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評論汪暉專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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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5-8 10:03:23 來源：《開放時代》 作者：甘陽
  
    汪暉這個書是近二十你那左右最重要的一本書，篇幅很大，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涵蓋的幾乎是從以開始一直到現在，他在每個部分的進入都有很多他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覺得可能牽涉到兩個語境，一個就是當代語境，就是處在當代二十年左右的中國思想、文化、學術變遷當中，汪暉自己的一個選擇以及這樣一個選擇和二十年左右中國思想界總體狀況的一個關聯。另一個當然就是他進入的語境狀態，這個就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這樣一個狀態。因為他這個書非常大，我大概講一下最主要的特點，我個人的感覺就是他全書貫穿的一個線索，我覺得是重構儒學作為道德評價的一個方式。所謂重構儒學作為道德評價，我的讀法是汪暉在重構儒學作為一個批判者。所謂道德評價方式，就是作為一種最高價值觀念來評判對人間的看法，對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選擇。這就是我覺得他貫穿全書的重新構建儒學作為一個批判系統的線索。這樣一來，以這個批判建構來看，很多東西的講法變得很不一樣。比方說他重構的三代想象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位置，同時把郡縣和封建的矛盾表現得非常充分，幾乎是貫穿整個中國思想史的過程。這兩點都是我覺得以前不太有人說的。首先是第一點，三代想象，三代想象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的復古，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重構好像歷代儒家只是一愕尊崇過去，而使三代想象變成了一個想象和批判的源泉。這是他的一個發掘。而三代想象同時因為其本身是最早孔子提出的建立在周代分封制的所謂親親原則是有一定的社會內容，并不是所有階層的社會內容，首先強調的是貴族階層的。在中國走向君主和郡縣制這樣一個結構比較早的情況下，中國歷代士大夫都面臨一個非常基本性的一個ambivalance，一方面是說士大夫基本上都是認同郡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對郡縣制是批判的。因為郡縣制并不符合三代的一個道德選擇標準、三代這樣一個想象。所以這里面歷代士大夫都存在這樣一個緊張。而汪暉把郡縣和封建這對矛盾，從前一般談郡縣都是集中兩個，一個是柳宗元的，一個是以后王夫之他們，他們談的比較多，而汪暉把它變成幾代知識分子在轉彎當中都有這個問題，可能我覺得汪暉之所以這個重視郡縣和封建的一個關鍵就是封建可能會開出來一個比較多元化的情勢，郡縣制是一個一統制的趨勢。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和汪暉的當代語境的理解有關，他比較重視多元制的問題，所以他在幾個地方，比如清代多民族國家、多民族帝國系統這樣一個方面強調的比較充分。但我現在想講一下汪暉把重建整個儒學系統，幾乎從孔子開始一直到晚清結束的時候，一直都把儒學當成一個批判性傳統，這是相當不同尋常的。我個人有一個感覺或者是我的一個猜想，就是說汪暉在他寫作計劃的初期，可能部分地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特別是哈貝馬斯在《理論與旨趣》當中關于三種理性方式的分野。哈貝馬斯在《理論與旨趣》當中提到了三種理性或者叫知性方式、認識方式，而哈貝馬斯本人強調批判理性是最高的人類經驗，是人的徹底解放，是人的徹底的自主性。我隱隱約約地感到，也只是猜想，并沒有和汪暉印證過，他最早可能受到這個影響，因為我的感覺，他全書15章，大家會注意到他下卷他實際上有一個晚清帝制還沒有崩潰之前，汪暉有種說法叫做現代性的三種方案，當時的士大夫嚴復的一個方案，梁啟超的一個方案，然后是章太炎的一個方案。