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我倆處于少數，服從組織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

　　到后方之后，軍事上有什么問題，你們還可以隨時來找我。”

　　話說1932年7月15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告前線紅軍戰士書》，要求紅1方面軍“毫不疲倦地乘著這一偉大勝利的開展，繼續與敵人決戰，繼續殲滅敵人，迅速地奪取贛江流域中心城市，來實現江西首先勝利”。

　　《告前線紅軍戰士書》規定：紅1方面軍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贛州，調動敵人，以求紅1方面軍主力乘機由南雄、信豐北上，在贛州上游渡河，沿贛江西岸北進，實行“北上作戰”，同國民黨軍主力決戰；同時策應鄂豫皖、湘鄂西紅軍的反“圍剿”戰爭。

　　毛澤東依據紅軍一貫采取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誘敵深入”、“避強擊弱”等作戰原則，電告蘇區中央局，提出了一個北上方案，他說：我軍應先行攻打守敵薄弱的樂安、宜黃、南豐、南城等地，掃清北上通道的障礙，打通與贛東北蘇區的聯系，然后再圖進展。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作戰方案后，決定親自去前線一趟。

　　7月21日，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其他成員研究決定：以任弼時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與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一道主持后方工作；他則以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豐前線的紅1方面軍總部，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會合，共同研究紅1方面軍的行動方略。

　　周恩來到前方后，經過實地考察，了解了前方的情況與敵我態勢，很快就同意了毛澤東的戰略設想。

　　7月25日23時，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發出《關于當前作戰方向致蘇區中央局電》，電報中寫道：

　　“我們再三考慮，認為贛州上游敵軍密接，在任何一點渡河出擊贛敵，都有被敵人斷絕的危險。如攻新城、南康，將會引起寧（指南京蔣介石嫡系陳誠、羅卓英部——筆者注）、贛敵人分進合擊，或隔江對峙，造成更不利條件。因此，決定經贛江下游先取萬安，求得渡河，解決陳誠、羅卓英等4個師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敵人渡河東決戰更好。”“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以任弼時為代理書記的中央局給前線復電說：不同意毛澤東任總政委，提議由周恩來擔任紅1方面軍總政委。

　　7月29日，周恩來又致電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1方面軍總政委，他陳述自己的意見說：

　　如果由我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有澤東負責，方能指揮適宜。”

　　1932年8月初，蘇區中央局召開了興國會議，重新討論紅1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經過爭論，會議最后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

　　紅1方面軍從贛江東岸北上作戰，先消滅樂安、宜黃、南豐方面敵人，解決陳誠、吳奇偉、朱紹良等增援部隊，逼近奪取吉水、樟樹、新淦等城，并威脅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紅軍行動，在有利條件下可先取撫州，聯結贛東北。

　　蘇區中央局還接受了周恩來的提議，任命毛澤東為紅1方面軍總政委。同時，蘇區中央局又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

　　8月8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根據蘇區中央局的決定，聯名簽發了《紅1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已到軍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說：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1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現毛同志已到軍工作。我第1方面軍全體戰士，今后應堅決在朱總司令與毛總政治委員領導之下，為發展革命戰爭、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幾省首先勝利而努力。仰我全體戰士一體知照。”

　　毛澤東終于又名正言順地回到了紅軍領導崗位上。

　　8月8日這一天，中革軍委又發布了《關于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訓令》。訓令中說：

　　“從目下敵軍配備上與行動上看來，判斷敵軍是以扼制我軍渡過河西貫通湘、贛之目的，將主力擺在河西，贛東敵軍數量較少，其中以樂安、宜黃方面為最薄弱。”“應該針對著北路的‘圍剿’敵軍布置較弱與我軍運動較利的一面，集結本方面軍的全力，以堅決、迅速、秘密地行動，首先消滅樂安、宜黃方面之高樹勛所部。”

