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60年，60 書”
——《中華讀書報》“國慶特刊·六十年”隨感
60大慶，頭等大事，說起來該是舉國同慶萬民同樂，因為有個前后30年的“轉型”，問題就復雜了。對右翼來說，前30年本是“封建專制”甚至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如今卻不得不硬著頭皮咬牙為之評功擺好，其內心煎熬可想而知。
其實，肯定一下為和諧，是大局，對大家都有好處。比如，否定了前30年，那不正中右翼大佬下懷，共產黨不就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的政治基礎了嗎？共產黨繼續合法執政，是中國穩定發展的大局，不光為通鋼工人生存抗爭、固守社會主義提供政治依據，同時也為建龍建虎們對國資“攻堅”“改制”MBO“保駕護航”，以防有“國有情結”的工人“非法上訪”煽動群體事件——現階段，離開了政治的保駕護航，單純靠“看不見的手”，中國的億萬富豪決不會“先富”如此迅速。所以，套用依據流行話語，“肯定”也是“一把雙刃劍”也，對各階層都是如此。
因此，紀念文章也就要做得微秒。《中華讀書報》接連做60年的回顧文章，洋洋大觀，文化的總結也，不容易。《60年，60書》即為其一，讀后多有感觸，信筆寫下，以便與網友交流。
一，頗見功夫，差強人意。
前30年，“三紅一創”，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雷鋒歐陽海之歌等。都算可觀。浩然的書，如果更客觀些，以藝術水準和代表性論，應該首選《艷陽天》，而不是《金光大道》。
二，用心良苦的遴選。
有些選棄，時見苦心。比如，
1，“開篇”第一“部”選胡風《時間開始了》。
若選開國歌頌新時代之詩歌，以影響論，胡風之詩遠遜被胡氏稱為“兩位馬褂”之一的何其芳的《最偉大的節日》。若選小說，則當選《新兒女英雄轉》，可謂新中國新時代小說第一部，60歲左右的人想都會有閱讀記憶。選編者或假歌頌內容之名，而實則著眼突出作者耳。蓋第一部“開宗明義”，或寓“文化專制”不祥開頭之意耳。
2，不無遺珠之憾。
未選張愛玲，令人生遺珠之憾。張氏，“海派文化之母”也，豈可不見諸60年功德碑乎？此結論，出之官民兩方，亦“民主”產物也。夏至清祖師爺給超過魯迅的評價，亦“普世”觀念也。據此推論，則胡蘭成，“海派文化之父”也；大和文化，其外家也。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由此上溯到秦檜，則其祖也。焦國標、余杰、YWSH們，其嫡派子孫也。或對此論不以為然，在下持之有故。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位大師教授就有高論：“我認為，只有一種改革開放，就是使中國重新走上了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開創出來的現代化唯一正確的道路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開放。”“當然，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也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他們的確代表了中國現代化的唯一正確道路。我被國際學術界認為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主張的新權威主義現代化道路，就是要走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開創出來的道路。”——時代的黃鐘大呂，豈可等閑視之。
依在下看來，彼“海派文化之母”云云，乃當下甚囂塵上的漢奸買辦文化也。
3，不列巴金《往事與隨想》，美中不足。巴老往矣；季老新逝。也許難以擺脫“李杜詩篇萬古傳，至今已經不新鮮”各領風騷的鐵律吧，季羨林《牛棚雜憶》印象更“牛”一些，也只好忍痛割愛了。
4，收王蒙不收張賢亮，誠為可惜。張氏乃“政治小說家”的代表，以影響地位而論張不如王，以時代精神論，王遜于張。選編者的考慮，或出于中庸之道乎？
三，解讀見仁見智。
“代表”歸“代表”，解讀歸解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甚至可以肝膽楚越、南轅北轍，誰也奈何不得。
（1）最能代表主流霸權觀點的是陳寅恪和季羨林的評介：
1995《陳寅恪的最后20年》陸鍵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本書根據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采訪資料，詳盡描繪了陳寅恪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經歷。作品甫一問世，即在知識界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震動，也讓社會上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和了解這位終身守護文化若生命的學者的精神與風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得以重倡。傳主以其深邃獨特的詩與文、言與行，給中國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立命安身這樣一個命題，留給后世。
1998《牛棚雜憶》季羨林著，中央黨校出版社
用季先生自己的話概括本書，再恰當不過：
“我是有幸進入牛棚的少數人之一，幾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難得的經驗。”“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地寫了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里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的。”“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歷是什么樣子，我就寫成什么樣子。”
“這一本小書是用血換來的，是和淚寫成的。能夠活著把它寫出來，是我畢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給后代的最佳禮品。愿它帶著我的祝福走向人間。”
可見，陳寅恪與季羨林兩位大師的確不是以他的學問而進入時代公眾視野，他們的輝煌，依然是毛澤東講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也——二位是作為控訴“文化專制”的典型樹起來的。在下曾言：“一部《隨想》成就了巴金，一部《牛棚雜憶》成就了季羨林的輝煌”，議論固非無的放矢也。
