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的公社之夢

作者：孔見  來源：中國藝術批評

　　一、汨羅江的夜晚

　　韓少功在長沙七中實實在在只讀了一年書，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的活動中度過。到了1968年，城市里狂飚巨浪般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退潮，大街上大字報和標語也少了許多。走在廢紙飛揚的街面上，腳步聲顯得空洞了，他覺得在城里再呆下去實在已沒什么意思。于是，他主動要求到鄉下去。盡管他的年齡不到16歲，工宣隊還是表示同意——這是一種再好不過的事情。

　　汨羅縣是半湖半山的地區，日月從山那邊升起，往湖那邊墜落。兩千多年前，這個地方叫羅子國。偉大的詩人、楚國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自沉于此。韓少功和他的伙伴們在該縣的天井開始了長達6年的農村生活。這些紅衛兵小將懷著繼續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這個窮鄉僻壤，絲毫沒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覺。他們認為“文化革命”在城市里已經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幫工賊和革命委員會篡奪了。因此，他們要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到農村來發動農民鬧革命，尋找革命的生力軍，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帶著簡單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馬恩列斯毛的著作，還有文學名著，包括《鐵流》和《《岡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有的人還帶著杠鈴和沒有子彈的槍支。

　　農村生活迎接他們的首先是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和清苦的飲食，特別是在天井茶場的頭3年(3年后轉到天井公社長嶺大隊)。從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幾個小時連續不斷的重活，把人累得發瘋，累得冒傻，腦子里一片空白，回到茅舍一連抽上7根煙都回不過神來。常常是這樣，早上醒來發現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讓體溫烘干了，帳子也沒掛，任蚊子吮吃。就這樣，一年下來，除去吃的800斤糧食，每人還有三四十塊錢。那時候，最美的食品就是豬白肉。它在知青們的想象中流油。

　　盡管如此，革命熱忱沒有減少，他們組成學習小組，探討怎樣與農村的“走資派”作斗爭。農閑時舉辦夜校，自費編印革命教材，借掃盲的名義煽動農民起來與“走資派”斗。韓少功親自擔任教員，向農民演講，但是效果很差。農民對社隊領導干部和社會現實也有不滿情緒，但是他們顧慮重重，這些城里來的年輕人鬧完拍拍屁股就走，他們祖祖輩輩都要在這里生活下去。

　　于是，青年學習小組的成員情緒日漸低落，他們開始厭惡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勞作，汨羅江上的月色勾起的是對由肉體勞累和精神失望產生的趕緊逃離的情緒。特別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小烏托邦們的知青小組就開始分化、渙散了。原來大家都認為要在這塊地方共同生活一輩子，招工卻啟示個人的地位是可以改變的，于是相互之間爭奪機會的明爭暗斗，便使成員間的隔膜越來越厚了。自然，首先被選錄的是與領導(“走資派”)關系好的，家庭出身好的。

　　知青小組的瓦解與小組成員的頹落使韓少功非常痛恨，他說他是能堅持到最后的。知青小組的流產把烏托邦的夢想留在他心的深處，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夢，沒有結果的花。

　　韓少功的文字生涯是從大字報開始的，這時期，他仍然受命為公社編寫黑板報，為宣傳隊寫對口詞和各種演唱腳本。由于他在這方面表現出特別的才能，并在《汨羅縣文藝》上發表作品，1974年被調入縣文化館。漸漸擺脫土地的壓力使他開始對土地產生美感。

　　幾年艱苦的體力挫磨，紅衛兵的革命銳氣大多消失殆盡，他們的陸續還俗，開始計較起個人的婚姻家庭吃住等錙銖利益。但其中仍然不乏冥頑分子，繼續探索革命的真諦，韓少功就是其中一員。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開始復職，紅衛兵的過激行動也日益受到政府的壓制，他們覺得一切都仿佛要回到17年的舊秩序中去了，于是懷疑毛澤東不革命了。這種懷疑是在一種恐慌和亢奮中開始的，他們于是感到自己肩負的使命更為沉重。有的人跑到緬甸、越南去繼續革命，參加游擊戰爭，當格瓦納去了。韓少功的小圈子也有入主張建立地下黨組織，甚至起草了革命綱領，但被韓少功堅決抵制。并不是韓這時有多么高的覺悟，只是因為他認為這樣做實在太危險了。他的一個朋友17歲的弟弟在長沙成立馬克思主義勞動黨被判處死刑。