　　紅1方面軍隨即佯作向西行動，主力卻隱蔽急行北上。

　　8月15日，紅1方面軍經過連續行軍一個星期，抵達同國民黨軍接近的招攜、東韶一線，對方竟毫無察覺。毛澤東、朱德發布了消滅樂安之敵的訓令，訓令中說：

　　“我軍有迅速消滅該敵、占領樂安城之目的。擬于明（16）日向守城之敵攻擊。”“令林彪同志為攻城總指揮，聶榮臻同志為政委。”“第5軍團為總預備隊。”第3軍團“監視宜黃、崇仁之敵，并策應我攻城軍”。

　　8月16日，紅1方面軍集中優勢兵力，出其不意，突然向樂安之敵發動攻擊，發起了樂安、宜黃戰役。

　　8月17日，紅1方面軍攻占樂安城，殲滅了由孫連仲指揮的國民黨守軍新編第27師1個旅，俘敵3000多人。

　　這一天，敵機前來襲擾，被紅軍擊落1架。紅1方面軍打下飛機這還是頭一次。林彪非常高興，對聶榮臻說：

　　“聶政委，我們在敵機前合個影。”

　　聶榮臻也興奮地說：

　　“好，好！蔣介石送來的飛魚，正好做個紀念。”

　　于是，警衛員用照相機給林彪、聶榮臻二人拍了一張照片。

　　8月19日，紅1方面軍迅速轉兵宜黃。

　　8月20日，紅1方面軍攻克宜黃，殲滅守軍第27師3個多團，俘敵2000余人，第27師師長高樹勛僅帶領數人逃走。

　　8月23日，毛澤東率領紅1方面軍乘勝進攻南豐，一舉占領了南豐城。

　　毛澤東在樂安、宜黃戰役中，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原則，打得迅猛異常，速戰速決，一周內連克3城，全殲國民黨軍1個師，俘敵5000多人，繳獲了不少山炮、迫擊炮，還有包括機槍等在內的長短槍4000余和大批彈藥與物資。南昌、撫州大震。不僅江西敵人全部被調動，而且還直接援助了鄂豫皖與湘鄂西兩個蘇區的反“圍剿”作戰。

　　樂安、宜黃戰役后，紅軍前方領導人準備乘勝攻取南城，打開贛東局面，作為反“圍剿”的后方。

　　8月24日，毛澤東等率部抵達南城近郊，探知守敵已集中有3個師17個團的兵力，并早有作戰準備，工事又很堅固，地形也于紅軍不利。紅1方面軍如果強攻，勢必會形成相持對壘的局面。而且在樂安、宜黃戰役后，國民黨軍受到很大震動，蔣介石擔心紅軍乘勝北取撫州，威脅南昌，正由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前來增援。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當機立斷，改變預定攻打南城的計劃，令紅1方面軍進至南城、南豐、宜黃之間地區，分兵發動群眾，待機破敵。隨后，毛澤東等根據新的敵情變化，又率紅1方面軍主力向根據地的東韶、洛口回師，并主動撤退到寧都以北青塘一帶休整，依托根據地內有利條件，尋機求殲來犯之敵。

　　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并轉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說明了前方改變計劃的原因：敵軍已注意“固守城鎮”，我們應“使其離開據點，在運動中消滅之，這點很重要。”

　　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在復電中，指責紅1方面軍在南城撤圍后，“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撤退到東韶、洛口，再撤退寧都青塘更是“不正確的決定”，“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的影響”。他們還一再催促紅1方面軍繼續向北出擊，威逼南昌。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減輕國民黨軍對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根據地的壓力，給這些根據地以直接支援。

　　這樣，就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為一方，以前線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另一方，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顯然對立的看法。

　　1932年9月23日，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并告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進一步陳述他們對目前行動方針的看法。電報上寫道：