還有一例：
也是60年紀念的 話題，《文史知識》09。8發表《六十年來中國史學之變遷》文章，自然是主流觀點的。文章謂：“六十年來中國歷史學變遷的中心線索，毫無疑問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即“史觀派”的命運及其起伏。”作者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稱為“史觀派”，而將其對立面稱為“史料派”。這種“普世性”的對比方式掩蓋了問題的實質，其實“史觀派”乃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之前的以 “以‘實證主義’為基本預設的史料考訂派”乃是新舊史學方法的雜燴，本質都是唯心史觀。
作者有些話講得比較客觀：
“由于史觀派與史料學派中心位置的變化，不是學術辯難的自然結果，而是政治力量制衡下的選擇。”他認為：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史觀派”新史學“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作風、目的和對象方面”，“已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具體表現是：由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由個人研究轉向集體研究，由名山事業轉向群眾事業，由貴古賤今轉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等”（郭沫若《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的發言（摘要）》，《光明日報）1951年7月29日）。自然，“歷史學的轉折同共和國的轉折同步，1976年“四人幫”覆滅，歷史學也步人撥亂反正的正途。”
這一“撥亂反正”的結果，就是郭沫若與陳寅恪的易位。
最具象征意味的是郭沫若和陳寅恪的易位。如果說1949年后直20世紀80年代郭沫若、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歷史學的象征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的學術偶像則變為陳寅恪。王國維等“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復活”所引起的巨大變動尤具符號意義。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的“陳寅恪熱”，當中雖然蘊藏著“去政治化的政治”情結，但更可能標志著學界從重思想的到重學術、從重義理到重考據這一重要變遷進程的完成。“陳寅恪熱”折射出的是20世紀90年代學術征候 的巨大變化。在時人繪制的20世紀學術版圖中，陳寅恪及其代表的史料學派這時已處于現代中國史學版圖的中心位置，而已郭沫若為代表的史觀學派卻被擠到邊角地帶。曾經在今60年學壇上占統治地位的史觀學派當時正面臨和經歷比較深刻、比較嚴峻的合法性危機。
與“讀書報”對《最后20年》對讀，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這一文化也即意識形態現象。比起季羨林來，陳寅恪作為一個偶像和文化符號具有雙重意義：他既是舊史學的代表，更是對抗“文化專制”的代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用30年的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范式’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然而，惟獨陳寅恪敢于公開宣示“不宗奉馬列”，而一直為共產黨所寬容。而這一切在右翼精英眼里，不是共產黨人的胸襟博大，團結知識分子，相反，則變成了陳氏抵制“文化專制“的高風亮節。所以，在各式媒體上，在“60年60書”中，陳氏作為文化符號就有了如下的主題詞：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得以重倡。傳主以其深邃獨特的詩與文、言與行，給中國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立命安身這樣一個命題，留給后世。”
政治第一，政治第一！萬年不刊之論，各個階級無不如是也。（09。9。27）
（2）寄托更深的書
2008《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楊奎松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對中共黨史頗有研究的歷史學者楊奎松在這部力作中以難得的“國民黨史”視角回顧、看待國共關系，在查閱大量國共兩黨檔案資料、相關歷史人物日記、回憶錄的基礎上，全面闡述了國共兩黨在1921年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間的起伏波動的復雜關系，對若干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有基于客觀資料上的重新認識，對相關內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當程度的顛覆和糾正。
楊先生著論甚豐，在臺灣、香港、日、韓美國等國影響與國內旗鼓相當，引人矚目。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自稱“是一部主要從國民黨史料的角度考察兩黨關系的力作”。其為編者青目，主要的還是因為它能“對若干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有基于客觀資料上的重新認識，對相關內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當程度的顛覆和糾正”。“轉型接軌”，歷史自然不能例外，與“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臺獨”的距離定然回逐步拉小，漸趨“和諧”。來日方長，楊奎松的大著自然不能排除在“60年，60書”之外。
楊先生的大著未及拜讀，知人論世，從其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采訪時談話可見一斑：