　　1975年一次到長沙參加學習班的機會，他認識了莫應豐。這個性格豪放直率的漢子日后成為韓少功的好朋友，他這時正在寫作后來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將軍吟》。與莫及其朋友的交談中，韓少功有地下黨找同志的感覺。莫比韓長10來歲，他所屬的圈子也對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對毛的批評直接指向“文化大革命”，韓少功他們更多是站在“文革”的立場上來批評毛。10多年后，英雄氣盛的莫應豐死于不治，韓少功先后寫了兩篇懷念文章，其中《然后》可成為范文。

　　韓此時已陸續在省級刊物發表小說和詩歌，汨羅縣內識字賞墨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韓少功的名字了。汨羅江的歲月是漫長的，那里的山水人情成為后來韓少功展開人物故事的情境，汨羅農民對事物的泛靈理解，也成為他小說語言的重要來源，特別是在《女女女》中，全套運用了這種觀念。

　　二、民主運動：人性的黑暗與脆弱

　　1977年，在朋友的鼓動下，原本信心不足的韓少功參加高考。他報的是武漢大學，按照成績單完全可以錄取，但是他有幾朋友考試的卷面成績不太理想。為了大家今后能繼續在一起勵志探索，韓少功把志愿改為湖南師范學院。踏進校門，他的名聲就傳遍學院校園，因為當時他的一篇小說刊登在權威的《人民文學》雜志上。

　　幾個思想圈子的人物幾乎都進了這間學校。這時的韓少功和他們一樣還是一個政治狂熱分子。韓和莫應豐、張新奇、賀夢凡等人組織了一個“五四”文學社，文學社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1979年北京出現民主墻時，他們也在長沙搞了民主墻，把長沙市委前面的一面墻變成民主墻，貼滿了大字報，鬧得長沙城沸沸揚揚。湖南省委派人到處調查這些人是干什么的，學院也不斷找他們談話，做思想工作。韓少功與他的老同學梁就在民主聲潮中定了終身，他們的戀愛史像中國抗日戰爭一樣持續了8年。

　　使韓少功對政治運動的局限性有足夠認識，真正掉頭走上文學道路的是1980年的學潮。那年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想搞一點民主試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競選，選民可以提候選人。但是官方提的候選人學生不滿意，  自由候選人官方又給予限制，于是學生就鬧起來，一時波及北京等市。

　　湖師的學生頭頭在學潮中提出了許多過激的口號，甚至提出要改組省委、打倒省委等近似“文革”造反派的要求。最使韓少功驚訝的是他們在民主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專制、跋扈和黑暗，骨子里的落后。韓同情學生但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組織激進學生到省委門口絕食，但一天之后就難于支撐下去了。不僅省委書記沒有出來接見，絕大部分學生也不支持他們，參加絕食的只有八十幾人。于是他們想到了韓少功，請他幫忙煽動學生罷課。

　　韓少功答應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條件：第一，降低調子，放棄過分要求；第二，不能成立跨行業的組織；第三，不可搞過激行動。韓少功當即起草了他最后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檢查學院對絕食學生的態度，認為事情并不一定造成絕食，但造成絕食的責任歸咎于院方，要求院方對絕食學生采取人道主義態度，在學生要求不得到明確答復前不能進行選舉，號召師生起來罷選，逼迫院領導就范。學生們紛紛在這張大字報后面簽名，包括很多教師和院領導支持的學生會，整整一堵墻都橫七豎八地簽滿了近兩千個名字。