　　“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于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我們認為，在現在不利于馬上作戰的條件下，應以奪取南豐赤化南豐河兩岸、尤其南豐至樂安一片地區，促進敵情變化，準備在運動戰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為目前行動方針。具體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豐之西到樂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豐東南做擴大蘇區工作，經過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隊經常向南豐游擊，引起敵軍增援南豐而準備打擊增援部隊，并相機與閩北蘇區求得聯絡。這一布置，雖不是立即出擊敵人，但仍是積極進攻的策略。因為，這片地區之赤化與逼進這幾個城市，必能變換敵情，并給紅軍以有利的群眾條件，消滅敵人與取得中心城市。”“在這一行動中，必須估計到敵情將有變化。為其有利于我們出擊時，自然要機動地集中兵力去作戰。”

　　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還以中革軍委的名義，分別致電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他們應集中力量機動地選擇敵之弱點，打擊消滅其一面，各個擊破敵人。分散與持久硬打，是給敵人各個擊破我們以及分進合擊的最好機會。

　　這樣一來，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同周恩來、毛澤東等紅1方面軍前線軍事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起來。

　　9月25日，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復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繼續批評前方領導人的作戰方針。電報中說：

　　“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并解釋這為積極進攻策略的具體布置與精神，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與這時正遭受敵軍進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紅軍不能呼應配合，而會給敵軍以布置的時間，可能演成嚴重錯誤。”

　　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當即聯名復電蘇區中央局，對目前不能按蘇區中央局指示去攻打樂安的吳奇偉第90師予以解釋。電報中寫道：

　　中央局：

　　電悉。

　　1、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三。但在目前敵情和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行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3、我們認為打開目前困難局面，特別要認識敵人正在布置更大規模的進攻中區（即中央蘇區——筆者注），殘酷的戰爭很快就要到來，必須勿失時機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區，逼進宜、樂、南豐，變動敵情，爭取有利于決戰以消滅敵人的條件。（我們主張，第一期以赤化南豐之西、宜樂之南一片地區，并作戰爭之準備。）這樣才能勝利地配合全國紅軍的進攻。這自然是積極進攻的。

　　4、中局如同意這一布置，請即刻復電，以便明晨開動。如必要我們待機攻宜黃，則只能在此等候不動，因開進宜黃而不能打，將更加錯誤。

　　5、無論中局同意哪一行動，我們提議即刻在前方開一中局全體會，并且要全體都到，這不僅可以解決目前行動問題，并要討論接受中央指示、紅軍行動總方針與發展方向、地方群眾動員與白區工作、特別是擴大紅軍蘇區與爭取中心城市之具體進行等，日期以30日開為好，3天趕到寧北的小塘。

　　6、如何？待復電。

　　周、毛、朱、王

　　這是前線軍事領導人第1次提議召開寧都會議。

　　9月26日，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致電前方，除了堅持他們原來的意見外，也不同意立即舉行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其理由是：

　　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你們亦須隨軍行動”，所以“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

　　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當即聯名復電中央局，堅持說：

　　待去閩西參加會議的同志回來后，中央局全體會議仍以到前方開為妥，因為許多重大問題，“必須討論解決，日期以在10月10號以前為妥”。

　　這是前方軍事領導人第2次提議召開寧都會議。

　　這一天，毛澤東根據戰場實際，不顧蘇區中央局的反對，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與氣魄，從革命利益的大局出發，以紅1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敵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队柫睢啡娜绱危?/p>

　　敵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

　?。?932年9月26日）

　　一、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對全蘇維埃與紅軍第4次“圍剿”的策略，在他行動中表現是：以優勢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蘇區與紅軍積極急攻，而對我中央蘇區的進攻，目前則采取堅守據點、封鎖圍困，于其據點附近游擊進擾，鎮壓群眾，同時非常積極地準備著全國反動力量，以求很快地向中區實行大舉進攻。在此時期，對于贛東北與湘鄂贛進行積極的摧殘，以便利其大舉進攻中區時無側后的顧慮。

