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耳聽風濤聲聲,俯瞰群山綿綿,更可觀山下風云啊!”
話說1931年12月11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會見了國民黨軍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特支委員會代表袁漢澄(袁血卒),談到了即將發動的寧都暴動問題。袁漢澄記載了這次會見的詳細情況,他寫道:
“早飯后,王稼祥、劉伯堅、左權同志領我去見毛主席。我和劉伯堅走在后面,我輕聲問: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說:
‘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學的軍事?’
我接著又問。伯堅同志敬重而鄭重地答:
‘噢,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沒進過軍事學校,但他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熟讀兵法,軍事上料敵如神。幾次蘇區反圍剿的勝利,就是在他指揮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遠矚,每到關鍵時刻,都有卓越的見解。’
毛主席的住處陳設極其簡單:一張木床,一張木桌。桌上除了筆硯,就是一摞摞的報刊書籍。”“毛主席第一句問話是:
‘漢澄同志是地下黨員吧?’
‘是。1927年在西北軍官學校入的黨。’我隨后又補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來的。’
毛主席高興地問:
‘你認識朱瑞嗎?’
‘不知道是誰,是軍委告訴我們的聯絡暗語。’
毛主席會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問:
‘你在上海軍委受訓時,還認識哪些人?’
‘認識兩位,一位代號是豐收在望,另一位代號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話:
‘豐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號。’
毛主席風趣地說:
‘沒想到富春同志還有這么一個雅號!’
一句話逗得大家都樂了。”
“經過這段輕松、融洽的談笑,我感到氣氛祥和、歡快。”“隨后,毛主席問起地下黨的情況:
‘你們特支委員會是由哪些人組成的?’
‘特支書記劉振亞,是個中尉;組織委員是我,是個中尉;宣傳委員王銘五,是個少尉。’
我剛匯報到這里,毛主席笑著說:
‘你們幾個小人物不簡單!鉆到鐵扇公主肚子里大鬧天宮了。趙博生入黨,是你們發展的吧?’”
“劉伯堅同志插話說:
‘我在西北國民黨軍時,趙博生、董振堂和我們的關系很好,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思想。’”
“毛主席稱贊說:
‘有愛國主義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產黨合作的。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愛國主義是個重要的基礎。’”
“毛主席隨后把話題引到了暴動問題上來,他說:
‘軍委會昨天討論了寧都暴動的方針和策略,都很好。漢澄同志你考慮一下有把握嗎?’
聽主席這樣一問,我一時回答不上來,臉上有點發燒,稍停一下,堅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嗎?’
顯然主席要問個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總指揮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況向主席作了扼要的匯報。”“毛主席點點頭說:
‘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要力爭實現。這全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
停頓了一下,毛主席又說:
‘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們能把26路軍這支反動武裝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不要看我們現在的力量小,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會慢慢發展起來的,常言說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決定派劉伯堅等同志到彭湃縣與你們聯絡。好吧,等候你們的捷報。’”
12月14日晚,駐守在寧都的國民黨軍第26路軍的總參謀長趙博生,趁總指揮孫連仲去南京治病、27師師長高樹勛離隊去廬山之機,設宴招待第26路軍中的主要軍官們。宴席上,眾人吆五喝六,好不熱鬧。正當大家酒酣耳熱之際,趙博生突然宣布反蔣起義。
趙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h東慈莊,1917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隊擔任見習軍官,1923年冬轉入西北馮玉祥部隊,歷任參謀、團副、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長、軍參謀長等職。大革命失敗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隊里傳唱。歌詞是:“先鋒,先鋒!熱血沸騰。先烈為平等犧牲,做人類解放救星。側耳遠聽,宇宙充滿饑寒聲,警醒先鋒!個人自由全犧牲,我在國生,我死猶榮,身雖死精神長生。成仁,成功!實現大同!”1930年,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敗北,趙博生隨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26路軍。10月,趙博生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2月15日早晨,趙博生和第25師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74旅主力部隊1團團長黃中岳,率部發動了寧都暴動,又稱“寧都起義”。第26路軍除了駐守寧都20公里以外的1個團外,其余兩個師共6個旅11個團,計17000多人,高呼著“打倒喝兵血的大軍閥孫連仲、高樹勛”的口號,攜帶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參加了起義。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號異之,又名季漢卿,1901年3月出生于河北滄州,1926年9月參加馮玉祥部五原誓師,先后任國民軍聯軍傳令隊隊長,手槍旅旅長,第14師師長等職,參加北伐戰爭。1931年,季振同任國民黨第26路軍74旅旅長,后被調往江西“圍剿”紅軍。“九一八事變”后,季振同明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方針和“剿共”政策。領頭聯名給蔣介石發電報,要求回北方與日軍作戰。蔣介石則嚴令26路軍繼續“圍剿”紅軍,“侈談抗日者殺無赦”。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對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不滿。
