蒲魯東主義。1872年，針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住宅缺乏問題，蒲魯東主義的信徒、維爾騰堡醫學博士阿·米爾伯格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了使每個工人都能成為自己住房主人的辦法，公然宣傳蒲魯東主義。因此，恩格斯展開了對蒲魯東主義的繼續批判。

　　恩格斯寫作了《論住宅問題》等一系列文章6來捍衛馬克思主義原則，徹底批判了米爾伯格之流的蒲魯東主義者在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解決工人住房問題的企圖，揭露了他們試圖將現代無產者變為擁有小住宅、小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反動立場。恩格斯揭示了蒲魯東主義的社會改良計劃的空想性，他指出，蒲魯東主義改良計劃的實質是想理想化地恢復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制，使現代社會的一切成員都小資產階級化，其理論不能超越小資產者的生活界限，而是集中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和經濟愿望。但“蒲魯東忘記了，要實現這一點，他首先就必須把世界歷史的時鐘倒撥一百年”。

　　1887年，恩格斯把這三篇關于住宅問題的文章匯編成《論住宅問題》出版，并進行了一些補充和修改，寫了一篇序言。這不僅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光輝著作，也是對蒲魯東主義的歷史總結。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一切自命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們”，即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們的所謂“實踐”。他說：“這些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實際建議，這些社會的萬應靈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那些當無產階級運動還在幼年時出現的宗派創始人制造出來的。蒲魯東也是其中之一。無產階級的發展把這些襁褓扔在一邊，并在工人階級本身中培養出一種認識：再沒有什么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適用于一切場合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在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恩格斯對米爾伯格發起的論戰，致命地打擊了后者在德國工人運動中傳播蒲魯東主義的企圖，堅定不移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19世紀80年代，蒲魯東主義只是在激進資產者和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有一部分信徒，它已經完全被工人所拋棄。部分蒲魯東學說的追隨者雖然也自稱“社會主義者”，但卻遭到了工人的批判和抵制。蒲魯東主義在理論上已經被徹底駁倒，在實踐上也被證明是徹底行不通的。

　　五、結語

　　無產階級貧困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現象，也是古往今來社會主義者致力于回答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是馬克思和蒲魯東的共同點。作為同屬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二人都是以現代貧困為理論起點，從而打開“社會主義”的大門。但是在對現代貧困和擺脫貧困之出路的研究方面，馬克思和蒲魯東截然不同。在反貧困問題上，馬克思和蒲魯東的思想交往長達四十年，從對《什么是所有權》的肯定性評價到《神圣家族》中對蒲魯東有所保留的“保護”，馬克思批判地看待蒲魯東理論的積極因素，表達了對蒲魯東的贊賞與肯定；從《哲學的貧困》到《資本論》手稿，馬克思揭示了蒲魯東在貧困問題上的局限性，并以此為參照深入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關系中去把握現代貧困的實質，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建立在階級斗爭基礎之上的現代貧困，并在物質實踐中去尋找貧困問題的破解路徑。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盡管蒲魯東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存在的種種缺陷，并對私有財產制度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這種批判僅僅只是停留于表面上，根本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因此，蒲魯東的這種批判是無力且軟弱的。從其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蒲魯東在事實上淪為了默認現實貧困合理性的“宿命論者”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其理論終將淪為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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