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會

　　　　我們曾為擺脫壓迫而戰斗過，
　　　　曾為過上像人一樣的生活而奮斗過。
　　　　啊！上帝賜予我們的平等在哪里？
　　　　世人啊！我們的痛苦，你們可曾看見？

　　　　　　（題目不詳，載Suk Jung-nam，1984 , 168 )

　　1970年11月13門下午，位于漢城西南部服裝工業區著名的平和市場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抗議活動。十幾個年青人工人高呼口號，要求改善平和地區服裝工人的工作條件。但當他們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場保安沖了進來，企圖化解抗議活動。抗議者拒絕退讓。他們籌劃這一抗議已經有些時間了，決心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這回并非他們第一次嘗試示威。以前的嘗試，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們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條件的虛假承諾而流產。這些抗議者是一個稱為“三棟會”的小勞工團體的成員，三棟會由在平和市場血汗工廠區工作的十幾名年青裁縫組成。組織該團體和這次示威的男子，是22歲、名為全泰壹的裁縫。

　　全泰壹曾深切地關注這個服裝加工區的工作條件，并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尋找改善2 萬多名工人工作條件的途徑：他給勞動局、報紙甚至給總統寫過請愿書，呼吁他們關注該服裝區正在發生的人類苦難。在三棟會會員的幫助下。他甚至進行過一項調查，將有關平和市場地區存在非人工作條件的確鑿證據提供給當局，但一切都白費力氣。他的呼吁被忽視、嘲諷或以虛假的承諾打發。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殘酷無情的結論：除了極端的抗議行為之外別無他法。在他為11月13日的示威做準備的同時，全泰壹私下做好了為勞工斗爭事業犧牲自己的準備。

　　在抗議者與警察和市場保安扭打的時候，全泰壹消失了幾分鐘。當他回來的時候，手里拿著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澆在身上并點著了。他的身體頃刻間被烈餡所包圍。驚恐的人群聽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們不是機器！”“讓我們在星期天體息！”“遵守‘勞動標準法’! ”“不許剝削工人！”人們看到他正拿著一本《勞動標準法》 小冊子。這是一本一兩年前他在舊書店里驚喜地發現的小冊子。因為，讓他當時感到喜出望外的是，這個國家的勞動法有對工人有利的有關工作條件和報酬的規定。他勤奮地研究了這些勞動法，把希望寄托在它們之上。他給政府當局面寫過很多信，希望當局能讓雇主遵守這些法律。但他最終意識到，無論是政府還是雇主對這些法律都毫不關心。當他的同伴終于把火撲滅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被燒焦。他半知半覺地請求他們：“請不要浪費我的生命！”他被送往醫院后，留下了給他深愛的母親李小仙的最終遺言：“媽，請完成我沒有成功完成的任務。”接著，又對他母親說：“媽，我……餓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氣（Cho Young-rae 1991，281一292）。

　　從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標志著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的開始。它在千百萬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種子。同時，到當時為止，韓國還沒有一種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傳統可以用來啟示和動員工人努力爭取達到集體目標，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全泰壹的自焚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強大的象征。這一事件還表明，快速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所產生的產業關系問題開始不再被隱藏在產業領域，而是開始成為容易導致緊張和社會沖突的起因。產業工人已經進入到成為韓國社會斗爭和社會改造的一支關鍵力量的歷史階段。

　　平和市場是一片長約一個街區、四層樓高的迷宮式建筑，散布著前店后廠式的服裝廠和服裝店，雇用著2萬名年青工人，其中90％為婦女，年齡大約在14一20 歲之間。 她們在地面離天花板不到4一5英尺高的小格子間里工作，既見不著陽光也沒有通風設備。他們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 小時，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 美元的工資（以1970 年的匯率計算）。徒工構成了這支勞動隊伍的1/3以上，她們只能得到縫紉工正常工資的1 / 5〔每月3000韓元）。徒工的平均年齡為15 歲，靠著這樣低的工資，她們甚至無法養活自已（Chlo Young一rae 1991 , 99一112）。

　　出于對這些苦難年青女徒工的深切人道主義關注，全泰壹開始了他的勞工斗爭。一天，他寫信給朋友說：“我們通常早上八點半開始工作，晚上十點到十一點半收工。你對此是怎么看的？難道你不認為這讓人太疲憊了嗎？一天14 小時呢！這些年青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這樣長時間的工作？”(Chun Tac一El 1988，122）。他接著寫道：“盡管不讓她們享有適宜的環境，但難道她們就不是有著人類脆弱性的人嗎？親愛的元淑（音），作為裁縫，我必須整天與她們呆在一起，這對我來說太痛苦了。十四歲的年齡，她們還是孩子，但她們必須整天累死累活地干這樣辛苦的工作，然后還要因沒有及時做完活而經常受到裁縫的責罵。在吃午飯的時候，她們吃的是從家里帶來的一小包飯團，就像大象吃幾個餅干一樣”(123) 。他還深深地關注著社會中的不平等。他的日記、給朋友寫的信和他寫的小說稿，都顯示出他因看到年青工廠女童的苦難和身邊的社會不公正而產生多大的痛苦。他嘆道，“雇主花200 韓元吃一頓午飯，而年青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這是一種不人道的事情……為什么這些純潔的年青女孩得成為骯臟貪婪的富人的肥料？難道這不是社會現實嗎？難道不是富人統治著窮人嗎？”(Cho young-rae 1991 , 207）。

　　全泰壹所抗議的長期未能減輕的勞動剝削和巨大的人類苦難，正是20 世紀70 年代數量越來越多、受雇于勞動密集性出口制造部門的工廠工人的普遍狀況。然而，正在遭受苦難的工人的呻吟，主流社會并沒有聽到。在70年代，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出口行業十分繁榮，國民生產總值和生活水準得到了提高。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對經濟的進展情況感到滿意，優先考慮的是加快經濟增長的步伐。工人的投訴和抗議只是被當做一種暫時的麻煩小事來對待，是國家的經濟餡餅變大以后才能解決的事情。無論是政治領袖還是中產階級的大多數，實際上對工廠中到底正在發生什么、是什么原因才導致這種經濟增長，他們都沒有意識到。

　　全泰壹的自焚，給社會各界帶來了一股沖擊波。尤其是，它喚醒了知識界，使他們注意到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經濟奇跡的門面下正在受難的千百萬工人的問題。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它為學生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契機，使他們開始意識到勞工問題嚴重的方面，意識到必須擴大他們的政治斗爭范圍，將經濟公平問題包括進來。很多學生參加了全泰壹的葬禮，漢城幾所主要大學的學生發起示威，或者在校園里舉行祭奠全泰壹的活動。因此，全泰壹的悲劇性死去，在勞工斗爭與學生爭取民主的政治斗爭之間建立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聯系環節。

　　然而，70 年代對于形成一場組織良好的勞工運動來說還為時太早。受雇于出口制造部門的工廠工人人數快速增加，但這些都是從農村新錄用的新生產業工人。他們優先考慮的是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多多少少以為工作的艱辛是正常的。當剝削和欺凌達到極大程度時，工人累積起來的痛苦和憤怒爆發，變成暴力性的抗議行為，其中很多是因個人沖動而采取的暴力性行動。在全泰壹自焚后，又有幾名工人企圖以自殺來抗議在工作中遭到的虐待。事實上，意圖自焚成了70 年代和80 年代韓國工人階級斗爭中一再出現的主題（Han guk kidokkyo kyohoe hyopoaoe 1984, 85 ）。有時候，一批工人自發地聚集到一起，要求支付拖欠或拒付的工資，或者譴責管理人員身體和言語上的欺凌。在有些場合，抗議的工人實際上成了一群憤怒的暴民，1974 年現代公司蔚山船塢發生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時，3000 多名憤怒的工人因公司采用新的分包制度而怒氣沖天，他們破壞了公司大樓，放火燒毀了管理人員的汽車和其他公司財產。這些自發和帶個人色彩的抗議形式，對促使產業關系發生他們希望能發生的變化起不到多大作用。它們只是喚起了短期的公眾同情，而且通常是在更大個人犧牲的情況下結束。

一、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斗爭

　　然而，隨著工人開始意識到通過更系統和集體性的努力來改善自己命運的重要性，另一股勞工活動的潮流在70年代開始逐漸出現。工會意識慢慢地進入到一小批受雇于輕型制造業的工人先驅者的頭腦中，工人開始認識到代表他們的工會是改善其狀況的最有效手段。70 年代，出口制造部門當中的大多數工人還是無組織的，在工會存在的地方，大多數都是由公司控制的工會（Choi Jang Jip 1989, 146一172 ; Cho seung一hyok 1988）。因此，70年代開始的工會化斗爭的目的，既包括創立新的獨立工會，又包括掌握公司工會（御用組合）的控制權并將它們改造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會。第一次組織獨立工會的嘗試，也是發生在全泰壹為了工人階級運動而犧牲自己的地方。1970 年11月18 日，他在平和市場的工人同伴組織了一個地區范圍的工會，稱為“清溪被服勞組”，代表在該地區就業的2 萬多名工人【注：清溪是一個包括平和市場在內的有很多服裝廠的更大區域。】。因全泰壹之死而形成的高度同情氣氛，使得這一鬧獨立、以區域為基礎的工會得以成立。在它形成的時候。曾擁有500多名活躍的工會會員。由于這一工業區的性質，其成員大多數為受雇于小服裝廠的女工，不過領導權卻由男裁縫掌握。盡管這一工會的建立較為順利，但它所走的道路充滿荊棘和曲折。它受到經常性的監視，領袖不斷被騷擾、毆打和監禁，最后在1980 年被迫關閉。然而，從全泰壹精神中誕生的清溪工會，其會員從來沒有屈服于壓力和威脅利誘，在80 年代又發起了爭取工會重新開張的充滿朝氣的戰斗。從許多方面看，清溪工會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中期以前的基層勞工運動中發揮了帶頭作用。全泰壹的母親李小仙按照她兒子的遺愿，在整個清溪地區斗爭中起到了象征性領袖的重要作用，被稱為“所有工人的母親”。

　　有了清溪被服勞組的領頭，70 年代發生了幾場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重大斗爭。有趣的是，這些工會化斗爭大多數明顯是由婦女領導的。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兩場斗爭1972 年發生在兩家大的紡織公司，即元豐和東一。在這兩家公司，女工都發起了奪取公司工會控制權的政變。元豐的工會活動分子在70年代建立了韓國最強大的工會，是獨立工會運動的樣板。在與公司方和由男性主導的公司工會領導的幾次攤牌之后，她們于1972 年成功地將自己的（男）候選人選進工會領導層，趕走了腐敗的工會官員。同年，東一紡織公司的女工在工會選舉時發動了一次選舉叛亂，選舉產生了第一名女工會主席和大多數車間女代表。同樣的工會化斗爭也于70 年代中期發生在另外幾家女下占大多數的輕型制造業公司，其中包括半島商事、邦林紡織、Y.H.商事、東光紡織、科龍電子（Crown ）、Signetics，和控制數據（Control Data）等。

二 教會與基層工會運動

　　工會活動在這一早期階段的最顯著特征，除了由女工領導之外，還有就是工會活動分子與教會組織之間的密切聯系。女工會活動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參加了在進步教會領袖主持下組織的小組活動或工人夜校。在這里，她們獲得了有關工會重要性的意識，接受r如何繕縱和管理t會的基本教育。而且，在斗爭開始之后，總會引起管理方采取大力報復和壓制的行動，此時枝心活動分子往往仍是那些曾參與過教會贊助的提高意識活動的人員。即使工會活動分子以前與進步教會組織沒有聯系，他們的工會化斗爭也會使他們與教會組織建立密切關系。70年代的基層工會運由于受雇于中小企業的婦女領導，主要發生在漢城－京仁地區，這與這一地區面向勞工的教會活動十分集中是密切相關的。

　　兩個教會組織在70年代的民主工會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天主教組織“天主教勞動青年會”（JOC 或 Young Catholic Workers）和新教團體“都市產業宣教會”（UIM）。兩者都是50年代后期在它們相應的國際組織的贊助下組織起來的，并從60年代初開始面向勞工的布道工作（參見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94～107;Cho Wha Soon 1988;Ogle 1990,87）。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比利時、法國工人教士的榜樣啟示下，天主教、衛理公會和長老會教士承擔起了在工廠和船塢勞作的人們中間布道的職責。他們當中有些人作為勞動者在工廠工作，經過一段時期的實地經歷后成為“工廠牧師”。都市產業宣教會的牧師在工業城鎮設立了他們的宣教場所，為當地工人和貧困居民投入地工作【注：奧格爾本人這段時期曾是一位工廠牧師，據他報告，60年代在韓國工廠和碼頭工作的牧師總數不超過25名(Ogle 1990,87)】。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在產業場所或附近地區錄用年青人（工人、學生和其他天主教徒)開展工作，幫助改善領工作工人的工作條件。70年代是這兩個組織最活躍的時候，當時引起了社會相當大的關注，這時候他們的活動程度不同地集中在漢城和仁川周圍的產業區。不過，天主教勞動青年會的活動在這一地區之外的范圍較廣一些【在70年代中期，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在韓國全國有幾百名會員(參見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225)】。

　　盡管牧師首先感并趣的是在產業工人和雇員之中宣傳基督教信條，但他們在工廠的體驗打開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從個人精神修煉的空詞性中走出束，看到了工人進行集體斗爭改善工廠條件的必要性。因此，從60年代后期起，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都市產業宣教會的活動以幫助工人組織工會為方針。它們開辦有關勞動法和工會組織的課程，贊助各種文化和社會活動，提高產業工人的社會意識。這些活動的主要目標是造就一小批將領導基層獨立工會運動的勞工活動分子(Cho Wha Soon 1988;Ogle 1990;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

　　由這些教會組織贊助的培育工人團結精神和意識的最重要手段，是小組(或者說小圈子)活動。從鄰近工廠中招來的平均6～8名工人組成一個非正式的小團體，并為這些團體起上“晨星’、“松樹”“青年俱樂部”“勝利”“鉆百”或“野牛群”這樣的名字。其成員在牧師或他們的指派人員(其中很多是大學學生)的指導下定期聚會，從事各種鍛煉和文化活動，并討論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這些團體當中有些仍主要保持為友誼或體育鍛煉團體，但大多數最終變成了工人獲得更強烈階級意識和認識工會重要性的場所。導致70年代工會運動興起的工會意識，很大程度上是這些小團體活動的結果。正如東一服裝公司的工人寫道，“這些組織(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都市產業宣教會)舉辦的小組活動和教育課程，有助于在同一工廠工作的工人中間形成團結意識，并形成那種可以通過工會改善他們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新意識”(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33)。同樣，元豐公司的工人寫道，“小組活動是增強工會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教育工人認識到工會是到達能實現自由和自主、工人可以像人一樣生活的社會的基本組織”(Wonpoong Mobang haeko nodongjia 1988,163)。

　　元豐和東一紡織公司的工會斗爭曾受到廣泛報道，它們是說明爭取建立獨立工會斗爭的最好例子。隨著“韓國毛紡（元豐以前的名稱）組合正規化斗爭委員會”的組成，（位于漢城的）元豐紡織公司的女工于1972年開始了她們的斗爭。那些在組織這些反叛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員是前些年曾參與天主教會有密切聯系的小組活動的女工。她們當中少數人曾經當眾發誓要成為“戰士”，并領導了隨后發生的艱苦斗爭。她們的第一個挑戰是，用他們自己的人員取代了當時的工會領導層。通過周密組織和籌劃，她們在1972年工會選舉中取得了令人震驚的勝利。在選出的42名車間代表中，29人為婦女。她們還成功地選舉了一名男性主席齊東進（音），在選舉中她們曾支持此人與管理方支持的候選人對抗。新誕生的獨立工會在隨后幾年中遇到了巨大障礙，但具有高度投入精神和紀律性的工會官員在第二屆工會主席方鏞錫的領導下，在元豐紡織公司組織起了可能是當時韓國最強大、組織最完善的基層工會。方鏞錫是少數幾名有勇氣參與由女工主導的70年代工會運動的男子之一【70年代期間有關由另一名男工在女工占大多數的三元紡織公司發動和領導組織工會斗爭的突出例子。見柳東佑（Yu Dong-wu 1984）。】1982年，由于全斗煥軍政府的嚴厲鎮壓和管理方挑動男工反對女工的分裂策略，元豐公司伸張工人-權利的工會遭到破壞。

　　東一紡織公司(在其仁川工廠)發生的民主工會運動同樣是由一名女工干股領導，她曾積極參加趙和順牧師指導下由都市產業宣教會仁川事務所舉辦的小團體活動。趙和順是一名具有獻身精神的向女工宣教的牧師，他曾于1966年作為一名勞動者在東一公司短期工作過。該小團體1972年曾巧妙地利用種種事件選舉產生了韓國第一名女工會主席，即朱吉家（音），并以活躍的婦女代表取代了腐敗的工會官員。隨后幾年，在男工會活動分子與女工會活動分子之間發生了激烈斗爭，但女工在后來幾年里又三次成功地選出了女工會主席。

　　不管工會組織者以前與教會領袖是否有過聯系，她們的斗爭通常導致她們向外部尋求教會組織或知識界團體的幫助。例如，當科龍電子公司工人組織工會并于1972年向政府勞動事務課提交申請書要求批準時，該公司向工人施加壓力，并迫使很多工人撤消在申清書上的會員簽名。勞動事務處以這些簽名撤消為由拒絕了建立工會的申請。不僅工人組織工會組織的企圖受到阻止，而且拒絕批準批復中還包含有嚴厲的侮辱性警告：“非常遺憾，在國際緊急狀況下，你們違反法律從事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活動。因此，請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事情。”（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159）面對這些障礙，科龍電子公司工人決定尋求外部幫助。她們寫了一封信給都市產業宣教會：

　　很多教士和牧師曾為實現社會公正和產業和平而工作，而且很努力地為保護勞動人民的權利而工作，我們想謝謝你們。千千萬萬的工人經受著不公平的對待，但出于恐懼，我們甚至不能向任何人抱怨。在這種悲慘的情況下，我們向你們請求幫助。

　　我們是無依無靠的，我們沒有權，也沒有錢。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工人自己的組織，一個工會，但勞動事務處和公司以我們的行動不合法和會引起社會不穩定為托詞而不予批準。請關注這種荒謬的局面，幫助我們按照韓國法律得到公平的對待，因為我們畢竟也是韓國的公民。（159)

　　那么，為什么工人轉向教會組織尋求幫助呢？答-案就是因為，她們別無他處可以求助（參見Han’guk kidokk 扣k 卯hoe hy6poihoe 1984,453）。韓國勞總內部的官方工會已經放棄了他們裝模作樣的代表工人角色，蛻化為只不過是國家在獨裁的“維新”體制下對勞工實行合作主義控制的工具【韓國勞總內部的一些行業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確曾為保護工人而工作過，而且有些獨立的工會是70年代在全國紡織行業勞組的襄助下組成的。但在1972年“維新”體制確立之后，韓國勞總和行業工會完全變成了只不過是政府的傀偏組織（Cho Scung-hyok 1988）。】另外，為實施勞動標準法而設立的政府勞動局對防止勞工騷動更感興趣。另一方面，70年代的韓國工廠工人還過于弱小，無法自己抵-制工作場所極度剝削性和濫用權威的做法。他們需要外部幫助。因此，產業工人，特別是受雇于很多輕型小制造企業的女工，試圖尋求外部幫助以頂住管理方的壓力，并找到了兩個對他們的問題表示同情的群體——知識分子和教會組織（在70 年代末之前，學生對勞工問題沒有給予太多的注意）。

　　與對工人的問題高度同情但組織上卻很薄弱的知識分子不同，教會組織在向工人提供支持方面處于更強有力的地位，因為有著國際性的網絡和國內的組織結構。再者，由于基督教的國際立場，基督教會比知識分子和政治異見分子更安全，易于避免遭到國家機器利用紅色標簽進行意識形態審判。盡管基督教教會領袖也未能免遭安全力量的意識形態指控一一他們事實上曾是意識形態攻擊的主要對象，70年代曾有很多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都市產業宣教會的領導人被逮捕、拷打和監禁——但教會組織在抵抗意識形態審判方面比其他群體要處于強得多的地位：進步教會積極參與基層工會運動，必然引起韓國勞總與教會團體之間的敵意，教會團體曾嚴厲批評官方工會領導賣身投靠政府【例如，進步基督教會領袖團體“新教和天主教勞動問題協力協議會”1974年曾發表一份聲明，用嚴厲的語言譴責官方工會組織：“如果他們不為保護工人的基本權利而工作，韓國勞總和全國紡織勞組必須立即自行解散并為已成為剝削工人的第二組織而向400萬名工人和全體公民道歉。”作為反應，韓國勞總發表了自已譴責教會領袖的強硬聲明：“一小撮宗教領袖滲透到我們的勞工組織之中，并試圖通過鼓動天真的工人而扭曲勞工運動的正確方向，造成組織分裂和勞工騷動，對此，我們催促他們進行認真的自我反省。我們以60萬名有組織工人的名義警告他們，如果他們繼續采取這種行為，我們將動員我們所有的組織力量對他們進行懲罰”〔Wonpoong Maobang haeko nodongjia 1988,97-98）。】。

三 東一紡織公司的工會斗爭

　　不用說，70年代的新基層工會運動面對的周圍環境是敵對的。雇主不打算接受獨立的工會，特別是那些被懷疑與外部組織有聯系的工會。他們利用各種可能的手段——騷擾、威脅、賄賂，從政府控制的產業工會那里得到幫助等——阻止組織獨立工會或改造管理方控制的工會的企圖。當他們無法阻止建立獨立工會時，他們接下來采取的手法是將它們改造成公司工會。為達到這種目的，最喜歡采用的手法是動員男工起來破壞由女工主導的獨立工會。因此，70年代的民主工會運動的特點是男工與女工之間的劇烈斗爭。在70年代數起重要的工會斗爭中，最富戲劇性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位于仁川的東一紡織公司工廠的斗爭。在勞動密集性出口行業的其他女工占大多數的工廠，如元豐、邦林、東光、三兒、半島、科龍、Signetics、控制數據等公司的工廠【所有這些公司的工會活動家都發表了他們組織工會斗爭的記錄，不過最有用和最容易找到的是以下材料：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Han’guk*** 1984 ）和李泰昊（Lee Tae-ho 1986a）。】。

　　女工的斗爭也同樣意義重大。但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能講述東一的例子（這里的介紹主要依據的是以下文獻：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Suk Jung-nam 1984;Cho Wha Soon 1988）。

　　前面提到，東一紡織公司的工會領導權于1972年為參加過都市產業宣教會仁川事務所的小組活動的婦女所奪得。但通往民主工會之路是曲折的。工會活動分子必須克服管理方的大量騷擾、虐待和賄賂企圖。她們被安排額外的工作，被調到最辛苦、最低下的工作崗位，受到性騷擾，因很小的差錯而遭到嚴厲訓斥，或者受到利誘，例如：廠方做出如果女工退出工會活動的話將得到提拔或給予額外獎金等承諾。

【插圖四20 世紀70 年代晚期東一紡織公司的女工們和男主管】

　　騷擾只是東一公司管理方企圖迫使工人退出工會活動或退出都市產業宣教會小組活動最初采用的方法。面對女工的頑強抵抗，公司后來采用了一種更惡毒的策略：策動男工奪取由女工主導的工會的領導地位，并將工會轉變成公司御用工會。1976年7月，當新的工會選舉即將按計劃進行時，一批男工在廠方充足的財務和組織支持下，賄賂其他男工并試圖恫嚇比較膽小的女工，以便選掉當時任職的領導。這批人的領頭者高道永（音）玩弄法律花招，串通警方以行為不端和煽動工人罷-工為罪名逮捕了工會主席（李英淑）和秘書長。7月23日，在工會最高領導缺席并將23名車間女工代表排除在外的情況下，24名親管理方的代表緊急開會，選舉高道永為新的工會主席。就在這些欺騙性的選舉進行的同時，廠方將女工反鎖在宿舍里，宿舍門口用木板釘死。然而，憤怒的工人撞開門或從砸開的窗戶跳下，紛紛涌進工會大廳。第一天，大約200多名工人參加了靜坐罷-工。第二天參加人數增加到800人，另外300多人則在工廠大門外罷-工，因為她們已被禁止進入工廠。公司方斷電斷水，不讓把食品送進去。但盡管如此，這些工人并不退縮，而是繼續罷-工，要求釋放她們的工會領導人并宣布這次非法選舉無效。

　　第二天，即7月25日，東一公司工人發動了一場極其令人吃驚的、富有戲劇性的反抗，這場反抗可能在世界勞工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當天下午，數百名防暴警察開進工廠。這些穿著藍黑制服、全副武裝的警察的出現令人感到恐懼（見插圖五）。一些婦女因害怕而哭了。當防暴警察向工人接近時，罷-工的女工們開始脫去衣服，半裸著身體站在武裝警察面前。事后一名工人報告說，當時在驚慌之中，一名工人悄悄地建議采取這種行動：“男人們不能碰脫了衣服的女人，即使他們是警察也是如此”(Suk Jung-nam 1984,49）。500－800名半裸著的婦女手挽手緊緊地站在一起，唱著工會會歌，周圍是口瞪目呆的警察和男工。一個名為石正南的男工后來精彩地描繪了這一場面：“而對這樣一種巨大的威脅，這是我們最后的反抗，是一種自發采取的行動，沒有羞恥和恐懼。在武裝警察和男工的圍攻中，我們裸著上身手挽手緊緊地站在一起。這難道不比鋼鐵還要強硬嗎？誰敢碰這些人？她們就像一塊巨大的巖石。就像一顆輕輕一碰就要爆炸的定時炸彈”〔1984,49）。面對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場面，警察一下子愣住了，但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多久。他們沖過來，打亂抗議者的隊形，抓住尖叫著的女人的頭發，將她們摔到地上，并塞進警車里。在與警察戰斗時，很多婦女全身暴露，但是，正如她們后來寫道，她們不感到羞恥，只有眼淚、憤恨和強烈的患難與共的感覺。警察逮捕了72名婦女，但200名左右其他女工裸著身體躺在地上，試圖擋住汽車，還有一些人步行跟著汽車到達警署。幾名女工因嚴重擦傷被送進了醫院，兩名婦女后來發展成精神錯亂。