　　然而，當學生起來成功地罷選和罷課之后，學生頭頭們就不按韓的要求去做了。他們企圖擴大這場校園運動，要沖擊省委，關于接管團中央的人選問題也在討論之中。

　　韓少功看情勢不妙，他決計要制止這場運動的蔓延升級和惡質化。當時所有的朋友都反對他這樣做，他們警告韓：你會成為千古罪人被學生咒罵一輩子的，你不能干這種事。韓不聽忠勸，他單槍匹馬去干這種事。夜里四五點鐘，韓一個人到省委門口，在勸說學生頭頭失敗之后，直接對著絕食學生發表演講。他首先肯定學生的行動已取得了勝利(它已取得廣大學生的同情和支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接著又嘲笑他們幼稚的政治要求(省委書記有那么好看嗎?省委書記接見是那么大的光榮嗎?我非常不理解你們為什么要提出這種要求?)，然后還威脅：中央調查組下來了，要求你們撤回去。如果你們繼續與中央對著干下去，那勢必把事情搞僵，調查的結果將是大大的不利。韓又對他們的犯規行動加以批判(你們既然是鬧民主，那就必須遵守法律，不然你們可以搶劫槍支，上山當土匪。)……

　　韓少功稱這次演講是他有史以來口才發揮最好的一次，熱情機智，連哄帶唬帶鼓勵，把饑腸轆轆昏昏欲睡的學生都說懵了。他們居然連續三次鼓掌，然后唱著歌回去了。沒有人聽那些頭頭的。

　　院方對學潮的終結大惑不解，為什么他們做了那么多人的工作都沒有奏效，韓某人的一次講話居然把問題解決了。難道韓就是這次學潮最大的后臺?黨組織取消了韓的入黨資格。

　　這次政治運動深深地觸動了韓的靈魂。首先，革命民主造反運動內部的黑暗令他驚訝，民族的素質包括知識分子的素質都使人非常悲觀。此時只要有一個專制的騙子出來，大家都識不破，傻乎乎地跟著走。一種專制的暴君式的人物那么容易以新的面孔復活。其次，人性的脆弱與黑暗也令他十分驚訝。在學院對他壓力最大的時候，身邊的絕大多數朋友，都可以動搖和叛變。不管觀念多么新潮，多么志同道合，談老莊、談薩特頭頭是道，可以在“革命”高潮時去演講、捐款、寫血書，忘我的精神令你感動得流出淚水的那種人，在壓力大時，在低潮時期，都盡早進入安全區。當時有許多事情，如煽動罷工、捐款等等，不是韓干的，都謠傳嫁接到韓身上。但那些真正的當事人，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承認：是我干的，不是他干的!人們聽任謠言流傳下去。這就是朋友。直至1981年畢業分配時，仍有朋友通過各種關系，帶著他們的未婚妻未婚夫甚至老丈人，上院長書記家，表示自己的清白無辜和悔罪。韓稱他媽的就不去，他相信壓力還不足于讓人放棄一切品性的程度，他重視人品的堅貞，甚至不管錯誤還是正確。

　　韓稱這次學潮是他文學觀念轉變的契機，在此之前他所有的文學活動都不過是一種政治活動和改革宣傳而已。此后，他才真正走上文學道路，他的作品已開始有了人性的深度。他寫的《月蘭》、《飛過藍天》和《西望茅草地》，在當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飛過藍天》和《西望茅草地》分別獲得了1980年和1982年全國短篇小說獎。盡管韓的家庭亦屬于傷痕之類，但他的作品關懷的更多是社會。在《西望茅草地》中，他試圖寫出生活的復雜和人物的多面。

　　1979年，韓少功出席了當時非常轟動的第四屆文代會。他與廣東作家孔捷生來到北京張自忠路，探訪北島和芒克等《今天》的那幫熱血文學青年，參加了他們的集會。他還買了100本《今天》創刊號，帶回長沙散發給他的學友們。那時文學是一種神圣的事業。