“想當年1947年土改時，《東北日報》就公開報道松江省委書記的講話：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處置不要受任何條文的限制和約束，打擊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據地搞土改運動，被打殺的地主富農和其他農民，就多達25萬人之眾。雖然1948年中共中央緊急糾偏，加以制止，但死人已不能復生。這里有多少是“ 必要的惡”，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惡呢？想來一望即知。然而從早年“富田事變”，到鄂豫皖“肅反”，到延安“整風”中“審干運動”，到1947年土改“左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還不算其他各種運動，不斷制造此種不必要之惡已成慣性，愈演愈烈，了無底止，這難道還不足以令人質疑此種邏輯之荒謬？”“不僅如此，所謂“必要之惡”的邏輯中，最讓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無人性和人道的觀念。好像相對于國家、民族而言，構成國家、民族的單個的人無關緊要。為了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該犧牲的就應犧牲，不應有任何憐憫之情，不能存任何婦人之仁。尤其令人難以容忍的是，這種邏輯的主張者，同樣也必定是新的階級論或種姓論的贊同者。在他們的觀念中，凡不贊同他們主張者，即非我族類。既然非我族類，也就無所謂這類人的權利和感受。換言之，在他們的觀念中，根本就不會有“天賦人權”和“人生而平等”的觀念與意識，更不懂得當今社會中的人，其實首先是毫無區別的同樣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張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階級、民族和國家等種種屬性，沒有任何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屬性，去剝奪他人生而為人的各種基本權利，包括他堅持異議的權利。如今，我們連犧牲環境來求發展的邏輯都已經否定了，我們還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犧牲人的自由和生命為代價的這種“必要之惡”的荒唐邏輯呢？”（《荒唐的“必要之惡”》） （《南方人物周刊》08年05月21日）
2009《朱镕基答記者問》《朱镕基答記者問》編輯組 編人民出版社
該書是朱镕基同志在其國務院副總理、總理任內的若干答記者問及境外發表演講的結集，言及政治、經濟、文化、對外交往多個領域，代表中國政府的話語姿態也反映今日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現狀。
不無詫異。選領導人的書，十分慎重，十分敏感也。按“體制”慣例，似更應選“三個代表”——自然，若以精英的偏愛論，趙ZY的書“影響更大”，不過操作不便，可以理解。然而，何為選中“國退民進下崗分流”，豈有深長意味乎？不敢妄斷，有俟高明。
附文：
《中華讀書報》國慶特刊“六十年，六十書”書單
《中華讀書報》編者按：從過去的六十年中，我們選出六十本書，每年一本。我們想用這樣一份書單，輕輕掀開歷史的一角。這本該是、也必須是完整的六十年。所以我們不想籠統地找出六十本“好書”或“大書”，我們想保留時間的延續，看清歷史的年輪。從中，我們仿佛看見了希望，聽到了歡呼，也仿佛在經歷曲折，重新反思，并再次勇敢前行。這六十個書名，六十張封面，仿佛六十個人名和六十張面孔，分明寫著六千種喜悅和滄桑。它喚起我們的記憶，印證著國家的變革與你我的人生。
1949-1950
《時間開始了》
胡風著，《人民日報》
已開始受到批判的胡風以高度的政治熱情和夸張的抒情筆法，頌揚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史，以及多位革命先烈的心路歷程。全詩分五個“樂章”，第一樂章《歡樂頌》初刊于
1949年11月20日之《人民日報》，第五樂章《又一個歡樂頌》刊于1950年1月27日《天津日報》。詩曰：“跨過了這肅穆的一剎那/時間！時間！/你一躍地站了起來！/毛澤東，他向世界發出了聲音/毛澤東，他向時間發出了命令/‘進軍！’”
1951
《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巍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魏巍以前線采訪感受寫成此長篇通訊，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發，毛澤東閱畢，批示“印發全軍”。如題：“在朝鮮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東西感動著……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文章大大激勵了全國軍民，志愿軍自此獲得別號“最可愛的人”。該文以高超的政治抒情技藝，創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戰場報道形式，隨后成書，日后亦長居中學語文課本，令浪漫的英雄主義傳揚至今。
1952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蘇]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再沒有哪一本蘇聯小說，能比保爾·柯察金的故事在中國的影響更大。《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名氣，甚至遠遠超出了它在蘇聯的知名度。它既是絕佳的共產主義教材，又是青年進行自我教育的勵志讀物。和雷鋒一樣，保爾最大的特色就是純潔，但這種純潔近年來也受到國內一些學者的質疑。作為此書最早的譯者，梅益在去世前的最后幾年，不得不投入了一場保衛保爾的戰斗。
1953
《三千里江山》
楊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楊朔曾以記者身份赴朝，寫出《美軍是披著人皮的畜生》等戰地通訊。雖則公認其散文水平遠遠高過小說，《三千里江山》當年卻轟動一時，亦為楊朔最負盛名之作品。此乃描寫抗美援朝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講述鐵路工人在朝犧牲奉獻，志愿軍得到朝鮮人民深愛。作為散文家，楊朔有多篇文章進入中小學課本，典型句段如“吃著這樣的好蜜，你會覺得生活都是甜的呢”，這種以一時之小感受迅速升格為對社會和世界總體印象的手法，深刻影響了幾代學生的作文思路。
1954
《保衛延安》
杜鵬程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陳思和稱之為第一次使用“新的戰爭文化規范”和“牢牢固定”的審美模式創作的大規模、全景式戰爭小說。此后數十年內，由《保衛延安》開創的英雄主義基調和程式化的人物模式始終難以突破，“回避了對生命的直接的感性的體驗，不能從戰爭中生命力的高揚、輝煌和毀滅過程里把握它的美感。”廬山會議后，由于書中對彭德懷的描寫，《保衛延安》被封存銷毀，其審美原則卻“被變本加厲地推到了極端”。
1955
《三里灣》
趙樹理著，《人民文學》雜志