插圖五 令人恐懼的防暴警察。資料來源：社會寫真研究所（SahoeSajin Yonguso 1989,153）。

　　這些工人的巨大犧牲，并沒有很快換來勝利，但至少阻止了廠方指定的男工接管工會。管理方繼續實行其將工會活動分子與普通工人分隔開來的分裂策略，并試圖讓工會處于癱瘓狀態。為了與之斗爭，工人向全國性工會“全國紡織勞組”請求幫助。令女工失望的是，全國紡織勞組事實上是一只狡猾的狐貍：紡織勞組的代表（一名男子）與公司管理方背著女工達成了秘密交易，建議該公司工會將非體力工人吸納為會員。這表面上是調和兩個對立的體力工人群體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讓男監工控制工會的一種巧妙的策略。

　　隨后，工會領導人意識到，靠自己同政府與管理方聯手的力量斗爭，她們是無力的。她們的戰略是廣泛宣傳她們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希望給管理方帶來壓力，這也是70年代韓國工人經常采用的戰略。1977年2月，東一公司工人在位于漢城鬧市區的明洞天主堂文化中心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她們將她們的計劃稱為“東一事件的外科手術”，向大眾媒介和民間組織發出了邀請函。邀請函中將12個基督教組織列舉為她們的贊助者，包括：都市產業宣教會、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基督教婦女組織等。在她們附在邀請信上的聲明中，工人寫道：

　　請聽聽我們這些貧困工人的絕望呼喊，盡管受到社會冷淡的對待和忽視，她們仍在雇主的皮鞭下為能像（受人尊重的）人一樣生活而斗爭……我們要像人一樣生活，盡管我們貧窮，沒有受過教育，但我們通過工會了解到了公正和民主。為了保護我們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正，我們進行了鋌而走險的斗爭，難道我們做錯了嗎？我們想懇請你們做出判斷。請給予我們慷慨的鼓勵。（Dongil pankjik pokjik nujaeng wiwonhow 1985,73～74)

　　這一次，工人勝利了。在原定進行“外科手術”的前兩天，警察釋放了被捕的工會領袖，政府勞動事務課讓公司準許工人進行一次新的選舉。在1977年3月31日進行的新選舉中，一位名為李總角的婦女當選為工會主席。對于為了捍衛代表自己的工會而進行如此艱苦一斗爭的女工來說，這是一次甜蜜的勝利。然而，她們享受勝利的時間并不長。她們的對手加緊了對新工會領導的攻擊。管理方利用各種手段迫使工人退出工會，并繼續騷擾工會活動分子。而且當這些手法無效時，他們使用了一種更惡毒的方法；將活躍的工會領導人描繪為親共組織的傀儡。1978年2月，公司向工人散發一份題為“都市產業宣教會想要什么”的小冊子。這本書指責都市產業宣教會以宗教組織為幌子，實際上是用從國際共產主義組織那里得到的資金運作的；都市產業宣教會典型的活動形式，清楚地體現了共產主義組織的特點；7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勞動沖突穩步增多，國家加強了對面向勞工的宗教組織和知識分子組織的攻擊。除了向工人灌輸反對都市產業宣教會的信息之外，安全機構還逮捕了幾名都市產業宣教會的負責人，包括趙和順牧師，指控他們從事親共活動。韓國中央情報部人員還沖進基督教研究院和高麗大學勞動研究所搜查并逮捕幾名研究人員，指控他們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兩個機構在培訓工會活動分子和資助親勞工的研究方面曾發揮重要作用。

　　這場意識形態宣傳戰為管理方攻擊工會領導人和分裂工人提供了一種便利的工具。與廠方合作的工人（主要是男工，也有幾名女工參與）聲稱，他們能拯救這家公司的工會，他們的目標是建立真正獨立的工會。1978年，代表親管理方男工競選工會主席的一名婦女在散發的一份傳單中問道：“在目前這個極其需要自主、獨立和切實可行的勞工運動的時期，為什么我們不自已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而是受居心不良的外部力量的操縱呢？”這份傳單批評都市產業宣教會在工人中間播下不信任的種子，煽動她們造成工作場所的不穩定。“我們生于貧困家庭，所以我們受過的教育很少，必須在別人還在上學的年齡便到工廠工作掙錢”(Dongil*** 1985 ,97）。她的傳單接著說，“可是我相信，我們像任何其他人一樣擁有純潔和美麗的心靈。那么，為什么我們一聽到都市產業宣教會布道，我們的心便變成一頭餓狼的心呢？……他們教我們很多歌，這些歌很有趣，但讓我們仔細考察這些歌的風格吧。它們都是煽動性的，含有不干凈的內容。他們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顯然，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不僅是國家機器維待其對市民社會控制的機制，而且是管理方攻擊獨立工會運動的便利武器。

　　然而，這些惡毒的意識形態攻擊，對于將東一公司普通工人與她們活躍的工會領導者分隔開來并割斷工會領導層與外部持不同政見群體的聯系，并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工會會員數量仍然很大，工人的團結仍很穩固。當造謠中傷無效時，那些自封的獨立工會保護者便企圖用武力破壞工會。

　　12月21日，進行了一場工會執行委員會新成員的選舉。在選舉日之前，一個反對工會的團體企圖推遲選舉日期，變更某些程序，從而使選舉對他們有利。當他們失敗后，他們對投票者進行人身攻擊。2月21日早晨，當一名夜班工人下班走進投票棚時，幾名男子提著裝滿糞便的桶子從廁所附近跳出來。這些男子在一名婦女的幫助下，將糞便倒到那位女工身上，往她臉上涂抹，甚至塞進她的乳罩。這名受到驚嚇的女工試圖逃跑，大喊救命。但沒有人來幫助她。后來，據女工報告，一些警察和全國紡織勞組派來的選舉監督人在場，但他們并沒有干預【根據工人的報告，一名警察斷然拒絕了女工救命的呼喊，說“你，臭娘們，閉上嘴！等會兒再說”(Dongil 1985,100)。】。

　　這一令人震驚的情況一傳開，幾百名憤怒的女工聚集到工會大廳門前，這時候大廳己經被幾十名男工所占領。這些女工試圖重新奪回辦公場所，但在體力上她們不是那些男反對者的對手。而且這些男工的力量還因紡織勞組派來的幾名都受過無數高水平訓練的“戰斗人員”而得到加強。后來，女工說，她們最害怕這幾名男子，他們比警察和其他懷著敵意的男工還要可怕。這些男子在工會辦公室掛起了以下標語：“驅逐都市產業宣教會！”“李總角下臺！” “宰了趙和順！”（趙和順牧師被認為是與都市產業宣教會有聯系的婦女工會活動分子背后的主要贊助人和鼓動者）

　　為什么這些男工采取這種行為呢？石正南寫道：

　　那些所謂的男工反對者應當有某種理由成為反對者。要么是因為當時的執行委員會沒有履行其應當履行的職責，要么是當時的工會主席缺乏能力……但是，他們似乎沒有什么具體的理由或證明他們行動合理的證據。他們沒有任何夢想，沒有理想，沒有對錯的意識。他們這種行為，就是因為這比工作輕松得多，就是因為公司讓他們可以閑逛，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并且恭維他們這種行為。(1984,98)

　　不過，當然還有比受到公司賄賂更深層的原因。正如一名對女工會活動分子表示同情的男工承認，是由于“男人的自尊”使男工不愿支持由婦女主導的工會領導層（Dongil***1985,102）。少數支持婦女工會活動分子的男工受到男工同伴的排斥，不得不退出工會活動，或者最終背叛女工的信任。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意識形態，顯然是主要障礙【這種性別歧視意識形態因韓國工作組織的性別歧視性質而得到強化。通常，男子被賦予更大的權威和責任，對公司比較忠誠。在女工占勞動隊伍大多數的多數輕型制造企業，男子更有可能處在熟練工或技術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個監管職位的可能性；而沒有出頭之日、半熟練的崗位雇用的則是女工。顯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躍分子正在使他們失去機會。因此，他們對女工中的工會活躍分子的性別偏見通常與深深的敵意攪在一起(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45)】。

　　這時候，全國紡織勞組主席、臭名昭著的反勞工分子金永泰介入進來了。在“平穩解決”的名義下，紡織勞組建議，鑒于該工廠工會被指責引起問題太多，因此暫時認定該工廠工會處于癱瘓狀態，并接受紡織勞組的接管。當該廠工會主席李英淑和其他女工代表拒絕接受這一建議時，全國紡織勞組開除了李英淑和其他幾名工會官員，并指責她們有“反組織的行為”。工人提出強烈的抗議，但她們未能使她們的領袖免予開除。

四 工人斗爭的外部化

　　正如我們在東一公司工人斗爭的例子中看到的，70年代以女工為先鋒的民主工會運動的特點，是在國家與資本的強大聯盟面前工人中間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反抗精神。然而，在70年代，這種精神高昂的反抗只是發生在位于漢城和仁川地區很少幾家工廠。在這期間，制造業勞動隊伍的大多數仍然是順從和被動的。即使在開展活躍活動的工會成員中間，勞動者的意識水平也是很低的。事實上，工會活躍分子在如何管理獨立工會方面的知識很少（基督教研究院和高麗大學勞動研究所通過開辦有關工會的課程，在培養基層工會領導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民主工會運動的這一開始階段，工人需要得到外部的幫助。如果考慮到“維新”體制時期官方工會組織結構完全與政府合作的特性，情形就更是如此。

　　因此，隨著70年代下半期基層工會運動的強化，工人的反抗越來越外部化和政治化，這反過來又招致了國家的進一步壓制。從國家的觀點看，主要的問題是勞工與持不同政見團體之間日益發展的聯系。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國家超高壓制的勞工政策將勞工活動家驅趕出產業領域，從而迫使他們與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建立更密切的聯系。我們可以通過繼續敘述東一公司工人的斗爭看到這種有趣的發展過程。

　　盡管東一公司的工人為了保護她們的工會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但她們卻目睹她們艱難建立起來的工會因管理方與那個全國性工會之間的合謀而癱瘓。東一工會活動分子決定在工廠外繼續他們的斗爭。1978年3月10日上午，76名東一公司女工混進了漢城獎忠體育館。當時，包括總理和其他高層人物在內的政府領導人和全國性工會領導人正在這里集會慶祝“勞動節”【韓國政府當時有意將5月10日而不是5月l日定為勞動節，以便割斷與國際勞工運動的聯系。】。電視臺對這一儀式進行了現場直播。正當韓國勞總主席登上主席臺發言時，東一公司的一人站起來高呼：“解決東一公司的問題！”“我們不能靠糞尿生活！”“金永泰下臺！”抗議者迅速展開標語，并向觀眾散發傳單。

　　事情發生不到幾分鐘，電視直播便終止了，警察和保安沖進來將闖入者清除出現場。抗議者遭到猛烈毆打、腳踢，被推倒在人行道上，最后被帶到警察局。可悲的是，這場抗議并沒有給工人帶來積極的結果。在東一工廠，男工繼續占據著工會辦公室，并加緊了他們對“被親共組織迷惑和操縱的愚昧婦女”的指控。工會會員不得不籌劃另一種戰略。數日后，41名工人從仁川前往50英甲以外的漢城，在明洞天主教堂開始絕食。另一場有趙和順牧師參加的絕食斗爭在仁川都市產業宣教會會部的地下室同時進行。很多其他工人以曠工或在工廠中怠工的形式參加了這場抗議。

　　東一公司工人決定在明洞天主教堂發起絕食抗議，顯然有著戰略上的考慮。除了讓他們的問題廣為人人知之外，她們希望全國基督教領袖干預，以便保護都市產業宣教會和天主教勞動青年會等組織和工人不受惡毒的意識形態指控。如今，他們的要求比以前抗議中提出的要求更加廣泛：“保證工人三權！”“金永泰，滾下臺！”“解決東一問題！”“停止壓迫宗教！”事實證明，這種戰略比以前的戰略更有效。東一工人的絕食贏得了教會、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廣泛支持。在很多教會舉行了“為東一工人祈禱”活動，很多教會領袖、教授、作家和記者一起參與組織“東一問題解決委員會”。不過，公眾傳媒對這一事件卻視而不見。盡管這一事件為幾家外國報紙所報道，但韓國報紙、廣播電臺和電視臺沒有一家提到這起絕食斗爭。

　　此時，全國基督教最高領袖——紅衣主教金壽煥、姜元龍牧師（一位有影響的新教領袖和基督教研究院的創立者）和金觀錫牧師（韓國基督教教會全國協議會總務）——與政府當局會談，獲得了口頭上的承諾，即東一公司的一切恢復到2月21日（糞尿事件）以前的狀態，允許工人進行新的選舉，公司方不懲罰任何工人。在這種情況下，東一工人結束了她們9天的絕食抗議。抗議者因她們取得勝利而興高采烈，乘坐教會提供的租用汽車返回仁川。但令她們大吃一驚的是，第二天在仁川看到的情況與己經得到的承諾恰恰相反；工人和全國基督教最高領袖都完全被政府愚弄了。不僅抗議者被禁止返回她們的工會，而且她們被開除了工作。經過勞動局的批準，公司以未經公司準許缺勤三天以上、損害公司的公眾形象為由，解雇了參加漢城和仁川絕食斗爭的126名工人。

　　因此，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她們的工作，她們艱難地建立起來的工會，她們費力說服的工人同伴，以及她們對教會領袖的信任。她們沒有失去的是她們相互之間己經形成的堅固紐帶和她們進行反擊的堅強決心。東一工人斗爭馬上面對的目標這時候不再是恢復獨立的工會，而是使絕食者重新獲得自己的工作，她們不得不在工廠大院外發動這種斗爭。

　　1978年3月26日，又一次突然性的工人抗議在一場宏大的公共儀式舉行期間爆發，這場儀式也在進行電視廣播直播。這是一場龐大的感恩節禮拜式，在漢城巨大的汝埃島廣場舉行，有50萬名基督徒參加。在議事進行當中，6名婦女突然跳上講臺。主教的祈禱被中止，那些婦女從他手中搶過話筒高喊：“保障工人三權！”“我們不能靠糞尿生活！”“解決東一公司問題！”“支付邦林（公司拖欠）工資！”(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23)。不到5分鐘，她們被保安人員迅速趕下講臺。闖入這場莊嚴的宗教集會的人并非都是東一公司的工人。6名抗議者來自不同的紡織公司，工會運動在這些公司都曾得到發展并遭到嚴厲壓制，其中包括：東一、元豐、邦林、南榮尼龍和三元紡織。這6名婦女在教會贊助的活動中結識，并決定通過揭露教會每個星期都宣揚的和平、愛和自由怎樣在工廠中被如此赤裸裸地拋棄，打破主流基督徒的溫和狀態。她們對媒體也同樣感到憤怒，因為它們對這場斗爭根本不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們這次令人吃驚的抗議就是抓住媒體幾分鐘注意力的絕望嘗試，以便讓社會了解千百萬日夜勞作、創造了社會可以享受的富裕的工人，了解他們受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公正對待。然而，這些抗議者又一次未能引起媒體的關注。專門關心工人暴力行動、灌輸抗議者背后有著某種外力影響觀念的媒體，很少報道這樣的事情。

　　這次看似無用的抗議，預示著韓國勞工斗爭新模式的出現，即不同企業工人之間的團結斗爭，它成了80年代的一個主要趨勢。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具有重大意義。工人意識的提高，工人與民主力量之間的密切聯系，政府在控制勞工方面的壓制性和排斥性政策，這些因素共同發生作用，推動勞工斗爭走出了產業領域，促進了勞工活躍分子之間的緊密紐帶的形成。到70年代末，隨著由女工領導的獨立工會運動力量的增強，隨著很多活動分子被解雇并繼續在他們原來的就業場所之外進行斗爭，不同企業的勞工活躍分子之間開始發生越來越多的聯系。這些工廠大部分集中在漢城附近的產業區，這種鄰近性當然是便于公司間勞工形成密切聯系的關鍵環境因素。
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開除的東一工人發起了一場越來越孤立無援的復職斗爭。外部對她們的幫助是暫時的，而對她們的壓制則變得更惡毒了。她們被開除十天后，全國紡織勞組主席向所有地方工會和很多紡織服裝廠發出了一份備忘錄：“附件是一份工人名單，她們因擅離職守并在外部力量的唆使下參與暴力行為而被東一紡織公司開除。因此，請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55)。不管這些工人走到哪里，這張黑名單都如影隨形。那些試圖在別的工廠就業的人常常在面試時被發覺，從而失去就業機會。那些避開征查得到工作的人后來被發現后被迫辭職。管理人員通常告訴這些工人：從個人來說我們并不針對你們，但由于政府的指示，我們無能為力(Suk Jung-nam 1984,155）。

　　東一公司工人的斗爭延續了數年。從很多方面看，東一工人不屈不撓地爭取復職的斗爭，其重要性絕不亞于她們最初的工會斗爭。如果說她們最初的斗爭體現了她們通過建立有代表性的工會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的努力，那么，她們在被解雇后的行動對民主工會運動地下網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因為這些行動發生在單一的工作場所之外。因此，對增強勞工運動與學生、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民主化運動二者之間的聯系紐帶來說，東一工人的斗爭做出了很大貢獻。樸正熙政權將勞工活躍分子驅逐到產業領域之外，實際上促進了它曾很注意防止發生的進程——反體制政治運動與不斷發展的勞工運動之間結成聯盟。

五Y.H.商事的工人抗議

　　70年代后期發生的勞工斗爭中，最能說明其外部化和政治化趨勢不斷發展的一場大斗爭是Y.H.公司的斗爭（本節中的敘述主要依據的是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商事（貿易公司）成立于1966年，是向美國出口的假發大出口商。其創立者張龍浩1970年移民美國，并建立了另一家貿易公司，韓國的假發工廠則留給他的妹夫管理。新的管理者不是集中精力做假發生意，而是將Y.H.商事的利潤用于購買一家新的運輸公司。再換了一名管理者后，新的管理者又在電子和電影公司中進行了副業投資。連續的資金外流，外加70年代世界假發市場的衰退，使Y.H.商事資金空空如也。雇員總數從4000人減少到1800人1979年3月，管理方宣布了關閉工廠的計劃。激起了該公司工會的強烈反應，這個工會是1975年形成的一種新型的獨立工會。抗議之后，發生了一系列靜坐示威。隨著管理方與工會沖突的升級，幾個外部組織開始卷人。Y.H.商事工會會議的出席者不僅有宗教領袖和知識分子，而且有來自元豐、東一、控制數據、半島商事和東光紡織等公司的民主工會的代表。隨著宣布工廠關閉日期的臨近，Y.H.商事工人的抗議活動不斷增強。警察被召來并隨時準備用武力制止抗議活動。面對迫在眉睫的警察攻擊，抗議者決定轉移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繼續斗爭。令人震驚的是，她們選擇的地方是反對黨新民主黨位于漢城鬧市區的總部。反對黨發起抗議活動的決定，是按照幾名基督教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建議作出的。根據Y.H.商事工人后來寫的報告，她們在抗議活動期間與這些外部支持者保持著密切聯絡，盡管她們以前與都市產業宣教會和天主教勞動青年會沒有聯系。8月8日傍晚，幾名“年青的男基督教徒”秘密開會，為Y.H.商事工人的抗議討論決定另一個抗議場所。據報道，他們考慮過朝興銀行、美國大使館和新民主黨總部這幾個地方，但最后得出結論：“新民主黨是工人可以將他們的經濟斗爭升級為政治斗爭的場所，因此，不管這場斗爭成功還是失敗，都將對整個社會產生很大影響。”8月9日凌晨，這些男子到了工人宿舍，報告他們討論的結果。“聽了他們的報告，工會會員感覺到形勢緊急，在對第二個抗議場所稍加討論之后，她們決定選擇新民寶黨總部，主要考慮的是它對國內外可能產生的影響和進入那個地方比較容易。”與此同時，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基督徒（詩人高銀、文東煥牧師和李文永教授）會見了新民主黨總裁金泳三（后來的韓國總統），向他請求幫助（參見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186~187）。

　　1979年8月9日上午，187名Y.H.商事工人涌入新民黨總部大樓，以大樓的四層作為她們抗議的新場所。新民黨總部立即被警察包圍，隨著金泳三宣布其支持抗議工人，氣氛更加緊張起來。抗議工人與警察之間的高度情緒化的緊張對峙第二天延續了一整天。但在第三天（8月11日）黎明時分，100多名防暴警察沖進大樓。他們砸破窗戶，推倒家具，對新民黨黨員、反對黨國會議員、新聞記者以及做絕望抵抗的Y.H.商事工人不加區別地進行攻擊。在這場警察暴力行動中，一名叫金景淑（音）的工人從四樓跌下死亡【死亡的原因現在仍無法確定，警察聲稱這是自殺，而工人則認為她是被警察殺死的。包括金景淑在內的幾名抗議者在替察沖進大樓時確實曾企圖利用砸碎的玻璃自殺】。金泳三則被抓走。

　　因此，Y.H.商事工人的斗爭以與東一工人斗爭同樣的方式結束一一斗爭因國家的鎮壓而失敗。四名工會領袖被監禁，233名工人被警察送回農村老家。幾名基督教領袖被逮捕和審訊。然而，Y.H.商事工人的斗爭也再一次對為不斷擴大的工人階級運動打下基礎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Y.H.商事工人的斗爭對勞工斗爭的外部化和政治化、對勞工斗爭與支持民主政治斗爭的融合作出了貢獻。

　　事實上，Y.H.商事事件對政治運動的影響比對勞工運動的影響更大。到當時為止或多或少超然于勞工運動之外的新民黨突然成為偶然的參與者。執政黨開除了金泳三的國會議員職位，指責他激起暴力和社會不穩定。此時，政黨政治陷入了危機。在金泳三的國會選區釜山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而且蔓延到鄰近的工業城市馬山。街頭示威的參加者不僅有學生，還有工人、失業者和對樸正熙政府的獨裁做法已經深深不滿的普通公民。這一時期韓國經濟的衰退狀況也加劇了政治騷亂。隨著政治抗議力量的增強并擴大到全國，執政黨內部出現了裂痕，樸正熙的助手之間形成了嚴重的對立，這種情況最終導致了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報部首腦暗殺。隨著他的突然死去，韓國獨裁主義的階段走向終結，韓國民主勞工運動的形成階段也同樣結束了。

六 女工工會活動活躍性的源泉

　　70年代，元豐、東一、Y.H.商事和其他幾家紡織和電子工廠的勞工斗爭，顯示出韓國女工令人吃驚的反抗壓迫精神，盡管各方面的情況對她們都很不利。從很大程度上說，正是這些女工的先鋒作用，為韓國民主勞工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形成打下了基礎。當然，70年代男工的作用也不能忽視。畢竟，正是那位男裁縫全泰壹通過自焚致死而發動了強有力的勞工反抗斗爭，而正是他的同事即平和市場的男裁縫組織了第一個獨立工會并向人們展示了走向基層獨立工會運動的道路。其他一些男工，如（三元紡織的）柳東佑和（元豐紡織的）方墉錫等，在70年代的基層工會運動中發揮了帶頭作用。然而，這一時期是女工高舉著民主工會運動的火炬。70年代涉及工會化斗爭的勞動糾紛當中，絕大多數是由紡織、服裝、電子和其他由婦女占大多數的出口行業的女工領導的。甚至在獨立工會運動由男工領導的地方，女工也是斗爭的主要參加者，并且比男工表現出更強烈的反抗精神、決心、團結和復原力（Yu Dong-woo 1984,126~130）。

　　因此，韓國女工活躍的情況與出口行業女工的常見特征是矛盾的。有關出口加工區女工的文獻通常強調她們受到國際資本（超級）剝削的程度和因低工資、市場多變性、性壓迫而受到損害的程度（Elson and Pearson 1981;Fernandez-Kelly 1983;Kung 1976;Linda Lim 1978;Safa 1981）。亞洲工廠女工的主要形象是順從、被動、對產業工作的過渡性參與和對工會活動缺乏興趣。這些出口部門的年青女工被冠以“工廠的女兒”或“孝順的工人”的名稱，并且被描繪為不僅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控制，而且受到在產業組織中得到復制的家長制傳統文化的控制〔Salaff 1981;Wolf 1992）。同樣，發展中國家女工占大多數的輕型制造部門的特征，也被概括為工作變換率高、工會活動不活躍、勞工行動很膽小或者沒有效果（Deyo 1989,187~196）。

　　最近，一種新的觀點出現了，它反駁了那種有關國際化生產體系中女工很溫順的形象。人們已經承認，女工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和家長制的受害者——她們也作為活躍的動力抵-制和抗議壓迫性的結構（Ong 1957;Milkman 1993;Chhachhi and Pittin 1996）。阿米塔•扎奇和勒尼•皮亭認為，“婦女已經組織起來捍衛、擴大她們的權利并改善她們的狀況，甚至在工人尚未組織起來的部門和通常被視為工人無法組織起來的自由貿易加工區中也是如此”(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因此，正如南壯林（音）認為，有必要認識到“亞洲婦女在工作場所經驗的兩重性：既受到壓迫也進行反抗”(Jeong-lim Nan 1996,328）。因此，這些有關女工的新文獻正在試圖擺脫“過于經常往有關女工的研究上涂抹的‘受害學’色彩”(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

　　在本章中我們看到的情況，明確支持了觀察重點應當轉變的觀點，即從將女工作為受害者觀察轉變到觀察她們的反抗和組織活動。在工會運動方面，韓國女工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女工要積極得多，進取心也大得多。她們不僅以不時發生的抗議活動或以微妙的日常反抗形式進行抵抗，而且參加并領導了與苛酷的獨裁主義直接對峙的基層工會運動。

　　是什么原因使她們成為韓國工人運動這一早期階段的領導力量呢？在少數直接考察這個問題的研究中，南壯林的研究指出了70年代韓國女工工會活動活躍的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與結構條件有關：“女工集中在少數幾個行業，她們經常受到性別歧視，是在工人中培養集體意識的基礎。年青的婦女來自同一學校或同一地區。關系密切地住在宿舍區里，會形成共同的理解和某種姐妹感”(Nam 1996,331)，第二個原因是“參加勞工斗爭的相對較低的成本”，“因為在這些條件下，年青、單身的女工不會因參加勞工斗爭而失去太多”。第三個原因是可以利用的“通過個人努力來為她們（女工們）的經濟利益服務的機會很少”。南壯林因此認為，相比之下，“韓國男工得到了更多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提拔和提升的機會，這為與管理方的合作提供了刺激因素”(332)。