黃中岳,祖籍河南洛陽,字培善,又名黃本初,1904年出生在河南省羅山縣一個商人家庭;1920年入馮玉祥部第16混成旅當兵,后入南苑學兵團學習,曾任排長;1924年參加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1925年夏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濟南慘案后輟學回國,先后任國民軍聯軍軍官學校工兵教官、手槍旅參謀長、手槍團團長、第14師1旅旅長、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74旅1團團長,“九一八”事變后,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且說起義部隊開到蘇區固村時,受到了蘇區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
隨后,起義部隊按照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決定,整編為13、14、15共3個軍,番號是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團。
12月16日清晨,劉伯堅、何長工等人在一個打谷場上召開了歡迎起義部隊的大會。
劉伯堅,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平昌縣龍崗寺,高級師范學校畢業后,于1919年冬赴法國勤工儉學,后到比利時勤工儉學,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6年馮玉祥從蘇聯歸國,劉伯堅和蘇聯總顧問烏其曼諾夫隨行。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后,任命劉伯堅為總政治部部長,一直到大革命失敗。因此,第26路軍的上層領導和劉伯堅都很熟悉。
劉伯堅在歡迎起義部隊的講話中說:
“我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熱烈歡迎26路軍廣大官兵光榮起義,參加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決定,授予起義部隊紅軍第5軍團的番號,任命季振同同志為紅5軍團總指揮,董振堂同志為紅5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趙博生同志為紅5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中岳同志為第15軍軍長。”
這一天,董振堂經毛澤東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董振堂得知消息后,把3000多元私人積蓄全部交給了黨組織。
紅5軍團經過幾天行軍,來到瑞金縣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帶駐扎。毛澤東、朱德參加了在秋溪舉行的歡迎紅5軍團的大會,并講了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對寧都起義給予高度評價。他還說,希望新編的紅5軍團努力變成無產階級化的軍隊。
何長工把董振堂將3000元私人積蓄交給黨組織的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對董振堂說:
“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說:
“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黨,還要錢干什么!”
毛澤東為了迅速建設好紅5軍團,決定派蕭勁光到紅5軍團任政委,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何長工任13軍政委,黃火青任14軍政委,左權任15軍政委。
蕭勁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澤東請示工作問題。他說:
“毛主席,我到紅5軍團工作,感到擔子很重。對馮玉祥部隊的情況,我一點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隊如何入手,請您指點。”
毛澤東想了想,對他說:
“這的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根據地缺人缺槍,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對敵人的營壘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煩。怎么辦呢?我看對這支部隊關鍵是要努力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對起義的軍官,愿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干部教育。對要求走的軍官,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愿。”
蕭勁光說:
“現在從上至下還有一種說法,說這支部隊是假起義,到蘇區過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廣東的陳濟棠。因此我們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澤東點點頭,說:
“干部中要統一思想??!起義過來是事實嘛。至于以后,要看我們的工作,要看發展。我們的原則是,來者歡迎,去者歡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繃得太緊。”
毛澤東還找何長工談話說:
“寧都起義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臺。你有改造起義部隊的經驗,首先要把13軍搞好,這一炮打響了,就會影響14軍,鼓勵15軍。”
經毛澤東批準,宋任窮、朱良才、程子華、朱瑞、唐天際、賴傳珠、高自立、李翔五、劉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紅5軍團去工作。
毛澤東還找在寧都起義中起了積極作用的季振同、蘇進、盧壽椿談話,詳細了解情況,批準他們3人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后,盧壽椿擔任了第43師師長,蘇進擔任第44師師長。各師還派去了政委,每個連隊也都派了指導員。
此后,毛澤東不斷指導紅5軍團的工作,在5軍團中發展黨的組織,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級軍官。
毛澤東還應紅5軍團的請求,為他們組織文藝演出。他對李伯釗、錢壯飛、胡底說:
“要穩定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是為軍閥打仗,現在是要為蘇維埃而奮斗。過去當白軍,現在是當紅軍,要想盡辦法向他們宣傳是為誰犧牲,為誰奮斗革命。”
李伯釗、錢壯飛等人按照毛澤東所說的這個主題,編出了一個《為誰犧牲》的戲。蕭勁光、季振同與賀子珍同臺演了這一出戲。蕭勁光飾演帝國主義分子,季振同飾演軍閥,賀子珍飾演共產黨員。當“帝國主義分子”和“軍閥”一唱一和時,引得臺下人捧腹大笑。當演到白軍士兵的悲慘遭遇時,臺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號:“打倒蔣介石!”“我們要當紅軍!”
