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與限制----霍布斯的絕對國家主義(下)

較幼稚的中國人文學者在思想方法上有一種通病，就是相信一種單線的進化論。例如在政治體制上，他們相信存在由“封建專制”向資本主義“民主”進步的所謂“必然規律”。那么霍布斯的絕對國家主義理論，作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理論之一，可能會使他們感到聞所未聞的驚異。

實際上，對于霍布斯的時代，“民主”絕不是什么新的進步制度。民主起源于血緣氏族社會的社民大會制度。在希臘、羅馬和中國夏商時代的早期城邦社會中，“民主制”，實質是作為一種部族會議的決策和繼承權選擇制度。后來演變一種貴族奴隸主統治制度（希臘、羅馬）。①凱撒和奧古斯都破壞了羅馬的貴族民主制（元老院議會制），建立了獨裁體制，但正是這種集中決策的軍事集權制度，使羅馬上升為一個世界帝國。

①民主制與君主制共同起源于一種軍事領袖的權力繼承制度。

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的希臘人的巴賽勒斯（軍事首長）和羅馬的勒克斯（所謂“王”）時，說它們已經是“未來的世襲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而巴賽勒斯的產生辦法是一種“保留條件的長子繼承制”。所謂“保留條件”，就是指氏族的民主制。領袖的產生，必須為議事會或人民大會所認可。在父權制統治之下，巴賽勒斯的職位通常是傳給兒子或兒子中的一個，兒子們在這里可能指望過人民選舉而獲得繼承權。商代，從盤庚到廩辛這大約一個半世紀左右的時期，繼承制度與希臘、羅馬相似。顧準認為希臘的城邦民主制是中國人“從來不知道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從《盤庚》篇所反映出來的商代貴族大家族長的聚會，和盤庚召集民眾全體大會的事實，說明直到這時，議事會和人民大會都還存在著，所以商代以至直到西周時期，王位的繼承，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約。

近代民主共和國的政治形式，于中世紀中后期出現在意大利若干自治城市中。但是，這種政治民主并沒有使意大利實現國家統一和強大。意大利的若干商業發達的城市在文藝復興時期曾成為新文明興起和商業富庶的中心，但很快就走向腐敗和衰落。整個意大利直到19世紀末，國家一直處在分裂動蕩的混亂狀態中。

2

正是由于意大利城市自治共和國提供的歷史教訓，使深入研讀過馬基雅弗利和博丹著作的霍布斯，作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和政治學說主要奠基人，根本不相信民主制是一種比君主制或專制更優良或更高級的政體。

霍布斯認為，最高權力可以或者屬于一個人，或者屬于許多人組成的議會。這個議會的權力，或者是每一個代表都分享的，或者只是某一些集團所擁有。在權力集中于一個人的情況下，國家是君主制；在第二種情況下，國家是民主制；在第三種情況下，國家是貴族制。但是，在所有這三種情況下國家主權必須仍是完整、絕對和無限的，否則，國家必會陷入內部紛爭和動亂。

因此，在霍布斯看來，所謂民主制實際也是一種君主制，即名義上由多數人掌握權力的君主制。因此，“有三種君主制：帝王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它們之間的區別僅僅是君主由多少人組成。在帝制中君主是一個人，貴族政體是幾個人，民主政體則是多數人。”

政治史家薩因對此評論說：“既然政府的實質在于擁有最高權力，因此霍布斯跟博丹都認為，不同形式的政府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主權的形式歸屬。

他們認為，世界上并沒有完全不恰當的政府形式。人民用諸如‘暴政’或‘寡頭政治’之類的術語歸咎于邪惡的政府，這只是因為他們不歡喜某種權力的具體運用，正如他們用象‘君主制’和‘民主制’等表示贊成的術語一樣。在每一個政府的某處總存在著最高權力，這是確定不移的。而問題僅僅在于由誰擁有這一權力。基于同樣理由，并不存在什么混合式（即無主權）的政府，也不存在受限制的政府，因為最高權力是不可分割的。總得由某個人來作出最后決定：而誰能作出并善于作出最后決定，誰就擁有最高權力。”

這是對霍布斯關于政體的理論的很好表述。

3

昆·斯金納指出，在16世紀中葉以前，歐洲處在神圣羅馬帝國解體后的分裂狀態，“國家”（state/Etat）以及“民族”這兩個概念在歐洲都沒有得到近代意義的使用。也就是說，在16世紀中葉以前，歐洲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家以及民族的觀念。歐洲人近代意義的政治國家和民族國家意識，正是肇始于馬基雅弗利、博丹和霍布斯。

霍布斯對不同類型的主權國家做了比較，他認為君主政體是最好的。在他看來，民主制和貴族制比起君主制來缺點很多。

他的理由是：

第一，權力集中于君主，使君主對公眾承擔著重大的個人責任。

第二，人們彼此之間平等必然導致爭斗，而沒有強制力就無法使任何人信守協議。

第三，在無君主的意大利城市民主政府體制中，有著比君主制下更多的腐敗。

霍布斯說：

“但人們在這一點上也許會提出反對說：在君主制下臣民的景況太可憐了，他們只能聽任具有無限權力的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的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擺布。”

他辯護說：

“一般說來，在君主之下生活的人認為各種社會弊病都是君主制的毛病，而在民主國家的政府或其他主權集體之下生活的人則認為這一切流弊都是由于他們那種國家形式產生的。其實社會問題的根源并不在于政體身上，而是別有根源。”

他又說：

“其實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權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以保障臣民的安全與福祉，價值全都是一樣的。人類的事情決不可能沒有一點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對全體人民普遍發生的最大不利，如果與伴隨內戰而來的慘狀和可怕的災難比，或者與那種無人統治，沒有服從法律與強制力量以約束其人民間的掠奪與復仇之手的紊亂狀態比，簡直就都是小巫見大巫了。”

霍布斯為君主制辯護又說：君主專權之所以合理，還在于在戰爭時期他是唯一的統帥。即使在一個國家中消除了自然狀態，即人人為敵的戰爭；但在國與國之間則仍有自然狀態，而這就是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的根源。

霍布斯認為，在代表著民主政體的眾議院和代表著貴族政體的參議院中，充滿著敵對、仇視、背信棄義和沖突。而君主政體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沒有人可以和國王或王后相提并論，每個人都是他們的下屬，這就為君主履行保持和平的職責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君主政體也不是沒有問題，但霍布斯說，沒有瑕疵的人類制度是不存在的。而君主政體的主要問題是繼承問題，但它是可以得到解決的，最佳的方式是由現任君主選擇能夠保證國家主權和政策連續性的繼任者。

以上霍布斯對于英國君主制的極端推崇，一定會讓歌頌英美民主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十分驚異以至直斥之為“反動”思想。但是，正是被自由主義者視同先圣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研讀了《利維坦》之后，改變了他早年對民主政體的信仰。他說：雖然君主政體是帶有許多問題的政府體制，但它有一項惟一的可取之處就是：它優于其他所有的政體。②

②據張翰書《西洋政治思想史》。

4

霍布斯認為：國家必須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在《論國家》和《利維坦》中，都批評了民主崇拜論者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每一個公民可以根據自己私人對于公正與不公正的觀點，而要求國家的公正。霍布斯說這種見解是非常錯誤的。因為：一人認為是公正。另一人可以認為是不公正；一個人可以擁護君主，而另一人可以反對君主。他們的觀點具有相同的價值，這種分歧永遠不可能平息。而這是與社會和平的契約相抵觸的。

因此，霍布斯說，人們應當把最終評價的權力移交給國家。所以凡是國家所確定的就是公正的。公民不應該根據自己的價值觀決定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惡——這一切都應由國家來決定。