　　二、在目前敵人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游擊進擾與迅速布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我們中區工農紅軍為要造成勝利的進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舉進攻的優越條件，決定在這一向北地區做一時期（10天為一期）戰備的爭取群眾推廣蘇區以及本身的教育訓練工作。這一行動的任務，是要消滅敵人的零星的游擊力量，肅清這一地區的反動武裝，爭取和赤化北面敵人這些據點附近的地區和群眾，整頓擴大和建立這些地區的游擊隊，并且用戰斗的準備，隨時可以打擊和消滅敵人的出擊部隊，以至造成更有利于與北面敵人決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來奪取中心城市，來實現江西革命的首先勝利。

　　三、執行和實現這一任務，須有具體準備工作，特別是布置戰場的工作，對于軍事上的要求，更須積極準備?，F詳細規定是：

　?。ㄒ唬╊A定戰場的地區。預定我軍目前的戰場是要適合兩個要求：

　　１、為要堅決執行勝利的北上任務，必要迅速地肅清宜樂、南豐一帶攔阻著我軍北上的白區地主武裝，使我軍可以鞏固的迫近宜、樂、南豐各城市，有把握的奪取據點，消滅援敵，勝利的北上。

　　２、當敵軍實行對中央蘇區與紅軍總攻時，要有把握地在宜、樂、南豐一帶地區粉碎敵軍4次“圍剿”，即以猛烈追擊乘勝奪取撫州、吉安，開展江西局面。因此決心在宜、樂、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布置目前的戰場。

　　（二）戰場布置的組織：

　?。?、我軍的工作部署，每個軍要以師為單位分開，要派一師為掩護隊，各師分在適當地區工作及訓練，其分散要領如下圖：第某軍布置圖（略）。

　　２、掩護部隊必須派出有力部隊擔任（要有戰斗指揮比較強的率領），要進出工作部隊的前方約一天或半天行程，先要占領鞏固陣地（施行必要的工事）。其主要任務是掩護后方工作部隊的安全。其部隊除派警戒部隊并須以一小部向前游擊外，主力須適當集結在一地從事訓練，在情況許可下可以派出工作小組在駐扎地鄰近做群眾工作。在派小游擊隊向敵人方向游擊時，不能削弱其掩護作用。各軍掩護隊得到緊急敵情，不但須迅速通報本軍各部隊，還須直接通報鄰軍各部隊。

　　3、工作小組。由各師（或軍部）直接派出該師工作人員，有時可附屬必要的警戒隊，直接保護工作小組之安全工作。各師（除工作小組）須盡量的集結訓練，如以各種原因不能全師集中而要以團為單位分駐時，各團駐地最好能向敵方前后重疊起來（前后距離各團不能超過10里以上）。如地形不許可，必須擺成一橫線或梯形時，各團距離不能超過5里以上。

　?。?、各軍團要根據過去作戰經驗，針對著本身弱點加緊各種訓練，各軍團要自訂軍事訓練計劃。師以上各級指揮機關應經常派出巡視人員到下級去巡視，嚴厲地督促執行任務，并將巡視結果報告上級。

　　5、參謀旅行團。參謀旅行團以軍團為單位組織之，任務是：任軍事地理的調查及作戰的各種偵察，所到地方必須將工作結果制成書面及圖表，準備報告直屬指揮員及上級參謀部（詳細工作計劃另定）。該團應該調查和登記事件規定如下：