不待援朝戰事結束，作家已蜂擁下鄉，體驗生活，改造自身。趙樹理真心為之，一片誠意，謳歌新生的鄉村樂園，立意通過《三里灣》中合作社前途無量的集體生產，驅除鼠目寸光的個人主義。彼時地主階級已被斗倒，只剩下不愿交出農具和牲口的中農要耐心教育。故而其斗爭既沒有此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腥風血雨，亦無此后《金光大道》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到頭來還是皆大歡喜。
1956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王蒙著，《人民文學》雜志
新中國文學史上，恐怕再沒有其他短篇小說，能在知名度上超過青年王蒙的這一篇。它的命運，連帶其作者的命運，皆受到當時政治運動的影響。今天看來，小說是否意在揭露官僚主義，似乎反倒是次要的，真正讓它保持生命力的恰在其文學素質：好的語言和真切的人性：對人生的彷徨、對愛情的猶疑、對制度的抗爭。
1957
《林海雪原》
曲波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203、楊子榮、座山雕、小爐匠、一撮毛、蝴蝶迷、許大馬棒……啊，還有美麗的小白鴿——“萬馬軍中一小丫，顏似露潤月季花”的白茹。一本小說能讓你記住如此眾多的正邪人物，實不多得。即便幾十年后，這一干英雄匪盜，仍然能在腦海里活蹦亂跳。在通俗小說稀缺的年代，《林海雪原》尤顯與眾不同。此外，它是唯一一部產自“砸爛”年代、卻進入了樣板戲陣營的有頭有臉的小說。
1958
《魯迅全集》
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發行的十卷本《魯迅全集》，乃根據1938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二十卷本縮編而成。由于毛澤東對魯迅的高度評價——如“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以及“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使魯迅幾成“文革”期間唯一容許作品發行的解放前作家。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新編20卷本《魯迅全集》。
1959
《一代風流·三家巷》
歐陽山著，廣東出版社
夏志清認為，1956年以后的懷舊作品中，《三家巷》“可能是其中最優秀的一本”。在形式上，它類似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但在地方色彩（廣州）和時代感的表現上，它比這類作品高明多了。”歐陽山似乎著力參照《紅樓夢》的模式，“英俊瀟灑的周炳，就是無產階級的賈寶玉。”當工農兵文學一統天下后，讀者還能從中看到許多舊時代的生活。
1960
《十萬個為什么》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面向兒童編輯出版的大型科普系列，類似一套小百科全書，甫一問世，即大受歡迎。首版八冊在三年間發行580余萬冊。1965年起再出修訂版共14分冊，茅以升、蘇步青、李四光、竺可楨等多位大學者參與其中。1971年的第三版密切配合政治形勢，口號、語錄和種種荒誕不經、甚至反科學的解答充斥其中，足可害童。“文革”后，該書又兩次編修新版，雖不再一枝獨秀，“十萬個為什么”的品牌仍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1961
《紅巖》
羅廣斌、楊益言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革命者可以犧牲一切，面對酷刑和死亡也不會有絲毫動搖，而法西斯只可獰笑一時，心底總是惶惶不安，因為他們注定滅亡。羅、楊兩位渣滓洞幸存者結合親身經歷與史實，創造出許云峰、江雪琴這樣高度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職業革命家形象，亦使華子良和雙槍老太婆等現代奇俠深入人心，而作為陰險、惡毒、背叛的代名詞，老虎凳、辣椒水、夾手指、甫志高和中美合作所等詞匯也在民間話語中廣為流傳。
1962
《古代漢語》
王力主編，中華書局
王力四卷本《古代漢語》首創了以文選為主，結合通論和常用詞加以教習的體例，文選始自先秦，迄于宋元，經史子集、詩賦詞曲皆有涉及，專精而易讀，廣為高校采用，受益者不可計數，影響所及，甚至遠達海外。至2006年，該書歷三次修訂，重印40余次，近190萬套，實乃修習古文之第一工具書。
1963
《雷鋒日記》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他沒有好的文筆，卻有一顆單純的心。他忠誠，善良，上進，同時也發誓“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他以自己樸素的思想，寫下“誰不能主宰自己，永遠是一個奴隸”，同時又說：“我愿永遠做一個螺絲釘。”最近有一版《雷鋒日記》的出版人聲稱：“跨越兩個世紀，一直不曾忘記他——雷鋒。他教我們如何在平凡中成就偉大，如何在愛的奉獻中獲得永生。”然而，我們是否更應該這樣告訴孩子：學習雷鋒叔叔，要學他怎樣在偉大中找到平凡，亦不要求取永生，只要點滴的奉獻。
1964
《南方來信》
作家出版社
“德兒：爹娘在南方，你在北方，遠別已八年，這張小小的紙兒怎能容下無限的思念之情。”這是署名“你的爹力”的南越百姓寫給兒子的家信，隨后便是對“美吳集團”的控訴和對兒子的叮囑：“你應該……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北方……使南方同胞早日擺脫水深火熱的痛苦。”今天40歲以下的讀者中，知道此書者想必百里不足一二，但兩部書信集《南方來信》實實在在是當時的頭號暢銷書之一，同年就被搬上了話劇舞臺，全國各地廣泛排演，次年又被改編為京劇，馬連良在劇中扮演了越南農民楊老清。
1965
《歐陽海之歌》
金敬邁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小說根據真人真事寫成，塑造了一個英雄和圣徒的形象，令無數讀者為之感動，也創下了中國小說的發行量之最——估計總印數在1500萬-3000萬之間，或許我們只能從當時的出版環境和時代氛圍中找到原因。作者亦因此書，在123天內，由部隊創作員提升至文化部主管領導。
1966
《毛主席語錄》
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語錄》由《解放軍報》資料室編選，1964年在軍隊內部發行，次年中共中央批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本，1966年公開出版，并面向海外發行。書中共收入毛澤東著作選句427條，通行紅色塑料皮包裝，又叫“紅寶書”，因多為便于攜帶的袖珍版本，海外亦稱之為“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廣泛發行，總印數難以考據，但僅在中國國內當逾10億冊。