　　大學四年對韓是十分重要的。韓稱在這時期他獲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學后期，他開始接觸到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特別是尼采和薩特，一度興奮了他的神經。他開始對神秘、陰暗的人性人本進行思考。同時，通過歷史系同學的介紹，他認識了金觀濤。金用系統控制論探討了中國社會結構和歷史停滯的原因，屬于科學主義思潮。在物理系就讀的哥哥也常與他談及波普爾、維特根斯坦。他的知識視野豁然變得遼闊，人的心態也漸漸冷卻下來。在多種主義方法的交叉觀照下，世事與人心變得光怪陸奇，游移多義，定義和結論越來越難以獨斷。對于政治運動他是真正厭倦了，社會的責任越來越擔負不起，一直亢進不懈堅定不移的韓少功變得迷惘和悲愴。

　　三、內學功夫：走出心靈危機

　　從1982年到1985年，韓少功在悲觀中沉默，演繹多年的人生邏輯終于到頭，他面臨著一場深重的心理危機。支持他激情的確定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堅貞溫存的人情，如今都顯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為一種虛無，彌漫了他心靈的空間，毒化他的生命。他看到了社會改革的艱難，看到了這種艱難不在乎某種體制和某個保守分子，而在于民族心性的難以轉移。他看到了脈脈親情后面陰暗叵測的心思謀劃。韓少功帝國的太陽正墜落在黃昏之中。

　　這時文學正是朝陽產業，男女作家們勤奮地寫作。他們或是繼續哭訴著人生的苦難：或者是借來蘇聯文學的英雄在虛擬的中國舞臺上大刀闊斧；或是以英雄自任企圖以文學來救世；或是以文學來提供貪婪人性的神圣依據，企圖一夜之間賺回多年被扼抑的嗜欲。他們對自身人性的黑暗缺乏基本的自省，“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原型仍然以新的形象在文學中活動。年輕一些的，則以最新潮最時髦最洋化的詞匯來包裝自己卑瑣的心理陰私，他們自信地抨擊一切，卻從來不檢點自己。文學由神圣的事業變為一個熙熙攘攘的名利場。這種狀況同樣使韓少功感到厭倦，他覺得帶著小女兒到外頭隨便走走更有意思些。

　　在二姐的幫助下，他開始進入英語。在武漢大學英文系進修的半年，他把自己幾乎囚禁在英語的牢獄里，一切表達只說英語不講漢語。這種語言隔離果然十分奏效。姐弟兩人1987年合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臺灣還被認為是最佳譯本。

　　沉寂了三年之后，韓少功突然出山，連續拋出《歸去來》、《爸爸爸》、《女女女》，并以《文學的根》成為文學尋根運動的搖旗者。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壇牢不可破的地位。

　　開始于1982年的悲觀懷疑進入了作品并成為它們的基調，對社會的批判轉入了對人性黑暗的洞察。從人性的變異尋找民族的興衰，撥清生活的困惑成為一種視角。盡管韓在這一系列作品中隱晦了自己的判斷力，改了批評家的口徑，企圖完全地成為生產者本身。文學批評界非常及時地給《爸》與《女》太多的溢美之詞。但真正明白其中悲涼的人并不太多。韓少功沒有被它們的成功連根拔起，他感到了距離拉開的漠然。1986年北京召開了盛大的青年創作大會，參加這次大會是青年作家們引為傲豪的事情。作為湖南省代表團領隊的韓少功以女兒腿傷為理由繞開了，守在家里讀佛經。他在喧囂中看到了寂寥。文學的扁舟載不起沉重的社會責任，毛筆也改寫不了歷史的必然，因此它不再是什么神圣的事業。除了能給創作者沽釣一些名譽、掌聲和職稱之外，它又能帶來什么!