某種感覺上我認為這三個方案的處理隱隱約約、多多少少和哈貝馬斯說的三種途徑有一點關系，我個人認為汪暉是比較認同章太炎的，在這三種方案里面，他的個人的傾向和他欣賞的，章太炎是一個徹底的批判的態度，是對整個現代性包括西方現代性進來以后一個徹底的批判立場。那么我們知道延續太炎先生的路子走的是魯迅。我們知道汪暉最早博士論文作的魯迅，所以他對太炎先生到魯迅的思想脈絡，（比較認同）。在這三種方案里面，他對三種都作了一個處理，嚴復基本上是一個科學主義的，梁啟超是一個歷史詮釋學的。這三種方案都是在中國語境下處理的，都是在西方思想、西方學術剛剛大規模沖擊、基本上還是中國傳統士大夫時候的三種反映。這個三重建構非常精彩。我大概說我和汪暉的差異可能是我可能會更偏重于梁啟超的方案，我感覺汪暉可能更偏重太炎的。所以就是說他章太炎那章寫的也比較有激情，好像有更多的個人認同。

儒學普遍主義這個概括是汪暉的一個概括，我覺得康有為非常準確地抓住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中國這樣一個自成一體的文明被沖擊掉以后，而且我覺得這個問題從康有為之后一直貫穿到整個二十世紀的一個基本的章節，就是說而且在文本上面很清楚，就是《大同書》和康有為的變法之間的關系，汪暉作了一個比較強的、比較實在的考證，就是考證這個《大同書》寫得很早，要說明得就是《大同書》這樣一個想法和他的變法是同步的。汪暉認為是儒學普遍主義，我認為是儒家天下主義的一個必然的緊張。我前兩天在講的時候就是西方和中國某種程度上都面臨一個問題，十八世紀之后突然面臨怎么處理一個圣經上沒有的民主，從伏爾泰開始到黑格爾的一個處理。儒家也同樣，你是一個天下的結構，那這個從前天下當然都包括在內的，所以一旦出來一個他者以后，怎樣維持天下的概念是維持整個儒學傳統的一個根本性的條件。但是同樣一個問題，當下的現實是一個根本不可能有這樣一個可考慮的，應付都應付不過來。所以你發現這個情景一直在包括梁啟超他們，一開始感興趣的就是這個《大同書》，因為滿足他理想層面追求的東西，和包括以后共產主義的發生和毛澤東都有一定的關系，他始終有一個天下性的、把全球都包括進去的解說。我覺得這個張力在儒家傳統里面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問題就是這個理想層面的這樣一個考慮和中國當下所處的極為緊迫的政治現實問題構成了非常大一個緊張，政治現實問題是窮于應對非常現實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各方面的危機。但是另一反面我覺得這恰恰是我要說一句，就是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越來越糟糕的原因。這樣一個中國士大夫歷代以來的世界性的抱負完全沒有了，完全是窮于應付，到處都想接軌，到處都想貼著英文，完全沒有自我的一個結構。這樣一個士大夫的傳統，這樣一個儒學天下的一個傳統，在這個方面自信心低到這樣一個傳統，這是我非常驚訝的一點。我覺得汪暉多多少少有這樣一個意識，就是想把這兩個同時都立起起來。而我認為從康有為的文本上、邏輯上也是自然的，他仍然是儒家天下的一個心態、觀念。所以對他，不是他，是說他，他認為康有為會是一個沒有多大意思的一個人，如果沒有《大同書》的話。
    我覺得普遍主義這個祠用得不好，儒家普遍主義是個過分西方的東西，實際上還是儒家天下主義的延續，這樣脈絡上會更natural，而且仍在一個中國的語境里。儒家普遍主義這個詞有點生造，是從西方過來的。

 汪暉這里，從第一章看進去，有一個非常精彩的處理就是它是建立在一個權力研究的基礎上，我覺得他取了兩個東西，一個是明的，是京都學派，另外一個實際上是海外新儒家牟宗三他們，他實際上是用兩個互相在牽制。第一個它對接受了京都學派相當多的見解，像唐宋轉型，這個當然是沒有一個可以否定的，但他否認京都學派講唐宋轉型就是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而這一點非常關鍵，但汪暉在這里稍顯不夠elaborate就是說在什么意義上唐宋轉型和現代資本主義······我認為京都學派混淆了一個概念就是通常說的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問題，如果我們把韋伯套進來的話，或者說馬克思他們倆看法是一樣的，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并不構成一個社會的根本性大變轉型，馬克思有一個非常強的論點就是工業資本主義根本問題會造成一個商業拜物教，也就是說，在這之后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都變了，所有的價值系統一切都是商品了，而這一點是汪暉不能接受的，就是唐宋沒有出現這么一個問題，所以就是為什么有理由可以討論儒學問題。