1967
《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
北京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全國各出版社皆被造反派以奪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權”為借口奪占，出版事業幾乎陷入停頓，僅余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以及“革命樣板戲”圖書等少數品種可以出版，《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也算其中一種。無書可讀的“書荒”年代造成了地下文學和手抄本讀物在這一時期的興起。
1968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食指著，未刊詩作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食指描寫知青離城下鄉的這首詩和趙振開的小說《波動》，皆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廣為流傳。它以回歸個人的樸素情感，取代了當時中國詩歌、甚至絕大多數知青詩歌中語錄式、宣言式的空泛激情，這不僅是詩意的回歸，也標志著青年的覺醒。
1969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共出版四集。封面彩印精美，收錄中央及地方報刊發表的文章，集中表現毛澤東思想給個人思想、身體以及各行各業帶來的種種不可思議的激勵和變化。
1970
《人造地球衛星》
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編
上海市出版革命組出版
1970年4月24日，新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同年7月，《人造地球衛星》出版，成為首部記載我國航天成就的科普讀本。由于誕生
年代的特殊，書的裝幀設計、內容編排，甚至字里行間，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在那個科普圖書稀缺的年代里，本書激發了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也長久地留在了國人的記憶中。
1971
《新華字典》（修訂本）
商務印書館
“文革”期間，“書荒”狀況嚴重，小學生在復課開學后連一本小字典都難找到。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科教組組織力量修訂《新華字典》。1971年6月這本字典出版發行。“九·一三”之后，修訂組專家從字典上摳去林彪語錄，出版了一個“挖補本”。當時到中國訪問的一位西歐小國元首自豪地將本國多卷本大百科全書贈給周恩來，總理只能以一本《新華字典》回贈。
1972
《金光大道》（第一部）
浩然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所謂“8個樣板戲，1個作家”，在那段特殊時期里，農民出身的作家浩然成了十年文革中唯一出版作品的作家。《金光大道》講述了芳草地翻身農民在高大泉的帶領下，與錯誤路線斗爭，堅持走“金光大道”的故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紀錄了那個極左時代許多重要信息，有學者認為浩然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圖畫”、“具有史料性和藝術性兩方面的價值”。
1973
《阿爾巴尼亞短篇小說集》
阿列克·恰齊等著，屠珍、梅紹武譯
作為最早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對阿爾巴尼亞不遺余力地予以援助，兩國關系曾一度非常密切。觀看《塔娜》、《特殊任務》、《我們的土地》等阿爾巴尼亞故事片曾是當時國人不可多得的娛樂之一；恩維爾·霍查、穆罕默德·謝胡等領導人的名字在國人中也是耳熟能詳。1973年由梅紹武、屠珍夫婦轉譯的《阿爾巴尼亞短篇小說集》出版。這本小說集是當時極少數的公開發行的外國文學出版物之一。
1974
《儒法斗爭史概況》
北京大學儒法斗爭史編寫小組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4年伊始，文革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一時間，評法批儒圖書和文章“泛濫成災”。據統計，這期間，相關書籍出版了10403種，省級以上報刊發表的文章達5000篇以上，各處傳播的各種內部資料更不計其數。《儒法斗爭史概況》曲解歷史和經典為政治服務，一度造成了思想理論上的極大混亂。
1975
《水滸傳》
施耐庵、羅貫中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2年，“文革”爆發后被列為禁書的四大名著及一些古典小說被允許部分出版發行，受到廣大讀者的極大歡迎。1975年8月，毛澤東評價《水滸傳》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四人幫”以此大作文章，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評《水滸》”運動，人民文學出版社緊急調動人力物力，迅速出版了各種版本的《水滸》。這場運動也使《水滸傳》成了十年文革期間少數被廣泛閱讀的古典文學名著之一。
1976
《天安門詩鈔》
手抄本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4月5日清明節前后，數百萬群眾匯集在天安門廣場，用詩歌的形式表達追思之情。紀念活動遭到“四人幫”鎮壓，這些詩歌被誣蔑為“反動詩詞”，一些作者和傳抄者被抓捕，受到迫害。但是，群眾還是運用各種方法珍藏了這些被后世稱為“革命文學史上的豐碑”的詩歌作品。1978年，經過幾十位參與者抄錄、搜集、整理和編輯，《天安門詩抄》最終出版，參與者集體署名“童懷周”。
1977
《班主任》
劉心武著，《人民文學》雜志
《班主任》發表于1977年《人民文學》第11月號上，通過兩個表面上好壞分明，實質上卻都被極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學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極左思想對青少年的毒害，控訴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隱患。小說被看做是新時期文學第一階段的開端，在此之后，一大批以“傷痕”為題材的小說相繼問世。作為揭示“傷痕”的現實主義小說，《班主任》只是觸及了問題的“冰山一角”，藝術成就也不能說有多高，但其作為傷痕文學和新文學發軔之作的地位已得到了文學史的承認。