　　大約到了1986年，韓少功的悲觀懷疑復加到了近乎絕望的程度，他把懷疑當成了一種信仰——這可能是一個樂觀信仰者的當然結局。曾經一度，相信一個完美理想社會形態存在于時間的前頭，并通過他和他的同類的共同努力如期降臨，于是把現實的困苦和艱難放在自己的肩上，成了英雄應有的披掛。現在完善的可能在飄渺中無期地遷延，現實的乖謬反倒神圣不可侵犯。肩上的困苦艱難驟然變得沉重不堪負荷又荒謬毋必肩任，如同和平時代將軍的盛戎。于是一切都應該回到原來，把社會交給社會，把他人還給他人，把自己留給自己，并且互相投予漠然的目光，如同情人反目成為路人，或者干脆互相都不投予關注。聽任枯藤纏死青木，聽任鮮花漂零于流水。一切都任其自然吧，該發生的都會發生，該逝滅的都會逝滅，不要著意伸出長長的雙手相互牽扯，如同溺水者的互相救治，“相濡與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啊。不勝重負的心中總要找到解脫的口實，韓少功一次次把眼睛交給天空、流星和黑夜的暗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蒼老的聲音在召喚他的名字。

　　他開始讀莊子的書，老子的書，陶淵明的書，佛陀的書。這些直指人心又交還天地的智慧，牽引著他走向人性更為深沉的內部，并一次次曝光顯影，使他得以層層看破。在他的心智中，相對主義的東西越來越多，絕對主義的東西越來越少；否定的東西越來越多，肯定的東西越來越少。在懷疑和否定中，他無窮地后退直到后腳踩空。

　　對佛的興趣是由一個朱姓鄰居引入的。這個貧困潦倒的老知青在做完一天的苦活后，就在昏昏燈影下研讀佛經并且寫詩。這時，他那有點錢的哥哥就在賭博和玩女人。據韓少功回憶，這個固執不容說服的人詩寫得非常棒，感覺和意象尤其奇鮮突兀，但極少發表，似乎就發表過一首。后來，可能由于對自己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心思逼入了死胡同，反而就難產，寫不出來了。而且把自己折磨得如此苦楚。但是，謝謝他的介紹和真誠的交流，韓少功由此走入一個更為深廣通邃的思維空間，獲得審度自我和人生的新視野。

　　1990年元月，韓少功上長沙開福寺，遇上該寺住持戒園法師。法師稱他與佛有緣，開贈與臺灣出牌的印順大師著作《中國禪宗史》。此前，他陸續讀了許多佛學的書。他尤為推崇禪宗六祖慧能的《六祖壇經》的清通與睿智，認為它是直面精神暗夜的“一顆明敏、脆弱、哀傷之心”。宇宙與人心的奧秘竟然在一個一字不識的中國和尚口中真相大白。

　　通過對看透的看透，對懷疑的懷疑，韓少功的心靈在墜落中獲得飛升，在空虛中獲得了充實。這樣，他完成了由社會而人生，由種姓而性命，由天理而人心，由外學而內學的基本過程，對人生的準備相當充分了。當然，經歷這個過程的人不止于韓一人，但是不少人由此陷入個人情欲的暗流或冷漠枯頑的空懈不能自拔，以超脫來拒絕人生和社會的責任。韓仍然能在空中舉實，無中生有，以柔軟輕盈之姿游刃于實在界，并希望有所造福。

　　這是否又是他的一次思想解放呢?

　　四、海南公社：白日的夢想

　　1987年底，中央決定把海南島改制為一個特區省，把這個汪洋大海中的太陽島推到了許許多多幻想家的面前。他們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沙漠發現綠洲一樣，把這個小島當成鋪墊不切內地實際的幻想的跑道。一時間，數以萬計的知識青年懷著發財發跡發達，掙脫原舊背景關系的愿望，奔赴這塊低緯度的土地，使它像諾亞方舟一樣擁擠和沉重。他們當中有懷才不遇者和不甘寂寞者，離婚者和無法離婚者，革職者和無法離職者，無職業者和流浪竊賊，逃案犯和刑滿釋放犯，當然還有出身高貴者和腰纏萬貫者。

　　歷古珠崖乃瘴癘之地，接納了多少流放和漂泊的棄民。現在，它也以有限的空間同時接納了眾多的棄民和選民。他們像一支雜牌的混成旅在秀英碼頭陸續登陸，帶著有限的本錢和無限的情愿。一對對張慌的目光，掃視著椰子樹的土地和天空。許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潔的天空。