他認為，反對這一原則只能返回到自然狀態，走向叛亂和造反。霍布斯指出，許多人以為造反往往是由于人民貧困而引起的，他說這個看法是錯的。叛亂主要是來自異端的政治理念和煽動。證據是，許多生活于極其貧困中的國家社會仍是安寧的。

霍布斯說：如果一國的人民把自己的貧困歸咎于都是由于君主治理不當，是國家政治不良而造成的；那么人民就會謀求革命而推翻國家政權。反之，如果人民認為忍耐和犧牲是一種義務和奉獻，即使遭遇了再多的苦難，人民也會快樂地承受。

霍布斯認為，統治者擁有主權，但也應承擔一定的義務。人們給統治者以權力，為的是要他確立社會秩序。不論在任何政體下，統治者的全部責任都應當是為了一個根本目的：以維護全體人民的安寧和幸福作為最高的治國法則。

他說，人民的根本福祉在于四個方面：

（1）保證國家不受外部敵人的侵犯；

（2）維持國內安寧。

（3）使人民富裕，因為富裕可以促進社會安全。

（4）保障人們享有不危害社會的自由。

為了保衛這些福祉，君主必須擁有監督全體人民的手段并懲罰那些妨礙社會的人。所以國家必須建立警察和安全系統。

他承認，這樣一來，人們建立國家本來是為了“享有自由”，結果卻變成了必須限制某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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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分析了導致國家衰弱與解體的原因。他認為有兩種基本原因。一種是外患，外敵侵入。一種是內亂，革命或叛亂。他認為，從人類歷史看，后者遠比前者更危險。

因此，霍布斯詳細地分析了可能導致社會變亂的原因。這些原因，他稱之為國家政治的“疾病”（diseases），霍布斯認為最危險的是兩種：

1、不完備的國家體制（imperfect institution），主權者權力不足，缺乏權威。此種不完備的體制，相似于人體之先天不足。

2、煽動叛亂的理論（seditions doctrines）廣為流行。

對于后一種情況，霍布斯認為是極端危險的。他詳細列舉可能危害于國家的理論，指出下列幾種：

（1）認為私人可作政治行為善惡之裁判。

霍布斯說：在自然狀態之下，私人固可裁判善惡；但有了國家之后，隨之有了國法，除國法所規定者外，一切行為善惡之分別完全應以國法為準，而代表國家的立法者才是裁判官。此時，如再容許屬民私人的判斷，則必導致彼此互相爭論，甚至譏議國家法令之是非，而陷國家于紛亂不寧之境。

（2）認為個人的道德標準高于國家主權。例如認為違反良心為國服務是一種罪惡。

霍布斯說：對每一個公民而言，為國服務是絕對律令，不存在任何前提條件。個人判斷既可能有誤，個人之良心亦可能有誤。在尚無國法之時，行為之是非固可以私人良心為準；但在有了國家之后，國法乃是公共的良心（public conscience），大家的行為皆應以此為準繩；以私人的良心為準之說不能適用。

（3）認為作為主權者的國家本身應受國法之約束。

霍布斯說：國法乃國家所制定，也就是主權者所制定，而主權者自己并不受其拘束。所以主權者有權制訂法律，也有權修改法律。若謂主權者受既定法律的約束，那就等于說還有高于國家主權的另一種社會權威，這是荒謬的。把法律置于主權者之上，以拘束之，也就等于制造一個新的主權者，以控制原有的主權者。然則，依同一理由，又要設一個第三的主權者，以拘束第二主權者；如此類推，可以無窮，終必導致國家之混亂與解體。此種謬論與國家的本質相悖。

（4）認為私人對自己的東西有絕對的所有權。

霍布斯說：每個人對自己的東西確具一種所有權，此所有權可以排除他人的權利。但是要知道，其此種所有權乃不能高過于主權者的權力。假如說每人的所有權都是絕對的，連主權者也在排除之列，則必致主權者無法達成其任務。例如在特殊時期，國家有權征用任何個人的私產。

（5）認為主權可以分割，即分權或主權分立和制約論。

霍布斯認為，這是與國家之本質相沖突的謬說，蓋“分割國家的權力者，必使之解體，因為分割出來的諸權必彼此互相抵消而毀滅。”

（6）輕易移植模仿別國的政體。

霍布斯說：人性好奇，常見異思遷。故每見鄰邦有不同的政體時，就幻想照搬和模仿之，而將自己原有的政體加以改變。由于移植的政體制度不能適合本國社會的實情，必然導致國家變亂的結果。

（7）效法古代的希臘人與羅馬人。

霍布斯說：在君主國中，有一種最習見的容易引致變亂之事，就是閱讀古希臘、羅馬有關國政與史跡的書籍而盲目追隨。霍布斯說：理智幼稚的人，讀了此種書籍之后，常有些不正確的觀念發生，例如他們會相信民主國中人民享有較多自由，而君主國中人民盡為奴隸。這類的錯誤觀念往往會使君主國發生不安現象。

（8）政權的割據。

霍布斯認為，分權之說主張另立威權而與國家之主權相對峙。另一種危害是使政府之權分屬于幾個不同的機構。在這種情形之下，國中乃不僅有一個主權者，而有幾個，然則政府將不成其為政府，而國家亦不復為獨立之國，無異裂為幾個獨立的“割據政權”（factions）了。

以上各項，都是會導致社會動亂、國家顛覆的政治“病癥”。（以上引文均據臺灣學者張翰書《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譯文。）我們會很驚訝的發現，類似論點實際也常出現在當代關于政改的論說中。可見歷史中的政治行為是的確具有規律性可循的。

6

除上述外，霍布斯認為對于國家安全最具危險的還有一些較為次要的政治疾病，他認為治國者也須密切注意：

1、國家財力匱乏。

2、國家財富集中于一個或少數私人之手。

3、有勢力的強人結成私黨，誘致眾人跟從之，而不守國法。

4、城市過大，以至擁權自重。

5、民間的政黨結社林立，致使國家政令不通，有如大國之內還有許多小國。

6、自命為富有政治才智者公然與國家主權相對抗。

7、治國者貪得無厭地進行對外擴張。

8、治國者驕奢淫逸。

關于國家與宗教的關系，霍布斯認為宗教必須服從于國家。對此，薩因曾作了這樣的概述：

“雖然霍布斯認為，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均是來自上帝，但是上帝的法則并不等同教會所規定的法律。教會特權不能破壞國家的主權，而必須服從國家。霍布斯認為只有國家主權和法律才能體現上帝的法則。他認為一切宗教本質上都是迷信，但只有國家確認的合法化的迷信才是宗教；而國家不批準的任何宗教是則都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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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筆者大略地介紹了霍布斯關于國家主權和絕對國家的理論。對于這種理論，西方的思想界如何評價呢？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對霍布斯作了如下的評論：

“（霍布斯）他的《論國家》一書以及他的《利維坦》都曾是遭到大聲反對的著作，后一種著作甚至曾被禁止發行。兩書均包含著關于社會和政府的本性的思想，這些思想較之許多現在流行的著作更為健全。在他看來，社會、國家是至高無上的東西，社會、國家對于法律和傳統宗教以及它們的外在活動具有絕對的決定力量。

在此以前，人們提出了理想、或者尊崇《圣經》、或者崇奉傳統法律作為權威。與此相反，霍布斯試圖把維系國家統一的力量、國家權力的本性回溯到內在于我們自身的原則，亦即我們承認為我們自己所有的原則（社會契約）。”

英國自由主義的思想代表羅素評論霍布斯時也承認他的思想的現代性。他說：

“把霍布斯和以前的政治理論家們作個對比，他的高明處顯露得清楚極了。他完全擺脫了迷信；他不根據亞當和夏娃墮落人間時的遭遇發議論。他論事清晰而合邏輯；他的倫理學說對也好錯也好，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東西，里面沒使用任何曖昧含混的概念。