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來到了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和毛澤東、朱德一起,住在葉坪謝氏宗祠旁邊那棟兩層磚木結構樓房的樓上,與朱德并排在毛澤東房間對面右邊的房間里。
不久,聶榮臻也離開了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工作。聶榮臻在瑞金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人。
聶榮臻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聶榮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縣,幼年入私塾和小學讀書,1919年在江津縣立中學讀書時因參加五四運動、支持當地的學生愛國運動,被迫離校,懷著工業救國的愿望,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他到比利時沙洛瓦大學學習,1923年經趙世炎、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2月進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接受軍事訓練,8月回國。大革命失敗后,聶榮臻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他和葉挺護送病中的周恩來到了香港。后來他又參加了廣州起義,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1928年,聶榮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時,愛上了負責在香港、九龍和廣州之間傳送組織文件的秘密交通員張瑞華。早在1926年冬,聶榮臻在武漢第一次見到了張瑞華。多年后,聶榮臻談起初識張瑞華的印象說:“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能夠背井離鄉,投筆從戎,沒有堅強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堅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這一次,兩人又在一起工作,聶榮臻主動向張瑞華表達了愛慕之情。1928年4月,聶榮臻和張瑞華經組織上批準結為夫妻。1930年5月,聶榮臻赴上海黨中央機關,先后在特科和軍委工作。1930年9月,聶榮臻和張瑞華唯一的女兒聶力出生了。這位后來成為將軍的聶力,1歲零4個月即告別了父親,3歲多就隨母親蹲過英國人的監獄,5歲就孤身留在上海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與分別了15年的父親和分別了10年的母親重逢。這是后話。
再說聶榮臻在愉快的氣氛中向毛澤東等人報告了上海的情況。他非常感慨地說:
“白區工作,是在敵人屠刀下堅持斗爭,處處顯得被動,有時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還手之力。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了。”
毛澤東聽了,高興得用手比劃著說:
“還是像我們這樣,拿起槍桿子建立自己的政權,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1方面軍占領南昌、撫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連接起來,取得在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周恩來在來蘇區之前,也主張紅1方面軍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蘇區后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根據蘇區和紅1方面軍的實際情況,改變了原來的想法。于是,他以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名義,致電臨時中央政治局說:
“中央蘇區紅軍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立即復電給周恩來,要求說:
“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占。”
周恩來只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
1月10日,周恩來在瑞金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多數領導人認為,在中央指定的這3個城市中,贛州處于蘇區包圍中,可以首攻贛州。
此時紅1方面軍所得的情報是:敵金漢鼎的12師34旅馬昆部兩個團約6000余人駐守贛州,受南昌行營直接指揮。南昌行營已命令馬昆部積極搜刮糧草,儲備彈藥,準備死守贛州;同時,城內還有贛南17縣逃亡來的地主武裝,約5000人,組成了一個民團指揮部,下轄17個大隊;連同贛州商民自衛團、城防辦事處等反動武裝,共有1萬余支槍。
事實上,贛州的兵力遠不止這些。據1965年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所載的馬昆回憶錄稱:駐守贛州的馬昆部隊是8000人,加上地方團隊經過改編、整訓的10000人,共計18000人。中央局多數領導人正是由于對贛州守敵力量估計偏低,這才錯誤地認為贛州是可以打下來的。周恩來也傾向于執行中央指示和蘇區中央局多數人打贛州的意見。
毛澤東首先就不贊成“左”傾中央對形勢的估計,他說:
“現在提出奪取中心城市的口號為時過早,以爭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發展路線是錯誤的。”
他主張紅1方面軍一方面要抓緊時間進行休整,肅清根據地內的地主豪紳土圍子,鞏固蘇區,為粉碎敵人新的“圍剿”作準備;一方面可采取有陣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敵人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的贛東北方向發展,打通中央區與贛東北區的聯系,然后再向外發展。
其次,毛澤東根據紅4軍在1930年3月中旬攻打贛州的教訓,更不贊成打贛州。