1978
《哥德巴赫猜想》
徐遲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后大受歡迎。2月17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在內的全國各地報紙、電臺也迅速跟進。數學家陳景潤，成了家喻戶曉的科學明星。同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在京開幕，陳景潤在主席臺就坐。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郭沫若宣告了“科學的春天”的到來。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對知識分子價值的肯定，也預示了“知識分子的春天”的到來。
1979
《第二次握手》
張揚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3年，張揚以他的舅舅為原型創作的講述知識分子曲折事業生活愛情的小說《浪花》初稿完成，之后不斷擴充修改十幾稿，三易其名。期間手稿被一版版流傳出去，在全國范圍內以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形式在廣大知青中秘密傳播，作品在傳抄的過程中被命名為《第二次握手》。因手抄本的大規模傳播，張揚被定下四大“罪狀”，被捕入獄。1979年，在胡耀邦的直接過問下得以平反。同年，小說正式出版，累計印數達430萬冊，被譽為“感動過一個時代的書”，同名電影于1980年在全國上映。
1980
《人啊，人》
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
1980年代初，文學界已不再滿足于傷痕文學的對過去的苦難和創傷的反映，而是力圖追尋造成這諸多苦難的歷史動因。80年代初的新時期文學完成了自身重要的跨越——由側重于表現時代精神到注重于張揚人性，由展示歷史沿革到致力于對人心靈世界的探索——進入了“反思文學”階段。《人啊，人》描寫了文革期間一對青年男女曲折愛情經歷，是“文革”后第一部在文學創作中大膽提出了人性、人道主義命題的作品，是反思文學的代表作。
1981
《美的歷程》
李澤厚著，文物出版社
1978年，國內報刊開始重新發表美學文章，1979年中國當代第一本美學刊物《美學》的問世。到了1981年，這輪“美學熱”的重要著作已基本出齊，如朱光潛《談美書簡》、宗白華《美學散步》、王朝聞《美學概論》等，其中影響尤為廣泛深刻的當屬李澤厚《美的歷程》。該書沒有老話、套話，從文筆到思想，都讓人耳目一新，在短短十余萬字里容納了極多的信息和不落窠臼的觀點。劉小楓說：“《美的歷程》猛然改變了我對國人哲學的成見”。易中天回憶初讀時的心情時說：“《美的歷程》是可以當作藝術品來看待的，讓我怦然心動。”
1982
《人生》
路遙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人生》最早發表于1982年第三期的《收獲》雜志上，同年小說出版，轟動文壇，并獲《當代》中篇小說獎和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獎。故事通過新舊交替時期農村青年高加林的種種經歷，表現了他在城鄉環境兩極抉擇過程中的心理歷程，作品第一次把當時條件下農村青年及中國農民的出路問題尖銳地擺到了人們面前。
1983
《鄧小平文選》
人民出版社
中國
改革開放
偉大事業的奧秘
盡在于此
1984
《第三次浪潮》
[美]阿爾溫·托夫勒著，朱志焱、潘琪、張焱譯，三聯書店
1981年底《讀書》雜志上登載了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的部分章節，引起很大反響。1984年三聯書店出版的中譯本公開發行，閱讀風潮席卷中國，成為一代年輕人的必讀書目，僅一個版本的發行量就達86萬冊之多。之后一大批同類譯作相繼出版，如法國學者施萊貝爾的《世界面臨挑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等，未來學這一名詞不脛而走。
1985
《朦朧詩選》
閻月君、高巖、梁云、顧芳選編
春風文藝出版社
1978年《今天》雜志第一期出刊。發表了由蔡其矯、舒婷、芒克和北島創作的十二首詩歌。不久之后，《今天》詩人的作品開始廣泛流傳，“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被爭相傳誦。在第一屆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上，“朦朧詩”被某些評論者指責為“古怪詩”。在理論家為之唇槍舌劍的同時，全國的詩歌愛好者開始爭相傳抄、摹寫朦朧詩。1985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朦朧詩選》，成為朦朧詩潮的一個總結。實際上，當朦朧詩受到文壇肯定之際，這場詩歌運動也快到了謝幕時刻。
1986
《唐山大地震》
錢鋼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當年，作為《解放軍報》的記者，錢鋼參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災活動，并在之后十年的時間里進行了不間斷的追蹤訪談，于1986年出版了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書中寫出了一座城市面對災難的堅強，也描繪了災難下人性的蠅營狗茍；寫出了舉國救災的傳奇，也描繪了特殊年代的無奈。
1987
《頑主》
王朔著，《收獲》雜志
1987年被當時的媒體稱為“王朔年”，之前《空中小姐》、《浮出海面》等中短篇小說的發表讓王朔的小說開始備受關注和爭議。《頑主》發表于1987年第六期《收獲》雜志上，“頑主”是當時北京市井的流行語，特指那種衣食無憂、玩世不恭的邊緣青年，小說主要描寫了三位典型的“頑主”成立了一個意為“替人解難替人解悶替人受過”的“三T公司”的故事，是王朔小說中影響力最大的一篇，電影改編也最為成功。小說人物對政治語匯的反諷性使用，對虛假崇高的調侃性再現，體現了大眾話語與政治話語長期積存的矛盾對抗。
1988
《玫瑰門》
鐵凝著，《文學四季》創刊號
1988年9月，鐵凝的第一部、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在《文學四季》創刊號上首發。從政治角度看，雖是一部涉及到敏感話題的作品，但是鐵凝把握了話語刺激的臨界點，處理得恰到好處；從作品意義角度上講，作為新時期文學以來第一部反映女性覺醒意識的長篇小說，它的文學史意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89
《黑雪》
葉雨蒙著，作家出版社