　　雖然這三個原因對理解婦女為什么參加勞工抗議有幫助，但它們還不足以說明為什么韓國女工在70年代發揮了領導基層工會運動的作用，因為所有這些因素同樣適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女工。另外值得探討的是，在南壯林提出的因素當中，有些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婦女在年齡較低時便退出勞動隊伍（即不會失去太多），恰恰有可能使她們對通過集體行動實現她們的條件的長期性改善興趣較小，尤其是，這種集體行動還包含著很大的個人風險（此外，從個人安全和家庭保障方面看，女工要損失的東西相當可觀）。至于第三種因素，應當承認的是，在韓國工廠中，不僅女工而且男工得到提升的機會都十分有限。還值得質疑的說法是：由于婦女在勞動崗位市場中的地位，她們比男子謀求采用個人主義手段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更小。事實上，更常見的是，婦女尋求通過婚姻實現向上流動（盡管現實總是與這種愿望不符）。

　　那么，造成韓國女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勞工運動中發揮異乎尋常作用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呢？我認為答-案就在于輕型制造行業的女工與進步教會組織之間發展起來的密切聯系。我們已經看到，70年代幾乎所有的工會斗爭都與教會組織有聯系并得到它們的幫助。甚至在工會活動分子起初與這些組織沒有直接聯系的情況下，抗議者在斗爭的過程中也尋求得到知識界團體和教會團體的幫助，Y.H.商事工人的抗議就屬于這種情形【由Y.H.商事以前的工人寫的《Y.H.商事工會史》說道：“正如本書所報告的那樣，Y.H.商事工會過去與都市產業宣教會沒有任何關系，我們的工會會員沒有一個屬于都市產業宣教會成員（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255）】。都市產業宣教會和天主教勞動青年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漢城一仁川地區女工占主導的輕型制造行業，而70年代的女工會活動分子與它們在產業界的布道有著密切聯系。70年代的工會運動集中在京仁地區，與教會組織的產業布道集中在這一地區進行的情況是一致的。如果教會組織沒有卷入到勞工領域，婦女是否會在韓國勞工運動中發揮這樣重要的作用，是一個值得問一問的有趣問題。我的猜測是可能不會。

　　接受過我的訪談的70年代工會活動分子同意這種觀點。就東一工人斗爭寫過一篇精彩記錄的石正南說；“外人（教會領袖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是十分關鍵的。我們的斗爭并不是真正自發的或由我們自己做的。沒有他們的幫助，被壓制蹂礴的工人不會自己加入勞工運動。正是由于他們給予我們深深的人道關懷、給了我們勇氣，我們才這樣做。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出路”(2000年3月29日訪談）。另一位70年代的工會活動分子金志宣【金志宣曾名金波姬（音〕，因為她最初受雇于二元紡織廠時曾用過一個親戚的名字，以隱瞞她未到法定就業年齡。】，曾與其他5名工人一起發動1978年在汝矣島廣場全國感恩節禮拜式上的突然抗議活動，她也承認教會團體和知識分子在斗爭最初階段的關鍵作用：“當社會中準也不把我們當人看時，他們向我們表示了真正的關心，將我們作為應受尊重的人對待。這對我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們對這些真正關心我們和滿腔熱情幫助我們的人感到深深的信任和贊賞。我們有一種感覺，如果跟隨他們，一切都會好的”（2000年7月訪談）。

　　無論是石正南還是金志宣的評論，都為解釋為什么是女工而不是男工與教會組織形成了一種特殊關系提供了線索。首先，教會團體對女工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因為她們是受壓迫和受剝削最深的。正如趙和順牧師所說，“女工是所有人中最異化和最受壓迫的”（1988,135）。產業布道以這些受到最嚴重剝削、最無依無靠的工人為對象，這是自然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知識分子對年青女工也懷著這種博愛主義態度，把她們看做脆弱、易受傷害因此需要保護的人。第二個相關的因素是，對產業布道來說，輕型制造部門比較容易進入；而要進入大型重工業工廠則要困難得多。由于這些原因，面向勞工的布道活動大都集中在女工構成勞動隊伍占多數的產業部門。

　　然而，更重要的也許是女工與男工之間對教會團體活動開放性之間的差異。首先，女工比男工更有可能參加教會活動。尤其是，女工對參加教會領袖組織的小組活動更感興趣——教會與勞工聯系的主要途徑是這些小組活動而不是定期舉行的宗教活動。為什么婦女對參加這些活動更感興趣呢？我們可以想到幾個原因：與男子相比，女工在工廠中有更大的心理和情感苦難感受，因此對精神安慰有更大的心理需要；作為工人，為了補償她們的自我認詞受到的損害，她們有獲得教育和文化體驗的渴望；她們參加多樣化的業余休閑活動的自由較少。不過，金志宣還向我指出了另一個因素一一婦女比男子在人類關系方面總的來說更加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因此她們對與陌生人一起在教會參加不熟悉的社會活動的內在抑制性較小。當這些婦女是基督徒時，情況尤其如此。在她看來，相比之下男工在人際關系方面“比較僵硬和具有等級觀念”，對參加教會組織的小組活動或其他活動感到比較不舒服，除非他們自己是基督徒（2000年6月訪談）。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漢城一京仁地區參加教會團體和學生組織的小組活動的女工數量相當多，這是事實。通過這些活動，她們中間形成了強有力的團結精神，對工作場所的不公正有了更強烈的意識。漸漸地，這種新的意識發展成工會意識，發展成通過她們自己的努力建立獨立工會來解決她們的問題的集體決心。

七、70 年代勞工運動中的性別問題

　　鑒于女工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韓國勞工運動中的主要行動者，因此觀察一下女權問題在她們的斗爭中有多重要是很有趣的。各種資料來源顯示，這些問題在當時并不重要；事實上，直到80年代中期，女權問題實質上在所有勞動糾紛中都沒有反映。即使是在由女工領導的幾場組織良好、相當具有戰斗性的勞動罷-工中，如在元豐、東一、Y.H.商事的罷-工斗爭中，女罷-工者并沒有提出任何與性別有關的問題并作為勞動糾紛的主要爭論點。一個小小的例外是控制數據（Control Data）公司發生的情況。在該公司，女工在70年代后期曾為婦女從外國雇主那里獲得產假和更公平的提升機會而斗爭（Shin In-ryung 1988,322~334）。但實際上在70年代的所有勞動沖突中，主要的紛爭是圍繞為整個工人階級（不管是男人或婦女）獲得人道的條件、圍繞組織工會以保證這樣的條件而展開的。

　　當然，這并非是由于女工不關注她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巨大性別不平等和性別壓迫。我們在本章和前面各章中已經看到，韓國女工遭受的勞動剝削、家長制統治以及性暴力損害的嚴重程度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下半期以前，韓國女工大多數并沒有一種適當的解釋框架或語言來理解她們對支配性性別關系的體驗。正如金志宣告訴我的那樣，“當然，我們女工不得不忍受的不公平事情還有很多很多。但在當時，我們并不認為那些是性別問題，因為我們包括男工也包括女工當時面對的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所以我們只從工人階級整個階級來考慮。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曾有很多嚴重的女權問題”（2000年3月訪談）。我對其他早期女活躍分子的訪談也確認，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女勞工活躍分子并沒有很強的女權意識。金志宣、（控制數據公司的）韓明熙和石正南都告訴我，當時最困擾她們的是這樣的事實：女工會分子在結婚后只好離開勞工運動；她們說，這一弱點使她們意識到除了階級不平等之外，父權制和性別不平等也是嚴重的問題。

　　可是，正如其他社會一樣，在韓國婦女中，深深嵌入父權制當中的性別意識改變起來是最慢的。根據對女工所寫的作文的分析，鄭炫析注意到，“在她們的總體意識中，變化最慢的是性別意識。尤其難以克服的是她們傳統的婚姻概念。在她們的作文中，找不到任何有關對女人來說參加勞工運動和通過這些活動對社會做出貢獻與婚姻一樣重要的論點”(Chung Hyun-baek 1985,156）。然而，不僅僅是工人，就連向婦女勞工運動提供幫助的知識分子也顯示出同樣低水平的女權意識。趙和順牧師在她對70年代后期自己的活動的回憶錄當中寫道，“回憶起來，我想起了很多受到性別歧視的體驗。然而，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當現在有了這種意識時，同樣的現實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現在我已經走過了這道坎”(Cho Wha Soon 1988,138)。

　　而且，在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勞工運動的周期確實使人們除了強調階級問題之外，無法再重視性別問題；這兩個問題被認為是分離的，它們之間具有潛在的竟爭性而不是具有相互聯系性。正如很受尊重的女勞工研究專家和法律教授辛仁羚指出，“不把首要目的與次要目的混同在一起，這是很重要的。選擇一個錯誤的‘首要目的’，意味著犯模糊（社會的）根本矛盾和強調次要問題的嚴重錯誤。為了小心地不把婦女問題當成‘首要目的’，還意味著要警告不要進行一場改良主義的女權運動”(Shin IN-ryung 1988,333~334）。

　　甚至在學生勞工活動分子中，看輕性別問題而重視階級問題的情況在80年代仍繼續存在。金承慶80年代后期曾注意到，“盡管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有過受到以性別為依據的歧視的體驗，但女學生活動分子將性別問題視為與階級相比屬于次要的問題。她們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等級制和家長制結構有過抱怨，但很少討論過她們對男人的悲憤，而且提起性別問題的婦女一般來說要被男生鄙視為不很嚴肅對待的階級問題。盡管與她們組織的工人一樣有著共同的性別屈從體驗，但這些共同性很少為女勞工活動家所注意”(Kim Seung-kyung 1997,141)。

結論

　　無論是韓國政府還是雇主都聲稱，70年代及以后的勞工騷動主要是由于“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動。70年代幾乎所有的工會斗爭都與教會組織或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有聯系并得到他們的支持，從這種意義上說，政府和雇主的說法有某種道理。看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宗教團體和知識界團體的參與，70年代勞工的情形會有很大的不同。

　　不過，這種說法否認不了70年代勞工斗爭的鐵的事實。引起70年代和80年代勞工抗議的主要因素，并非真正是外部鼓動，而是韓國產業工人在他們日常工作生活體驗到的實實在在的現實。70年代勞工斗爭的真正起因，毫無疑問是極差的工作條件、很低的工資，而且首先是管理方的不公平、不公正對待，簡言之，是“非人的狀況”。正如我們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樣，韓國產業特別是婦女占多數的輕型制造業中的生產關系，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類承受力的身體和情感犧牲。而且，管理方對體力勞動工人的鄙視態度，尤其是對女工的鄙視態度，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創傷和憤恨，成了極容易爆發勞工抗議的起因。

　　勞動剝削和以性別為依據的壓迫，使得女工的狀況比男工更糟。從農村新錄用來的沒有經驗的年青女工是勞動密集性出口產業的主要勞動剝削對象。然而，不僅僅是剝削性的工作條件鼓勵婦女參與勞工斗爭；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們在工作中體驗到在符號和身體方面猖撅的濫用權威。如果她們拒絕順從的行為。通常就會遭到大聲呵斥或毆打。她們時常成為性騷擾的對象。她們經常被稱為“蠢妞”，不被當人看待。在這種環境下，女工比男工更鋌而走險地呼喊要求得到人道對待。這是很自然的。

　　工作場所的這些物質和符號條件，終于于70年代在韓國新一代無產階級中間激起了集體行動。然而。當這些集體性反應開始出現的時候，韓國產業體系中沒有供發泄這些悲憤和尋求補救辦法的合法途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70年代國家排斥性的合作主義勞工控制體系追使工人在官方工會組織結構之外另尋出路。在這一時刻，一小批基督教領袖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愿意冒受國家壓制的風險提供幫助。

　　教會組織對70年代韓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幾方面的獨特貢獻。首先，進步教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一種社會空間，工人可以在此聚會，分擔她們的問題，分享她們的觀點。在70年代，韓國工人沒有其他可以自由互動和討論共同問題的空間。其次，教會組織幫助工人確定她們努力的方向，即組織獨立的工會，而不是進行零星的個別抗議。通過教會團體主辦的小團體活動和夜校，工人了解了工會的重要性，了解到工會是改善她們在工廠中的條件的惟一有效手段。再次，教會領袖承擔了在國家壓迫面前保護工人的角色，盡管這種保護并非總是有效。同時，教會領袖還承擔了動員民主聯盟支持初生的民主工會運動的角色。總之，進步教會組織在促進韓國勞工運動并形成其發展模式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但是，我們在此再一次要小心，不可將到底誰是這些斗爭的真正動力混淆。斗爭的真正動力是女工，而不是教會。正是她們對工作中殘酷性的體驗，正是她們在共同的工作經驗和共同的社會背景基礎上形成的強有力的情感紐帶，使得令人吃驚的團結行動成為可能。教會領袖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最好理解為催化劑，有助于將結構上決定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

　　無論如何，重要的是要記住，正是勞動密集性出口部門的女工的艱難斗爭為80年代的民主工會運動打下了基礎。70年代婦女領導的斗爭，對提升工人意識、階級認同和團結網絡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這種基礎性工作之上，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在接下來的十年里迅速發展。當奧格爾寫下以下一段話時，他寫得絕對正確：“當80年代中期男工開始采取他們自己的行動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曾經為公正一直斗爭了十多年的婦女的肩膀上”(Ogle 1990,86）。

第五章 工人和學生

　　對我們團結斗爭的這種野蠻鎮壓和報復，深刻地教會了我們們淺顯的道理。扼殺工人的不僅有惡毒的雇主，不僅有防暴警察，不僅有墮落為這個政權奴婢的勞動部，還有將其無恥的面孔隱藏在他們背后的現政權。（《工人團結斗爭宣言》，《新東亞》，第72頁，1990）

　　樸正熙1979年10月死后，緊接著出現了幾個月的政治自由和不確定性。1980年的“漢城之春”是20年獨裁統冶寒冬之后政冶行動和民主希望的春天。軍方潛伏在幕后，正尋找合適的時機和籍口介入，但人民享受到了一種新的權力和言論自由感，不必馬上擔心警察的鎮壓。市民杜會突然復蘇了。

　　工人也不失時機地利用這種政治開放來提出他們曾被堵住的要求，因此1980年春爆發工一輪勞工騷動浪潮。報告的勞動糾紛數量從1979年的105起急劇增加到1980年的407起。在這些沖突當中，絕大多數與拖欠報酬、要求增加工資、關閉工廠和裁員這樣的經濟問題有關。因此，這一時期的勞工騷動，主要是70年代末問題重重的國家經濟中工人絕望的經濟狀況的反映。不過，這一自由化時期的勞工騷動并不僅僅是對這些經濟問題的反應，而且也是對壓迫性的勞動體制的挑戰。很多工人抗議活動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解散公司控制的工會（“御用組臺”）并組織獨立工會，這是70年代末開始的基層工會化運動的自然延伸。

　　這一時期的勞動斗爭，很大程度上是自發性的和無組織的。它們是工人要求得到“像人一樣生活”的最低條什的表達，這種要求曾受到長期壓制。而且，能夠對工人的沖動性行動進行系統的組織并為他們提供指導的組織很少。1980年曾吸引人們很多注意力的兩起勞動沖突，很好地反映了這一時期勞工運動的普遍特征。

　　第一起是1980年4月在東原道礦城舍北鎮發生的暴力性勞動罷-工。受雇于當地東原煤礦的大約3000名工人的工作條件長期以來非常差，而且十分危險。由于煤礦行業的普遍衰落，工作條件在罷-工前幾年變得更差了。礦工的工資很低，加上加班報酬仍不足以維持生計。尤其是，他們痛恨公司工會，特別是痛恨與礦方合作的工會領導人。這些人長期以來背叛工人，利用自己的身份達到個人致富目的，成了管理方的傀儡。東原礦工舉行了罷-工，要求大幅增加工資并要求工會領導人辭職。然而，在他們與警方對峙期間，發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三名抗議者被一輛警車撞傷。抗議者數量迅速增加到數百人，變成了一群憤怒的暴民。抗議者占領警察局，放火點燃了工會辦公室，搗毀管理人員的住宅。在沒有找到讓人痛恨的工會主席的情況下，他們劫持他的妻子作為報復。當地警方無法控制這群暴民，撤出了這一地區，使該鎮處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但在沒有任何領導的情況下，由于越來越擔心他們的非法行動的后果，使他們三天后主動向警方投降。

　　一個星期后的4月28日，位于釜山的一家鋼鐵廠東國制鋼發生了另一起同樣具有暴力性的罷-工。在那里，勞工抗議最初也是因為工資低和工作條件差而引起的，而管理方毫無反應的態度和警察不友善的干預激怒了工人，引發了暴力行動。工人沖進公司辦公室，毀壞了人事檔案，放火燒毀大樓，并痛打了管理人員和工頭。后來，他們用石塊、鐵管和木棍與防暴警察搏斗。然而，這場自發抗議也是只延續了兩天，幾乎沒有給工人帶來什么好處。

　　這些事件顯示了這一時期工人斗爭的特點：高度情緒化、暴力性、無組織性和短命性。實際上所有勞動沖突和工會化斗爭都只局限在單個企業的范圍內，當時的勞工活躍分子很少注意發展行業層面或地區層面的勞工組織。工會活動分子的主要行動方針是經濟工會主義，關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Lim Ho 1992,62~92；Kim Jin-ok 1984；Kim and Park 1989)

一  鎮壓和勞工斗爭的政治化

　　1980年春政治r的活躍情況，到1980年5月17 日軍方接管政權后突然終止。在血腥鎮壓西南地區一個道府所在地光州的市民起義后，新的軍事強人全斗煥掌握了權力。在那場鎮壓當中，從非軍事調來的一支特種軍事部隊殘酷地屠殺了200多名市民、學生和工人（Clark 1988）。

　　在掌握權力后，全斗煥采取極其嚴厲的措施窒息市民社會的能力并恢復對勞工的控制。數千名政治活動分子先是與流氓無賴和詐騙犯圈禁在一起，然后被關進監獄和“三清教育隊”。這個政權對鎮壓勞工特別賣力，它一個一個廢除新建立的獨立工會并從工會領導層中驅逐勞工活躍分子。全斗煥政權決心從產業領域中清楚“不純分子”。雇主則利用這種反勞工氣氛，解雇了數千名積極參加民主工會運動的工人。接著，這些遭到解雇的工人被保安廳列入黑名單，禁止其他企業雇用。這種對民主勞工運動的兇猛連攻待續到1983年為止。國家機器和雇主聯臺發動的這些攻擊造成的后果是工會數量急劇下降，從1980年l1月的6011個減少到這一年年末的2618個。工會會員人數也從112萬人減少到95萬人。工人又一次被迫處于沉默和順從狀態，在隨后的三年里，勞工運動實質上被中止了，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Kim Jang-han 1989)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全斗煥政權的最初幾年時問里，韓國工人階級運動變得更加強大和成熟了。在政治上被動的表層之下，學生、工人和其他政治異議分子團體對80年代的失敗、光州大屠殺的意義和他們未來的戰略進行了反思。正如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杰出勞工活動家金文洙所說，“‘5•l 7’事件（指198l年的軍事政變）不僅是給我而且是從根本上給我們全國勞工運動帶來一次震撼性沖擊的時刻，迫使我們對方針進行急劇的重新倒整”(Kim Moon-soo 1986,146)。這是對韓國社會形態、民眾運動的歷史使命和美國對這個國家命運的卷入等問題進行很多重要理論概括的時期。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和進行激進對話的時期；很多學生、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受到馬克思主義、依附論觀點或人民解放神學的強烈影響，接受了通過集體行動實行激進杜會改造的思想(有關對這一時期多次政治爭論的評價，參見Park Hyun-chae and Cho HeYeon 1989；Hong Seung-tae1994)。

　　這一時期，隨著勞工領袖對教會領袖在勞工斗爭方面主張采取的溫和方法感到失望，教會對勞工運動的影響已經有了相當大程度的減弱。他們意識到，面對全斗煥政權決心徹底摧毀民主勞工運動的局面，教會組織提供不了什么幫助。從工人當時與這個壓制性政權打交道的情況看，教會領袖的人道主義方針過于溫和，過于被動。到80年代初的時候，被列入黑名單的失業工人數量很大，如元豐、東一、Y. H.商事和控制數據等公司的工會活動分子都被列入。全斗煥政權對民主工會的兇猛攻擊，產生了更多決心堅定、有著多年工會經驗并且已經被企業開除的勞工活動分子。在被政府禁止就業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成為職業勞工活動家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在建立各個企業工會活動分子之間的聯系并幫助他們與政治異議分子團體建立聯系方面、這些外部（“在野”）勞工恬動起了橋梁作用。他們組織大規模示威，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因此，全斗煥政權統治期間強硬壓制勞工的后果，是“先進勞動者”(具有先進意識的工人)的圈子不斷擴大，他們在民主工會運動方面有過多年的經驗，并從中形成了高度的階級意識。隨著基層工會活動分子數量的增多，勞工運動逐漸成長，不再需要依賴外部組織，特別是不再需要依賴教會組織。

　　具有階級覺悟的勞工活動分子的增多和基層組織的發展，并沒有自動地導致韓國勞工運動的發展。相反，工人階級斗爭與范圍更廣大的反對獨裁主義國家的斗爭變得更加密不可分。不過，工人與外部動因之間越來越多的聯系并非由于工人力量的薄弱和不能捍衛自己，而是由于他們所具有的力量和戰略價值，其他反政府的反對派團體開始認識到這種價值。盡管他們內部存在組織上的弱點，盡管工作場所的條件抑制著他們，使他們除了眼前急迫的經濟狀況之外不再提出其他利益要求，但工廠工人80年代初增加到300萬人，構成了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最大職業群體。這些工人集中在少數產業中心地區，他們的工作條件在快速經濟增長的情況下仍只能得到緩慢的改善，工人中間迅速成長的階級意識等，有望使產業無產階級注定成為韓國這個新工業社會演變中的一支主要社會力量。

　　那些最明確承認這種潛力的人是學生活動家。盡管學生從70年代起就已經卷入勞工事務，但直到80年代初他們對勞工運動的直接卷入才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不過，1980年斗爭的辛酸經歷和全斗煥政權的嚴厲政冶鎮壓，使他們將動員勞工視為反對現政權的民主運動的一種新戰略。在全斗煥統冶的頭三年，對政治上的反對振還不能容忍，學生運動將勞動實踐（“勞動現場論”）作為一種主要的政治戰略。他們的勞動實踐，就是通過變成產業工人進入到產業領域，試圖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并幫助他們組織工會。最終目的是將勞工斗爭引向結束軍事統治和實現韓國社會的激進改造這些更大的政治目標。80年代勞工運動的發展，與很大數量的學生離開學校成為學生出身工人這一點有著密切聯系，政府將他們稱為“假工人”。因此，更仔細地考察這一時期學生活動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  工人－學生聯盟

　　韓國學生參與勞工運動始于70年代，1970年全泰壹的自焚是這一運動的重要觸發因素。當聽到全豪壹自我犧牲的英雄式抗議壯舉時，來自幾所大學的學生涌進了全泰壹在那里去世的醫院急救室。他們試圖為全泰壹舉行葬禮，但遭到警察的禁止。當學生發現全泰壹曾希望結識知識分子，希望他們在他反對毫無同情心的政府的孤立斗爭中能向他提供某種幫助時，學生特別受觸動。全泰壹時常說的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學生朋友啊！”（Cho Young-rac 1991,168）。因此，全泰壹之死讓學生猛醒。他們發現了韓國社會在經濟發展的榮光后面掩蓋著的最嚴重問題之一——存在某些他們在專注于政治問題的過程中很少關注的問題。而70年代曾不得不涉及勞工問題的學生，他們的主要動機是對因非人條件而遭受苦難的工人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懷。因此，他們當時的方針與教會領袖沒有多大區別。金文洙是最早的學生出身工人之一(遠在勞動實踐在學生話動家當中流行之前。他便于70年代初成為一名工廠工人)，他解釋了進入工廠世界的動機：“不僅產業工人是最大的群體，而且勞工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工人必須也能像受尊重的^一樣生活，當全泰壹甚至為此進行自焚的時候，我必須至少做出小小的貢獻……對這些問題的粗淺認識，是我當時決定選擇過工廠工人生活的全部原因。”（Kim Moon-soo 1986,148）。【注：這篇作文是對一個深入參與民主工會運動知識分子的體會的極好描述。金文洙是少數學生出身工人之一。他被選為當地一個工會的主席。即使是在公司否認他的工人身份并企圖詆毀他從事工會活動的真實動機之后，他仍從普通會員那里得到強有力的支持，他領導工會運動依靠的就是這種支持。90年代，他進入政界，1996年被選進國會。】

　　進入80年代后，由于有了辛酸的政治體會，而且越來越意識到在反對極其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斗爭中需要與其他民主力量結成廣泛聯盟，學生針對勞工制定了新的方針。他們不再將產業勞工僅僅視為需要給予人道主義關注的對象。如今，他們將工人視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會改造潛在的最強大力量。從1980年舍北礦工罷-工等暴力性勞動罷-工中，他們看到了大規模動員勞工是多么強大和多么有威力。然而，他們意識到，勞工的這種力量仍處于潛在狀態；它尚未被開發和動員起來。他們將自己至關重要的任務確定為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識，幫助他們組成真正的工會、將他們的集體行動引向更大的政治目的。在80年代最初幾年里，通過學生圍繞應采取什么適應的思想和戰略等問題展開的激烈爭論，工人－學生（“勞學連帶”）的思想出現了，并成了激進學生的主導方針（Song Jung-nam 1985；Hwang Ui-bang 1986；Hsongjung 1988）。

　　因此，從80年代初開始，實踐進入工廠這種政治信念的學生人數急劇增多。其中有些人輟學，有些人則已經畢業。另外一些則因參與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學校開除。1983~1986年間進人工廠的人數達到最大數量，一年有好幾百人。奧格爾(Ogle 1990,99)估計，到80年代中期，大約有3000名以上的學生出身的工人。向我提供資料的人對此的估計稍高一些，這些人還讓我了解到，那些學生當中大約有一半是女性(1996年夏與鄭光弼、魯會燦、沈相奵、李仙株等的訪談；另見Hwang 1985，15)。他們大部分受雇于位于漢城仁川、(漢城西面的)富平和（漢城南面的)安養附近的主要工業中心的中型制造企業。他們當中，很少有人到韓國南部的重工業地帶，如蔚山、馬山和昌原等地。