　?。ǎ保┥鐣{查：人口數目及鄉村中革命領袖姓名。房屋多少。給養狀況。特別出產。當地階級關系。有無各種斗爭歷史。有無反動政治組織。

　?。ǎ玻┑乩碚{查：四至道路狀況。附近河川狀況。橋梁船只數目。森林。地勢。

　?。ǎ常┸娛抡{查：附近地主武裝。地方武裝。前面敵軍及團匪情況。

　?。?、各軍團如遇敵人集中向我進攻（敵人小游擊隊的進擾不在內），須有掩護有計劃地向著指定地點（東陂、新豐市、甘竹）迅速集中準備作戰。

　?。ㄈ┕ぷ髌陂g內主力的行動：我為要布置戰場計，在工作期間，我軍主力應集結在工作地區適當位置，施行訓練為有利。

　?。ㄋ模┎筷牱稚⒑图校?/p>

　　１、作戰區域的劃分：如附圖（略）。在工作開始，應擇取在我軍軍事交通的需要上，沿著路線附近先行工作，然后再向其周圍推廣。其主要道路（如圖所示）各軍團及軍可按規定地區妥為分配后報告總司令部。（１）第1軍團以東陂為中心，其工作區域包含水口、登仙橋以東，苦竹坪、東陂、朱坊以北，五六七都、水南以西（附圖）。（２）第3軍團以新豐市為中心，在水南、朱坊、五六七都以東（不包含朱坊、水南）新豐市之東北工作，包含有朱坊、甘坊、三溪、楊坊、黨口、神岡等（附圖）。（３）第5軍團以甘竹為中心，東至羅坊、白舍、瑤陂，西至洽村、沙坪（附圖）。（４）第22軍以南村為中心，東至水口、苦竹坪，北至登仙橋、羅山街，西至增田以西直至水南，南與蘇區打成一片（附圖）。

　?。?、方面軍的集中計劃另行規定。

　　四、各部隊在工作期間，應設遞步哨以便取得互相密切聯系，特別是在最前線的掩護部隊，當其派出的游擊隊得到敵情時，須馬上用電話互相通報（橫的電話線須迅速架設）。

　　五、工作期間總軍醫處應在水口設立臨時醫院，收容工作部隊傷病兵。各軍團應在軍隊未分散以前，對于軍隊衛生如傳染病的隔離及對飲水注意放毒等加以詳細的說明。

　　六、各部隊進入工作地區后，應將該處給養狀況詳細調查電告總部。如給養不夠，須從工作區以外設法籌辦，以免工作區頓起糧食恐慌。

　　七、工作期間總司令部在吳村。

　　總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員  毛澤東

　　《訓令》勾畫出了第4次反“圍剿”的戰略藍圖，中心是將正規部隊、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三者的力量結合起來，做好充分的戰備工作，將戰爭的勝利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之上，在有利的條件下，有把握地粉碎國民黨軍的第4次“圍剿”。后來紅1方面軍第4次反“圍剿”的進程與戰場分布表明，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英明預見，一個正確的戰略計劃。但這一《訓令》卻使蘇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他更加惱火，因為《訓令》不僅在當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來的戰場預見上，都與他們的指示大相徑庭。

　　9月29日，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說：

　　“9月26日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部署。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我們4人并劉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發，星夜兼程，計劃（2號）晚可到前方。”

　　1932年10月1日，蘇區中央局又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說：

　　“我們堅決不同意9月26日訓令的軍事部署。”

　　10月3日至8日，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村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前方負責人有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后方的負責人有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劉伯承列席了會議。

　　周恩來主持了會議。

　　現存于世的檔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稱：這次全體會議“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斗爭”。

　　任弼時、項英等人明白，毛澤東是前方軍事方針的主要決策者，所以他們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毛澤東。任弼時、項英批判毛澤東說：

　　攻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是絕對需要的”，而毛澤東卻對中央主張攻打中心城市贛州持消極怠工的態度。其失敗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澤東等人執行“進攻路線”不堅決而“遂未堅決布置”。“前方同志表現得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打漳州勝利了，但卻在戰略上“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樂宜戰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籌款錯誤，未能達到圓滿勝利”，“最后，在南雄、宜樂之間分兵赤化的計劃也是錯誤的”。

　　任弼時、項英指責毛澤東的根據地思想是“向偏僻區域發展”的“上山主義”；毛澤東的誘敵方針是“純粹防御路線”，是“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毛澤東一再堅持自己的方針、原則，是“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對這些錯誤要及時和無情地打擊。