筆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過,贛州易守難攻,“鐵贛州”之稱并非浪得虛名:它位于贛江上游章、貢兩江會合處,是贛南經濟、政治和軍事中心。贛州城東、西、北3面環水,只有東南面是一片陸地,不利用兵;城墻高達兩丈而且堅固,守軍又筑有工事,深溝高壘,確實不易攻破。毛澤東說:
“就攻打贛州來說,贛州是敵人必守的堅城,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這一仗。攻堅,在我們現在條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贛州,只有把四周農村群眾發動起來了,游擊戰爭普遍開展起來了,贛州城的磚就會一塊一塊搬掉,最后進入贛州,現在何必著急。”
朱德知道贛州城不好打,也不同意打贛州。彭德懷則說:
“如果有時間,蔣介石不來增援,贛州城是可以打開的。而且,攻下這座城市,對于贛江以西和贛江以東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后方和向贛東北方向發展,都是有利的。”
彭德懷把攻取贛州的“寶”押在敵人不增援上,顯然也是不可行的。此時在贛州北面不遠的吉安,有敵陳誠的3個師和兩個獨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余一帶,有敵陳濟棠的部隊20多個團。這些國民黨軍時刻都在窺視著紅1方面軍的行動,隨時都有增援贛州守敵的可能。
就在這種情勢下,蘇區中央局多數人和中革軍委一些領導人不但堅持要打贛州,而且還批評毛澤東的意見是“不了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是“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而產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觀念”。他們說,只要打下了贛州城,把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遷移到那里,就可以說是實現了“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并可造成威脅武漢、長江中下游及平漢鐵路的形勢。
會議最后表決時,因為與會者受臨時中央政治局指示的影響,也總想在江西多打下幾個城市,所以贊成打贛州的人占了多數。于是,會議乃決定,由紅1方面軍攻打贛州。
1月10日這一天,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懷為副主席的中革軍委按照蘇區中央局會議的決定,發出了《關于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訓令對政治形勢作了夸大的估計,認為“反革命國民黨軍閥的統治”已經處于“動搖衰落而加速崩潰”的境地,“繼續進攻革命,只是統治階級欲挽救其死亡”。訓令對攻打贛州作了軍事部署,把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分為主作戰軍、支作戰軍和機動部隊3部分:
主作戰軍由紅3軍團、紅7軍、紅1軍團紅4軍組成。紅3軍團和紅7軍一部負責攻城,紅7軍另一部分為監視部隊,紅4軍為地方工作部隊。任命中革軍委副主席、紅3軍團總指揮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支作戰軍由江西軍區的6個獨立師組成,主要任務是擔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隊奪取贛州。任命陳毅為江西軍區總指揮。
機動部隊由紅3軍、紅12軍、紅16軍和紅5軍團組成。命令紅3軍暫時擔任消滅寧都、于都內殘余地主武裝的任務;紅12軍在寧化西南及連城西北一帶工作,使閩贛蘇區日益鞏固和發展;紅16軍進窺樟樹、威脅吉安之敵,使之不能援救贛州;紅5軍團在贛縣江口一帶整頓訓練。
紅1方面軍和江西地方武裝遵照中革軍委的訓令,立即進行了動員和部署。“奪取贛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勝利!”到處都刷上了這樣的標語,都喊起了這樣的口號。不久,彭德懷也雄心勃勃地率領紅3軍團,從會昌、安遠、信豐等地向贛州挺進。
1月下旬,正當紅1方面軍積極準備攻打贛州之時,紅5軍團內部卻出現了一場極其嚴重的騷動。起因是中革軍委鑒于紅5軍團在1月中旬出現了一部分軍官逃跑的事件,便將蕭勁光、季振同、黃中岳找去談話,了解情況。這個消息一經傳開,紅5軍團里突然出現了一些謠言,說“季振同、黃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師長、團長都沒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經批準4軍來繳15軍的槍,已經在山下埋伏下了”;“對要走的官兵將以逃兵論處,實行武力解決”。
蕭勁光、季振同、黃中岳回到部隊了解到這一情況,非常不安。更嚴重的是,一些連隊在混亂中夜間宣布戒嚴,還有的無故放槍,氣氛異常緊張。蕭勁光憂心如焚,飛馬返回中革軍委和蘇區中央局,匯報了紅5軍團發生的事情。一些領導人主張馬上派部隊武力解決。蕭勁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反問他:
“你的意見呢?”
蕭勁光說: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決,那樣事情會更糟。”
毛澤東說: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決問題呢?只能通過教育去改造爭取他們革命,只能用‘剝筍’的辦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辦法。對起義的軍官,愿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干部教育。對要求走的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愿。你馬上回去,對他們說是我講的:寧都暴動參加革命是你們自覺自愿來的,我們表示歡迎,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們認為這兒不好,愿意回去,我們表示歡送。”
蕭勁光聞言,心中豁然開朗,當即告辭,趕回紅5軍團召開高層干部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原話。季振同非常激動,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說了聲:
“好!擁護,贊成!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我們堅決革命到底!”