　　80年代初，在漢城一仁川地區工廠林立的城鎮中有如此多的學生出身工人，以至于他們相互之間出現以偽裝身份碰面的情況。金承慶(音)告訴過我一個與學生出身工人有關的有趣故事，這個故事與我在其他提供信息的人士那里聽到的故事具有相似之址：“我（裝扮成一名工人）到仁川一家有140名雇員的小電子廠工作。你猜怎么著？在那140名工人中，竟有大約10名假工人。我馬上可以說出誰是活動分子（活動家）。這個小工廠活動家太多了。”（Kim Seung-kyung 1997,135）。

　　學生出身的工人經歷了一段適應工廠辛苦生活的困難時期，確立了自己誠實、值得工人那同伴信賴的形象。然后，他們開始吸收工人組成小組，這些小組的目的是通過學習、討論和娛樂活動培養工人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這些小組由7~12名工人組成，他們定期聚會，討論勞動管理問題，并研究勞工史、勞動法和組織工會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前五年，京仁地區估計有2000名工人參加了小組活動，接收過提高意識的教育。通過學生出身工人和那些因工會活動被解雇的外部（“在野”）勞工活動分子之間的種種聯系，在分屬不同企業的小組之間形成密切的社會網絡。那些80年代后五年在民主工會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當中，有很多是曾經積極參加這些小組活動的人士。

　　在學生勞動實踐變成80年代學生運動的一個主導趨勢的同時，在這些活動分子中間產生了什么是動員勞工的最恰當戰略的爭論。大致說來，學生勞工戰略家劃分對為兩個對立時陣營【注：還有幾種更極端的觀點。有關在勞工斗爭問題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爭論以及80年代工人－學生的團結運動，可參見金永基和樸成鄂（音，Kim Yong-ki and Park Song-ok 1989）以及金章漢等人（音：Kim Jang-han et aL 1989，98~113）的著作）。】第一個是“小組運動”方法陣營，強調在產業領域培育具有先進意識的勞工活動家（先進勞動者）組成的核心，過些人在未來將領導工人階級的斗爭。這種方法的提倡者相信，如果沒有做好基礎性的工作，在當時對工人的任何大規模政治動員，都是不成熟和不現實的。他們認為，由于甚至連臺法的工會也幾乎沒有運作的空間，考慮到這樣的政治環境，秘密的小組活動是最實際的辦法。

　　與之對立的戰略則更強調面向政治，而且更具雄心。這種被成為“以地區為基礎的勞工運動”的方法的支持者批評小組活動方法過分強調教育和準備工作，忽視了實際政治斗爭的重要性。他們堅持認為，更有效的戰略是在產業區域層面上而不是在單個企業的層面上組織“工人群眾的爆炸性能量”，同時發展能在地區上協調和指導工人斗爭的政治組織。小組方法強調單個企業層面上的基礎工作的重要性，而地區方法則強調以地區為基礎的企業間政治組織的戰略意義，認為這些組織可以促進工會的政治經濟利益：

　　這兩種方法的支持者采取了不同的勞動參與方法。以小組為趨向的活動分子選擇進入工廠，從事最底層次的勞動實踐工作，并努力提高工人的意識，建設勞工組織的基礎單位，而以地區為取向的群體則企圖組成地區層面上的勞工組織，以公開否定現體制的方式從事政治斗爭。不過，他們也認為工廠的實際勞動經驗是地區勞工運動的必要條件。這兩個陣營的分歧實際上沒有當時每個群體的勞工活動分子所認為的那么大。盡管他們在政治和戰略方針上存在差別，但這兩個學生群體都對80年代韓國勞工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這是沒有問題的。小組方法代表了全斗煥政權頭幾年工人－學生團結(“勞學連帶”)運動的主流，當時的政冶壓制正處在高壓期，而隨著這個政權政治控制的逐漸削弱，地區勞工運動的方法在激進的學生中變得更加流行起來。

　　全斗煥在他掌權初年對市民社會進行殘酷鎮壓之后，決定推行政治活動的部分自由化，以圖在80年代的后五年擴大其政權的民意基礎。1984年春，政府釋放了若干在押政治犯，允許持不同政見的教授和學生返回他們的學校，并部分地放松了對勞工活動的嚴密控制。幾個方面的因素對這種政治自由化產生了作用。全斗煥一直受到其政權合法性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困擾，感覺到有必要擴大支持它的社會基礎，以便準備即將到來的1985年大選和兩次在漢城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即1986年的亞運會和1988年的奧運會。而且，全斗煥確定為其政權主要工程的經濟自由化和福利社會目標，要求采用更自由的政治方法。另外，1980年短期的政治不穩定之后經濟的強勁增長，也許使得全斗煥對確保公眾特別是中間階級的支持感到相當自信。

　　不管怎樣，全斗煥改變政治手法的姿志，使得政治行動和勞動沖突的爆發成為可能。從頻率上看，勞動糾紛從1983年的98起增加到1984年的113起，1985年增加到265起。當勞工運動1984年又重新涌起時，它比以前顯示出空前強大的組織力量和高度的政冶覺悟。工人迅速組織很多獨立二會(1984年大約組成了200個獨立工會)，并恢復那些那些以前被政府解散的工會。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是努力恢復清溪地區性的勞工工會，該工會是全泰壹在他自焚后由他的服裝工廠工人同伴組織的，是70年代民主工會運動的象征。一個由工人、學生和其它政治話動分子組成的聯盟曾發動了幾場公開集會，并不顧政府禁令重新開辦工會。

　　清溪地區服裝工會(“清溪被服勞組”)1980年受到通過政變上臺的軍政府最嚴厲的鎮壓，其成員對政府的反抗也最猛烈。軍歧府先是逮捕李小仙——全泰壹的母親，她被清溪地區工人視為所有工人的母親——由于她卷入1980年春的勞動糾紛，軍事法庭判處她一年監禁。隨后，當局勒令清溪工會解散，當工會會員拒絕執行警察發出的解散令時，警察搬走了檔案和其他材料，查封工辦事處。然而，清溪工會會員從不認為國家的行動是臺法的，并且為恢復工會而開展斗爭。在1981年1月的一次抗議中，工會領導人與警察發生了沖突，并威脅要集體自殺以示抗議。當全斗煥政權1983年稍為放松其鐵腕控制時，清溪工會領袖首先組織了一場反對安保法的抗議，1984年3月，在聲明以前國家解散該工會的行動屬于非法的同時，他們組織了一個以閔鐘德為首的“恢復清溪服裝工會籌備委員會”。隨后，他們組織了有根多教會領抽和支持民主組織的代表參加的公共論壇和一系列公開集會和街頭示威。1984年秋，由清溪工會領袖、學生和其他勞工活躍分子組成的聯盟在漢城市中心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街頭示威，與防暴警察發生了暴力沖突。據估計，大約有200名學生參加了這些街頭抗議(Hong Seung-tae 1994,126)。因此，清溪工會斗爭預示著以工人與學生聯盟為基礎的勞工斗爭新模式。

　　到80年代中期，勞動沖突的特點發生了顯著變化。工人斗爭的主要著眼點不再是孤立的經濟問題，而且還包括組織新的獨立工會。他們新策略的核心，是推動同一工業區之內幾家工廠工人之間的團結斗爭。工廠集中于少數產業園區，勞工活動家之間形成的密切人際網絡，使這種戰略切實可行。80年代中期工人階級斗爭特征的變化，通過1985年發生的以下兩場重人工人斗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一家集團公司屬下的一個企業即大于汽車的罷-工；在九老工業團地(園區)數家工廠就業的工人的團結斗爭。兩場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學生參與勞工運動的結果。

三  大宇汽車公司罷-工

　　1985年4月22～23日，位于漢城以西大約20英里的大宇汽車公司富平工廠舉行了一場很不尋常的工資談判（本節的講述主要根據Daewoo Auto Union 1985）。兩名男子面對面地坐在工廠一間臨時會議室的桌子前。一個是當時韓國第四大集團企業大宇集團的會長金宇中，另一個頭綁紅布條的是罷-工工人代表洪永杓。直到兩天前，談判都是在大字汽車公司總裁崔銘杰與一個工人代表小組之間進行的。但隨著談判情況惡化，已經六天的罷-工演變成暴力，媒體開始突出報道這場罷-工，這家集團企業的會長決定自己親自出面解決問題。

　　洪永杓，28歲的罷-工工人領袖，既非工會領導人，也非典型的工人。他是曾讀過兩年哲學專業的大學生，后來輟學成了80年代初進入富平工廠的幾名學生出身的工人之一。

　　大宇富平工廠工人具有高度組織性和進攻性的斗爭，在大宇和任何其他韓國大集團企業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最初，它是由另外兩名學生出身工人即宋康炳(音)和李永舜(音)組織的。1984年8月，宋康炳領導了一場針對公司的抗議，反對公司不公平對待那些在工廠使用期期限內服完強制性兵役以后復員的員工。法律規定，服兵役的時間應算入在公司工作的工齡，但管理方卻拒絕這樣做。工人對過去兩年未付給他們獎金、假日間的的報酬和加班工資根低感到極其不快。1984年8月初，圍繞對那些剛剛從三天的預備役訓練中歸來的工人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工人醞釀已久的憤怒爆發，進行了一場自發的抗議。他們不僅對管理方而且對工會感到憤怒，因為工廠工會從他們那里收取會費，卻不給他們干任何事。在工人抗議的過程中，宋康炳和李永舜巧妙地歸結出工人憤怒的原因，并將其轉化為更大的勞工關系和工會代表性問題。

　　公司對宋康炳和李永舜的背景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們是學生出身工人。于是，管理方安排宋當辦事員，并將李調到另一個地方的一個附屬公司。但兩人拒絕服從命令，爭取留在原崗位。盡管他們最終被解雇，人也被迫離開工廠，但他們的戰斗精神對其他工人產生了很大影響。面對管理方很多不公平和專斷的做法，工人逐漸有了很強的權利意識，并表現出將傀儡工會改變成真正有代表性工會的強烈愿望。他們組織了一個“工會正常化特別委員會”，為與管理方和當時的工會領導層進行重大對抗做好準備。由于獲得普通工會會員的壓倒性支持，這個反叛委員會很快接管了官方工會的職能。

　　因此，當1985年春一年一度的工資談判時期到來時，大宇富平工廠工人被充分發動起來準備進行富有進攻性的工資交涉。工人完全有理由要求這一年的工資得到很大提高：由于公司財務狀況很差，前兩年他們沒有提過工貸。與通用汽車公司合資的大字汽車公司在80年代初業績不好，不過1984年已經開始出現好轉。l985年4月，大字工人要求工資提高18 7％，公平分享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利潤。他們拒絕了官方工會提出的比較溫和的提案。通過選舉產生新的工資談判小組，工人還進一步顯示出他們對當時工會領導的不信任。特別是，他們要求學生出身工人洪永杓參加到談判小組當中。在數日的緊張談判和靜坐示威之后，工人4月16 日開始罷-工。在罷-工的第4天，大約350名工人強行沖進公司技術開發中心的三樓，開始徹夜抗議。很快，大字罷-工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大宇公司受到政府很大的壓力，要求它盡快解決問題，以免罷-工擴散到其他4月份也在進行工資談判的企業。

　　因此，大宇集團會長金宇中決定干預談判。在到達位于仁川的工廠后，金宇中先與官方工會代表會面。在與他們進行幾次不成功的會談后，他意識到必須與洪永杓這位罷-工工人的真正領袖談判。金宇中提出了一項協議，這對一位韓國大企業所有主來說有點特別，他提出與洪永杓進行直接一對一的會談。在延續兩個午夜的馬拉松式會議之后，兩人就一攬子工資方案達成協議，該方案包括基本工資提高10%，新增4%的津貼，擴充公司的福利設施，包括建設雇員公寓等。總的來說，這份協議很接近工人最初的要求。

　　大宇汽車公司罷-工是發生在一家大集團企業和由男工主導的重工業部門的第一次組織良好的罷-工。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意義重大。因此這場罷-工預示著男工成為韓國勞工運動主要動力時期的到來。它還標志著韓國活躍的勞工行動不再局限于輕型制造部門，而是開始擴展到由大企業主導的重化工業。大宇罷-工還顯示，學生出身工人是漢城一京仁地區勞工行動活躍的關鍵要素，他們當中曾有大批人進人該地區。

四 九老團結斗爭

　　在大字汽車公司罷-工成功兩個月后，漢城發生了另一場更重要的勞工斗爭(本節所述依據的資料主要來自Seoul nodong undong yonhap 1986)。我通過1996年與這次斗爭的幾位積極參與者的訪談收集到了更有深度的資料，包括與大宇服裝公司領袖金俊龍的訪談，他的被捕引發了九老斗爭；還有與一個秘密的地區性組織委員會的成員李仙株和沈相奵的訪淡)。1985年6月22日早上，警察出現在大字服裝廠，逮捕了三名工會領袖。這是一家位于九老工團的中型工廠。大宇服裝廠的工人對此感到很吃驚，因為當時沒有什么特別的勞工問題，工會也沒有發起任何與管理方沖突的行動。春季工資談判已經解決，他們認為管理方對這一年的工資解決方案還是比較滿意的。但突然地，在他們采取集體行動進行工資談判的兩個月后，警察逮捕了工會領袖金俊龍和其他兩名工會官員姜明佳（音）和朱宰錫（音），職責他們在工資談判期間組織了徹夜靜坐抗議。

　　這次逮捕發生在星期六，因此不得不等到星期一早上才能對這次攻擊行動做出反應。盡管是在星期天，但44名工會代表在被捕的金俊龍所住的公寓開會，決定舉行罷-工，為他們的工會領袖獲釋而斗爭。這次事件也激怒了九老工團其他企業的工會領袖，該地區很多學生出身工人曾很活躍。勞工領袖達成了共識，大宇服裝公司工會領袖的被捕，絕不僅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政府向勞工運動發起新進攻的明顯信號。確實。確實，全斗煥政府已經注意到反對運動和勞動沖突自1983年底部分政治自由化以來正在升級。大宇汽車廠4月的罷-工和它顯示出令人吃驚的團結程度和進攻性，肯定給政府和雇主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勞工領袖認為，政府的意圖是從清除大宇服裝廠激進工會領袖{由開始撲滅民主工會運動。他們還認為，政府有意把對工會的進攻推遲到6月底，是因為大學這時候開始放暑假，沒有全國性的會議。6月通常是韓國政治比較平靜的時節。

　　大多數九老工團工廠的工會，都是在1983年底開始的暫短自由化時期里組建的。經過多年的堅定努力后，一小批工人于1984年6月組成了大宇服裝工會。金俊龍以前曾是清溪服裝工業區一名裁縫，他在組織大宇服裝工會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當選為工會主席。在大宇服裝工會組成的同月，九老地區又建立了另外幾個工會，包括韓邦電子(Karibang)、曉星物產、順一紡織（Sonil）和豐山服裝工廠等企業的工會,這些企業都位于人口密集的九老工業區，相互之間距離很近。從建立這些工會開始。甚至在此之前，工會領袖之司就進行了密切合作，交流信息，并為工會行動謀劃共同的戰略。他們經常在金屬行業工會辦事處和其他地方組織企業間活動和接受領導能力培訓。因此，在聽到大宇服裝工會被捕后，代表九老地區民主工會的工會領袖迅速開會，決定舉行一場團結罷-工（見插圖七）。

　　6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早上，在大宇服裝公司九老工廠報到上班的工人聽到了金俊龍被捕的消息。他們被震驚和激怒了。早上廣播操一結束，大約300名工人涌入工廠廠部大樓二摟，并用縫紉機和布料卷封鎖各個出口。與以前大多數勞動抗議不同，這些工人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性的。他們從二樓掛下來的標語寫道：“釋放我們的工會官員!”“保證勞動三權的實施!”“停止鎮壓民主工會!”“勞動部長下臺!”“防暴警察滾開!”沒有提出經濟要求的標語或向雇主提出要求的標語。所有要求都是向政府這個壓迫性政權提出的。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政治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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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七 1985年的九老團結罷-工（韓國《中央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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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兩點，大字服裝工人聽到了工廠對面大樓響起了響亮的敲鑼聲，那里是曉星紡織工廠。敲鑼聲是蹺星工人開始罷-工的信號。大宇工人紛紛涌到朝向曉星工廠的窗戶，看到了大幅標語：“大宇，戰斗！”他們還看到了曉星工人在二樓廊道上跳(80年代在學生和工人當中流行的)“解放舞”。兩群工人相互呼喊揮手以示鼓勵。大約在同一時間，另外三家工廠——韓邦公司兩家電子工廠和順一紡織廠的工人也舉行團結罷-工。因此，到6月24日下午，4家企業卷入了罷-工，大約有1300名工人參加(大宇服裝300人，曉星紡織400人，韓邦電子工廠500人，順一紡織70人)。

　　第二天，又有3家企業即塞進電子(Sejin)、南成電子(Namsung)和羅姆－高麗亞(Rom-Korea)的工人通過進行靜坐、放慢工作和拒絕吃午飯等參加了團結斗爭。兩天后的6月27日，另一家企業即[位于松樹洞（Sungsu-dong）的]三星(Samsung)制藥公司的工會會員也加入了團結斗爭。合計起來，8家企業共2500名工人參加了長達6天的九老團結斗爭。此外，清溪紡織工會盡管不在九老地區，但從一開始就發揮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它在漢城市區的辦事處是勞工活動家的主要開會地點，他們向九老工團罷-工工人提供戰略上的指導，同時積極組織反政府的宣傳和示威。

　　從兩個意義上說，九老斗爭是一場團結斗爭。首先，它是一場不同企業間工人的團結斗爭，吸引了受雇于九老工業區及附近數家企業工人的參與。其次，這場斗爭是一種在為正義和民主而戰斗的勞工、學生和各種政冶異議團體之問鑄造團結精神的努力。從第一天起，學生和支持民主的反對派團體就積極參與這些團結罷-工。隨著很多學生和被從前的工作場所開除的勞工活動家集合到一起共同表示對九老工人的支持，在六天斗爭中的每一天，九老工業區都成了一個戰場。從第二天起，大量反對現政權的團體在各個地方發起靜坐抗議，并發表了一份譴責獨裁政權及其壓制性勞動政策的共同抗議書。另外，幾個宗教團體，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團體，也表達了對九老工人斗爭的支持。

　　大宇服裝公司工人舉行了一場絕食抗議，要求釋放他們的工會領袖。作為反應措施，該公司阻擋了提供食物的抗議者，切斷了大樓的水電。管理人員還利用他們給罷-工工人父母發電報的慣用手法，即誆騙這些父母說他們的孩子已經被“共黨分子騙走劫持為人質”，或者說他們的孩子破壞了公司財產父母要負責賠償。很多膽小怕事的父母前來，試圖把他們的女兒帶回家。他們當中很多人對自己的女兒參加這種抗議活動感到很焦慮和很憤怒，怒氣沖沖地責罵他們的女兒，有些甚至用下面這樣的話威脅他們的女兒：“你這個像共黨分子一樣的蠢妞，回家我宰了你！”(Seoul nodong undong yanhap 1986,57}。j“j㈨g L1ndong帥nhap 1 986，5’)：一些憤怒的父親沖進罷-工者所住的房問，強行把他們的女兒帶走，拽她們的頭發。在罷-工結束后，這些工人回憶說，不是忠忍饑挨餓，而是他們父母的反應，是罷-工期間最難忍受的事情（Seoul nodong undong ynahp 1986,50~65）。

　　大宇服裝公司的罷-工，由于受到支持管理方的男工和公司雇用的暴徒的暴力攻擊而于6月29日結束。這一天一大早，罷-工工人迎來了意想不到的客人——通過爬上旁邊大樓樓墻進入大字服裝公司大樓二樓的12名學生。他們用背包帶來了食物，他們告訴工人，他們來一起參加斗爭。然而，就在學生和工人相互寒
喧之后不久，他們受到數百名沖進房間的罷-工破壞者的攻擊。闖入者主要是雇來的暴徒，他們用木棒和鐵管殘酷地毆打罷-工者，邢牡學生幾乎要被打死。由于饑餓和極其疲勞，這些工人對這種暴力毫無還手能力，保衛廠區的警察也不愿惹麻煩干預。另外幾家工廠的罷-工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結束。

　　毫無疑問，九老工人承受了巨大犧牲。很多工會領導人被逮捕和監禁，有些則離開了這個地區。在失去他們富有獻身精神的會員后，大字服鞋、韓邦、順一和豐山服裝等公司的工會解散了。所有企業都加強了對勞工的監督，政府聲稱將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來鏟除產業領域的“不純分子”。因此，這種局面意味著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他們的工作，他們的領導人，他們的同志和他們艱難建立的工會。

　　然而，這些只不過是直接的結果。正如世界歷史多次表明，從長期看階級斗爭既可以從勝利也可從失敗中產生驚人的結果。盡管九老團結斗爭似乎只不過是給工人帶來了慘重的失敗，但這次集體經歷對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和促進企業之間工人的團結起到了巨大作用。無論從其目標還是從其組織形式來看，由于這場斗爭的政治性質，九老團結斗爭對工人政治覺悟的影響都要比以往的斗爭大得多【注：金文洙就九老斗爭的重大意義寫了以下一段話：“九老團結斗爭是極其具有意義的斗爭，它通過既打破過去消極被動的傾向、經濟主義和僅僅是做準備性工作的方針，又打破工會主義的局限，從而成為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關鍵歷史短時段（Kim Moon-soo 1986,154）”】。

　　在九老團結斗爭之后，勞工活動家對超越企業工會建立更廣泛、更面向政治的勞工組織變得興趣更大了。1985年8月，曾領導九老斗爭的勞工活動家(其中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工人)通過合并前些年曾公開向國家鎮壓勞工發起挑戰的三個以漢城為基地的勞工組織(反抗勞工壓迫委員會，九老地區民主工會運動聯合會和清溪服裝工會)，組建了地區性的階級組織“漢城勞工運動聯合會”(首勞連)。翌年，在仁川地區也成立了類似的政治組織——“仁川勞工運動協議會”(仁勞連)。兩個組織都是勞工活動家特別是那些以前是學牛的勞工領袖當中的方針變化的產物，他們的方針轉向了建立地區范圍的階級組織，克服企業層面上的經濟工會主義，并把勞工抗議轉化為更廣泛的政治目標。組織了漢城和仁川地區性勞工聯合組織的這些人，是當時民主勞工運動中最激進的部分。這兩個組織都把自己定位為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革命斗爭中的先鋒政治組織，不過兩個組織都沒有存在很長時間。由于受到意識形態爭論、外部鎮壓和缺乏資源所造成的內部不統一的影響，兩個組織在兩年之內都解散了【注：批評1985、1986年這種地區性政治勞工運動的人認為，他們“對發展作為工人階級基本群眾組織的工會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表現出貶低工會運動本身的傾向”（Kim Hang-ha et al.1989,107）】。

五 團結斗爭的社會基礎

　　我們已經看到，在九老團結斗爭期間，學生在支持工人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在九老大街小巷無處不在，喊口號、散發傳單，組織來自其他地區的工人進行街頭示威。不過，學生在九老斗爭中的作用要比他們在大街上做的事情更加重要。政府聲稱，九老工人的罷-工是被左翼學生煽動起來的，他們滲透到這個工業區，目的是鼓動天真無知的工人，造成社會不穩定。管理人員也告訴他們的工人，他們受到了親共學生激進分子的欺騙和利用。為了說服一些持懷疑態度的工人，一些公司從他們的工會官員中偵查出學生出身工人，并用一個大布告牌將他們的名字展示在罷-工工人面前。大眾媒體也通過直接或間接地提到“假工人”在組織這次有政治動機的工人斗爭中的作用，與政府和雇主串通一氣。

　　大多數工人對這種職責肯定持懷疑態度，但卻因此害怕而不敢參加罷-工。不過，有很多工人愿意承擔參加罷-工的后果。工人對媒體描述他們的方式感到不快，似乎他們“只是無法捍衛自己權利的笨蛋或者說傀儡”。一名工人用憤怒的語氣聲稱，“喚醒我們的不是‘鼓動’或‘幕后操縱’，而是我們極差的生活條件。這教會了我們一切”(Urn Hyun-young 1986,153)。

　　韓國分析家傾向于贊同這種觀點。對九老團結斗爭背景做過分析的崔暢武(音)認為，“在罷-工的當時，與構成民主工會核心領導層的普通工人相比，學生出身工人參加勞動的時間較短，而且他們對普通工人的思想和態度的了解也不夠”(Choi Chang-woo 1987,117)。他引用一位工會領袖的話說，這些團結罷-工是行動的過程，它是“工人群眾選擇和他們決定要做的”(118)。崔暢武進而認為，沒有證據可以認為“作為一場‘政治斗爭’的九老工人團結斗爭之所以可能發生，是由于外部(知識分子勞工活動家)組織的‘不正確引導’”(118)。

　　顯然，將九老團結斗爭的發生僅歸因于激進學生的鼓動，歪曲了這場斗爭的真正性質。工人不是被學生鼓動家騙進這些集體行動。正如工人自己所說，他們凄慘的生活狀況和曾經受到的各種虐待使他們憤怒和容易激動。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獨立工會的重要性，是帶來變化的惟一希望，才使九老工人猛烈地戰斗來捍衛自己的工會。此外，還有一些環境方面的因素，使公司間的團結斗爭成為可能。生產工人高度集中于一個大小相對有限的工業城之內，從人口學和社會特征看勞動隊伍具有相對同質性，該地區內很高的工作流動性等，都增進了該地區不同工人群體之間的社會聯系和溝通。