除開遠比他見識狹隘的馬基雅弗利，他是講政治理論的第一個真正近代的著述家。他若有錯處，錯也出于過分簡單化，并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基礎不現實、憑空想。為這個緣故，他仍舊值得一駁。”

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史家薩因指出：

“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是英國內戰時期無與論比的最宏偉的產物。它主要是以其論證的邏輯清晰性和把由此出發的種種設想堅持到底的一貫性而著稱。

他還抓住了那個激勵社會思潮至少達二百多年之久的精神，這指的是自由放任的精神。但結論卻導向這種自由放任的反面。既然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個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所驅使，社會就必然被當作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手段。這樣，霍布斯便既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了。正是這種直截了當的個人主義使得霍布斯的哲學成為那個時代最富于革命性的理論。

在他身后的兩個世紀，在多數思想家看來，自私自利比公正無私是更為明顯的動力，而開明的自私比任何形式的集體行動對社會弊端來說是個比較可行的補救辦法。主權者的絕對權力（這是一種通常聯想到霍布斯這個名字的理論）。對他所倡導的個人主義是真正的必要補充。在霍布斯看來，在人類與國家之間是無中間立場存在之余地的。”

“這是一個有無數的經濟和宗教的傳統社團和機構遭到毀滅的時代，尤其是一個涌現出一些強有力的國家的時代，在這些國家里制定法律成為典型的活動。霍布斯把這些傾向作為他哲學體系的前提，并以無懈可擊的邏輯推理將之貫徹始終，這乃是衡量他作為政治思想家具有的哲學洞察力和偉大之處的可靠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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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是絕對國家主義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什么是“絕對國家”？絕對國家即“絕對主義”——absolutism，它的另一種譯法就是“專制主義”。 ③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有相似之處，都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制。許多政治觀念幼稚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封建主義等于專制，而資本主義等于民。中國學術界甚至發明了一個“封建專制主義”的概念，似乎越封建則越專制。他們不知道，這種觀念實際是源于不真實的歷史觀點。

③絕對主義原本特指歐洲近代歷史上繼等級君主制之后發展起來的中央集權的“新君主國”（馬基雅維利的用語）。在西方學術界，這種政治體制的另一個名稱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譯成中文就是“絕對君主制”。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論述這種政治體制。例如，《共產黨宣言》：“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君主制或絕對君主制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7世紀和18世紀的絕對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絕對君主制”一直被譯成“專制君主制”或“專制君主制”（分別見1995年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4頁；第3卷，第191頁；第4卷，第172頁）。（參閱《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佩里·安德森著，劉北成譯。）

西方“封建主義”的概念最初是對中世紀西歐軍事分封制和等級所有制的概括。馬克思、恩格斯只承認這種本來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因此，典型的、純粹的“封建主義”，是“等級的所有制”，其統治權是分裂和分散的，恰恰不是專制主義。

在西歐中世紀末期和近代早期發展起來的王權，因其權力集中，形成絕對君主制，正是依靠這種強有力的絕對主義的國家制度，而不是靠民主制度，西歐資產階級戰勝了中世紀的“封建主義”。

因此，資本主義政治絕不是天然地等同于“自由、民主”的。英國、法國、日本、德國，多數近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曾經歷過“絕對主義”的政治階段。

正是從馬基雅弗利、博丹到霍布斯對主權絕對性的強調和呼喚，從政治思想上鋪就了由封建主義通向主權高度集中的絕對主義近代國家的階梯。

9

綜括而言，我認為霍布斯理論中的以下兩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1）國家建立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所謂社會契約的現代涵義是，國家應當是全體人民自愿接受的國家。國家政權的穩定，必須依賴全民的支持，不論這種支持是來自明示（投票）或默示（不做反對的表示）。

（2）國家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它的根本標志是主權。對于社會來說，國家是一種政治的異化存在體。它一旦成立，就具有自己獨立的組織和功能。這種功能中最為重要的功能是為社會即全體人民提供安全，以及防范與管理會導致社會顛覆的風險，無論這種風險是來自外部或內部。

從霍布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這位近代國家學說的奠基人眼中，反對民主并不是一個可怕的罪名。換句話說，他從沒有認為古代或近代的民主制是值得效仿的普泛價值。實際上，西方精神文明公認的三大奠基者：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批判和反對導致國家和國民渙散解體的希臘民主制度的。

當然，從現代政治的觀點看，霍布斯的絕對主義理論在某些方面顯得原始：

（1）他沒有區別主權者的國家與執行主權者的機構和個人。這與他那個時代對君主制不可動搖的信念有關。

（2）他提出了“社會契約”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絕對主義國家觀中，他卻忽略了社會契約締約的另一方，民眾應當享有相對的自由和權利。他沒有確認被治者的哪些權利應當得到主權者的保護和承認。

這種局限性，在近代政治理論后來的進一步發展中得到了改進。因此，雖然霍布斯不承認混合政體，但西方現代國家的政體，實際都多少具有絕對主義與民主主義摻雜的混合政體的特點。

如果說“民主”這一概念在現代政治中具有相對的意義和價值，那么也正是在上述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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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民主呢？通常有兩種解釋：

（1）主權在民

（2）人民分享某些公權（公共權力）

根據博丹和霍布斯的觀點，主權在本質上包涵國家的立法權、執行權（行政權）和司法權（裁決權）。所謂徹底的“民主”，也就是讓“人民”掌握主權即國家的這三大權力。但是，這是事實上不可能做到的幻想。

不難看出，這三大權力是無法由全體人民執掌的，它必須隸屬于國家，而且隸屬于專業化的管理者（官僚或公務員）集團。實際上，在現代世界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把這三大權力加以分割或轉讓，放棄這些權力而付諸全體民眾。因為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主權的分解等于國家的解體。

無論人民是作為整體，還是作為個人的集合，同時分享這三大權力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導致社會的崩解即回到前契約的霍布斯狀態。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現實世界中根本沒有真正實現了“主權在民”的所謂“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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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政治的觀點看，國家本質上具有三重屬性。即：

（1）國家的人民性。國家作為社會組織的政治化形態，同時國家是維護全社會成員安全和社會秩序的政治工具。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是“全民的”，體現著社會共治的理念（社會契約的體現）。

（2）國家的階級性。國家作為掌控社會資源的主導階級，乃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工具。

（3）國家政治管理具有專業性。管理者是一個獨立于社會之外的特殊階級（行政官僚）。

自從國家存在以來，任何國家制度，都不能超越這三重性。所謂人民共同治理即普遍民主，在私有制的階級社會中，只能是一個純粹的夢想和神話而已。問題僅僅在于，社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擴大國家的第一屬性，從而抑制后二者。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行政權高于一切而主宰社會（馬克思的觀點）。國家的行政管理者本身就是社會統治階級。管理者與統治者合于一體。

而資本主義使國家管理者成為受資產階級雇傭的統治工具，所以資本主義政治具有金錢政治的本質。

現代資本主義要求管理國家的官僚階層（行政官僚）必須接受資產階級的監控。以立法權限制行政權，以司法權抑制行政權，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真正涵義。

但是，這種監督的權力既不屬于全民，也從來沒有超越占有社會經濟資源的資產階級本身的階級范圍。因此所謂現代民主國家，本質上仍然只能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國家。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只是表面上承諾主權在于人民，從形式上給予了人民一人一票的政治參與之權。然而，這種參與僅僅是形式參與，僅僅是“重在參與”，人民并沒有得到任何立法或行政及司法之權。真正的主權仍然牢牢地把握在資產階級國家手中。