他走到門口,對等候在外面的軍官們傳達了毛澤東的話,還說:
“你們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們歡送。”
就這樣,一場即將發生的風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場腥風血雨。
這正是:不審勢草木皆兵,高端爭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側自消,毛公一言定風波。
紅5軍團騷動平息后,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了病假,悶悶不樂地帶著賀子珍和他的警衛員,包括秘書、衛生員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東華山。
東華山位于瑞金東面二三十里處,山上樹木蔥郁,山頂有座古廟。毛澤東看中了這座小廟,就來到這里休養。賀子珍、吳吉清、陳昌奉等人打掃廟宇,搬卸東西,安排住宿,照料馬匹。
毛澤東站在廟前不遠的巖石上,解開棉衣扣子,露出里邊補了多處補丁的白色襯衣,雙手叉腰,俯瞰著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贊嘆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來。”
賀子珍聞聲而至,驚奇地問:
“什么事讓你這樣高興?”
毛澤東說:
“你來看,耳聽風濤聲聲,俯瞰群山綿綿,更可觀山下風云??!”
賀子珍見他難得有這好心情,就說:
“是個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還美,真是個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毛澤東點燃一支煙,說:“晉人陶淵明,少家貧,好讀書。嫻靜寡言,不慕榮利,曾說‘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寫下不少田園詩句,我記得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正吟誦間,忽聽警衛員吳吉清在廟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來看看如何?”
賀子珍攙著毛澤東從巖石上下來,一同走進廟里。這座古廟中間為殿,兩邊為耳房,打掃過后顯得很清爽。據吳吉清回憶:“毛澤東住左邊耳房,房內陳設極為簡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桌邊放著兩只鐵皮公文箱。一張木床,床上鋪著一條周邊帶穗子的淺紅色線毯,上邊是白粗布床單。床上靠墻角的一頭,四四方方疊著一條舊棉被和一條紅色舊毛毯。”
毛澤東立在耳房門外,看了看說:
“很好哩。”
吳吉清說:
“主席,我們住右邊,燒火在外面。”
毛澤東審視著殿里說:
“這中間派什么用場啊?”
他見大家都沒有回答,就笑了笑說:
“中間就是咱們的學習室。每天抽幾個小時,我給你們當先生,你們當學生,學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聽毛澤東如此說,無不響應。毛澤東又說:
“你們家里都很窮,上不起學,參加了革命,戰爭又很頻繁,沒得時間學文化。沒得文化,就不能很好的革命,有人也會瞧不起你們。咱們訂個計劃,我呢,讀書,看報,大部分放在晚上。你們上午、下午各抽兩個小時,學文化,講時事,怎么樣?不好好學,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書時,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眾人見毛澤東既風趣又認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過”
毛澤東一提議,大家都鼓起掌來。
此后,毛澤東在東華山常常是通宵達旦地工作,讀著化名“鄭愛群”的傅連暲醫生派人送來的《申報》、《新聞報》,還有廣州的《工商日報》和《超然報》。有時,他也破例睡到正午。就這樣,毛澤東一直在東華山住了50來天,連春節也是在這座古廟里度過的。
且說1932年2月3日,彭德懷率領的主作戰軍紅3軍團和紅7軍一部在掃除了敵之外圍據點后,占領了贛州城東門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門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點。
接著,主作戰軍其余各部按中革軍委訓令進入預定地域:監視部隊在西北方向占領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區,在南面占據了王母渡一帶;地方工作部隊紅4軍亦到了南康、大余一線開展工作。
贛州守敵馬昆部見紅軍來攻,立即采取了“縮短防線,固守內圍,將城外的防御工事毀壞,撤兵進城,建立強有力的火力據點,構筑堅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為長期作戰準備”的方針,與紅軍對抗。
2月4日凌晨,紅1方面軍主作戰軍攻城各部進逼贛州城下,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部也設在城下。他指揮部隊把贛州圍了個水泄不通,命令紅7軍一部攻東門,紅3軍團紅3師攻北門,紅2師攻南門,紅1師攻西門??偙?4000人。
欲知彭德懷能否拿下贛州,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在紅1方面軍打贛州前有兩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及:一是在1月10日,蘇區中央局會議批評毛澤東反對打贛州的意見是“不了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是“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而產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觀念”。二是在1月下旬,紅5軍團發生騷動之時,蘇區中央局和中革中央一些領導人主張馬上派部隊武力解決。由此可以看出,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批毛澤東之時,言辭是多么的犀利,而在內部發生意外事件時,決策又是多么的草率!毛澤東在這一伙人面前又能干些什么呢?在保護了剛剛反正不久的紅5軍團之后,他只能到東華山上休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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