　　在眾多攢動的人頭中，韓少功是引人注目的，他和葉蔚林等一幫湖南作家一起南遷，人未到名字就在島上叫響，成為一種號召。

　　韓少功向往“一個精神意義的島”，他自稱南遷的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建立一個小小的烏托邦，一個最完善的社會細胞，在一個有限的部落里，克除地球上現存各種制度的流弊，最大限度地實現平等、自由、人權、民主、高效、富裕等，完成人類理想的安全著陸。這是自少年起一直縈繞心懷的未圓之夢，這個夢曾經在汨羅江邊磨損過，現在他想完成它，了卻一個未遂之愿。當然這是經過現代主義改造過的紅衛兵理想，不完全是舊夢的重溫。作為一個接受過深重教訓的覺醒者，韓少功明白，完成實際就是破滅，但他不在乎結局如何，只在乎過程的美好，他還想睜大眼睛看這個美夢是如何破碎的。這是一道有趣的社會改造習題，也是生活經驗的主動再生產。由于他是一個作家，很容易被理解為文學素材匱乏之后的重新炮制。

　　他與張新奇、蔣子丹、林剛、徐乃建、葉之臻、王吉鳴、陳潤江、羅凌翩、楊康敏和趙…—凡等組成了一個公社，這就是風靡一時的《海南紀實》雜志的編輯部。他們大多是原來文學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單純。

　　盡管這20多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礎的公社：沒有血緣紐帶，地緣關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性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們并不一定認為這種試驗有多大的價值，但他們都被首創者的熱忱感動了。由于韓當時有足夠的影響力和行動力，他的意志不打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當然，公社的一切成文法條需通過民主討論商定加以認同。未被認同的意志并不因此消滅，并且隨時可能蔓生出來。對于公社的結局和成員的個性意向，韓是心中明白有數的，但明白的不止韓少功一人。這時已是日上中天的時候了，誰還在昏睡呢，要做的也只能是白日夢。不過，這是一個富有現實效應的白日夢。

　　韓少功參考了《聯合國人權宣言》，歐洲人在開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簽訂的《紅五月公約》，瑞典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產主義理想色彩，又有資本主義管理規則，又帶有行幫習氣的大雜燴式的《海南紀實雜志社公約》，其中有這樣的條款：

　　第一條：《海南紀實》雜志社所有成員都是自愿加入這個團體的，自愿遵守本公約，選擇本公約所體現的基本人生理想和現實行為；住則。

　　第三條：雜志社應創建新體制以保證團體功能和個體功能在不同層次的高效發揮，使這個組織對外富有生產性，以文化價值促進社會的精神解放和建設，以經濟價值力求自己在競爭中的自主自強；在內則應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和人格面貌，平等自由，團結奮進，不斷提高生活的質量。

　　第四條：雜志社蔑視和堅決革除舊式“大鍋飯”的寄生性，所有成員必須辭去原有公職，或留職停薪，或將公薪全部上交雜志社，參加風險共擔的集體承包，以利振奮精神專心致志，保證事業的成功。除特殊情況經主編同意外，任何人不為其他單位兼任實職。

　　第七條：雜志社實行民主監管下的主編負責制。主編由民主選舉產生，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也可由下級主管部門任命，交民主選舉確認。無論取何種方式，主編如未獲得全體成員1／2以上的選票。不得任職，或應無條件辭職。

　　第十條：雜志社成員均有下列其他權利：

　　(1)參與社內重大決策，行使建議權和全員公決時的表決權，如主編的意見違背2／3以上成員的意愿，主編應自動放棄自己的主張，下次再議(再議不得超過一次)，或改變決定。

　　(2)定期了解雜志社的主要工作情況和財務狀況(但不作導致辦事效率降低的過細參與)。

　　(3)拒絕執行任何違反國家法紀和本公約的上級指令。

　　第十二條：雜志社創獲的一切財富，除上交國家稅收和管理費之外，由全體成員共同管理和支配。一般情況下，收益分配必須兼顧事業發展和生活改善，按需分配與按勞分配相結合。按需分配是指：人人均等的基本工資。公費醫療，其直系家屬中未享受公費醫療者的半公費醫療，解聘后3個月待業期內的基本工資等。按勞分配是指：與工作表現和實績掛鉤的獎金等。對創獲重大效益者，可以另行規定，給以獎勵或收益分成。