這種制度的巧妙安排是形式上的一人一票。但是，占有了社會經濟資源的資產階級，可以通過媒體操控輿論，通過輿論操控選舉結果。僅僅通過一人一票給群眾形式參與的機會，制造了一種領導人來自“民選”的幻相。

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金融資本集團間接控制媒體，媒體通過商業娛樂文化，通過現代形態的愚民教育和愚民政策，把民眾的主要注意力有意識地引向體育、色情、庸俗、娛樂，而使之遠離政治。

現代資本主義教育體制中暗藏著一個深刻的秘密，這就是柏拉圖提出的分工教育模式，把針對大眾的弱智化文化教育與針對少數精英的高智教育相區別，形成了文化上的階級性金字塔。從而以少數高智能高文化的精英（白領），來統治一個政治愚昧和文化無知的大多數。換句話說，這實質就是把老子的愚民哲學和柏拉圖的精英統治的國家觀極其巧妙地融合為一。

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通過教育制度的巧妙智能級別分類和金錢分類，上述方略實際成為一種現代的治國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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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受惑于美式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誤解在于：

（1）他們假定真實存在著一種現成完美的政治民主制度，樣板就是美國政治制度。他們也不知道西方國家之間的政治制度形同實異，倒如英國、日本、美國、法國和德國、意大利以及北歐國家的政治制度之間，具有著許多深刻而重大的差別。因此，現實中并沒有一種普遍適用的絕對民主制度。

（2）他們假定存在著一種現成的政治民主理論。他們不知道西方近代國家的真正內涵仍然是主權至上的國家主義，不知道博丹、霍布斯的絕對國家主義，也不知道社會契約、自然秩序或自然法的真正涵義。

（3）政治制度的問題，表面上是一個政體形式選擇的問題。實際上，政體形式關系到政治制度究竟座落在什么樣的階級基礎上。

就中國來說，自1949年以來，這個政權和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以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作為根本基礎，包括了國內各階級階層的廣泛統一戰線。

而今天流行的一些改制理論，不僅暗涵著要中共交出和放棄政權，而且是要將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通過將國有資產轉移給國內外資產階級的私有化運動，最終導向于資產階級的寡頭（精英）專政。

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在高速發展，而社會中卻暗流涌動，常呈不安之象。我個人認為，重要原因之一是流行的若干政治理念的幼稚和荒謬。

中國古代自法家以后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哲學，歷史學取代了政治學。因此，中國歷代執政者，很少從理論上真正了解政治國家的目的和功能，不知道執政和維持國家安全必須有略有術。

建國以后一度曾以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治國。但是，近二十年來，這種治國理論已被放棄，于是出現了政治國家理論的真空。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欲亂華者通過其買辦文人，不斷向中國知識層和社會公眾灌輸各種淺妄的關于自由、民主、社會契約的荒謬理念。又以這種理念，有意識地鼓吹社會叛亂合理，從而誤導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

誠然，當今的中國社會確是一個有種種不完善而亟須改良和改善的社會。但是，正確的改革首先需要基于合理的理念。在今天研究一下霍布斯的國家學說，絕非沒有現實意義的！

中國政治需要改革。但是，任何改革不能危及國家主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否則必然導致國家的崩解與分裂。在這個意義上，霍布斯的許多警告至今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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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與“國民”意識

1.歷史學并非中性學術
　　日本文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其官修歷史教科書。我們已多次提出抗議。日本人我行我素，完全不顧中韓等周邊國家的抗議，不顧教科書事件影響其國際關系。為什么？為什么日本人不認真反思其侵略對于亞洲和中國所犯下的罪行？許多善良的國人對此頗感迷惑。作為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之最大受害國，我們具有一切憤慨憎怒之道德理由。

　　但是，從理性的立場去觀察和分析，日本統治集團之所以必為此，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種選擇不僅透現出日本國家之政略方針的選擇，而且透現出其統治集團對于歷史作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重要性的一種認知，以及日本統治集團對于通過歷史教學塑造日本國民意識的極度重視。

　　19世紀意大利獨立運動政治家阿塞利奧曾大聲疾呼：“我們創造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意大利人！”

　　這一思想對近代日本人影響頗大。日本著名史學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所著四卷《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指出，明治維新的意識形態課題可以分為二：（1）創立新“日本”，（2）形成新“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萬國對峙的中央集權“國家”；后者是資本主義革命的課題，即為了動員人民的創造性和以全體意見支持國家，從而實行意識改革以形成新的“國民意識”。

　　由此反思，我們可以認識到，官修歷史教科書是一個現代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內容。它涉及到培育和教化每一個公民對其國家、其歷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認同感、自尊感、尊嚴感、恥辱感，亦即形成“國民意識”。

　　因此，歷史學之所以重要，并非因為它是一門中性的所謂“歷史科學”。在主觀性的意義上，歷史是一種意識形態。黑格爾說：“純粹直觀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歷史中所透現的普遍人性。”歷史意識構成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關系于現代政治國家的某些根本價值。

　　歷史認知關系到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乃是一門塑造民族整體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識、自我評價和自我認知的偉大學術。

　　2.現代史學在方法論上存在問題

　　在1949年中國政治革命勝利之前，近代中國人為什么形同一團散沙？因為近代中國缺乏政治國家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個系統發育進程。自19世紀后半期以來以至貫穿整個20世紀，中國一直陷入于頻繁的政治革命和政治運動之中。激烈的民族斗爭、階級斗爭導致了國民內部嚴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識形態分裂。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意識分裂導致了民族歷史人格的自我迷失。

　　20世紀初葉中國出現了激進的民族歷史否定論。當時流行的激進觀點如謂，中國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適一派西化主義的“疑古”論者，則根本懷疑中國的全部成文古史體系，認為都是出自莫須有的虛構。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華之書《丑陋的支那人》，寫作《丑陋的中國人》，將一部中國史描繪成奸母、屠父、殺親、吃人等等集人間丑惡之大成的自虐、自瀆的妄想史。而此書于80年代在國內曾風行一時。二、三十年代，當日本史學界掀起一股“中國古史抹殺論”的時候，章太炎曾說：“欲亡其族者，必先誣詆而滅其史。”痛哉，斯言也！

　　現代史學在歷史理念及方法論上也存在嚴重問題。多年來中國歷史學總體而言深受“左傾”階級斗爭史觀的影響，具有形式主義與教條主義的特征。這種史觀不僅使古代史、近代史教科書體系，顯得貧乏、蒼白、幼稚、薄弱，而且由于全部歷史被描繪成一部“階級斗爭史”，因之古史中的幾乎所有重要政治代表人物，都通過階級分類被異化為所謂“奴隸主代表”（如周公、孔子）或“地主階級”代表；中國歷史因之而成為一部幾乎沒有偉人和好人的原罪史。在近幾十年中，可以說，流行過的三種史觀，“疑古”史觀，階級斗爭史觀，以及晚近頗為流行的“巫史文化”觀，將中國歷史特別是早期史涂抹得烏煙瘴氣。

　　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裝扮的小女孩。”的確，歷史實體存在的復雜豐富性，以及人類認知的片面性，會導致史學解釋難以避免的見仁見智的隨機性（即主觀性）。在一定意義上，歷史解釋與文學藝術一樣具自由性和創造性。但是歷史與國家民族利益直接攸關。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須限制和規范主流歷史解釋的這種自由和隨意。

　　3.“德”具有政治歷史內涵

　　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家常常提出“德”的問題。“德”并不單純是一個抽象的形而上的倫理概念，“德”也是一個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內涵的政治意識形態概念。