因為如果假定已經出現了現代的商業資本主義，已經出現了商品拜物教，那我們的前提就是儒學已經崩潰了，儒學不可能接受商品拜物教這樣一個東西。嚴格的說一般的商業主義是無傷大礙的，并不影響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從古到來都有的，但問題是現代資本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是根本不同的，現代資本主義造成一個一切以生產、一切以生產商品為目的，那就需要從根本重造人的全面價值系統和人格系統。韋伯要強調新教倫理，他認為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在傳統社會下做點生意，像英國工業革命以前的的商業比較發達，并不構成對它整個社會價值的挑戰，可以看到傳統觀念很容易就看出腐敗，并把它打倒。但一旦一個新的以商品拜物教為基礎的東西出來以后，全面的以前的所有的價值都完蛋了。所以我認為汪暉不承認這個，然后來重新解釋，就是宋儒仍然是一個儒家的世界觀的問題，這里我會強調汪暉與新儒家牟宗三有相當多的共同之處，就是他比較強調批判，另外他又與新儒家不同，恰恰是 用了京都學派的社會史的東西來check牟宗三，因為用牟宗三的東西是完全沒有社會史內容的，變成了完全是心性高揚的東西。
 汪暉這里，從第一章看進去，有一個非常精彩的處理就是它是建立在一個權力研究的基礎上，我覺得他取了兩個東西，一個是明的，是京都學派，另外一個實際上是海外新儒家牟宗三他們，他實際上是用兩個互相在牽制。第一個它對接受了京都學派相當多的見解，像唐宋轉型，這個當然是沒有一個可以否定的，但他否認京都學派講唐宋轉型就是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而這一點非常關鍵，但汪暉在這里稍顯不夠elaborate就是說在什么意義上唐宋轉型和現代資本主義······我認為京都學派混淆了一個概念就是通常說的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問題，如果我們把韋伯套進來的話，或者說馬克思他們倆看法是一樣的，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并不構成一個社會的根本性大變轉型，馬克思有一個非常強的論點就是工業資本主義根本問題會造成一個商業拜物教，也就是說，在這之后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都變了，所有的價值系統一切都是商品了，而這一點是汪暉不能接受的，就是唐宋沒有出現這么一個問題，所以就是為什么有理由可以討論儒學問題。因為如果假定已經出現了現代的商業資本主義，已經出現了商品拜物教，那我們的前提就是儒學已經崩潰了，儒學不可能接受商品拜物教這樣一個東西。嚴格的說一般的商業主義是無傷大礙的，并不影響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從古到來都有的，但問題是現代資本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是根本不同的，現代資本主義造成一個一切以生產、一切以生產商品為目的，那就需要從根本重造人的全面價值系統和人格系統。韋伯要強調新教倫理，他認為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在傳統社會下做點生意，像英國工業革命以前的的商業比較發達，并不構成對它整個社會價值的挑戰，可以看到傳統觀念很容易就看出腐敗，并把它打倒。但一旦一個新的以商品拜物教為基礎的東西出來以后，全面的以前的所有的價值都完蛋了。所以我認為汪暉不承認這個，然后來重新解釋，就是宋儒仍然是一個儒家的世界觀的問題，這里我會強調汪暉與新儒家牟宗三有相當多的共同之處，就是他比較強調批判，另外他又與新儒家不同，恰恰是 用了京都學派的社會史的東西來check牟宗三，因為用牟宗三的東西是完全沒有社會史內容的，變成了完全是心性高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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