　　然而，這些結構和環境條件，可能并不足以引發九老團結斗爭。公司之間工人的團結，需要有某種動因發揮作用，需要有共同的斗爭經驗。就在這方面，我們一定不可低估學生活動家以及其他來自工人階級背景的（職業）勞工活動家在培養不同企業和不同地區工人之間的團結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們已經看到，發動一場以地區為基礎的勞工－學生團結斗爭，曾是學生活動分子的重要戰略。在1985年以前，九老工團的很多學生出身工人曾經為實現這一目標付出很大努力。很多以前的工會領導人在這一地區也很活躍，他們是真正的工人，只不過由于參加工會活動已經被企業開除。這兩個（來自工人階級背景和來自學生背景）的勞工活動家群體盡管在政治方針上存在某些差別【注：總的來說，來自工人階級背景的勞工領袖不管他們是否就業，在將勞動糾紛與更大的政治目標聯系起來方面都傾向于采取比較謹慎的方法，因為擔心國家對工會采取懲罰性的措施。而學生出身工人則具有更強的政治取向，而且總的來說更愿意為了更大的政治事業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犧牲單個的工會。（曾任元豐紡織公司工會主席的）方鏞錫跟我說過，“學生有時候不懂得我們的工會有多寶貴，不懂得我們為了建立這些工會需要做出多大的犧牲”，而且學生出身工人容易冒摧毀這些艱難這些艱難建立的工會的風險卷入一種“政治冒險主義”（1994年6月訪談）。金志宣也說過類似的話：“工作和工會是我們生活的基礎。如果被開除，學生可以離開工廠工作，但我們不能”（2000年6月訪談）。不過他們都強調，他們與學生勞工活動家之間的這些差別是很小的，沒有給兩個群體之間的密切合作造成什么問題——因為他們有著強大可怕的共同敵人】，但他們已經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在這個工業區內外形成了很大的職業勞工活動家網絡。他們都積極參加小組活動，這種活動80年代初在九老工業區猶如雨后春筍，造就了大量具備越來越強的階級意識和工會意識的工人。正如前面指出，大宇服裝、韓邦、曉星、順一等公司的工會就是在l984年同時組織的，而且為了保護工會不被公司方企圖摧毀工會的敵意行動所破壞，他們都經歷了同樣的斗爭。從工會形成的時候起，工會活動家相互之間就通過交換信息、征求專家建議和謀劃共同戰略等進行密切合作。隨后，他們又互相邀請參加各種工會活動，如慶祝工會成立紀念日、晚間工會官員培訓和文化體育活動等。所有這些努力，在1985年團結斗爭之前，在這四個工會的活躍成員之間形成了濃厚的同志關系和共同命運感。

六 兩位學生出身工人

　　李仙株1960年出生于一個溫馨的中產階級家庭。她和她弟弟在韓國第三大城市大邱長大。在大邱的一所貴族高中畢業后，她1979年進入漢城女子大學，專攻營養學專業。她是一個典型的學生，比較安靜，性格溫順，但對知識有很強的好奇心。

　　在大學讀低年級時，李仙株參加了當時很多學生參加的一些興趣小組活動，并接觸了很多左翼書籍。由于當時這種書在韓國很難找到，她的興趣小組成員便學習日語來閱讀這些書籍。她感到，對于她和她的朋友就當時韓國社會和世界上的問題提出的很多問題，這些書籍都能提供很清楚和很有說服力的答-案，而這些問題是學校課堂中從沒探討過的。她們這些興趣小組成員花很多時間閱讀當時被禁止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就她們在韓國社會中看到的極其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展開了熱烈的爭論。特別是，對于在一個充滿不公正和人類苦難的社會中，怎樣才能生活得最有意義和最主持正義，她感到很苦惱。李仙株說，在那個學生激進活動十分活躍的時期，答-案并不難找到。在第二學年即將結束時，她決定到“到工廠去”。那個學年余下的大部分時間她都首先花在了為當一名工廠工人而做的準備工作之上。她有意不參加學生的抗議活動這樣她進人工廠時就能有一份干凈的警方記錄。在80年代初的學生活動家文化中，那些宣稱準備到工廠去開創事業的人，可以不用參加街頭示威。

　　作為一種準備，她在低年級放寒假時先在九老工團一家服裝工廠工作了一個月。從第一天起，在幾乎未經過任何培訓的情況下，她就被派給了極大的工作量。由于她比其他工人工作慢得多，所以時常受到訓斥和嘲笑。不過，比這更困難的是舉止要像初中畢業生一樣，要用簡單形式的語言，工作之外穿的是同樣的衣服，甚至走路的姿勢也要改變。她在沒有向工頭和其他工人暴露自己身份的情況下做完了一個月的工廠工作。這對她來說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經歷。她看到了工廠的工作條件是多么的悲慘，年青工廠女工的心地多么柔弱和美好。在結束一個月的嘗試性工作回到學校之后，她告訴自己：“我永遠也不能背叛這些人。”

　　大學畢業后，她使用“金淑子”的假名在另一家服裝工廠獲得一份工作。這時候她24歲，但虛報年齡為20歲。這是一家分包工廠，大約有15名工人，生產童裝。加班到半夜甚至凌晨兩點是常事。每天的工資大約為1600韓元（相當于當時漢城一家中檔飯館一頓午飯的價格），甚至這樣低的工資也不能按時支付，因為當年生意不太好。有一天，雇主給了她一筆小錢，并且意想不到地同意放假。當她幾天后回來上班時，雇主已經關閉工廠，人已不見蹤影。這是她第一經歷工廠世界的背叛。工人前往當地政府勞工課提出申訴。過了一會兒，一名勞動課官員安排在一家茶館與工人代表會面。當她們見到他時，他帶給她們4萬韓元作為雇主給她們的補償，并以非常專斷的口氣告訴她們，讓她們撤回投訴。

　　在一家小糖果店又工作一個短暫的時期后，李仙株在豐山服裝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當起了縫紉工。這是九老工團一家比較大的出口服裝制造商。她的兩名大學同學也在同一地區找到了工作，一個在一家服裝工廠，另一個在一家電子公司。當李仙株受雇于豐山服裝公司時，另一名學生出身工人已經在那里工作。她在那里就業期間，還有3~4個“假工人”進入這家企業。李仙株說，從他們的眼神，他們的語調，他們極力與其他工人交朋友的樣子，可以分出誰是工人，誰是學生出身（即當時眾所周知的“學卒”）。不過，直到1985年，大部分管理人員對很多“學卒” 滲透到工廠既沒有意識到，也不關心。

　　豐山服裝工廠的工作生活很辛苫，讓人筋疲力盡。李仙株說，她是一個相當笨拙的體力勞動工人，所以在掌握縫紉技能時經歷了一段特別艱難的時期。起先，除了試圖與很多其他工人同伴友好相處、了解她們的世界和她們的思維方式之外她沒有做什么別的事情。像別的“學卒”一樣，她經常邀請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放，為她們做炒年糕和其他喜歡吃的東西。當時，該公司的工人平常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隔一星期才能休息一天。不過，她說她并沒有感到這份工作太辛苦。她也沒有發現管理人員專橫和羞辱性態度無法忍受。她說，生話太忙碌，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其他事情，也沒有時間后悔自己當初到工廠當工人的決定。

　　漸漸地，她開始通過組織小組，通過把這些小組與企業之外的其他類似活動建立聯系，從事提高工人意識的活動。工人，特別是那些讀過一兩年高中的工人，很快就能用一種至關重要的階級觀點看待她們的情況，并形成了團結其他工廠工人的強烈意識。1984年，她和其他活動分子決定接管到當時為止由管理方控制的工會。勞工活躍分子主持了工會選舉，選出了多名車間工會代表。李仙株也被選為工會書記助理。管理方最初試圖賄賂她，讓她停止工會活動，失敗后又企圖讓她孤立于其他工人之外，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對她進行騷擾。她并有屈服于這些壓力，而是不僅全心全意地投入豐山公司工會的建設，而且投入到九老地區跨公司勞工運動的建設中。1984年，她成為九老勞工活動分子秘密網絡的成員，該網絡被稱為“十四人委員會”。這個秘密的委員會是由另一名“學卒”沈相奵組織的。

　　沈相奵生于1959年，曾是漢城國立大學教育學院的一名學生領袖，與幾位朋友進入九老就業時有著明確的目的，即發展以地區為依托的政治性工會運動。作為他們戰略的一部分，這些人特意選擇進入九老地區不同的工廠。他們以培養跨企業小組作為提高工人覺悟的主要途徑，每個小組由來自不同工廠的6名工人組成。沈相奵說，從1980~1985年，在任何時候都有大約8個這樣的小組在活動，培養了大約84名“先進勞動者”(有先進意識的工人)。那個“十四人委員會”是該地區活動家組成的非正式小組，全部是“學卒”工，女性占大多數（只有3名男子）【注：大宇服裝公司主席金俊龍跟我說過，他只被邀請參加一次這個小組召開的會議：1985年6月被關進監獄后，他開始對這個小組有了更多的了解。】它作為地區小組活動的核心籌劃小組發揮作用，而沈相奵在其中是領導角色——除了協調各個小組之外，該委員會還為九老地區工人出版了一份簡報，每期印量多大3萬份。

　　在進入工廠工作之前，沈相奵曾作為工人夜校教師作過半年。她說這一經歷有助于她更好地了解窮人和被異化的人的情況。進入工廠后，她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他們真的能成為歷史的主人嗎？”為了提高工人的覺悟，她認為首先應成為一個受到其他工人尊重的人。為了成為受到尊重的工人，她必須比其他人工作更賣力。她說她工作努力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下班之后，她邀請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方，為她們做飯，并與她們談到深夜。然后，她與別的她成為“專業人士”的活動家會面，召開籌劃會議，直到凌晨兩點。她說，盡管時間安排這樣緊張，但她仍在早上八點以愉快的心情去上班。

　　然而，并非每個學生出身工人都成功地實現了向工廠生活和活動家角色的轉變，李仙株和沈相奵跟我說，通常，那些個性比較被動和具有投機心理的人，或者那些主要以人道主義考慮進入工廠的人，容易對她們的作用產生懷疑并較早就離開工廠。沈相奵說，很多學生勞工活動家由于太缺乏耐心而對工人產生失望情緒，她們指望很快就能提高工人覺悟，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來從工人自己的角度理解工人。

　　九老地區的民主工會運動從1983年開始到1984年，在組織新的獨立工會或將公司工會改造成真正有代表性的工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在這些工會組織中，“學卒’勞工領袖發揮了關鍵作用，盡管她們沒有擔任正式的領導職務，但在1984年春協調發起了幾場涉及工資方面的勞工行動。在豐山服裝公司，1985年春圍繞星期天加班問題發生了第一場罷-工。在這一時期，李仙株的身份在工人中暴露了。有一天，在凌晨時分，她所在的工會的主席來看她，問她是否真的是“假工人”。李仙株承認自己是個大學生，并解釋她為什么決定來當工廠工人。這位工會主席感謝地說實話，并告訴地，她理解和贊賞李的動機。然而，此后李仙株開始感覺到她們之間的關系拉開了距離，也不再讓她在工會中擔任領導角色。這對她來說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時期。后來，由于夫大宇服裝公司工會領袖金俊龍于1985年6月被捕，她在組織跨公司之間的團結斗爭方面再次活躍起來。由于這種活動，她被逮捕并監禁了10 個月。1986年釋放出獄后，她參加了由曾經參加過九老團結斗爭的激進勞工活動家組織的“漢城勞工運動聯合會”（首勞聯），但對其盲動的政治激進主義有點失望。后來，她在工人人-權研究所擔任勞動咨詢顧問，還參加了現代集團的一個勞動關系的研究項目。在這個研究項目進行過程中，她認識了她現在的丈夫、高麗大學勞動研究所的一名經濟學家，他本人不是勞工活動家。

　　在金俊龍被捕的時候，沈相奵是九老勞工活動家秘密網絡的領導人。一聽到金俊龍被捕的消息，她馬上召集該地區的勞工領袖開會，他們決定半個小時內舉行罷-工斗爭。接著，她去見清溪服裝工會主席，請求他支持這場團結斗爭。他高興地同意把清溪工會辦事處作為代表九老團結罷-工工人動員所有各種民主力量支持的中心。沈相奵自豪地說，九老團結斗爭是“我們的計劃的第一個成果”。盡管她從1983年底開始就被列入逮捕名單，但她在1985年九老斗爭期間設法躲過逮捕，而當時包括金文洙在內的大多數首勞連領袖都被逮捕。隨后，她成為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全勞協）和后來的韓國勞動組合總協議會(民主勞總)的關鍵組織者之一。在1996年接受我訪談時，她正擔任民主勞總之下的全國金屬勞動組合協議含的總務助理。她與一名出身相同的勞工活動家結了婚，有一個兒子。

　　當回憶起80年代中期的那些日子時，李仙株和沈相奵說她們對自己做出的選擇無怨無悔。兩人都說那是她們生活最充實和最有意義的日子。李仙株說，她惟一感到后悔的是，她當時仍有點不夠成熟，在政治主張方面有點過于簡單和過于教條主義，所以她拒絕與很多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交往，使自己與很多好友甚至家人隔離開來。直到她當工廠工人一年后她父母才知道。她回憶說，工廠工作不僅從身體上說是一種艱苦的生恬，而且從孤單的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艱苦的生活。她沒有很要好的朋友互相交往，與家人也沒有聯系，只與其他家庭背景和興趣與她很不相同的工人交往。無論李仙株還是沈相奵都跟我說，她們有幾位也曾當過“學卒”工的朋友相當失望地結束了在工廠的生活——有些人在工作過程中病倒了，有些在熟悉大多數很保守而且在利益方面個人主義嚴重的普通工人之后感到很失望，有些則在家庭的壓力下回到了他們正常的生活當中。

結論

　　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最突出方面是勞工斗爭與政治民主運動之間的密切聯系。正如我曾論證過的那樣，這兩種運動的密切結合，是韓國工人階級運動為什么比亞洲和其他工業化社會更快地變得比較強大的關鍵原因。盡管其他社會里的勞工運動確實也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持，但在韓國知識界卷入勞工運動的程度深度是異乎尋常的。我們在本章中看到，韓國學生運動在80年代積極奉行工人與學生結成聯盟的戰略，并派遣數以千計的學生進入到產業領域，他們有著在工人中間提高階級覺悟、動員勞工進行政治斗爭的特定目的。80年代勞動爭議的重新增多和團結斗爭的發展，很大夫程度上歸功于這些學生出身的工人及很多因參與70年代工會活動而被開除的普通工人。

　　勞工與學生之間形成的密切相互聯系，根大程度上是國家控制勞工的壓制性做法造成的結果。從樸正熙的維新時期到全斗煥時代，國家的一貫政策是先發制人地防止在政府控制的工會結構之外出現獨立的工會運動，阻止勞工與政治反對運動之間建立聯系。因此，任何有組織抵抗的跡象都遭到無情的鎮壓，使工作場所長期積蓄的緊張和憤怒沒有任何釋放的渠道。韓國的這種勞動控制方式，比合作豐義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具是在，比官僚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加實在，比巧妙和偽裝的控制方式更加具有鮮明的反勞工色彩。參加勞動糾紛的工人豪不退縮地面對鎮壓性的國家政權，看清了資本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的真實本質。獨裁主義國家企圖通過開除活躍活動的工人并將其列入禁止產業界雇傭的黑名單，從勞動領域中清楚“不純分子”，但這種企圖產生了具有諷刺意義的結果，增強了學生與工人之間的聯系，促成了由勞工活動家、教會領袖和持政治異議知識分子組成的廣泛秘密網絡。因此，國家嚴厲的鎮壓有助于為韓國勞工運動形成組織的、意識形態的和人員方面的資源。

　　九老團結斗爭是80年代前五年發生的最重大的勞工斗爭。但我們要小心，不要把這場斗爭視為代表了當時韓國勞工運動的發展水平。80年代初的韓國勞工運動從總體上來說處于比低得多的水平。除了漢城－京仁地區之外，全國其他地區幾乎很少發生勞工騷動。特別是，重化工業集中、主要雇用男性勞動力的大集團企業所在的南部主要工業城市，如蔚山、馬山、昌原和巨濟島等地，在1987年之前幾乎沒有受到這種工會運動的影響。

　　幾十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南部工業城市的這種勞工消極性。其中包括：大集團企業資方較強的控制工人能力和讓工人合作的能力、國家更嚴厲的政治控制、工人享受相對較高水平的工資和福利好處等。但韓國勞工運動發展中存在這種地區不均衡性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職業勞工活動家和很多支持勞工的的政治異議組織主要位于漢城及其周圍地區。這是一個教會組織曾積極幫助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的地區，是學生活動象選擇作為實踐他們的工人－學生團結斗爭戰略著力點的場所【注：1987年以前，到京仁地區之外活動的學生很少。學生在1987年以前的戰略是在這個地區培育大批受過政治訓練的工人先鋒戰士，然后滲透到其他地區的大工業企業。不過，杰出的勞工活動家魯會燦跟我說，到1986年，以仁川為基地的勞工組織已經開始向南部沿海地區派出“學卒”工人，盡管很少。】。同樣重要的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基層工會化運動產生了一大批被開除和列入黑名單的工人。這些基層勞工領袖在九老、安養、仁川等地區也很活躍，并與后來進入的學生活動家密切合作。

　　1985年九老斗爭的主要意義在于：它是第一場跨公司工人之間的團結斗爭，這種斗爭以位于一個工業區之內的工會會員之間形成的密切社會紐帶為基礎；這場罷-工斗爭不是因經濟上的悲憤而是因對民主工會運動的鎮壓而觸發的【注：有關九老團結斗爭的題為“樹立先鋒”的報告將這次事件定義為“一場保護獨立工會不受政治鎮壓的激烈政治斗爭，是先進（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群眾克服只針對企業的工會主義的團結斗爭”（Seoul nodong undong yonhap 1986,176）】”。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場團結斗爭標志著韓國勞工運動發展進程中的一次重要轉變是未來勞工運動的先驅。1987年的大規模工人反叛繼承了這一至關重要的遺產。

第六章 工人認同和意識

　　以前我們不希望自己是一名工人，我時常害怕別人知道我是工人。而今我有了自信，我敢理直氣壯地告訴別人：“我是工人。”我為自己是一名工人，是受尊重的社會成員，是一堂堂正正的人而感到自豪。 （載Kim Koyng-sook et al.1986,117)

　　20世紀70年代和進入80年代后韓國工人抗議活動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得到像人一樣對待”；發生在這一時期的很多自發和暴力的抗議要求得到它，工人經常變換工作來尋求它。工人如此關心的“得到像人一樣對待”，似乎有兩個含義。笫一是得到最低限度的工作條件：身體上能夠承受的工時，安全的工作環境，不過多地加班，至少每周有一天的自由支配時間，還有就是足量的報酬。當全泰壹點燃自己的時候，他喊的是“我們不是機器！”他是在為千百萬在最難以忍受的體力勞動條件下呻吟的工人的吶喊。第二個含義與產業關系的改善有關，即改善雇主和管理人員對待工人的方式。我們在第三章中看到，在工廠工作意味著工人必須接受對他們做人尊嚴和自我價值感的經常襲擾。工廠不僅充滿了灰塵和機器噪音，而且充斥著工頭和監管人員撒向體力勞動工人的喊叫、咒罵和毀謗語言。工人還受到不斷的語言和身體方面的濫用權威。對女工而言，還要受到性騷擾。韓國的工廠工作，意味著工人不僅出賣他8個或10個小時的勞動力，而且意味著為了一點點收入犧牲他或她的自尊和尊嚴。

　　因此，韓國工人呼喊得到像人一樣對待，是對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物質形式和符號形式的壓迫的反應。韓國工人對他們的工作體驗做出反應時采取的相當情緒化和暴力的方式，就緣于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因此，在研究韓國工人認同和意識的發展時，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除了要密切關注無產階級存在的物質條件之外，還要密切關注階級關系的符號和文化方面。

　　本章探討工人階級體驗的文化方面，考察工人生活體驗的這一方面如何塑造他們的斗爭形式，并探討他們形成工人認同和階級意識的方式。其中特別關注的是工人階級體驗中的地位問題，因為被工人體驗為受到非人對待的情形，很多與社會對工廠工人的鄙視態度有關。工廠工作長期以來視為身份低、卑下和可輕視的職業。韓國工廠中高度獨裁主義的、濫用權威的習慣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以對工廠工人的這種地位評判為基礎的，而糟糕的工廠工作條件，進一步加重了社會對工廠工人的鄙視。

　　因此，地位是韓國工人關心的一個首要問題，他們的階級體驗與他們的地位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與常規社會分層理論的假設不同，在這里我們并不將階級和地位理解為社會分層中的兩種分離和互相矛盾的等級次序。韓國工人既為反對階級壓迫而斗爭，也為反對地位不平等而斗爭，而他們的斗爭同時既改善了階級狀況也提高了他們的地位（性別是一重要要素，但可以將它理解為反映了地位的一個方面）。承認他們的地位體驗的重要性，有助于說明韓國工人階級的抗議為何具有高度情緒化和爆炸性的特質，并有助于解釋韓國工人發展他們的工人認同和階級意識的方式。

一 “臭工人”

　　隨著工廠工人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人員數量迅速增大的主要職業類別，韓國社會對這個群體做出了矛盾的反應。盡管人們承認工廠工人在工業化進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他們以相當嚴重的鄙視態度看待這個人群。工廠工人被視為地下、卑微和不受尊重的地位，而且這種社會態度表現在日常語言和流行媒體描繪工廣工人的方式中。因而在60、70年代乃至80年代給工人造成巨大的心理痛苦的語言，最明顯地表達這種社會態度，是人們用來稱呼工廠工人的以下兩個羞辱性詞語：“打工妹”（kongsuni，“孔順尼”）和“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這兩個術語都帶給人一種做奴仆性工作、生來不幸不得不在工廠干粗話的印象(“孔”的意思是指“工廠”或“工業”，“順尼”和“多里”是韓國舊時常用作對下層階級女孩和男孩的稱呼)【注：由于社會和文化背景不同，譯者再三思索也未能在漢語里找到合適的對應語。譯文中將這兩個詞語譯為“打工妹”和“打工仔”，可能沒有很好傳達原有的貶義，望讀者鑒別。——譯者注】。因此，“打工妹”和“打工仔”體現了傳統儒家等級制度在現在職業結構中的投射，保持了同樣的對體力勞動者的否定性評價。

　　“打工妹”過個標簽，尤其困擾著那些敏感的年青女工，她們離開農村老家時對向上流社會流動懷有很高的渴望。但她們的實際生活卻因社會強加給她們“工廠女工”這種負面形象而充滿了失望。一名工人寫了一片優美的短文，談及她對這些標簽的悲觀感受：

　　在工廠工作的女人是打工妹；在工廠工作的男人是打工仔。打工妹和打工仔就是下賤的家伙，簡直不值一提，只不過是松松散散的土老冒。他們就是這樣描述我們這一大群人。就是我們不喜歡，我們也得是打工妹，這就是因為我們在工廠工作。如果有人問我們在哪兒上班，我們只是說“在一家小公司”。可是，打工妹無法掩蓋她們的真正身份。她們不管怎么化裝，穿得多好，也會露出來。她們很在意穿著、發式和化裝，想掩蓋自己的身份。人們說我們掙錢不多，穿著打扮倒花得不少，可這是因為我們想摘去他們扣給我們的“打工妹”帽子。(載Kim Koyng-sook et al.1986，111)

　　女工很害怕認識她們的人看到她們穿工廠制服，以至于她們在休息時間從工廠外出打電話時也堅持要換衣服。我曾與之訪談的幾名女工向我承認，當她們看到以前的同學迎面走來時曾悄悄躲開。有一位女工說，當她去鬧市區買東西或節假日去看電影時，手里總是拿著一散文書或者雜志。對工廠女工的否定性社會形象，易于被工人自己內化。一名工人回憶說，“當我開始從事工廠工作時，我不理解‘工人’的含義，但過一段時間后，我意識到我是社會上通常說的‘臭工人”’(載Kim Koyng-sook et al.1986，116)。“臭工人”的標簽是60年代和70年代工人常用詞匯的一部分。一名上專為工人開辦的夜校的工廠女工不能理解為什么那些從貴族學校畢業的人竟然當夜校教員，她寫道：‘他們怎么會……花時間在這里與我們這樣的臭工人在一起呢？也許，他們也找不到更體面的工作’(Suk 1984，22)。

　　社會對對體力勞動的羞辱性態度被深刻地制度化于產業體系之中。我們在第三章曾看到，韓國產業中在藍領工人與白領工人之間存在鮮明的工資差別。此外，一整套規定和儀式的設計，從不同的衣服編碼和發型到利用公司設施 (如就餐地點和上下班班車)的差別，都是為了強化藍領工人與白領工人之間的身份差別。盡管在傳統儒家社會中身份區分的主要依據是年齡，但年青工程師（他們是大學畢業生）以居高臨下的語氣與生產工人說話的情況也很常見。

　　必須承認，其他工業社會的工廠工人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也受到中產階級的鄙視。早期無產者的社會幾乎毫無例外地是骯臟、粗野和地位低的工人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由于他們工作的性質和工作環境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最初一代的工廠工人的行為模式未能達到中產階級的標準。從中產階級的觀點看，農民出身的大部分工廠工人群眾缺乏紀律性和道德意識，他們的教養就更不用提了。正如托馬斯•史密斯指出，即使是在日本，“來自中產階級的同情者也不厭其煩地提醒他們（工廠工人），只有他們約束自己臭名昭著的酗酒、賭博、嫖妓癖好和家庭暴力傾向，他們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很多工人也表示同意”(Smith 1988，245)。工人也認為自己有缺陷。當提到20世紀的情況時。二村一夫說道，“當這些團體的領袖要求充分承認藍領工人為社會成員時，他們同樣也號召這些工人通過自我修養、提高技能，而且總的來說通過‘努力成為值得尊重的人’來變得值得社會的接受”（Nimura 1997，227）。

　　不過，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新一代韓國工廠工人并沒有顯露出表明他們缺乏紀律和存在道德缺點的行為特征。就他們的公德而論，韓國工廠工人值得社會尊敬的程度即使不比其他人群高，也絕不比其他人群低。事實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關韓國工人階級社會行為的流行話語中，找不到任何負面的評論。工廠工人受到社會普遍的如此蔑視性對待，主要原因是以傳統儒家學說為依據的身份等級制的遺留以及他們從體力勞動中只能掙得很低的收入。