　　從商周時期“德”這個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起源追溯，《尚書》所謂“天監其德，用降大命，撫綏萬方”。“逆德違常，九州則亡”，所講的“德”，首先是指政德。要求政治家和國民共同承擔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正是體現了古代士人對于這種政治公德的自我認知。政治公德是大德，其次才是個人之私德、小德。實際上，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正是體現了國家要求當代中國政治家立政立身必須實踐的三大政德。

　　宋名儒呂祖謙曾指出，歷史學對于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觀國運之所以興、衰，人事之所以成、敗，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極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呂東萊先生遺集》卷20）

　　中國是一個具有舉世最為豐富的史典文獻資源的國家。“惟殷之先，有冊有典”，“是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自虞夏商周秦漢以來至今五千多年，中國歷史文獻具有一貫的線索，年次分明，從來不曾中斷。世界上歷史比我國古遠的國家，如蘇美爾、古埃及、摩竭陀（古印度）等，都沒有留下如此而數千年一脈相承的系統史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中國這樣悠久系統的成文史。沒有任何民族具有中國古代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所具有的那樣悠遠、深刻、富于憂患感的歷史意識。這是我國歷史在世界史上極可驕傲之點。

　　盛世修史。在當代，我們有必要重新尋求一種理性的歷史認知，首先必須尋求對于民族生存國家發展有利的歷史認知。

　　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歷史哲學，以國家民族意識為本位而同時具有開闊宏大的世界主義視野。已故杰出史傳家朱東潤先生在所著《張居正大傳》書后曾深有寄托地說：“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時候，總會發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每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為自由而奮斗，為發展而努力，乃至為生存而流血；我們對于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于將來，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呵，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第一卷，422頁）

　　列祖列宗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歷史中國。現在必須創造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21世紀世界中的命運和地位，取決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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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華盛頓論國家主義】

“國家有權集中你們的情感”
政府的統一，使大家結成一個民族，現在這種統一也為你們所珍視。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你們真正的獨立，彷佛一座大廈，而政府的統一，乃是這座大廈的主要柱石；它支持你們國內的安定，國外的和平；支持你們的安全，你們的繁榮，以及你們如此重視的真正自由。然而不難預見，曾有某些力量試圖削弱大家心里對于這種真理的信念，這些力量的起因不一，來源各異，但均將煞費苦心，千方百計地產生作用；其所以如此，乃因統一是你們政治堡壘中一個重點，內外敵人的炮火，會最持續不斷地和加緊地(雖然常是秘密地與陰險地)進行轟擊。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大家應當正確估計這個民族團結對于集體和個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價值；大家應當對它抱著誠摯的、經常的和堅定不移的忠心；你們在思想和言語中要習慣于把它當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榮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護它。如果有人提到這種信念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拋棄，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應當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圖使我國的一部分脫離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現在聯系各部分的神經紐帶，在其最初出現時，就應當嚴加指責。

對于此點，你們有種種理由加以同情和關懷。既然你們因出生或歸化而成為同一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就有權集中你們的情感。美國人這個名稱來自你們的國民身分，它是屬于你們的；這個名號，一定會經常提高你們愛國的光榮感，遠勝任何地方性的名稱。在你們之間，除了極細微的差別外，有相同的宗教、禮儀、習俗與政治原則。你們曾為同一目標而共同奮斗，并且共同獲得勝利。你們所得到的獨立和自由，乃是你們群策群力，同甘苦，共患難的成果。

盡管這些理由是多么強烈地激發了你們的感情，但終究遠不及那些對你們有更直接利害關系的理由。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強烈的愿望，要求精心維護和保持聯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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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彼得拉斯論新國家主義】

　　也許全球化空談家所散布的錯誤概念中流傳最廣的是：民族國家在全球化財團和各種新的國際組織的大規模進軍之下，已經變得過時（或者變得“軟弱”）。事實卻正好相反：民族國家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起著更為決定性的作用，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影響去干涉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經濟轉變和投資。沒有民族國家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干涉作為先決條件，就無法想象跨國銀行和公司的擴張和滲透。如果不承認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出錢搞宣傳活動、刺激軍備競賽、資助文化和宗教宣傳方面的關鍵政治作用，也就不可能理解市場在俄國、中國和東歐國家以及曾經是激進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擴張。最基本的和重要的貿易協定（關貿總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東盟會議）和貿易區（歐洲經濟共同體、北美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1991年3月26日成立，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譯注］）被民族國家所設計出來、編成法律并加以實施。最主要的經濟政策，如大規模減稅、提供大規模的補貼以及降低國內勞動力成本等，都是由民族國家所制訂的。民族國家活動的范圍和規模已經增長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我們需要把稱作是“新國家主義”，而非自由市場。全球化首先是新國家主義的產物，今后它仍將伴隨和依靠國家的直接干預。

　　通常，油腔滑調的評論員、經濟新聞記者和公關人員爭辯說，我們過去所知的“國家”，已經被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所超越，在這個秩序中，跨國公司已獲得了脫離國家的自主地位。其他的意識形態空談家爭辯說，市場已經取代了國家的功能，并將其作用減至最低限度的維持法律和秩序。并不奇怪的是，許多前左派或自封的“新思想家”爭辯說，以非政府組織和地方社區組織為基礎、根植于被他們稱作“市民社會”中的“第三經濟”正在形成。最后，一群邊緣思想家認為，一種被稱為“世界體系”的東西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并正在建立一個超級國家的實體，只是可能由于缺乏信息的緣故，尚未充分透露給公眾。

　　所謂民族國家瓦解的意識形態到處泛濫，與此相應的是，其鼓吹者對于造成并繼續推動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的關鍵性事件和力量的茫然無知。

　　全球化的中心環節是其涵蓋范圍極廣的政治框架：其結構是建立在國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廢除福利國家、消除對海外流通的管制，以及取消對國外市場的政治和經濟的限制。這些是全球化的磚瓦，被民族國家搭好之后，緊跟著萬丈高樓平地起，這就是由民族國家所任命的國際金融機構的人員，設計、實施和監督其政策的實行，亦即所謂的“結構調整政策”。全球化的最頂層，是由中級的功能工作人員對全球經濟進行短期的、日常的微觀管理，他們監視私人投資、部門交換和每月商業報表。

　　國家的政治經濟角色，同時還伴隨著美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對各國的警察、軍隊和情報機構的深入滲透。以往本來是美國國內的機構，如聯邦調查局、毒品管制暑等，如今自由出入于其他國家的最高政府機構。美國的藥物批準計劃進一步擴張美國的權力，對其他國家的部長、軍隊和警察部門的任命發生影響。華盛頓推行治外法權的原則，堅持認為其法律至高無上，凌駕于其他本來也是主權國家的法律之上，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就是一例。所有這些都強有力地說明：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正在將其能力應用到極限，以加強跨國公司的作用，以及更重要的是，增加其在國際流通中的世界市場份額，以中飽統治階級的私囊。

　　如果說，全球主義者所謂的“虛弱的和過時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夸夸其談根本不能反映現實，那么它到底是想達到什么目的呢？首先它是為了對批評者實行解除武裝－－阻止那些反對它的社會力量，使它們無法掌握為開辟替代資本所主導的全球化的另一種道路的所必須掌握的首要的和關鍵的因素。其次，它為了達到一種政治心理目的，以便攪亂斗爭的陣營，因為如果國家都已不存在了，斗爭所圍繞的中心也不再是國家了，斗爭又是為了什么呢？第三，是為了引誘政治和社會團體集中精力在體制內的空隙地帶運作，比如小規模的經濟互惠活動。其目的就是使其對推行全球化階級所統治宏觀經濟體系形成依賴的關系。絕大多數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無論從資金來源上說，還是從它們的當地合作活動上說，都不是什么非政府的。