　　在任弼時、項英連珠炮地攻擊和指責面前，前方軍事領導人大多都噤若寒蟬。

　　周恩來一面主動承認責任，表示，“后方同志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一面批評毛澤東說：“前方同志在會議前與發言中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指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同時，他也認為“對毛的批評過分”。

　　毛澤東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申明自己的觀點，同錯誤意見進行了說理斗爭。但是，他在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強烈的攻擊氛圍中，獨木難支，因之，他的辯白顯得是那樣無力。

　　任弼時、項英等提出：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撤銷他紅1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召回后方，專做政府工作。由周恩來負責戰爭的領導總責。

　　王稼祥表示不同意撤銷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他說，應該讓毛澤東繼續留在軍事領導崗位上，指揮紅軍作戰。

　　原來，王稼祥經過了一個時期與毛澤東的相處和了解，逐漸改變了對毛澤東的看法，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建軍思想深為敬佩。他義正詞嚴地說：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后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并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周恩來既不同意王稼祥的意見，也不同意把毛澤東召回后方。他說：

　　“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他提出另外兩種方案：

　　“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毛澤東非常憤慨，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也堅決不贊成周恩來所提的第二種方案。他說：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和全部授權，那我也就無須自己去“負全責”。

　　會議上“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因此，會議最后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第一種方案，讓毛澤東留在前方“助理”。

　　會議結束后，蘇區中央局接到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電。

　　原來在10月6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據前方來電開會討論了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說：“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里澤東又一次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的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做堅決斗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斗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的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做積極的斗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望。”于是，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10月7日在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說：“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目前采取這一步驟，會給紅軍和政府造成嚴重的后果。”10月8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埃韋特也在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說：“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因此為實行正確路線而與他進行斗爭時必須謹慎行事。”

　　這樣一來，周恩來就不再堅持留毛澤東在前線做“助理”的主張了。

　　毛澤東心情十分郁悶，身體也越來越不好。他提出請病假到后方治病。蘇區中央局予以批準，前提是要他在“必要時到前方”。

　　周恩來專程到曾棟材家的黃泥小屋探望毛澤東，告別時，毛澤東對他說：

　　“軍事工作我還愿意做，需要我的時候，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10月10日，周恩來在給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復電中報告說：

　　“澤東同志因病請假回后方。”

　　10月12日，中革軍委根據蘇區中央局的指示，發布了一個似乎是正常工作調動的通令，全文如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

　　當此革命猛烈向前發展的時候，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是十二萬分重要的。工農紅軍紅1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軍，希轉飭所屬知照。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懷

　　10月14日，紅1方面軍發布戰略計劃《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計劃后邊的署名是：“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代總政委周恩來。”

　　周恩來在計劃上注明：

　　“如有便，請送毛主席一閱。”

　　《戰役計劃》決定：紅1方面軍乘敵人大舉進攻中央蘇區的部署尚未就緒之際，出敵不意擊破敵之一面，消滅建、黎、泰地區敵人，占領該地區，以利爾后反“圍剿”作戰。

　　王稼祥將戰役計劃交毛澤東審閱后，又談到了毛澤東即將要走的事情，心情很沉重。毛澤東勸慰他說：

　　“我倆處于少數，服從組織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軍事上有什么問題，你們還可以隨時來找我。”

　　王稼祥聽了這番話，更加敬重毛澤東的高尚情操。此后，王稼祥逐漸從教條主義宗派中分離出來，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終生不渝。

　　欲知毛澤東去向何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挺身而出，慷慨陳詞，力排眾議，為毛澤東進行辯護，著實令人欽佩。他那一番話，今天讀來，仍然使人覺得是那樣的真摯感人。他所說的兩個“眾所周知”，絲毫沒有功利心，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誠、無私、不唯上、只唯實的偉大形象，躍然紙上，流芳千古！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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