《黑雪》詳細記述了朝鮮戰爭爆發的全過程，對戰前的國際政治、軍事形勢做了分析，批露了中國決策和出兵的情況，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和可讀性。該書與作者的另外兩部小說《漢江血》、《黑雨》構成了“出兵朝鮮紀實”三部曲。這本書當年被廣泛閱讀，也引發了其后數年軍史圖書出版和閱讀的熱潮。
1990
《年輕的潮》
汪國真著，學苑出版社
1989年春天，海子選擇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昭告了一個屬于詩歌的時代的結束。1990年春夏之交，汪國真這個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中年男人，以人生經驗的年齡差準確契入新一代年輕人的成長，在閱讀
領域復制了方興未艾的流行音樂界的明星效應。快餐文化的第一代圖書產品由此誕生。汪國真很快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1990年被出版界定名為“汪國真年”。
1991
《我與地壇》
史鐵生著
《上海文學》1991年1月號
“活到最狂妄的年齡上忽地殘廢了雙腿”，使得作家遠離了那個荒誕年代的中心。在滿園彌漫著“沉靜光芒”的地壇，作家實現了對個體命運挫折和苦難的超越，升華了自己的生命。當他用一種帶有宗教式美感的文字，將這種思考和參悟表達出來，那份寧靜的文本所帶來的，卻是巨大的不平靜。
1992
《白鹿原》
陳忠實著，《當代》1992年6月號
小說以社會的劇烈變動為背景，以白鹿原上白鹿兩家的興衰為主線，記述了幾代人的悲歡離合，為讀者展示了時代巨變中，中國農村斑斕多彩、觸目驚心的長幅畫卷。小說的主要故事都發生在20世紀的前50年，卻不再拘泥于之前描述這段歷史的文學作品的那種政治框架和僵化觀念，以更為開闊的文化視野，通過復雜多變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節，多姿多彩的風土人情，甚至一些深隱的、略顯神秘的文學想象，帶給人更多的思想內容。小說在1997年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1993
《廢都》
賈平凹著，北京出版社
1993年上半年，這部描寫當代知識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說先在《十月》雜志連載，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由于其獨特而大膽的態度、出位的性描寫，以及“□□□□（此處作者刪去××字）”的噱頭，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一時間洛陽紙貴。本書遭到了毀譽兩極的爭議，譽之者謂其生動地寫出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價值迷茫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毀之者斥之格調低下、陰暗，下半年旋遭禁，此后一禁16年。曾獲法國費米那文學獎。
1994
《顧準文集》
顧準著，貴州人民出版社
文集出版在作者逝世二十周年之際，在1990年代的知識界引起巨大的反響。作為一部嚴肅的學術性著作，《顧準文集》竟至一度脫銷，顯然是與作者“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的人格與求索精神分不開的。這位“直立獨行，敢開新路，敢行己志”的知識精英，在1957年以后的苦難歲月中，以自身的獨立思考和研究，對中國問題做出了深刻的洞見和思考，站成“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吳敬璉語）。他站在經濟的角度對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的可能性問題所作的深刻探討，直至今天仍值得細細品味。
1995
《陳寅恪的最后20年》
陸鍵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本書根據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采訪資料，詳盡描繪了陳寅恪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經歷。作品甫一問世，即在知識界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震動，也讓社會上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和了解這位終身守護文化若生命的學者的精神與風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得以重倡。
傳主以其深邃獨特的詩與文、言與行，給中國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立命安身這樣一個命題，留給后世。
1996
《老照片》第一輯
馮克力等編，山東畫報出版社
對歷史重新審視和反思、開辟私人化歷史的敘述空間、披露鮮為人知的故事，《老照片》因應了1990年代末的懷舊風潮，第一輯一經問世，即風靡全國，開國內“圖文書”出版風氣之先，并帶動了“讀圖時代”的到來。
十余年來，不斷出版的《老照片》以樸素而溫情的獨特方式定格歷史，使我們得以在過去朦朧的霞光中，重新認識和反思切身的社會生活。
1997
《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王小波生如夏花般短暫，身后則一如夏花之燦爛，其擁躉甚至紛紛以“王小波門下走狗”為名。
《沉默的大多數》是王小波一生雜文隨筆的全集，由他的妻子李銀河編成，書出版時，他已去世。在去世前22天所完成的序言中，王小波這樣說道：“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從其身后看，也許他開始的并不算晚。
1998
《牛棚雜憶》
季羨林著，中央黨校出版社
用季先生自己的話概括本書，再恰當不過：
“我是有幸進入牛棚的少數人之一，幾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難得的經驗。”“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地寫了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里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的。”“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歷是什么樣子，我就寫成什么樣子。”
“這一本小書是用血換來的，是和淚寫成的。能夠活著把它寫出來，是我畢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給后代的最佳禮品。愿它帶著我的祝福走向人間。”