　　最后，制造出來一個象“市民社會”這樣無所不包的范疇，其實，“市民社會”的居民，是參與全球化的、殘酷剝削勞工的血汗工廠廠主，而“市民社會”卻被描述成政治民主和民間私人地方經濟主動性的場所。這個話語完全忽視“市民社會”的主要人員（亦即統治階級）和最高國家機構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

　　認識民族國家在現階段“全球化”中的推動和中心作用，能夠使我們認清國家有巨大潛力推行另一種全新形式的經濟組織。這包括發展公有企業、自治合作經濟，以及對收入、信用、土地和技術援助的重新配置和重新分配實現非中心式的計劃。國家進行投資的重新配置，首先要求所有制的根本性變革，其中國家力量將在司法、政治和經濟方面上起到強大的作用。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將提供一個基礎，以便將生產和消費從全球市場中心轉向本國和當地，而將全球交流轉變為補充性活動。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是技術組織和革新的基礎，使得技術組織和革新意在加強社會凝聚和社區紐帶，并將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工人的閑暇時間聯系起來。

　　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也起著關鍵性的教育作用，以加強企業進行工人自我管理的轉變，使得生產率的提高和競爭性贏利果實回到集體生產者手中。

　　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是通向一種新的國際主義的橋梁：作為成功地替代全球化的另一種選擇，提供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動，來加深全球范圍內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系，在下層建設更強的整合，以便為替代全球化的體制作準備。

　　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對市場重新定位，把它放入新的社會政治背景之下，使得生產者階級處于社會關系的首位地位。受民眾支持的民族國家的市場，是基于由“社會利益”的政治原則指導下的交換－－給普遍的社會工薪階層、而不是個人或公司的食利者增加收入。當地的和全國市場由這種新型的人民大眾政權所塑造，并進而塑造全球性交換－－從而推動當今全球化進程的逆轉過程。

　　對替代全球化的體制的探索，需要從歷史角度對私有化和社會化比較優勢進行徹底的重新思考。很明顯，社會化的趨勢是為更多的勞動階級（包括計件和計時工資、自我雇傭）爭取更多的閑暇時間、更多的工作安全保障、更廣泛的健康保險，和更多的公眾高等教育機會，并比私有化主宰趨勢下更多地關注性別和婦女問題。有關生活水平比較數據表明，目前正在經歷私有化的國家的生活質量急劇下降，尤其對于較年青的一代更是如此。由于退休年齡在推遲，人的一生中被剝削的時間被擴展到了老齡。由于管理者特權的增強，工作壓力和不安全感在增強，工作福利（醫療、假期等）在縮減。客觀的人們能看到，對高級管理層的收入的過度關注（以所謂“競爭力”為借口）意味著工人階級被貶低。歐洲工人享有四到六周假期，因而被《紐約時報》描述為“被溺愛”。歐洲高級管理層與工人收入的比率為40：1，被《福布斯》(Forbes)雜志描述為收入過低，或者落后于時代，因為其數目遠遠低于美國的240：1的比率。

　　私有化有一種無頭蒼蠅式的精神，它企圖制造出一種根植于資本的絕對權力的西方專制主義，去控制國家、把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強加于人，并威脅勞動力。其最先進的模式就是美國。

　　社會化提供了替代現有模式的一種民主模式，在該模式中資本變成社會資本，這通過在法律上使資本從屬于國家權力、權威下放到各個生產、消費和環境保護的委員會而成為可能。生產率的提高為每個人增加健康計劃基金；公共教育對一切合格的人開放，退休或第二職業的機會提供給55或50歲的人；工作時間減少到25-30小時。社會化的優點不僅在于財產的重新分配，而且在于生產和媒體的重新定向，使它們服務于通過民主過程所決定的社會價值。這將是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所闡明的社會價值質的深化和擴展。它是建立在民主和國際主義原則上的后全球化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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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化帝國主義】

詹姆斯·彼得拉斯

　引言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娛樂商品的出口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業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獲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國主義的重要作用在于將人們各自從他們的文化之淵源和團結傳統中離間出來，并代之以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隨著一場場宣傳攻勢變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并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

文化帝國主義強調分裂工人階級：鼓勵有固定職位的工人與臨時工分離，臨時工與失業人員分離，失業人員彼此之間在“地下經濟”的層面分離。文化帝國主義還鼓勵工人將自己歸屬于一個階層，這些階層是以生活方式、種族和性別這樣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別來劃分以區別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慮那些將他們和騎在他們頭上的人區別間隔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對青年進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娛樂和廣告業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國商業宣傳影響的青年為獵獲物。其訊號是簡單而又直接的：“現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費美國宣傳媒介產品聯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國文化出口的主要市場。他們最接受消費主義和個人中心主義宣傳。大眾傳媒以盜用左派的語言和將不滿情緒引向奢侈性消費來操縱青少年的反叛行為。

文化帝國主義之所以集中注意力在青年身上，不僅因為他們是一個市場，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這就是為了消除這樣一種政治威脅：即個人的反叛有可能變成反抗經濟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過去十年中，進步運動遇到一個悖論：當第三世界的大多數人民在承受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不斷增長的社會和個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斷減少的公共服務設施（另一個方面是少數人空前地發財），對這種情況的主觀反映卻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續但只是局部的行動，或者即使是大規模的卻只是短暫的抗議。一句話，在不斷增長的不平等和社會、經濟現狀與微弱的革命性的或激進的主觀反應之間存在一個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觀條件”還沒有足以轉變國家的社會的主觀力量來伴隨。顯然，在社會經濟倒退和社會政治轉變之間并無“自發”的關系。文化干涉（在最廣泛意義上而言包括意識形態、思維、意識、社會行動）是將客觀條件轉變為有意識的政治干涉的關鍵環節。似乎有點荒謬的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制定者們看來比他們的對手更懂得政治實踐中文化層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性剝削
不能僅僅把帝國主義理解為一個進行控制和剝削的經濟和軍事系統。文化控制是任何一個能延續的全球性剝削系統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帝國主義可以這樣來定義，西方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統的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準則、社會制度和身份，使之服從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文化帝國主義既可以“傳統”的形式，又可以現代形式出現。過去幾個世紀中，教會、教育系統和公共當局在神或神權原則下對原住民不斷灌輸歸順和效忠思想。當這些傳統的文化帝國主義手段仍然有效之際，新的、現代化的，基于現代體制的工具對帝國主義控制而言則日益重要起來。如今，大眾媒介、曝光宣傳、廣告、通俗的表演家和知識分子起著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萊塢、有線新聞電視臺和迪斯尼樂園要比梵蒂岡、圣經及政治人物的公眾演講要有影響得多。

文化滲透與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剝削緊密相連。美國用來支持中美洲種族滅絕政府以保證自己經濟利益的軍事干涉往往是伴隨著強烈的文化滲透。美國資助基督教會侵入印第安人村莊，在印第安農民受害者中灌輸歸順思想；贊助國際會議是為了讓臣服了的知識分子們討論“民主和市場”；逃避現實的電視節目播發對“另一個世界”的幻想。文化滲透是鎮壓起義者的戰爭機器的非軍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義的新特征
現代文化殖民主義在以下幾個意義上有別于以前的實踐：（一）它要捕獲大眾，而不僅僅是轉化頭面人物。（二）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侵入各個家庭。客觀存在不僅從“內部”和“底層”起作用，而且從“外部”和“上層”起作用。（三）現代文化殖民主義具有全球規模，它的沖擊無所不在。以全世界為一家的欺騙來為神化帝國主義勢力的種種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務。（四）大眾媒介作為今日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義上屬于“民間”組織，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將帝國主義的利益作為“娛樂”和“新聞”來宣傳。（五）在現代帝國主義時代，政治利益是通過帝國主義的主題來表達的。“新聞報導”將鏡頭集中于中美洲的雇傭農民士兵和海灣戰爭中面帶微笑的來自勞動階級的美國黑人的個人傳記①。（六）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約的資本的控制下實現和平和繁榮的諾言與日益增長的貧困和暴力的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大眾傳媒已經將其節目中從不同觀點討論的可能性進一步縮減。與全面文化控制配對的是將現存資本主義的殘酷性與自由市場的迷夢般的許諾完全分離。（七）為了搞垮有組織的反抗，文化殖民主義想要消滅民族認同，或將其實質的社會經濟內容掏空。為了破壞社區團結，帝國主義把對“現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來信條一致的。在“個性”的名義下，社會公德準則被攻擊，人們的個性在傳媒的信息的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當帝國主義的武器肢解一個民間社會，帝國主義的銀行掠奪該國經濟之時，帝國主義媒介向個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現實的認同。