　　但是，重要的是要承認，這并非由于韓國傳統的身份制度仍很強大和未受觸動。事實上，“兩班”身份制度在20世紀初已經被日本殖民政府破除，其物質基礎也被戰后的土地改革和朝鮮戰爭徹底摧毀。然而，盡管傳統的“兩班”身份制度已經完全瓦解，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時期里韓國人民經歷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動蕩，但有趣的是舊的身份等級制仍經常被用作當代韓國社會的身份等級排列和社會認同的參照框架。從某種群度上說，這是由于韓國身份制度中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造成的。盡管傳統的身份等級制已經被摧毀，但取代它的新身份制度還沒有形成（Kim Koyng-Dong 1993）。正如卡特•埃克特(Eckert 1993)所論證的那樣，由于韓國資產階級興起的特殊歷史和政治背景，它未能確立具在社會中的意識形態霸權。因此，從60～80年代這一韓國快速工業增長的時期，是一個階級力量與身份等級通常只是松散地重合、地位秩序仍繼續受到傳統等級制影響的過渡期。

二 教育意識形態的影響力

　　嚴格說來，并不是傳統的封建身份等級制被用來貶低工人。毋寧說，是對教育的強調這一儒家身份制度的核心在歷經巨大社會變遷之后仍然保留下來，成為地位等級排列的最關鍵準繩。當然，教育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但是，在像韓國這種人們經歷過巨大政治動亂和個人命運出現過如此巨大波動的社會中，教育成了更有把握和更可靠的社會流動途徑。而且，由于存在韓國式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因此受到更高的教育是比財富和政治權力更高的道德訴求。盡管以傳統階級制度（“兩班”與“常民”）為基礎的身份等級制已經不合法，盡管職業等級制度的身份秩序已經模糊不清，但以教育文憑為依據的社會等級制度仍未受觸動，而且實際上變得更加強烈了。地位競爭中的幾乎一切事情，如今似乎都歸結為教育權力的合法化。無論是提高地位的訴求者還是地位降低的受害者都參照受教育程度來判斷地位，并以此作為他們判斷的主要標準。

　　因此，至少從某種程度上說，韓國工廠工人解釋和勉強地接受社會對他們的鄙視的典型方式，是參照教育意識形態。他們相信，未受教育即使他們在工作中受到的所有虐待的原因，也是人們在社會中對他們表現出鄙視態度的原因。教育意識形態在韓國社會中的影響力及其對工人社會意識的影響，通過工人經常提到他們的受教育狀況而得到充分證明。盡管他們意識到工作中存在經濟上的不公正，盡管他們對這種不公正發起抗議，但他們受到的教育程度較低這一事實似乎總是縈繞在他們心頭。盡管工人抗議說，“難道工人就不應得到最低限度的休息嗎？”但他們的這種反抗心理容易帶著對教育的某種參照。“即使我們由于沒有受過教育而受雇于從事這種辛苦的工廠工作，我們也不能再忍受這樣的虐待了”（載Kim Koyng-sook et al.1986，144）。70、80年代工人寫的作文和獨立工會發表的公開聲明都充分顯示，韓國工人對他們缺乏教育感到多么痛苦。例如，東一公司工人的一份傳單寫道：“即使我們未受教育和知道得不多，我們也不能與我們面對得不公正妥協；即使我們貧窮和饑餓，我們也不能靠糞尿生活”（Suk 1984,161）。

　　韓國工人經常提到他們未受教育的缺陷表明，在70年代和進入80年代初以后，他們沒有形成平均主義意識形態和強烈的權利平等意諷。修飾語“即使我們末受教育”意味著：只要受到某種程度的不平等對待并役有違反他們的公平意識，他們是愿意接受這種不平等對待的；這一早期階段韓國工人壓倒一切的“得
到像人一樣對待”的要求，并不一定是主張平均主義關系。教育意識形態已經暗含了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必須服從受過教育的人，而不能期待從社會得到太多【注：當然，工人并非總是服從于教育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體驗雖然感到很辛苦和卑下，但也教會他們看清這種意識形態的謬誤和社會的不公平。一名曾經資助她弟弟接受教育的工廠女工寫信給她的母親說：“我也想讓錫基（她弟弟）受到很好的教育、讓他帶上威風的大學方蓋帽和（在校服上）別上亮閃閃的校徽。但最近以來，我開始這樣想：大學教育并不一定是成為真正的人的前途。在我離家以后8年的生活經歷中，我看到受過教育的人看不起窮人和憑著自己上過大學就欺負別人的情況太多了。”（載Kim Koyng-sook et al.1986，52）】。

　　在一個類似的事例中，史密斯在分析日本早期的勞動關系和勞工抗議時，也強調了地位和教育的重要性。他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時期日本工人抗議的特點，更多的是由于地位意識而不是權利意識：

　　權利思想井不會引起地位所引起的那種道德情操的表達。就業關系被視為一種地位不平等的人們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領主與仆從  主人與奴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系，需要一方的仁慈和另一方的忠誠和暇從。如果忽視主導這種關系的道德規范，雇主便被譴責為不義、殘忍、野蠻、自私、無人性、違反天理和人道。(Smith 1998，329)

　　史密斯還指出，地位關系的核心是教育意識心態：“地位是以教育為依據的，教育至高無上的目的則是道德傳授——義務、忠誠、孝順、人與人之間應承擔的義務——這三個世界以來一直是教育的目的。撇開個別的例外情況不談，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道德情操隨教育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工人通常被描繪為未受教育的、無知的、缺乏頭腦的和不道德的”（245）。史密斯認為，由于這種社會背景，早期的日本工人提出的要求強調“地位的提高和得到更好對待”，而不是強調從平均主義意義上理解的工人-權利（245）。二村一夫也指出了同樣一點：“日本勞工工會運動從一開始就顯示出鮮明的特征，它所關心的不僅僅是保持和改善工作條件。它對工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很敏感，并不斷地要求‘全社會和各個公司接受藍領工人，將他們視為人’”(]997，227)。

　　在要求和意識方面將70年代韓國工人的抗議等同于早期日車工人的抗議，是不合適的。韓國工人受到傳統身份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并沒有像20世紀初的日本工人那樣完全社會化到這種傳統意識形態當中。韓國工人像早期日本工人那樣經常地使用身份語言，但他們使用權利語言的情形也一樣多。簡言之，韓國工人的的情感既受到地位意識也受到權利意識的影響。我們不妨回想一下20世紀劇烈社會變遷的猛烈沖擊之下瓦解和不穩定的韓國傳統身份制度。因此，正如布蘭特(Brandt 1971)在對一個韓國小漁村的敏銳研究中正確地觀察到的那樣，韓國社會的特點是互相矛盾的趨勢的共存：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精神與等級制價值觀、和諧與沖突。

　　然而，以教育為依據的地位壓迫是韓國工人的階級體驗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工人顯然將世界視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但他們在日記和作文中描述的不平等，通常更多的是受教育者與未受教育者之間的不平等，而不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不平等，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不平等就談得更少了。一名工人寫道，“受教育者與未受教育之間的不平等簡直是天壤之別”（Han 1980,58）。即是受教育者高高在上，用鄙視的眼光看不起未受教育者。

　　毫不奇怪，教育差別時常被管理人員利用來作為論證他們以不平等和高度獨裁主義的態度對待生產工人的合理性。例如，當Y.H.商事工人抱怨管理工作人員與生產工人之間存在的歧視性獎勵制度。管理人員告訴她們：“因為你只是小學畢業，所以養大你沒化多少錢，可是管理人員至少都是高中畢業。因此，要求得同樣的待遇，行得通嗎？”（Chon Y.H. nodong chohap 1984,74）。如果工人表現出不悅的臉色，管理人員會用羞辱性的語調對她說：“你不高興，那你為什么不讓人雇你擔任管理職位呢？”（74）。據說Y.H.商事女工除了眼含憤憤不平的淚水之外，對這個問題不知如何回應。一位曾在安養工業區工作的工人告訴我，可能再也沒有什么比被稱為“缺乏教養”或“愚昧”更讓工人感到憤怒和煩惱了。他們時常被管理人員、勞動官員和警察這樣呼喊，這也是他們從更廣大的社會中感受到的普遍態度。對這種符號壓迫的憤怒，是70年代和80年代爆發的工人暴力抗議的基礎。

三 性別壓迫

　　工廠女工除了地位像工廠男工一樣普遍低下之外，還受到對她們的女性特征的嚴重和惡意攻擊。對于一名婦女來說，受雇為工廠工人，在雜亂的工廠環境中做辛苦的體力勞動，被認為相當于失去了她們的女人氣質，變得沒有女人味。年青女工經常因這種恐懼而苦惱不已。一名工人哀嘆說：“人們說，女人的聲音必須細聲慢氣，女人必須有禮貌，要以優雅的方式說法，要賢淑……可是我們怎么樣呢？要是用這種標準來衡量，我們肯定得零分。除非我們互相大聲說話，否則根本聽不見。由于我們必須穿著工作服在機器之間來回跑動，我們的行為自然就變得粗魯了”（Chang 1984,42~43）。

　　因此，年輕女工受到了雙重的壓迫：性別歧視和對體力勞動的文化貶低。對年輕女工來說，“臭工人”是她們更進一步的身份損失。對在充滿灰塵、噪音和粗俗語言的工廠環境中工作的婦女持鄙視態度，并不限于管理人員或工頭，在男工同伴中也很常見。在東一、元豐和Y.H.商事等公司的工廠，男工對抗議女工施加的身體和言語暴力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反映了他們對工廠女工深刻的偏見。我認為，這不只是因為他們表現出的性別歧視，因為如果是中產階級婦女，他們很可能就不會采取同樣的行為，因此其中還包含著以地位為依據的歧視。可悲的是，工廠男工也像管理人員一樣，對他們的女工同伴表現出同樣程度的歧視。不過，這種情況并不是韓國男工獨有的。事實上，正如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 1977）指出，某種程度的性別歧視和對某些不同階層婦女的雙重標準，是工人階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個方面。藍領男工也許能因人們以男子氣概來頌揚體力勞動而得到某種虛假的優越感，而工廠女工則成了藍領男工當中普遍存在的這種男性自大主義的受害者。威利斯指出，羞辱女工同伴，也許是男性工人階級文化普遍存在的重要特征。韓國男工對從事勞工活動的女工同伴的敵意，某種程度上是這種工人階級文化造成的。

　　工廠女工還受到“不就是打工妹嗎”等說法中包臺的符號暴力的損害，只要她們顯示出任何抵抗的跡象，男上司便對她們使用這樣的語言。女工會活動家在日常還受到管理人員以下述羞辱性的語言嘲笑：“你們這種妞兒……不就是打工妹嗎？懂得這種事嗎？”

　　性別歧視在韓國工業中還以比較直截了當的形式出現。正如有關其他很多國家社會中的工廠婦女的人種學研究所報告的那樣，韓國工廠女工也普遍被詆毀為放蕩和性濫（參見1991）。工業城鎮傳播者惡毒的流言：“工業團地中沒有一個是處女”（Yu Dong-wu 1984,44）。這種性詆毀是工廠女工厭惡被插上“打工妹”的標簽并在公共場所盡力裝扮成學生和白領工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借用希爾施曼(Hitschman 1971)的術語來說就是，工廠女工有著比工廠男工更強烈的“脫離”欲望。將工廠就業定義為她們人生中的一個暫時階段，就是她們最典型的脫離取向。然而，她們意識到，如果她們離開工廠工作，等待她們的也好不到哪兒去。

　　另一種比較積極的反應是在工廠工作的同時試圖獲得教育。大批女工上教會組織、商業機構辦的夜校，或者有時候上自己公司辦的夜校。一名工人說，“很難找到沒有上過某種‘學苑’(晚間開課的商業性機構開辦的課程)的工人”（Song 1982,99）。不用說，在筋疲力盡工作很長時間后還要念書，對這些工人來說是極其艱難的，但很多工人決心克服所有這些困難堅持上學。一名工人解釋說，“這是由于我認為，我得不到像人樣的對待是因為我沒有受過教育。辛苦工作10個小時之后已經極其疲勞，連吃頓飽飯的時間都沒有，所以我的身體越來越虛弱。盡管這樣，我還是必須上學。要是受到“更好的”教育后我能得到像人一樣對待，那就好了”（Suk Hee-sook 1985,載Chun 1985,48）。另一名工人寫道：“工作之后學習是很困難的，但只是在工廠里工作我受不了。我堅信只要我努力學習，我就能夠走出這種世界”（Chang Nam-soo 1984，27）。

　　然而，對大多數年輕工人來說，上夜校或參加教會組織主辦的以教育為方向的小組活動，首要的動機似乎更多心理或情緒上的，而不是工具性的。她們當中大多數人認識到，要通過考試獲得高中畢業文憑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獲得了文憑，她們上升到白領職位的可能性也極其渺茫。因此，上這些學校，主要是為了滿足她們割斷自己與“打工妹”這一標簽的聯系這種心理需要。重要的是要看到，主要是年輕女工上夜校。這最有可能是因為，與男子不一樣，對于女工來說，除了通過教育或婚姻之外，無論現實中還是心理上都沒有實現向上流社會流動的途徑。事實上，上夜校或參加教會贊助的教育活動，很大程度上是由獲得文化技能的愿望促動的。如學習認漢字、插花、烹飪等，將使她們的婚姻前景變得更好，盡管她們后來認識到，在文化修養方面的努力并沒有給她們帶來多大差別（Suk 1984,20~27）。

　　很有趣的是，隨著受到觸動的女工在夜枝教員的指導下對不平等結構形成更尖銳的意識，她們中間強烈的脫離取向漸漸地轉變成了積極的“表達”(voice)取向。盡管人多數女工最初是因為她們對社會流動的渴望而被夜校錄取或為教會贊助的小組活動吸納一一夜校和小組活動的大多數課程原先是根據完成普通高中課程而開設的——但這些教育活動逐漸轉變成提高意識的重要活動場所。工廠女工占這些教育活動參加者當中的大多數，這一事實為我們解釋為何婦女在70年代基層工會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提供了線索。女工強烈的脫離取向，反而有助于她們在表達工人要求和為80年代民主工會運動打基礎等方面成為先鋒戰士。這是韓國工人階級運動史上有趣的悖論。

四、“恨”：不公正的意識

　　到目前為止，我強調了韓國工業中階級關系的地位和符號方面。這當然不是要低估以對抗性生產關系為基礎的根本階級結構現實的重要性。但是，承認符號壓迫和道德壓迫在韓國工廠工人生活體驗中的重要性，對于我們理解韓國工人認同形成和階級意識發展的獨特模式至關重要。簡單說來，韓國工人對符號壓迫的深刻憤恨，常常在形成他們的集體行動和階級意識方面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在表達韓國工人日常體驗并使之具體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韓國文化概念是“恨”【注：喬治•奧威爾將“恨”貼切地定義如下：“韓語中有一個含有巨大意義的小詞，這個詞就是‘恨’。發出‘恨’這樣一種聲音，表達了一個民族或一個人積累的苦難和憤怒。這是要求擺脫壓迫的人類精神的呻吟”(Ogle 1990.75)。南希•阿貝爾曼將“恨”簡單地定義為“在辛勞的重壓下隨著時間的推移積累起來的憤怒”（Abelmann 1996,36），而約翰•萊則認為它類似于法語里的“ressentimnet”(Lie 1998,114)。】。“恨”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概念，難以翻譯成英語，但從寬泛的意義上，可以將它定義為：因一個人的不幸而長期積累的悲憤和遺撼，或因一個人經歷的不公正而在內心積蓄的憤怒。“恨”是一個矛盾的概念，既包含一個人對被視為自己命運的局面的接受，也包含克服它或對那些造成這種恨的人實施報復的強烈欲望。它是一種隨著時間推移積累起來而沒有得到熔化的、總是縈繞人心頭并受到壓抑但又渴望得到釋放的強烈感情。因此，“恨”具有爆炸性的特質。朝語“罕布里”從字面意義上是指“恨的釋放”，或者通過音樂、舞蹈等符號的形式釋放，或者通過復仇行動等暴力的形式釋放。很多研究韓國文化的人士的一致意見是，韓國本地形式的音樂和舞蹈的本質是以藝術的開式釋放恨。

　　韓國工廠工人時常用“恨”一詞來解釋他們的日常體驗和表達他們的沮喪和憤怒。他們談論降生到一個貧窮家庭的“恨”和沒有得到更多教育的“恨”，對在工作中體驗到的受到專制主義非人對待，他們還有著共同的切膚之“恨”。“打工仔”、“打工妹”這種蔑視性的標簽也造成了他們很大的“恨”。例如，東一紡織公司工會分子1977年發表的決議寫道：“東一工人因社會的冷酷對待和雇主的欺凌而受苦，因貧困之恨、未受教育之恨和未能住上別人那樣的好房子之恨而受到折磨。他們甚至受到了他們的［官方］工會的欺騙”(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ahoc1985,71)。在1987年發動大規模成功的示威后，現代公司工人宣布：“8月18日是現代公司工人和全國工人新生的日子，克服了他們的恨，變成了國家的主人，這是一場走向真正像人一樣生活的來來的偉大、莊嚴的進軍”（Lee Soo-won 1994，103）。

　　“恨”當然不是一種階級語言。它并沒有包含對社會不平等的結構化本質的意識，也沒有包含實現與資本對立的、工人的共同階級利益的意識。然而，它是一種增強不公正意識和反抗精神的道德語言。換言之，“恨”是一種精神反抗語言，因為如果一個人接受了某種特定的局面，把它當做是自然的或道德上可姒接受的，那么“恨”就不可能發生。在“恨”這種感覺之下，是平均主義精神和對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其歷史合法性的等級制社會稅序的反抗。“恨”這種語言，通常能強化有過同樣苦難經驗的人的受壓迫感覺，促使他們形成強烈的親近感。因此，盡管“恨”不是階級語言，但通過其對社會不公正的獨有感受力，它可以提高階級意識，增進階級感情。

　　對于正在街頭尋找客人的妓女，一名工人曾發表過她的評論，這種評論很好地說明了“恨”這種移情作用浸透著不平等意識：“你們跟我來自同一類人，都遭到了這個社會的拋棄。但像這樣生活，不對把我們當做蛆蟲一樣對待的世界進行抗議，這樣做對嗎？”(Kim_K yong-sook e工 al 1986，106)。她接著說，“我想踢爛這個可惡的世界，是它讓我們做出犧牲來保持它耀眼的光環。盡管通過自己的經歷我明白，這只會讓我可憐的小腳受傷。但人們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我們也是人。”以“恨”為基礎形成的團結的界線與階級的界線并不一定重合，毋寧說，它包含了所有那些因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受苦受難的人。不過，當工人階級以“恨”的語言體驗到階級壓迫時，這種語言就會給他們的反抗增加更強烈的情緒化特性，就會深化他們的團結感情。

　　因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觸發的勞動沖突、當它們觸動到工人腦海中這種深深的“恨”時，就可能迅速燃燒成為暴力性的抗議。這是70年代和80年代常見的情形。當“恨”被激發后，工人之間的團結變得更加強而有力，抗議者通常故意煽起這種情緒化的感情，以便保持強烈的戰斗精神。例如，就在預計警察將在1979年8月10日發起兇暴攻擊之前的一個晚上，Y.H.商事工人朗誦了一份決議書，這份決議包含著比決議更情緒化的內容：

　　所有貧苦農民的孩子們，我們年紀輕輕就離開父母，進入這個冷酷的社會，作為產業大軍努力工作。盡管我們由于未受教育而受到了社會的鄙視和很壞的對待，但我們只怪自己沒有受過教育。我們一心一意努力工作，盡量攢錢給我們的弟弟妹妹，這樣他們就不會像我們這樣。我們寄錢作為我們弟弟妹妹的學費，作為我們父母的生活費和醫藥費，對此我們很愉快和很自豪……從現在開始，誰將向我們的母親提供醫藥費和向我們的弟弟妹妹提供學費呢？(Chon Y.H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233～234）

　　工人這時候紛紛流下了“恨的眼淚”，在場的報紙記者和其他觀察家也流下了眼淚。

　　這種情緒化的呼吁在曾經領導70年代工會運動的女工中引起的反應特別強烈，但做出這種反應的并不限于女工。當男工在采取集體行動時，同樣是很情緒化的。他們提出的問題通常更全面、更廣泛，而不是專注于經濟問題。經常與韓國工人的自發罷-工或靜坐示威同時發生的暴力行動，有很多可以理解為“罕布里”(解恨)的一種形式。事實上，隨政治控制突然解體而來的、1987年夏爆發的大規模勞動沖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罕布里”的一種展示。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廠，工人向管理人員和雇主發泄他們長期以來受到壓制的憤恨和怒火，力圖通過威脅和羞辱他們來獲得與他們的平等地位。所有這些事件，顯示了地位壓迫及其所產生的壓縮性的“恨”感情在韓國社會工人階級斗爭發展中的重大意義。

　　在工廠工人中間流行的勞動歌曲，歌詞和旋律中含有深深的悲愴和“恨”的意識。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老工人之歌》。80年代工人在罷-工時時常唱這首歌：

　　　　《老工人之歌》

　　　　我，出生于這片土地上的工人，
　　　　花開花落，雪花紛飛三十載，
　　　　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什么？
　　　　但愿死后能葬身于這片歸宿之地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讓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錦的青春。
　　　　
　　　　兒女們，你們莫悲傷。
　　　　你們是值得自豪的工人的兒女。
　　　　你們想穿綾羅綢緞，想嘗山珍海味？
　　　　算了吧，那是作夢！因為你們是工人的兒女。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讓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錦的青春。
　　　　
　　　　牽著孫兒的小手周游金剛山
　　　　是我平生所愿所求。
　　　　等待著鮮花盛開云開霧散的藍天，
　　　　等啊等，青春已在等待中消逝。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讓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錦的青春。

五、階級的語言

　　韓國工人階級缺乏手工業文化遺產，反映為階級語言的貧乏。正如有關工人階級形成的學術研究所強調的那樣，在歐洲，工匠組織和文化傳統存形成工人階級對工業化變遷的反應和階級意識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反應首要的是社會的和道德的，而不是經濟上的——他們更關注保存他們的獨立性、手藝和以道德調節的工作關系，向不是更關注狹隘的經濟問題，這是由于歐洲手工者的工作是由公司規則和紀律調節的，這種工作在一種社會紐帶和共同體情感的緊密網絡中進行。從這種職業共同體中，他們為在對無產階級化做了出有力反應時吸取物質的、社會的和個人的資源。

　　韓國工業化是在缺乏類似的手上業文化的情況下發生的。直到19世紀，手工業生產在韓國并不重要。大多數手工業者由政府雇用來為宮廷和貴族生產紙張、器物、特殊服裝和其他奢侈品（Song 1973）。在傳統的韓國儒家文化身份制度中，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地位低于農民，接近處在等級制的最底層。事實上，在李朝【韓國稱“朝鮮朝”——譯者注】，這種人很多是奴隸。當商業和工業活動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時，手工業者遠遠沒有商人活躍。從事異地貿易的行商在其全同性網絡基礎上建立了相當有影響的行會。而且，有些大商人組成了“行商人團”來保護和增強他們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手工業者則沒有成立類似的組織。

　　因此，韓國工廠工人是在沒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工人階級文化遺產的情況下經歷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相反，他們繼承了一種消極的遺產。這種遺產反映在“打工仔”和“打工妹”這樣的標簽中。在韓國工業化的初期，工廠工人是以多種術語來標明身份的，如“勞動者”、“工廠勞動者”、“工員”和“雇員”等。漸漸地，隨著工廠工人人數的增多、政府和企業管理者推廣“雇員”這一說法，于是它程度不同地成了官方稱呼產業工人的術語。例如，勞動節被稱為“雇員日”而不是“勞動者日”。但“雇員”是一個過于寬泛的術語，指所有各類受雇用的工人，包括體力勞動工人、非體力勞動工人和技術工人。相比之下，“勞動者”更加具體地指工廠工人或者體力勞動者，但它帶有否定性的身份含義。因此，直到70年代后期工人階級認同開始形成之前，韓國工廠工人并沒有一個合適的術語來定義他們的集體認同。“雇員”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其范圍是人為劃定的、所指含糊不清而大多數工人也不喜歡“勞動者”，因為它傳達了與體力勞動相聯系的地位低等形象。

　　有趣的是，正是國家創造了構建產業工人正面形象的新語言。從60年代后期起，產業專門詞匯中出現了新的詞語，如“產業戰士”、“產業大軍”、“輸出大軍”和“輸出支柱”等。顯然，這些術語的杜撰，是為了利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動員工人致力于推動出口浪潮。在這些新術語中，民族主義與發展主義和軍事言辭結合在一起，將產業工人等同于為國防而戰的戰士。以為推動出口而獻身的精神工作，被頌揚為工人可以為之自豪的愛國行動。這些術語不僅經常為政府和大眾媒體所利用，而且工人自已也使用，當然通常是假心假意地使用。正如（上一節引用的）Y.H.商事工人的決議書所顯示，工人經常自稱為“產業大軍：“所有貧苦農民的孩子們，我們……作為產業大軍努力工作”。

　　同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到韓國工人的語言之中。因此，作為70年代最具獨立性和進取性的工會之一的元豐工會1973年發表了以下工會決議：

　　(1) 我們是產業和平的戰士，將盡我們的最大努力提高生產力；
　　(2) 我們將竭盡全力，以我們強有力的團結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條件；
　　(3) 作為勞動人民的先鋒，我們將盡我們所能提高本工會的素質。

　　甚至在抗議不公平的習慣勞動做法時，工人也感到有必要使用民族主義言辭。例如，京城紡織公司工人曾寫給雇主一封信，抱怨拖欠加班工資，這封信的開頭是這樣的：“我們祝賀你為我們國家的發展做出的成功努力，我們祝你今年好運，并希望我們的京城公司更加繁榮”。而且，他們接著寫道：“我們與你一起，為京城公司的發展日夜辛苦工作，作為京城這個大家庭的成員，我們感到自豪”（379）。這里，我們看到具有很大影響的家族主義意識形態也滲透到了工人的語言之中。的言辭對工人的意識幾乎沒有產生什么影響。盡管工人自己使用了這些語言，但他們懷有很大的困惑和疑問。工人承認，“他們稱呼我們為產業戰士或經濟發展的生產者，可是我們的情況怎樣呢？……當甚至不允許我們表達我們自己的情感時，誰敢說自已在使用‘產業戰士’和‘出口支柱’這樣的詞語來稱呼我們時懷有一絲一毫的誠意呢？”他們的日常工作生活和社會對待他們的方式，說明這種對產業工人的頌揚形象與事實完全不符。