1999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蔡智恒著，知識出版社
這是技術發展的勝利，跟小說的品質無關。
互聯網的發展史在那個特定階段選擇了痞子蔡，“網絡文學”概念被書商有意利用，小說展示的新穎的逐愛方式，則無意間利用了“網絡新世代”澎湃的好奇心，暢銷神話成就。痞子蔡要好好感謝自己的平凡和平庸，對于后來的萬千網絡寫手而言，他“一戰成名”的示范效應，不亞于后來的李宇春之于“超女粉絲”。
2000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
[英]J.K.羅琳著；蘇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英國婦女羅琳所創造的這個戴著眼鏡的小魔法師形象從這本書開始征服了成千上萬的全世界、也包括中國讀者。神秘的巫術、懸念迭起的情節、正邪的交鋒，少年也能拯救世界的豪氣，哈利·波特系列圖書所書寫的影響力、銷量紀錄也幾乎顛覆了此前兒童文學帶給人們的固有印象。此后的十年，這個傳奇不止在書里上演，也在現實世界延續。
2001
《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
吳敬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為深具學術水準、極富公眾影響力又有份參與政府經濟決策的專家學者，吳敬璉始終動態關注當下經濟政策動向、經濟現狀的變化，出版該書時正逢改革開放深入到新階段，及時的回顧與總結很有必要，書中對市場經濟理論、中國入世、政府體制改革、國企、民企等改革開放進程中不容回避的諸多問題均有理論實際相結合的總結與獨到的解讀、展望，言辭懇切亦蘊含省思，今天讀來仍不無收獲。
2002
《無字》
張潔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女作家張潔積12年之功完成的這部三卷本大作在當年的長篇小說乃至其后很長時間的原創文學作品中都不可忽略。書中女主人公的人生連同其家族女性的遭遇折射出中國社會的世紀變遷，人情冷暖，作者扎實冷峻的文筆充溢著對書中人物的悲憫與對現實境遇的憂傷，苦難流動在這部長篇的字里行間，它也因對苦難的還原震撼人心。該書曾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2003
《城記》
王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十余年的寫作，采訪50多位當事人，走訪考察京津冀晉多處古建遺跡……這些數字凝聚成這本細說北京城五十多年來城市建設變遷的厚重之作。作者王軍系新華社記者，偶然的機遇讓他踏入這個領域，于是以超越常規意義記者身份之外的付出和努力，將北京的城市發展脈絡呈現在書中，側重著墨在上世紀50年代梁思成、陳占祥等建筑大師為保護北京舊城奔走未果的城建往事上，其間無奈令人唏噓，其中教訓引人反思。
2004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冊）
汪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皇皇150萬字四大本的這套思想學術著作在出版時隔四年又再版，這本身已經說明其學術價值。作者汪暉是近年來狀態上佳、有一定國際影響的中年學者，是國內思想學術圈的代表性人物。顧名思義，這套著作以歷史為線索，著眼點在“思想”層面，對現代中國思想尋根溯源，集中探討了文化與制度的關系等論題。由于該書篇幅浩大，內容龐雜、所涉理論深入，對讀者的文化素養、知識儲備要求較高。
2005
《退步集》
陳丹青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從這本輯錄陳丹青歸國最初五年文章、訪談的《退步集》開始，他正式進入更加廣義的公共視野，對繪畫、教育乃至之外的公共文化話題頻頻發言，未必句句有理，但其旅居海外的背景與不受體制束縛的身份，加之言辭犀利，文風流暢，頗得眾多讀者特別是青年人的擁戴。從《退步集》到之后的幾本書，一退再退只是表象的姿態，內里的層層遞進將復雜的事情理清頭緒簡單對待才是他之所以成為“陳丹青”的重要原因。
2006
《上學記》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年過耄耋的何兆武先生娓娓道來其早年成長、求學的經歷，為讀者貢獻出這本信息量豐富、口述者心態平和、正視過往、閃爍著歲月積淀人生智慧的口述回憶錄。他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政治動蕩的階段，他的學子歷程所見所聞卻頗多知識分子的風雅、淡定，一心向學的執著與師友間的君子之交，特別是他回憶自己在西南聯大的時光，細節涉及多位在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史上的重量級人物，讀到他們在書本、學術之外的一面，是這本回憶錄的別樣價值。
2007
《喪家狗：我讀〈論語〉》
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大教授李零在書中對《論語》其文進行逐條解讀，對孔子其人加以深入分析，逐步剝去千百年來罩在孔子頭上的光環，“去圣”是為了接近“真孔子”。該書問世后即爭議不斷，風波引發的回響至今不絕。在一片喧囂的“國學熱”中，李零的這本書可謂一針清醒劑，哪怕觀點尚有可商榷之處，起碼他回到原典，平視《論語》的姿態更容易接近“真孔子”，膜拜之下哪有客觀可言？
2008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楊奎松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對中共黨史頗有研究的歷史學者楊奎松在這部力作中以難得的“國民黨史”視角回顧、看待國共關系，在查閱大量國共兩黨檔案資料、相關歷史人物日記、回憶錄的基礎上，全面闡述了國共兩黨在1921年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間的起伏波動的復雜關系，對若干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有基于客觀資料上的重新認識，對相關內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當程度的顛覆和糾正。
2009
《朱镕基答記者問》
《朱镕基答記者問》編輯組 編
人民出版社
該書是朱镕基同志在其國務院副總理、總理任內的若干答記者問及境外發表演講的結集，言及政治、經濟、文化、對外交往多個領域，代表中國政府的話語姿態也反映今日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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