文化帝國主義一方面以毀滅性和罪惡的手段來丑化其革命對手，另一方面又鼓勵對親西方政權的大規模暴行的集體性“記憶缺失”。西方傳媒從來不告訴其聽眾反共親美當局在危地馬拉屠殺了十萬印第安人，在薩爾瓦多屠殺了七萬五千勞動人民，在尼加拉瓜殺了五萬人。大眾傳媒完全掩蓋由引進市場經濟在東歐和前蘇聯造成巨大災難的事實，這些災難使得幾億人遭受貧困。

大眾傳媒：宣傳和資本積累
隨著美國通信網絡向全世界的擴展，大眾媒體成為美國資本的主要財富和權力的來源之一。北美最富有的人中百分比越來越大的一群從大眾媒體獲取財富。在最富有的四百個美國人中，從大眾媒介賺錢的人從1982年的9%上升為1989年的18%。如今，幾乎五分之一的美國首富從大眾媒介進財。在美國，文化資本主義已經代替了制造業成為財富和影響力的來源。

大眾媒體已經成為美國全球政治和經濟控制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個巨額利潤的主要來源。隨著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程度，不平等和貧困的增長，西方控制的大眾傳媒開動機器將持批評態度的民眾轉化為消極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們和大眾娛樂已經成為轉移潛在的政治動亂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總統任期內，特別突出了傳媒通過有名氣但政治上反動的娛樂界人士來操縱大眾的中心地位。這種現象已經擴展至拉丁美洲和亞洲。

在拉丁美洲，電視機數量的增長與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爭的減弱有直接的關系。在那里，從1980到1990年間，人均電視機臺數增加了40%，而平均實際收入下降了40%。同時，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選人主要依靠電視形象當選總統。

大眾傳媒對窮人日益增大的滲透，美國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資和收益的增長，以及用給窮人提供眼福的個人消費和探險的訊息向廣大聽眾進行飽和性宣傳，這些即定義了文化殖民主義的現實挑戰。

美國傳媒的訊息在雙重意義上疏遠第三世界人民。他們制造出“跨國”和“跨階級”的聯合的神話。通過電視，成功的被媒介采訪者與貧困的旁觀者之間建立起了虛假的親密和幻想中的聯系。這些聯系提供了一條討論私人問題的單獨解決辦法的渠道。訊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貧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個人奮斗。主要電視衛星網，美國和歐洲的大眾傳媒的批發點，避免對新文化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和后果作任何批評。而這個新文化帝國主義已經暫時誤導和麻痹了數百萬窮苦的拉美人民。

帝國主義和語言政治
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了一個雙重戰略來反擊左派和建立霸權。一方面，它設法污染左派的語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眾對西方勢力的罪惡的警惕性。在八十年代，西方大眾傳媒有系統地接過左派的基本主張，把其原有的內容掏空，然后裝入反動訊息。例如，大眾傳媒把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繪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對他們的人貼上“保守派”的標簽。文化帝國主義致力于以逆轉政治語匯意思的手法來制造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政治上的迷津。許多進步人士被這種意識形態操縱搞得暈頭轉向。其結果是，他們極容易受到那些鼓吹“右派”和“左派”這些術語沒有任何意義、階級也失去了重要性、意識形態不再有意義等等的意識形態專家的欺騙。通過敗壞左派語匯和歪曲左和右的含義，文化帝國主義企圖暗地里破壞反帝運動的政治號召力和政治實際。

文化帝國主義的第二種戰略是讓民眾麻痹，以使西方國家的大規模屠殺成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為。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轟炸被表現成電子游戲。通過對反人類罪行的大事化小，民眾喪失了傳統的信念：即讓人民受難是不對的。又通過強調戰爭新技術的現代化程度，大眾傳媒對現存的西方精銳力量和技術戰爭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國主義包含這樣一些“新聞”報導：它們把大規模的殺人武器說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須正視的“侵略者”和“恐怖主義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國主義用政治訛言來維生。在東歐，大肆掠奪土地、企業和財富的投機者和黑社會分子被美化為“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在西方，權力集中在經營者手中，可以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勞動者越來越沒有保障的情況被稱之為“勞工靈活性”。在第三世界，將國有企業出賣給跨國壟斷公司被講成是“打破壟斷”。“恢復原狀”其實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紀時勞工的社會福利被剝奪殆盡的狀況的委婉說法而已。“重新組合”就是要倒退到專門生產原材料或將收入從生產轉移到投機。“去除限制和各種規定”實質上是一種讓國家福利性的經濟納入國際銀行業這樣的多國勢力巨頭的軌道的權力轉移。在拉美地區，“結構性調整”意味著將資源轉讓給投資者和降低勞工的工資。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結構改變原意是要進行收入的重新分配。這些概念被剽竊并被轉用為將財富、收入和權力集中到西方寡頭那里去的象征。所有帝國主義的文化機構全都放大和擴展這種奧維爾式的蒙騙。現代文化帝國主義挖去解放語匯的基礎，并將其轉化為反動的信條。

文化恐怖主義：自由主義的暴政
正如西方國家恐怖主義力圖破壞社會運動②、革命政府③、和肢解文明社會④，經濟上的恐怖主義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私營銀行財團的所作所為是要毀滅地方工業，侵蝕全民所有制和殘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義則抓住易受傷害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上的弱點和深深的焦慮，尤其是他們那種自己太“落后”了，自己太“傳統”和種種受壓迫的感覺，展示“機動性”和“自由表達”的新形象，來毀掉家庭和社區的紐帶，同時又加固了與大公司的力量和商業市場緊密的任意的權威的新鎖鏈。對傳統約束和義務的攻擊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將自己變為絕對權力至高無上的中心的一個手段而已。

文化帝國主義在“表現自我”的名義下，對那些害怕被標上“傳統”印記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階級的“現代性”的假形象來誘惑和操縱他們。文化帝國主義對所有現存的阻擋那唯一神圣的現代神市場的關系提出質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娛樂中，或被迫使，或高高興興地“現代”起來，從而委身于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放棄舒適的、傳統的、寬松的服裝，代之以病態的、不合身的、緊繃繃的牛仔褲。

文化帝國主義最富效力的工具和媒介是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間人和文化同謀。典型的帝國主義同謀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專業人員們。他們總是極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這些同謀對西方是百般奉承而對自己國家的人民則總是傲慢無禮，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的品性。以銀行和多國財團為后盾，他們通過國家和地方的大眾媒體掌握了巨大的權力。模仿西方，他們堅定地遵從不平等競爭的規則，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開放他們的國家，迫使人民去遭受殘酷剝削。在最突出的文化內奸中，有那些學院派知識分子，他們以客觀社會科學的行話來否定階級統治和帝國主義階級戰爭。他們把市場崇拜為一切是非的絕對主宰。在“區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識分子攻擊勞動階級的限制資本運動的國家機構，并將其支持者孤立起來并貶低打擊他們。

