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聶元梓答季羨林的文字有感

過去年代，講出身，工人貧下中農最光榮；其實，現在一樣講出身，不過標準反了過來罷了，資、地、貴族、白領乃至前清、汪偽及偽滿時期的上流身份都可成了炫耀的資本，都比“下等人”高貴；不要說文革，即使共產黨掌權以來所受的苦難，都可以“憶苦思甜”，表現自己的“血統高貴”。而壟斷話語霸權階層，一面大講“拷問靈魂”，一面卻遮蔽自己在文革年代的真實的心靈歷程，這一現象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季羨林先生的人品和學品我都十分敬重的，然而文革中他撇清也不是實事求是。周培源先生與北大井岡山也不是一般的關系，似乎還是周總理親自做過他的工作，勸他超脫－－“井岡山”可是比“新北大”更左的造反派啊。看看林非先生的文章，對文革中的錢鐘書先生才會有更全面的了解。
這里涉及到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深刻話題，可以啟示我們思考的我以為至少有兩點：
其一，精英們如何真正實事求是地、坦誠地進行靈魂追問。無論是什么處境、什么觀點，無論在什么意義上，文革都有一個觸及靈魂的問題，許多人像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其實并不夠坦誠。
其二，要實事求是的反思文革。
我所接觸的一些“57戰士”，他們在文革初時對文革的感受和看法，與今天的回憶文章迥異。當時所謂“劉鄧資反路線”鎮壓群眾時，批判給領導貼大字報的造反派，都是把他們與57年的“右派”相提并論的。所以，彼時的“57戰士”比起黨團員來，天然地更容易理解文化革命。其實“血統論”倒與文革中的主流思潮無關，今天統統記在文革賬上不是實事求是。比一比“聯動”與蒯大富的“紅三司”就一目了然了，后者的“階級隊伍”遠不能跟前者相比。而今天，在媒體上只能聽到前者咬牙切齒地批判“血統論”的聲音了。
再如，文革中的知青遭遇，“數學”在一個帖子里也勉強為之辯解說：“如果說，右派在丑化上山下鄉的時候，會說有多少多少女知青被奸污什么的（再一次請注意是被奸污而非被強奸。）”其實，文革期間為保護上山下鄉，對于干部利用職權侵害女知青，在量刑上是視同侵犯軍婚的。69年我出差經過安徽固鎮，也就是女作家王安憶插隊的地方，看到公檢法軍管會的布告，判刑的都是侵犯知青的干部，至今印象猶深。這段歷史已經不為人們所知，或者被故意遮蔽了。相形之下，今天對于比比皆是的用暴力誘騙流動人口進行奴隸勞動或者強迫少女賣淫的老板的處置，那種寬容、優待和費厄潑賴，真使人對“法制”欲哭無淚。湖南的華容，警黑聯手經營“洗頭”一條街，染滿了千百少女和幼女的血淚。一名12歲的農村女孩在這里先后被近800人侵害，偶然因素被家長知道千難萬險才“解救”出魔窟，如此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的“老鴇”，居然逍遙法外！后來驚動了全國人大彭佩云問題才有轉機。
青年一代未曾親歷，他們是通過霸權話語認識那個時代的，距離還遠遠不夠。
對于毛澤東主席發動文革，《決議》并沒有簡單地否定。稍微嚴肅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文革也是作為一件復雜的創舉來予認真審視的。比起來，中國的精英未免有點太情緒化和簡單化，他們用盡一切反面詞句貶斥文革，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比日偽，比“老佛爺”時代“黑暗”？盡管如此，他們卻寫不出一本自認為是能夠傳世的將文革“釘在歷史恥辱住上”滿意之作－－并沒有誰限制他們的“自由”啊－－這才一再呼吁建“文革博物館”。他們一聽到“紅燈記”就“頭皮發麻”，而對泛濫文場的最低俗丑惡的文字，卻十分“寬容”、“雍容”與“費厄潑賴”，說起來也不可思議。看來，正確地認識歷史，還真得需要“距離”。
聶元梓的《回憶錄》給自己辯解的成分很重，就事論事，反而不如戚本禹駁斥李志綏的文章實事求是。不過，作為史料來看，通過比較鑒別還是可以使我們在一些問題上，獲得更客觀的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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