　　然而，直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工人才開始揭穿這些國家意識形態的謊言并尋求他們自己的語言。隨著產業工人的自我認同在70年代開始成長，原有的詞匯“勞動者”而不是“雇員”獲得了很強的階級含義，盡管雇主和政府喜歡工人使用后一種用法，但80年代很著名的勞工活動家魯會燦曾告訴我，到80年代初，使用“勞動者”而不是“雇員”作為自我認同，相當于表達了某種程度的階級意識。漸漸地，“打工妹”和“打工仔”從流行習語中消失了。不過，這種貶損性的詞語直到1987年工人大斗爭之后也沒有完全銷聲匿跡。只是隨著工人自覺伸張自我認同的努力取得結果，它們沒有被選中。

第七章 勞工大攻勢

　　這就是現代汽車公司的二十年！在這個一直很平靜的勞動者海洋中，一陣像高山一樣的巨大波濤突然涌起。這就是工人演出的莊嚴一幕，他們過去不過是不斷運轉的傳送帶上的零件，而今他們拒絕再充當機器，并大聲宣稱：他們是人！
（Lee Soo-won 1994,74）

　　1987 年夏發的巨大勞動沖突浪潮，是韓國工人階級斗爭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這是一個非常時期，在此期間，韓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有隱蔽的矛盾和工人長期積累的悲憤通過勞工的戰斗涌向表面。從7~9月這三個月里發生了300次勞動糾紛，超過了快速工業化前20 年發生的勞動沖突的總和。勞工騷動以驚人的速度和烈度橫掃全國，使得幾乎每一個大型行業的工業生產都陷入癱瘓。幾乎沒有一個地區、沒有一個產業部門或沒有哪一種規模的企業免受勞工騷動的影響。成千上萬工人幾乎同時在全國被動員起來，這種巨大的規模給韓國產業工人帶來了一種新的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無論從“大規模”這一說法的哪一種意義上看。1987 年夏爆發的這場大規模勞動沖突都可以（像韓國研究工人和勞動的專家所稱的那樣）夠得上是“工人大斗爭”。顯然，這是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最關鍵的歷史短時段。

　　一 工人大斗爭

　　像以前大規模勞工騷動的日期一樣，這一史無前例的產業沖突浪潮是在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所帶來的突然政治變革背景下發生的（Christ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1998）。1987 年6月29日，當時任執政黨民主正義黨主席的盧泰愚突然宣布，民正黨將接受反對黨舉行直接總統選舉和實行憲制改革的要求，這是韓國政治史上的重大轉折點，為在幾乎長達30年的軍事統治之后向民主過渡鋪平了道路。全斗煥曾企圖通過由選舉團進行一次間接選舉將權利移交給他一手挑選的繼承人、他在韓國軍官學校時的老同學盧泰愚。6月初，全斗煥專斷地取消了與反對黨就修改憲法進行的談判，宣布他將舉行一次間接選舉，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沖突和不穩定。這一獨裁行動更加激起了公眾的憤怒。這種憤怒因一名示威學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和審訊警官對女學生勞工活動家施暴的事件被揭露而蓄積待發。隨著學生抗議的蔓延，越來越多的店員、白領工人和其他工人開始參加到學生組織的街頭抗議中來，形成了革命的幽靈（見插圖十）。6月29日的民主化宣言，是全斗煥政權對人民力量的一次策略上的讓步，目的是企圖避免這場政治危機的致命后果（Shin,Zho,and Chey 1994;Oh 1999;Diamond and Kim 2000;Sunhyuk Kim 2000）。

　　顯然，這場向民主的過渡不是工人運動的產物。像以往韓國發生的大多數其他政治動蕩一樣，主要的行動者是學生，他們在70 年代和80 年代為民主化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但是，1987 年6月學生領導的民主化斗爭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 要歸功于大量市民包括白領工人、小業土、城市貧民和產業工人的參與。隨著街頭抗議在全國各地不斷升級，剛剛成立不久的幾個白領工會開始參加到民主化運動中來。5月份和6月份，可以看到很多在漢城市中心區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就業的白領工人在午飯休息時間參加了學生的街頭示威。

　　然而，在這場爭取民主的斗爭中，產業工人的作用并不很明顯。很多分析家認為，產業工人和勞工工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說明勞工在民主化運動中只起到邊緣作用的一個指標，是勞工領袖只占民主化運動全國大聯盟領袖中的極少部分，而正是這一聯盟領導了1987年春反對全斗煥政權的市民抗議；在2200 名創始成員中，只有37 名勞工代表（韓國《中央日報（新聞）》 1987年7 月7日， 載Lim Young-ll 1998,143）。工會在這場6月國內起義中沒有發揮特別的作用，盡管很多工人作為個人參加了抗議，但沒有證據顯示街頭示威中有產業工人任何有組織的參與【林榮一認為，“直到由學生、城市中間階層、反對黨組成的民主聯盟通過激烈的戰爭式反抗行動和做出巨大犧牲并從軍事統治權力那里取得重大讓步為止，韓國勞工運動幾乎沒有做任何事情”（Lim Young-ll 1998，143）。】。全國性工會中心組織韓國勞總在這一時期的惟一行動是鮮明地反民主的：它公開附和全斗煥4月份取消憲制爭論的做法，支持他的間接選舉總統方案。很多面向政治的勞工團體參與了群眾政治組織(MPO,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并意識到這次政治時機的重要性，但未能動員工人參加1987年6月的群眾斗爭【1985~1986年間，在這些激進分子勞工團體中間發生了分裂，陷入激烈意識形態和戰略問題的爭論之中（參見Lim 1998，144~146）。】。

　　而另外一些分析家則強調產業工人在韓國向民主過渡過程中曾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他們指出，數量比白領工人和店員更多的大量領工資工人事實上參加了6 月間的街頭示威【這一點有以下事實為證：在這一時期被捕的人當中，勞工占最大比例。盡管其中很多人可能是建筑工人或臨時工（叁見Kim Young-soo 1999,207）。】。不過，比產業工人實際參與更重要的是他們大規模參與的潛在威脅。崔章集(Choi Jang Jip 1993b)指出，全斗煥政權精心算計的政治自由化舉動，是在成千上萬工廠工人涌上街頭這種很現實的威脅的影響下發生的（另見Chu 1998）。魯重琦也認為，“在6月底市民起義開始向工人階級蔓延時，統治集團急于宣布民主化方案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低估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勞工運動力量”（Roh Joong-ki 1995.81）

　　因此，在韓國勞工研究專家中，對于帶來1987年6月那次向民主過渡的政治開放的主要動因是學生運動，對于勞工運動主要是作為一種潛在力量而不是作為斗爭的積極參與者對這一政治發展做出貢獻，大家是沒有異議的。而如果沒有來自工人階級的這種威脅，獨截統治的瓦解是否會發生，顯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不過似乎很明顯的是，不管是由于內部組織弱點還是由于國家機器強加的外部制約，1987 年之前韓國的有組織勞工還不能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力量行動。只是到了1987年春，這支力量才有了相當大程度的增強。

　　不過，全斗煥政權一宣布政治自由化計劃，產業勞工馬上就被大規模地動員起來。在盧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兩周內，爆發了一波勞工暴力沖突浪潮。勞工騷動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樣橫掃全國。它從制造行業開始，蔓延到采礦、運輸、碼頭和一些服務部門，從1987 年7~9月，發生了多達3311起勞動沖突，所有這些沖突都包含了停工、自發罷-工或示威等行動。這一夏季發生的勞動糾紛數量超過了自60 年代初以來整個出口導向工業化時期發生的糾紛數量的總和（圖7-1）。在8月中旬，當勞工騷動達到高峰時，每天發生100 多起勞動糾紛，為樸正熙和全斗煥時期年平均發生的數量。參加這些勞工行動的工人總數估計為120萬人，大致相當于10人或10人以上企業經常性雇用的工人的l / 3 (Ministry of Labor 1988;參見表7-l）。

　　有趣的是，勞工騷動并不是從以前曾是勞工最活躍的漢城和京仁地區開始的，而是從南部工業城市蔚山開始。蔚山是現代集團各公司的中心，其居民大多數是現代公司各家企業（包括現代造船、現代汽車、現代機械以及它們所屬的公司）的雇員和他們的家屬。像其他財閥集團一樣，現代公司以前在其集團組織結構內部沒有組織任何工會，只是發生過一次嚴重的勞動糾紛，即1974年在現代造船公司發生的勞工暴力抗議。但在6月29日民主化宣言發表的兩周內，實質上所有現代公司企業都卷入了勞動糾紛。現代公司的糾紛還擴散成為大規模的街頭示威，點燃了現代公司所屬小企業的勞動沖突。罷-工浪潮很快蔓延到南部沿海地區重工亞集中的主要工業中心釜山、昌原和馬山等地。到8月中旬，罷-工浪潮蔓延到輕型制造業小企業集中的漢城一京仁地區。隨后，勞工騷動又擴散到了西南部地區較小的城市。到8月底，全國均被勞動沖突所吞沒。

　　然而，1987年的工人大斗爭很大程度上是勞動沖突的一次自發性、無組織，無協凋的爆發。盡管在時間分布上存在某些差別，但數以千計的勞動沖突在沒有系統計劃、戰略或領導的情況下幾乎同時在全國發生。沒有全國性的或地區性的組織可以協調這次勞工行動的大爆發。盡管沒有組織和領導，但工人利用獨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這次機會來釋放他們長期受到壓制的怒火和悲憤；當然，這并非韓國工人第一次顯示出其爆發性的特質；這種情況在樸正熙被暗殺留下政治真空之后的1980年存也曾發生過。不過，這一次勞動沖突的規模要大得多，范圍要廣得多，戰斗性和實現組織目標的效果也大得多。

　　工人在這場大斗爭中提出的要求，主要與工資和獨裁主義的產業關系有關。在很多較大的公司中，工人都能獲得20%~30％的工資增長，另外還增加了其他的好處。然而，像以往很多勞工抗議一樣，得到像人一樣對待這一要求和產業關系更加民主的要求，也像得到比較公平報酬的要求一樣強烈。工人要求的清單通常是很長的，包括：提高工資、頒發更多的獎金、縮短工時、終止實行由工頭武斷進行的評價體系、消除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身份區分、改善飯菜質量、撤消對服裝和發型的限制、終止實行強制性的早操等。

　　從很多方面看，1987年的工人大斗爭是工人長期積累的“恨”爆發和釋放的時刻。換言之，它是當長期受到壓制的悲憤和怒火得到表達時，工人以一種沖動、情緒化和暴力的方式極大地展示他們釋放出來的“恨”【這種想法是由樸東向我提示的。他是一名學生出身的工人，后來又回到了高麗大學研究生院。1987年，他在九老工業團地工作。他向我提供了自己富有見地的看法，并安排我于1995年夏參觀了漢城—京仁地區的幾家工廠。為此，我想向他表示感謝。】。幾乎1987年夏天發生的所有罷-工都是非法的行動，因為工人故意忽視官方規定某企業罷-工時另一企業不能再罷-工的強制冷卻期和其他有關罷-工的法律要求。工人對正常的勞動糾紛解決渠道感到不滿意，而是訴諸更具戰斗性的行動，如占領公司大樓、舉行街頭示威、將管理人員扣為人質等。由于工人對卑鄙和傲慢的管理人員和雇主進行報復，所以經常出現暴力行為。有些雇主由于害怕受到身體上的威脅，被迫對工人的漫天要價做出讓步。一位韓國勞工分析家曾描述說。1987年的暴力性勞動沖突類似于工人發動的一場“階級戰爭”，他們對如此長期以來一直忍受的壓迫性勞工體制懷著深刻的不滿并被突然地賦予了權力（Song Ho Heun 1994b）

　　然而，1987年的勞工大斗爭與以前爆發的勞動沖突是不同的。工人不僅對發泄他們的悲憤感興趣，而且對獲得提高工資感興趣。他們對獲得組織上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長期利益也同樣感興趣一一工會組織是他們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幾乎在所有發生激烈勞動沖突的工廠里，焦點性問題都是爭取迫使管理方接受新組成的工會或以民主工會取代公司控制的（御用）工會。這一時期表現出的強烈工會意識，毫無疑問是過去斗爭經驗的結果。工人已經通過辛酸的經歷認識到，資本或國家的暫時性讓步并不能保證他們的條件得到長期改善，工會是他們能要求在工廠中得到尊重和做人尊嚴的惟一有效手段。正是階級意識達到的這種新高度，使得1987年的斗爭更加強大、更加具有戰斗性和更加頑強：

　　因此，這次工人大斗爭導致了工會數量和工會會員人數的巨量增加。在勞工起義的一年內，組建了多達4000個工會，70萬名工人加入了工會（Kim Dong-Choon 1995;Lim Youg-ll 1998）。工會總數急劇增加，從1986年底的2675個增加到1988年底的6164個（參見表7-l）。1989年初存在的工會當中，一半以上是1987年勞動大攻勢之后組成的。在這一時期，參加工會的工人人數從100萬人增加到l70萬人。大企業的工會化要比小企業更加成功。實際上所有新組成的工會都是民主工會，大多數公司控制的（或者說“鬼”）工會被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所取代。

　　1987年的勞工起義，使韓國勞工運動的主要行動者發生了巨大變化。正如前面指出，1987年和1988年發生激烈勞工斗爭的場所不是勞動密集性輕型制造部門中的小企業，而是重化工業中的大企業。這同時也意味著勞工運動的主要行動者的性別構成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主要是女工變成了主要是男工。當勞工騷動的野火吞沒蔚山、昌原、馬山等南部城市的大企業時，以前發生很多勞工沖突的九老、富川和安養等輕型制造業地區卻相對比較平靜。幾乎一夜之間，重化工業大工廠中的半熟練男工出現在勞工運動的前線，將70年代曾經進行戰斗并為民主勞工運動打基礎的女工推向一邊。

　　從另一個重要方面看，這場工人大斗爭也意義重大。與以前的勞動罷-工不同，這場勞工斗爭是在沒有外部知識界團體發動、領導或積極指導的情況下發生的。它完全是工人自愿和自發參加集體行動的結果。例如，1987年7月在現代公司開始的工會化斗爭是由工人領導的，外部組織幾乎沒有提供支持。不僅在蔚山，而且在其他工業城鎮，勞工抗議和罷-工的領導人都是從各個工廠出現的：曾在80年代初工會化斗爭中發揮如此突出作用的學生出身工人，在1987年沒有發揮重要作用（Lim 1992,138；我1993年與蔚山現代公司工人的訪談確證了這一點）。1987年以前，大多數學生出身工人一直在漢城一京仁地區工作，另有一些在大邱工作；他們當中很少能進入南部工業城市中較大的企業【金虎圭是受雇于蔚山現代公司一家工廠的學生出身工人。我1995年曾對他進行過訪淡，他說，在1987年工人大斗爭爆發之前，他們當中很多人曾一直有計劃 轉移到蔚山。他們的活動集中在漢城和仁川附近的工業區，學生出身工人很少從漢城去蔚山，金虎圭本人1987年后去了蔚山。】。因此，1987年的工人大斗爭證明，韓國工人已經成長到不再需要知識界保護和代表的程度。韓國工人階級已經產生他們自己的領導人、“有機知識分子”以及組織資源，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

二 自發的性質

　　我剛剛描述過，1987年的勞動沖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勞動沖突的自發性和無組織性的爆發。對于以下一點，研究勞工的韓國專家存在著普遍共識：1987年夏的勞動沖突，是在沒有預謀和計劃、沒有預先想好的目的或戰略思想的情況下發生的。勞工戰斗性的爆發如此突然，規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就連長時間以來為動員勞工而努力的很多知識界勞工活動家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未能在其中發揮某種領導作用。研究勞工的杰出學者林榮一注意到，“很少有哪一場罷-工是計劃好的，即使是在企業內外的活動分子曾做了一些準備的少數幾次罷-工中，群眾參與的速度和規模及其戰斗性也使這種準備變得意義不大”（1989,89~90）。

　　1987年勞工沖突的爆炸性，很大程度上是韓國市民社會的政治動態造成的突然政治開放帶來的結果。獨裁主義國家機器對勞動體制的的暫時中止，為工人發泄他們長期受到壓制的悲憤提供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正如另一位敏銳的勞工問題分析家金東椿指出，“隨‘6•29’《民主化宣言》而來的獨裁政權政治控制放松之后，馬上發生了這場斗爭，而隨著9 月份壓制的恢復，斗爭又逐漸減弱下來。簡言之，像過去的韓國勞工運動一樣，是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工作場所的內部因素，對勞動糾紛發生和消失的總體情況有著決定性的影響”"(Kim Dong-Choon 1995,121）。因此，學者普遍達成一致的意見是，由于這次政治機會突然到來而未曾預期到，工人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和無組織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工人是在自己方面以前沒有做過任何努力或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對其他集團提供的機會做出反應，如果沒有以往的勞工反抗經驗，如果在工人中間沒有組織活動的情況下，要想發生這樣大規模的動員，事實上是很困難的。而且，這些勞工斗爭的主導類型是具有戰斗性、進攻性并以組織獨立工會為目的，如果設想這種類型的斗爭跟相當一部分韓國產業工人中間已經形成的階級意識水平沒有關系，那么當然是不正確的。大多數糾紛是在沒有預謀、計劃或組織領導的情況下發生的，只是從這種意義上。才能說1987 年的勞工起義是自發性的、工人并不是在以前沒有做過組織集體反抗的努力的情況下，以一種純粹沖動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對情況做出反應，因此不能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場勞工起義是自發性的。在這方面，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為什么1987年的勞工反叛首先發生在蔚山現代集團內部一個較小的企業即現代發動機公司，將是很有幫助的。1987年7 月5 日，在盧泰愚6 月29 日宣布民主改革不到一周的時間內，100名左右現代發動機公司工人便在蔚山市中心秘密開會成立工會。其他現代公司的工人也很快如法炮制。在宣布民主化之后的一個月內，現代公司12 家企業幾乎都要么已經組建了工會，要么處在組建過程之中。

　　如果考慮到前20 年里現代公司工人的特點是高度的被動和沉默，那么這種情況確實是令人吃驚的發展【以前，在1980年，在現代重工公司曾有過一次組織工會的嘗試。有趣的是，這次嘗試不是由工人發起的，而是由一名叫李岷武（音）的傾向勞工的經理所發起的。然而，他的大膽嘗試還沒有對其他工人產生什么影響，就被新建立的軍事政權鎮壓下去了（參見Lee Soo-won 1994,34~35）】。顯然，如果沒有政權的政治危機，工人反應的這種猛然變化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實際上，現代公司的工會化斗爭并不完全是自發發生的。在數家現代集團公司企業中，此前就曾有若干工人一直在秘密準備組織工會，以便通過集體行動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在最早組建工會的現代發動機公司，小批工人曾通過各種小組活動積極培育同志關系和階級意識。80年代初輕型制造部門的小組活動，曾由學生出身工人發起和領導，與此不同，現代公司的小組是在工人自己的創議下發展起來的，與外部知識界團體只有很微弱的關系【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小組根本沒有從外部組織獲得任何幫助。事實上，他們得到過蔚山社會宣教協議會的幫助。不過他們并不依賴這些外部團體的支持（參見Lee Soo-won 1994,23,62）】。

　　在這些小組中，最重要的是由權容睦在現代發動機公司組織的研究小組。權容睦在1987年現代公司工人的斗爭中曾以富有魅力的領導者身份出現。像他那些曾積極參加小組活動的工人同伴一樣，權容睦是高中畢業生，對現代公司管理上的專制做法形成了強烈的不公正意識，并通過與政治異議知識分子的接觸和通過廣泛閱讀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形成了高度的階級意識(Kwon 1988;Lee Soo won 1994)。也許可以將他視為葛蘭西（Gramsci 1971）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的一個突出榜樣。80年代初，他組織了一個休閑活動小組，在周末參觀文化遺跡。逐漸地，這個小組的注意力轉向討論他們工作場所的問題、研究勞動法和馬克思主義文獻。1986年，權容睦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取得了“勞工管理協議會”的控制權，并把它從一個親管理方的機構改造成一個更加代表工人的組織。他們接下來走的一步是組織工會。1987年春，他們挑選了幾名小組成員為此做準備工作（Lee Soo-won 1994,4~48）【根據李秀遠的報告，現代發動機公司勞工活動家曾計劃在1987年6月或7月間組織工會。】正是這種準備工作，使得1987年7月機會一出現，現代發動機公司工人便能夠迅速行動起來組織工會。同樣的小組活動在蔚山現代集團公司的其他企業也在進行，包括現代汽車、現代重型電器、現代重工等（1994 , 39~79）【1985年，在現代汽車公司，5名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已經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以喚醒他們的工人同伴的覺悟。在現代重型電器公司，一名叫全章洙（音）的大學畢業生也曾組織一個同樣的小組。】。

　　盡管1987年的勞工斗爭是在沒有外部活動分子或組織的系統計劃或指導之下發生的，但自發的起義一發生，這種外來者在支持民主工會運動方面的作用就變得很重要。認識到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這一時期的罷-工工人對民主工會顯不出巨大的熱情，但對工會幾乎沒有什么實際知識；他們不知道如何組織一個工會，如何注冊，法律對工會活動有什么要求等。由于1987年7月和8月間每天發生100起勞動糾紛，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涉及工會化斗爭，因此韓國民主工會運動面臨一種危機。在對此做出反應的過程中，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勞工活動家小組、依托教會的勞工咨詢中心和其他地域性勞動組織迅速行動起來。除了已經存在的活動分子組織網絡之外，很多新的小組迅速建立，以滿足參加工會化斗爭的工人提出的大量援助要求。在接受林榮一訪談時，一名勞工活動分子（慶南勞工聯合會的一名成員，這是以前因參加勞工活動而被開除的工人創立的組織）說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

　　沒有時間再想別的了。也沒有需要想其他了。這場“大斗爭”不是我們創造的，也不是我們以前敢想象我們能創造的，但目標已經一目了然。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在每個罷-工企業組織一個民主工會。而且形成的工會必須得到保護。我們必須讓他們集合到一起。要做的事太多了，人手很少，時間又不夠，但這不是大難。工人接受它實在是太容易了。在他們解決他們企業的主要障礙之后，在罷-工期間新出現的領導層的領導之下，工人立即聚集到我們的辦事處，拿起傳單便沖向鄰近的其他企業（Lim 1998,93n）。

　　正如這名活動家的話清楚地顯示，盡管1987年勞工斗爭爆發是由于工人群眾的自發參與而發生，但這場斗爭并非是在沒有組織支持和指導的情況下雜亂無章地推進。在還沒有組織的地方，新的組織隨時可以形成，盡管人多數是非正式的和小規模的；在沒有領導的地方，新的基層領導很快從罷-工中出現。我們可以看到，1987 年韓國工人階級運動可以利用的組織資源與1980年的情況有多么驚人的差別，工會意識和工人階級團結的程度也是如此。毫無疑問，所有這些變化，都是1987年以前的斗爭的結果。

三 現代公司工人的斗爭

　　1987年的工人大斗爭，是從蔚山現代公司一個工廠的斗爭開始的。這一點意義重大。現代是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最大的汽車制造商和造船商。無論從其規模還是從其在韓國經濟中的作用來看，現代公司顯然代表了韓國工業力量的核心。像在其他財閥企業一樣，工會在現代公司被視為禁區。該公司的創立者鄭周永以堅定的反工會立場而聞名；像后來三星集團的創立者李秉喆一樣，他曾警告他的工人：“直到黃土蓋住我的眼睛，否則我永遠不允許建立工會”（Lee Son－won 1994，35）因此，現代公司工廠工會的形成，對其他企業的勞工活動分子來說是一起重大事件。從很多方面看，現代公司發展起來的勞工斗爭模式使這一時期的韓國工人階級斗爭形成了有趣的特征，留下了鮮明的烙印。

　　現代集團的勞工工會化類似一場暴動。1987年7月5日，在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一個星期內，大約100名現代發動機公司工人在蔚山鬧市區的一個迪斯科舞廳秘密開會，組成了工會。前面己經提到過，這是一小批一段時間以來一直為組織工會而準備的工人努力的結果。

　　在這個工會的領頭之下，在6月29日宣言發表之后的一個月內，現代公司其他12家企業都發生了工會化斗爭。然而，其他企業的工會化并不像在現代發動機公司那樣順利，或者說沒有那么成功。在受到最初的沖擊之后，現代公司管理方鎮定下來，試圖阻止工會化的努力。現代公司最初阻止工會化的做法是極其拙劣的，而且適得其反。例如，7月16日，當現代尾浦造船公司工人在市政廳正要注冊他們新組建的工會時，幾名男子突然出現，搶走了他們的注冊文件，并登上等在外面的汽車迅速離開。這一笨拙的反工會行動被媒體公開，招來社會各界的一陣猛烈批判。由于管理方這種錯誤，尾浦造船公司工人注冊新組建工會的做法得到了官方的批準。

　　然而，這樣的錯誤并不妨礙現代集團其他公司的管理方嘗試采用其他方法。現代集團內部兩家最大的公司現代重工和現代汽車采用的方法更加狡猾和有效。這種方法是，在強有力的獨立工會組成之前，搶先鼓動擁護管理方的工人組建工會。由于韓國勞動法禁止一家公司建立多個工會，因此這種策略對否認后來組建的有代表性工會的合法地位是十分有效。這種方法未能阻止現代汽車組建一個強大的獨立工會，但成功地使現代重工的獨立工會變得軟弱無力，并在很長時間里分裂了勞動隊伍。因此，最猛烈的工人斗爭發生在現代重工，斗爭圍繞的是是否承認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會。