今天，縱觀眾整個第三世界，西方資助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已全盤接受了階級合作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被“互相依賴”的概念所偷換。并且，無節制的世界市場被表現為發展的唯一途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場”對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不利。學院派知識分子對真實世界的疏遠乃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優勢的一個副產品。對于那些拒絕贊美市場并因此被排斥在官方學術會議圈外的知識分子而言，現實對他們的挑戰就是如何走回到自己依附的階級中去，投入反帝斗爭。

北美化和國際文化之神話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騙局之一是觀念、市場和運動的“國際化”概念。眼下時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國際化”這樣的術語來為對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團結、社區或社會價值的攻擊正名。以“國際主義”為借口，歐洲和美國已經成為用來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瑣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輸出者。個人活動性和“自我創造者”的形象以及對“自我中心生活”的強調（由美國大眾媒介工業大量生產的散布）現在已經成為統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義的持續性繁榮并不是因為它能解決問題，而是因為它是為有錢有勢的人的利益服務并能在那些擠滿第三世界國家街道的貧窮的小業主們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鳴。第三世界國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發生并得到這些國家統治階級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幫助鞏固這些統治者的權力。新文化形式中，私人凌駕于公眾之上，個人凌駕于社會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駕于日常奮斗和社會現實之上，這一切都有助于灌輸破壞集體行動的自我中心價值觀。

頌揚“暫時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無根性，它雇傭和解雇，及不顧社會需要地移動資本的權力。“搬遷自由”的神話正是在資本訊變的需求下人們無力去建立和鞏固社區的根基之反映。北美贊美短促的、無人格的關系為“自由”，事實上，這些情況正好反映出一大群個人對壟斷資本的權力的無定規的麻木的從屬。北美化牽涉到一場以現代為名向團結傳統發動的攻擊。以個人中心主義為名向階級忠誠發動攻擊，以及通過大眾化媒體對個人品性的專注來動搖真正的民主根基。

新的文化專制扎根于無所不在的、不斷重復的、有關市場的同質化了的消費文化，以及毫無根基的選舉系統的奇談怪論。新媒介專制正是站在觸角遍及上至國際銀行作決定的會議室，下至安第斯山脈小村莊的國家等級和經濟機構這一邊。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滲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在由政治和經濟主導產生的，以制造幻想來讓人們逃避窮困現實和能力。新文化帝國主義最基本的要素是商業氣息和保守主義的融合。其中每一樣都被展示為私人需要，個人自我實現的理想化的表達。對某些整天沉浸于無望的工作，為生存而掙扎于骯臟和墮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們，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象福音傳教士一樣，描述“美好的東西”，一個將來更好的生活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點觀望別人享受好日子的替代性歡樂。

文化帝國主義的沖擊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什么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卻沒有革命的變革，我們必須重新考慮由國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的，被受壓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價值的深深的滲透造成的深刻的心理沖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國家暴力造成了長期的、大范圍的心理損害，人們害怕激進的首創，不相信集體行動，在現存的權力面前即使痛恨即又無能為力的感覺。恐怖使人內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結果，作為經濟恐怖主義的形式之一的新自由政策導致了工廠的倒閉，勞工的法律保護的取消，臨時性工作的增長以及低工資的個體企業的成倍增加。這些政策進一步分化了勞動階層和城市的社區。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國主義的文化訊息找到了沃土來剝奪易受其傷害的人們的警惕性，以鼓勵和加深人和人之間的隔閡，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對很少的資源的個人競爭。

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它鼓吹的價值觀在防止被剝奪人民對他們日益惡化的處境進行集體抗爭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廣泛傳播的信條、形象和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將階級剝削，日益增長的貧困化轉變成以階級意識為基礎的集體行動的主要障礙。帝國主義的重大勝利不僅是在物質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過大眾傳媒，間接地通過俘獲被壓迫民族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階級（或他們的投降）來征服被壓迫者的意識的內部空間。要使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重新產生成為可能，它必須以對不僅是造成剝削的條件，而且是對主宰受害者的文化進行公開的戰爭為開端。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限性
與文化殖民主義的壓力相抗衡的現實原理：對西方多國銀行所造成的貧困的親身經歷，以及由美國武裝起來的警察和軍隊的壓迫，這些日常現實是逃避現實的媒介永遠無法改變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識中，總是存在著（由大眾化傳媒培植的）個人逃避的惡魔和集體行動反抗是唯一切合實際的反抗的直覺認知之間的斗爭。在社會運動高漲之際，團結的公德可以取勝，而在挫折和低潮時，個人貪婪的惡魔就會大行其道。

文化帝國主義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絕對的限度。在該限度之外，群眾性的反抗就會來臨。電視上的“豐盛的餐桌”與現實中空空如也的廚房形成對照，媒介宣傳的人物多情的越軋行為與滿屋子里爬著的、哭著的饑餓的孩子相抵觸。在街頭沖突中，可口可樂成了燃料瓶。致富的許諾成為對永遠被拒之于致富大門之外的人的侮辱。長久的貧困化和廣泛漫延的衰敗腐蝕掉了大眾傳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國主義的假許諾成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貶黜至另一個時間和地點。

文化帝國主義的號召力受到持久團結關系的限制，不論是地方性還是區域性的關系，這些地區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那些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和民族的關系持久和集體行動有很強的實踐的地方，大眾傳媒的影響就受到限制或被拒之門外。

只要先前存在的文化和傳統能繼續存在，他們能形成一個組合向內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會和文化實踐的“閉路”。

在許多社區，存在著一個對那種與市場霸權聯系的“現代派”的發展個人中心主義的論調的清楚的拒絕。在團結的民族和職業社區里，可以找到持久團結和反帝運動的歷史根源。如在礦山小鎮、漁業和森林村莊、大城市的工業中心等。在工作、社區和階級與集體文化和實踐符合的地方，文化帝國主義就會潰退。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效性不僅僅是依靠其進行操縱的技術手段，而且取決于國家對百姓們施暴和分化以剝奪其對平等社會的希望和集體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僅需要給予人和階級以力量，而且取決于能否發展一支社會政治力量以抗衡作為文化征服先導的國家恐怖勢力。文化自治取決于社會力量，而社會力量被統治階級視為對國家權力的威脅。正如文化斗爭要扎根于為創造社會轉變的自覺性所需的自治、社區和團結的價值觀，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維持階級文化基礎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須重新塑造對一個新社會的信仰和景象，該社會不僅是建立在精神的，而且是建立在價值觀上的：美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工作的價值。團結與寬容大量和尊嚴相連。在那里，生產方式從屬于加強和深化人和人之間的永恒的聯系和友誼。

社會主義必須承認對不受干涉和隱私的愿望，也承認對社會和集體的向往。總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勵人民，因為它與他們的愿望產生共鳴：不僅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創造有意義的人生的自由。這種人生滋育于重情義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關系，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繼續斗爭之時。文化帝國主義的繁榮主要基于新奇、短暫的關系和對人的擺布，而從不提供建立在個人誠實、性別平等和社會團結基礎上的真正的、親密的聯系的景象。

注：
①以個人形象掩蓋政府大規模屠殺，正如用政府技術官僚的渲染來使大規模殺傷武器合理化（如“智能炸彈”）。在民主時代，文化帝國主義必須靠歪曲事實來為侵略行徑正名。如把受害者說成為侵略者，把侵略者說成是受害者。因此美帝國主義政府和傳媒在美國把炸彈扔到巴拿馬勞動人民居住區的時候，把巴拿馬說成是對美國青年人的毒品威脅。

②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在八十年代的經歷可以佐證。

③八十年代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政府和七十年代阿連德領導的智利就是代表。

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烏拉圭和阿根廷在軍政府控制下的情況。

（譯文原載《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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