　　不過，一旦成功地組成了工會，現代集團工人便通過一份很長的工會要求清單表達他們長期受到壓制的悲憤；除了工資提高25%~30%之外，工人的要求還包括：取消引起公憤的工人工資競爭制度，廢除對頭發長度的限制，終止實行強制性的早操，提高每日午餐的質量等。有趣的是，在發型和上班前做操等方面對個人自由的要求，在現代集團各企業的罷-工中都提出來了，顯示出工人對軍事式工作環境的強烈不滿。現代集團軍事式的紀律是相當有名的，不過這當然并非韓國較大的制造企業所獨有。工人經常被大門門衛攔住測量他們頭發的長度，而且如果發現工人頭發的長度超過了公司規定，門衛就用大剪刀當場把他們的頭發剪短（Lee Soo-won 1994,30）。在生產工人離開工廠時還要接受搜身。難怪現代工人開始罷-工時，他們首先砸掉的是門衛辦公室。

　　現代集團單個企業出現的工會化運動匯合成一場集團層面上的團結斗爭。1987年8月8日，來自12 家現代集團企業的代表集會，成立了現代集團勞動組合協議會。現代發動機公司的權容睦當選協議會議事長。在應付現代集團高度集中的權威結構方面，工會活動家打算采取一種協調一致的方法。他們知道，在現代集團，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在集團層面上做出的，而且，最終都要由大權獨攬的會長決定。現代集團勞動組合協議會在以下兩個問題上立即與管理方發生了沖突：在管理方與協議會之間進行集團層面工資談判的要求，承認現代重工已經組成的真正的工會【就在這個得到絕大多數工人支持的真正工會組成之前，現代重工管理方幫助極少數支持管理方的工人組織了一個工會并注冊為唯一合法的工會。盡管之后工人在一次幾乎是匿名的投票中以新的獨立領導人取代了親管理方的領導人，但現代集團管理方拒絕承認這些新的領導人為合法。】。但管理方拒絕就他們認為是屬于不合法的組織展開談判。工人則已經做好了顯示自己力量的準備。8月17日早晨，數千名現代集團工人在現代重工公司工廠集會并向市區進發（見插圖）。走在游行隊伍前面的是翻斗卡車、叉車、救火車和混土攪拌車。在喧天的鑼鼓聲中，人群高唱剛剛學會的歌曲并高喊：“打倒鄭周永！”他們在大街上遇到防暴警察。警察向抗議者施放催淚瓦斯，但很快他們在憤怒的人群紛紛沖過來的情況下落荒而逃。警察局長提出舉行談判。他與權容睦對坐在四車道的馬路中間進行談判。在權容睦承諾保持和平示威的情況下，他允許示威者前往南屋山（音，前往蔚山市中心的中間站），然后回到現代重工公司、工人步行3公里到了南屋山，一路喊著唱著，然后和平地回到他們的工作場所。

　　第二天，示威規模更大了，組織得也更好了。來自位于蔚山的現代集團各公司的工人在8 月18 日一大早就集中到現代重工公司大院。據估計來了4萬名工人。到八九點鐘的時候又有3萬名妻子兒女加入。他們向蔚山市出發，同樣以翻斗車、叉車和重型車輛打頭。領頭的人群以防瓦斯面具和安全帽為武裝，他們的目的地是蔚山體育場。示威者遇到了4500 名警察，不過警察意識到他們對付不了用重型車輛引導的4 萬名示威者。除了讓示威者繼續前進之外，警察別無選擇。工人突然變得不可戰勝。當他們和平地到達體育場的時候，示威者增加到6 萬人。母親、妻子、兒女們與工人一起前進。游行隊伍綿延約3.2 公里，用了5個小時完成了到達體育場的游行。

　　在體育場里,工人后來受到了一名政府代表而不是現代公司管理人員的接待。這位勞動部副部長從漢城飛往蔚山與工人談判。他主持了權容睦與勞動事務課課長之間的談判。由這位副部長親自宣布的談判協議實際上接受工人的所有要求，包括大幅提高工資和承認現代重工公司的獨立工會。體育場中的6萬名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歡呼雀躍，往回家的路上走去。這是現代集團公司工人通過集體行動獲得的第一場勝利。現代公司一位勞工活躍領導分子后來寫道，“8月18日是現代公司工人或者說全國所有工人獲得新生的日子，他們克服了‘恨’，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是走向真正像人一樣生活的末來的一次偉大、莊嚴的進軍”（Lee Soo-won 1994,103）。

　　然而，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勝利和一次短暫的勝利。現代集團管理方就是決定無視勞動部副部長做過的承諾，而且否認現代重工的新工會領導和現代集團勞動組合協議會的合法性。隨后，工資談判也陷入僵局，勞工騷動仍在繼續。

　　現代集團公司工人斗爭的第二個高漲時期在臨近1988年底的時候發生。勞動糾紛圍繞一份集體合同的談判和4名被解雇勞工領袖的復職問題展開。雙方都不愿妥協，工會號召于12月12日舉行罷-工，這場罷-工后來成為韓國勞工史上歷時最長的罷-工，延續了128天。這場罷-工延續時間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會領導層內部缺乏緊密團結和管理方排斥打壓工會領袖的手法。就在罷-工之前，現代重工的工人選舉徐太守為新的工會主席。然而，徐太守背叛了工會會員，私自與管理方簽訂了集體合同，而沒有征求會員的同意。憤怒的工人投票否決了集體合同。他們還投票罷免了徐太守，另選李元昆（音）為工會主席。但公司拒絕接受這一選舉結果，徐太守拒不下臺，給工會造成持續的組織問題。

　　在蔚山現代重工公司工人罷-工的同時，171名工人1988年12月15日前往漢城去見鄭周永。這是現代集團公司工人第三次去漢城現代集團總部去見他。第一次是在1987年8月，當時新組建的現代重工公司工會官員到漢城去見他，請求承認這個民主工會。第二次是在1987年11月，現代發動機公司工人去見鄭周永，要求釋放他們被關押的領導人-權容睦。現代公司工人知道，鄭周永是現代公司重要決定的最終裁定人。他們相信，即使是警察抓捕和釋放工人，也多多少少是出自鄭周永之手。然而，鄭周永拒絕接見罷-工者。抗議者在漢城現代集團總部大樓前面舉行靜坐示威，但由于12月29日警察的攻擊而不得不結束抗議。1988年，2月28日，盧泰愚總統發布了“維持國內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特別聲明”，標志著政府重新采取壓制性的措施和1987年7月以來普遍存在的相對自由政治氣氛的終結。無論是政治氣氛的變化還是新年假期，似乎都肯定會弱化蔚山現代公司罷-工工人的斗志。

　　然而，1989年1月發生的一起新事件，給正在減弱的烈火澆了一桶汽油。1月8日黎明時分，一群武裝男子沖進現代公司被解雇雇員聯合會的辦事處，用棒球棍和木棒毆打熟睡中的辦事處人員，并將家具什物砸爛。這個聯合會是由那些曾被監禁并在隨后被現代集團各公司解雇的工會領導人于1988年2月組織的，其中包括權容睦和其他強硬的核心領導人。1988年，現代公司被解雇雇員聯合會接替了現代勞動組合協議會的角色，在指導各個企業工會行動方面發揮核心作用【現代公司被解雇雇員聯合會與蔚山的社會宣教團保持著密切關系，這兩個組織包含有幾名曾積極支持權容睦和其他勞工領袖的學生出身工人（參見Lee Soo-won 1994;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1995）】。顯然，現代公司管理方想打掉這個外部的戰斗性勞工組織，割斷其與車間工會領導人的聯系。很有趣的是，這次襲擊是由現代重工雇傭的專門破壞工會分子、美籍韓人詹姆斯•李（李權紹，音）組織的。這一事件被揭露后，使得蔚山的工人怒火中燒，引發了蔚山和來自其他地區的3 萬名工人在蔚山舉行的一次宏大的集會，譴責現代公司管理方的恐怖主義行動，并誓言要與現代重工罷-工工人一起團結斗爭到底。

　　工人與管理方之間的激烈對抗一直持續到1989年春。這一罷-工的延續期充滿了工人與管理方之間、反對管理方工人與支持管理方工人之間的暴力斗爭。像很多其他韓國企業一樣，現代重工也組織了“護社隊”（保護公司的武裝團體），它由管理工作人員、工廠保衛人員和雇傭的暴徒組成。現代重工試圖利用這一組織勸阻那些態度比較消極的工人不要參與罷-工。但是，與70年代通常成為男性暴力受害者的女工會活動分子不同，現代公司和其他重工業企業的男工人不是那樣容易被壓服的。現代公司工人對警察干預做出反應的方式，生動地說明了勞動沖突的舞臺己經改變。工人抗議不僅人數極其龐大，動輒達到萬人以上，而且他們使用各種防護武器，使他們成為不容易通過威嚇而加以控制的人群。在控制這種罷-工者時，警察暴力注定會失去很大效力。如果不是從更深刻的社會學意義上看，而是從這種身體的意義上看，那么可以說1987年以后韓國勞工運動與以前由女性主導的爭取建立民主工會的斗爭有著很大的不同。

　　在公司的請求下，警方宣布了1989年3月30目將突入現代重工公司大院結束罷-工的計劃。然而，罷-工者投票表決要戰斗到底。在這個預定日期之前的一天，罷-工者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展示了包括汽油彈、迫擊炮和他們生產的很多其他土制武器，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罷-工的第109天即3月30日黎明，隨著多發信號彈射向早晨的天空，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式行動開始了。這是一場陸、海、空聯合作戰。陸地上，提早集中在現代重工工廠前面的防暴臀察開始行動，并不時噴射瓦斯。海上，遠洋船只運來了8個中隊的警察。空中，直升機盤旋在工廠大院上空并向工人宣布：“你們已經被包圍。違反法律的工人們，請你們自動投降。”這是一場很大的軍事行動，被稱為“蔚山30日行動”, 代號為“朝露”。大約1.5 萬名警察被動員參加了這次行動。

　　然而，當警察部隊進入工廠大院時，竟然沒有發現有罷-工者，因為他們在午夜已經偷偷溜出大院，在現代公司宿舍大樓前重新集合。中午，在臭名昭著的白骨團（經過特殊武術訓練的一支警察部隊）的一個分隊的掩護下，防暴警察沖進工人宿舍。白骨團毫不留情地毆打反抗的工人，并逮捕了他們當中的數百人。但這沒有使罷-工結束。到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工人抵抗發展成大規模的街頭戰斗。附近現代發動機公司的大約1500名工人同伴宣布舉行一天的同情罷-工并涌向大街。來自現代汽車、現代尾浦造船和其他現代集團所屬企業的成千上萬名工人也涌向大街。蔚山東部地區變成的一個戰區。

　　第二天，街頭戰斗規模更大、更具暴力性。附近地區的幾十名學生也前來加入現代公司工人的斗爭，大批居民也參加了街頭抗議。看到白骨團如此殘酷地攻擊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很多現代公司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也燃起怒火，成為街頭戰斗的直接參加者。她們阻止警察進入街道胡同追趕逃跑的工人，他們籌集資金將前來援助工人的學生藏在家里，他們收集空瓶子用子制造燃燒瓶。街頭戰斗延續了10天，到1989年4月18日結束，52名工會領袖被捕，59名工人被開除。對于這次痛苦的結束，工人后來寫道：“長達128天的罷-工，現代重工工人的自豪達到了新的高度。盡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犧牲，但自1987年以來他們一直高舉民主工會的大旗。然而，這場罷-工被現代公司殘酷的恐怖主義和龐大的警察部隊鎮壓下去了。罷-工結束了，深深的‘恨’又留在了現代公司工人的腦海中”（Lee Soo-won 1994,255）。

　　然而，現代重工128天的罷-工遠不是一次失敗。工人未能實現他們提出的釋放工會領導人的要求，但通過斗爭，他們成功地獲得了一些很珍貴的東西。團結精神誕生了。從越來越多地參加斗爭的工人當中，可以明顯看到高度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工會在行動中更加強大、更加民主了，工會會員有了大量增加。例如，在車間，工人被組織成小組和委員會，在很多與工作有關的問題，開始有了某種發言權。所有這些變化，意味著管理者失去了對車間工人的很大權力；他們甚至對好斗的工人變得害怕起來。

　　現代公司工人斗爭的第三個主要插曲，圍繞一些似乎相對較小的問題在現代重工公司再次發生，這種斗爭被稱為“戈利亞斗爭”（Goliat struggle ）1990年l月，現代重工工人選舉產生了第五屆工會執行委員。工會領導經常變換，雖然工會官員的任期為兩年，但在兩年半時間里已經換了五屆，這是由于罷-工期間工會領袖經常被捕和工會領導層的內部分裂造成的。隨著現代集團工會運動的演變，大多數工會被分成兩派，一派是具有戰斗性的“民主派”，強調跨越各公司的階級團結和進行爭取改革壓制性勞工政策的政治斗爭的重要性，而溫和實用主義者（“實利派”）想把他們的集體行動限定為爭取實現比較直接的公司一級的目標。現代重工工會由激進會員所主導，而現代汽車工會則由比較溫和的、方針比較實用的領導層所領導。

　　現代重工工人打算在工作時間舉行新當選的工會官員的就職會議，而公司方否決了這一請求。工會還請求允許工人提早下班參加在128 天大罷-工期間被捕的5名工會領袖的法庭聽證會，但公司方也否決了這有一請求。新工會領袖決定無視管理方的決定，按原定方案執行他們的計劃。公司方立即向警察報告了他們的行動計劃，警察將新工會領袖逮捕。激進的工會會員將這種不友善的舉動視為管理方故意挑起戰斗并徹底削弱工會，他們決定除了戰斗之外別無選擇。

　　被監禁的前工會領袖被判刑很重，尤其是對于稍早發生在KBS廣播電臺的一場罷-工的參加者，法庭的判罰卻很輕，參加那場罷-工的100多名廣播業工人均被釋放，這兩種情形一對比，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憤怒。現代公司工人之所以憤怒，是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和社會）歧視工廠工人。一份工會傳單指責說，“他們的態度是，對搖筆桿的和播廣播的就害怕，而對拿錘子和焊槍的工人就可以不屑一顧，這一次我們要一勞永逸地糾正這種態度”（Lee Soo-won 1994,292）。顯然，關鍵的問題不在于工人的直接經濟利益。正如李秀遠指出的那樣，“正是由于工人有這個社會歧視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這種共同的感覺，引發了現代重工的這次罷-工”（291）。后來有一份罷-工傳單將這次罷-工定義為“不只是現代重工工會的一場斗爭，而是為了處在危險當中的兩千五百萬工人的信任和自尊心而與獨裁政權進行的偉大戰斗”（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蔚山勞動政策教育協會 1995,71）。工人階級的自尊心和義氣感（“義理”)，是現代公司罷-工者賦予他們集體行動以意義時的至高無尚的價值，而這是1987年之后時期韓國工人階級斗爭的一般特征（Kim Dong-Choon 1995,445~448）。

　　然而，在決定舉行罷-工之后，工會在領導方面面臨嚴重的問題。在工會領導人當中，很多人要么被監禁，要么不愿領導罷-工。被選舉擔任非常對策委員會的兩名男工會領導人，以家庭原因為由拒絕接受這種罷-工主張（二人都是不久前剛剛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可以理解，他們不愿承擔幾乎肯定又會把他們送回監獄的角色）。后來被推舉主持非常對策委員會的另外兩人也拒絕接任。最后，李甲用同意接受這一職責。因此，戈利亞斗爭開始了，這是現代重工發生的一場宏大的工人斗爭，這場斗爭引發了一場有全國各地很多民主工會參加的總罷-工。像此前幾年里的情況一樣，這次勞工抗議之所以可能，并不一定是由于有強有力的工會領導，而是由于有激進普通工人團體自下而上的強有力推動。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先進勞動者”）人數大量增加，而工廠外部有激進的勞工領袖，是決定1987這一時期勞工斗爭狀況的關鍵因素【現代解雇勞動者協議會在協調和指導現代各公司工會活動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出現暴力性勞工斗爭的時期。】。盡管現代公司各企業的工會領導人更傾向于采取溫和和實用主義的態度，但在激進的普通工會會員的壓力下，他們通常被迫采取戰斗性對杭的方法（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1995;Lim Ho 1992,185~186;Kim Dong-Choon 1995,342~360）。

　　從一開始，現代重工1990年春的罷-工就具有政治斗爭的特點，直接針對的是壓制勞工的國家機構。具有戰斗性的工會會員并沒有一種經過很好計劃的戰略，但他們有著異常堅強的反抗決心。他們誓言：“我們寧死決不投降”。當警察的進攻迫在眉睫時，由78名抗議者組成的核心群體爬上一架巨大的起重機，停留在82米高的空中，他們希望能在那里無限期地進行斗爭。地面上，數千名工人與大批警察部隊對峙。大約有1.2萬名警察和白骨團成員沖進了現代重工工廠。蔚山市的東區又一次變成了暴力的戰場。

　　現代重工工人的戈利亞斗爭不是發生在單一工廠車間的單純罷-工。韓國具有戰斗性的勞工團體都把它視為全體工人階級反對壓制性國家和資本家階級的一場政治斗爭。因此，當罷-工在現代重工開始后，其他地方的激進工人領袖馬上組織同情斗爭。現代汽車工人4月28日早晨試圖阻擋防暴普察，不讓他們開往現代重工，另外有4個現代公司工會決定舉行顯示團結精神的罷-工。4月30日，新組成的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全勞協）決定號召總罷-工。5月4日，全國各地146家企業的大約12萬名工人參加總罷-工，支持現代重工工人的斗爭。

　　然而，這些同情罷-工只延續了數天。即使是現代集團最大和最有影響的工會現代汽車公司工會也決定于5月4日結束罷-工并復工。盡管全勞協在民主工會陣營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它是一個比較軟弱的組織，無法動員起大規模的總罷-工來支持現代重工的斗爭。隨著外部支持的逐漸減弱，街頭的斗爭也逐步退去，只留下在戈利亞牌起重機上的核心小組抗議者，他們孤立無援且士氣低落。他們以絕食繼續抵抗，但最終于5月10日不得不投降。李秀遠寫道，“在5月10日凌晨兩點鐘，51 條‘孤獨的狼’一個一個地爬下82米高的戈利亞起重機的階梯。無法控制的眼淚從他們的眼中奪眶而出……因為為全國性勞工斗爭舉起火炬的這場歷史性斗爭，對他們來說卻是一次完全的失敗”（1994,299）。

四 團結的誕生

　　工人大斗爭意義最重大的結果是工人認同和工人團結的迅速成長。工廠工人不再是社會嘲笑的對象，不再被嘲笑為“打工仔”和“打工妹”（盡管這兩個詞沒有從流行俗語中消失）。普通工人對承認他們自己的工廠工人身份也不再感到羞恥。當工人聲言“我為當一名工人而自豪”的時候，這可能不再僅僅是一句自己肯定自己的話。產業工人不斷變化的人口構成狀況（來自城市地區、受過高中教育的工人越來越多），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經濟地位的改善，都對80年代后五年確立一種具有更肯定意義的工人認同起到了作用。民眾話語的影響和工人階級社區的緩慢擴大，也對促進階級團結起到了工具作用。但是，正是工人奮起要求得到社會尊重時采取的雄壯和強有力方式，為韓國產業工人強有力的工人階級認同的成長提供了一種至關重要的要素。

　　如果說在1987年以前，強烈的工人階級認同僅僅限于相對少數先進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先進勞動者”) ，那么，這次工人大斗爭的經驗則將它帶給了產業工人大眾。通過積極參加這場斗爭，通過在斗爭中取得實質性的勝利，工人能夠獲得某種相對于雇主和管理者的權力感。他們意識到，工人能關閉工廠，能使整個經濟癱瘓，他們看到他們確實能讓資本家跪倒在他們面前。這場工人大斗爭為社會也為工人自己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認識到如果工人被大規模動員起來時，他們可以發揮多么大的原始力量。這種新的權力感肯定促進了他們的階級認同，因為階級認同并不是僅僅因為共同的地位就會形成的，而是要求對一個人所認同的集團有某種程度的肯定性評價。因此，工人大斗爭的經驗，在幫助工人克服失敗主義和逃避主義意識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種意識長期以來曾支配著工人。

　　由此而誕生的工人階級團結，并不限于同一工作場所的工人，而且還延伸到同一企業集團或同一地理區域的工人同伴。我們以現代公司為例子可以看到，受雇于同一財閥集團的不同企業的工人，一旦成功地在企業層面上建立起工會，他們便組織集團公司層面上的工會協議會。在現代集團工會協議會成立之后的數月內，大宇、鮮京、起亞、雙龍等財閥集團也組成了集團內部企業間的工會組織。這些企業工會協議會并不是得到法律認可的機構，然而，它們在增強所屬工會之間的團結、支持集團層面上的集體討價還價起到了某種積極作用。

　　不過，意義更重大的發展，也許是位于同一地區的不同企業之間的工人越來越增強的團結。以地區為基礎的團結斗爭，在8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出現，其中九老工人的團結斗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果說80年代初這種團結斗爭還是涓涓細流，那么到80年代后期，這已經變成民主勞工運動的洪流。而且，如果說早先企業之間工人團結的主要基礎是在同一地區工作的勞工活躍分子組成的小網絡，那么后來新形式的團結斗爭的基礎則是同一地區不同企業的普通工人之間不斷增強的團結感情。不僅在蔚山，而且在馬山—昌原地區和漢城一京仁地區的工業城鎮，工人都前往其他鄰近工廠援助工人同伴的罷-工和示威（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工人的團結表現為幾種形式：到工人同伴的工廠參加抗議、參加街頭示威、籌集罷-工資金、開展同情罷-工等。公司工人之間的團結斗爭在較小的企業中比較頻繁發生。當小企業的工會會員發現難以捍衛他們新組成的工會避免管理方敵意行動的破壞時，他們通常首先尋求鄰近工廠工人同伴的幫助，然后才想到請求韓國勞總和其他組織的幫助。借用凡塔西亞（Fantasia 1998）的術語，80 年代后期，在很多韓國城鎮，誕生并可以看到了“團結的文化”。

　　與較早時期相比，這一次勞動沖突浪潮中出現的工人團結并沒有隨著沖突結束而蒸發掉。工人了解到了建設階級組織的重要性。在1987年斗爭之后，勞工領袖很快著手建立企業間的地區性協商組織。第一個地區性協議會在馬山一昌原這兩個鄰近的工業城市形成，在那里集中了重化工業企業，很多戰斗性工會已經在中小型制造企業中形成。馬昌勞動組合協議會于1987年12月成立，該地區40個地方工會參加了協議會。其他地區也如法炮制，1988年春從漢城、仁川、城南地區開始成立協議會。到1988年底，形成了11個地區協議會，其中包含403個工會和11.35萬個工會會員（Huh 1989,162）。

　　這些地區聯合體的建立，大大地促進了企業工人之間在勞工教育、公共關系活動、協調地方工會之間的罷-工活動等方面的合作。不過，它們只是松散組織起來的、協商性的組織，內部統一性很差，組織力量很小。正如林皓指出，“大多數地區性工會協議會只有相對較低水平的團結，因為它們是在工會領袖之間的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不是以普通工人的廣泛互動和密切聯系為基礎”（Lim Ho 1992,147）。

　　與藍領工會的組織發展進程一起，白領工會運動也有了重大發展。除了早先已經組織起來的財經工人之外，受雇于媒體、醫院、印刷業、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的白領工人和專業工作人員也成功地組織起廠工會。這一時期出現活躍的白領工會運動，主要是由兩個原因。第一個是白領工人不斷惡化的工作崗位市場。在產業升級和深化過程中，隨著低級別白領工人數量的迅速增加，隨著事務性工作不斷采用自動化技術和不斷實現流程合理化，無論從韓國白領工人工作的性質還是從其經濟地位來看，他們都越來越無產階級化。尤其受到白領工人無產階級化損害的是那些在財經部門就業的白領工人，特別是那些沒有大學學位、在提升的階梯上再也爬不上去的白領工人。隨著他們的工作越來越常規化和他們的經濟地位越來越邊緣化，韓國的辦公室工作人員也做出與其他產業界的工人一樣的集體反應。他們意識到，工會是對付他們不斷惡化的工作崗位市場的最佳途徑。

　　然而，在韓國，白領工會運動只不過是“工具集體主義”（instrumental collectivism,Goldthorpe et al.1969）的表現。白領工會運動活躍的第二個原因或者說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場運動是政治性的。媒體工人、教員、政府資助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和印刷業雇員當中富有進攻性的工會化斗爭，是他們對韓國工作場所缺乏民主的反應，而且是對國家機器對知識生產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的反應。因韓國各種組織中的高度獨裁主義文化而受到損害的不僅有藍領工人，而且有白領工人。長工時、專斷的工作任務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噤若寒蟬、普遍很糟糕的產業關系等，既是藍領工人也是白領工人工作情形的特征（Janelli 1993;Choong Soon Kim 1992）。而且，新聞工作者、教員和研究人員還要接受國家對他們工作的意識形態控制，經常被迫生產國家指定的材料【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KBS和MBC這兩大廣播公司的公共媒體雇員反對政府干涉媒體內容的斗爭。不過，最重大的挑戰來自學校教員，他們長期以來一直試圖組織工會作為使教育擺脫政府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從二戰結束開始，教員工會運動有著濃厚的左翼淵源，國家機器在壓制他們的時候特別嚴厲。由于參加非法組織的教員工會，政府曾強迫學校開除數百名教師。不過這種運動一直在繼續，直到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最終批準成立教員工會。】。盡管對知識性工作的意識形態控制在殖民統治時期的韓國就已經存在，但上過大學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在80年代這個高度政治化的十年里也起來反對它（插圖十二）。他們將學生的行動主義文化也帶到了他們的職業領域，并迫切地要使他們的工作場所更加民主化和更加人道。因此，活躍的白領工會運動成了80年代后期開始的韓國民主工會運動的又一個支柱（參見Suh Kwan-mo and Shim Song-bo 1989;Minjuhwa undong chikjang chongnyonhoe 1989;Cho U-hyun and Yun Jin-ho 1994;Kim Jin-young 1994;Suh doo-won 1998）。

　　在最初階段，白領工會組織為職業聯合會或行業聯合會。這主要是因為，同一類型的職業或行業中的白領工人受到同樣的市場壓力，而且經常一起與政府打交道以便保護自己。因此，到1988年底，成立了8個職業/行業聯合會。包括：全國事務金融勞動組合聯合會、全國言論勞動組合聯合會、醫院勞動組合聯合會，民主出版勞動組合聯合會、全國大學教職員勞動組合聯合會和建筑工人勞動組合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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