　　第十四條：雜志社對所有成員的生活保險負有完全的責任。如某成員遭到不測災難而個人財力不足抵御時，雜志社所有資產，須為幫助該成員抵御災難而服務。直至該成員生活水準恢復到社內成員最低水準。若集體財力還不夠，所有成員均有義務各盡所能，全力幫助，任何人不得反對。在條件具備時；雜志社應幫助所有成員進入社會保險。

　　第十五條：如因經營上的需要，雜志社暫削減勞動報酬，或以借款的方式征集已分配到個人的財富，任何人不得拒絕。

　　第十六條：雜志社尊重任何成員的個人生活方式和個人事業方向。對不違法紀不違公德以及不影響工作任務的私生活行為，他人不應以組織或個人的名義予以過問和干預。任何成員提前兩個月申請，經主編批準，可以留職停薪享受特別假，從事正當的個人事業。無論在職內還是職外，個人事業上取得非贏利性重大成果并對社會有貢獻者，雜志社亦應給以特別獎勵。

　　這是1825年歐文在3萬英畝美國土地上的“新協和”公社的變體，是20世紀末中國平民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一次羅曼蒂克，是一次精神癥的發作，是最后一次紅衛兵行動。公社成員看到這份公約興奮非常，他們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投資這家雜志實在不乏有人，但他們拒絕一切貨幣資本。韓少功認為，刊物屬于高技術產品，主要是勞動的投入，智力的投入，貨幣資本投入反會掩蓋利潤的真實來源。而且，擁有資本就可以吃紅利，不勞而獲，這種東西是違反人性的。他設計了一種沒有貨幣資本和資本家，以勞力支付為分配依據的勞動股份制。公社成員每個人都是雜志社的股東，他們不以資本入股而以勞動入股，參與勞務工資獎金和利潤的共同分配。成員之間分配的差距小于1：3(瑞典是1：8)。而執行的結果是不到1：2。成員退出公社勞動，其工資獎金也停發，但股份仍持續，并以每年1／2的比例消減。

　　這種制度對非領導者是有利的，而韓屬于領導者。當時也有人力主建立老板資本制，但更多人還是樂于接受勞動股份制。

　　原始啟動資金是以借欠的形式湊集起來的，大家拿出自己的一些私錢，省文聯借了5000元。韓拿出自己數千元存款(是雜志社所借私款的最大數)，把作家協會發的200多元工資也交給公社，全身全意投入雜志社的運作。他覺得這是一件比寫作更有意思的事情，辦好了小說完全可以不寫。

　　《海南紀實》以鮮活的版式風格和特別選題以及不易獲得的圖片材料吸引了廣大的文化消費者，發行量直線上升，突破百萬冊。勞動股份制和雜志的高額利潤激勵了公社成員空前的勞動熱情，他們像瘋子一樣為公社勞動，奔走于北京、長沙、廣州、海口等城市之間。在鐵路上旁人看到公社成員如此賣命，以為是給自己干的個體戶，聽說是為公家干的便大惑不解。為了保證成員的身體健康，公社不得不強制命令：不準加班，必須吃好睡好。

　　公社開始的艱苦生活很快改觀了。成員的月收入由最初的200元增加到以千數計，并且享受電話、新宅、高額保險等等福利，這在當時來海南工作的人中，是一個令人艷羨的大數。午餐是打電話由餐館送來的，防暑的水果和飲品充塞冰柜任由成員各取所需。

　　當時許多書販為了爭取《海南紀實》在某地的發行權，提著名煙名酒名茶和各種珍貴禮品和回扣的意思，來找公社成員。但是公社成員保持了純潔的精神風貌，沒有一個人拿回扣，所有的禮品全都交公，擱在辦公室里，直到韓主編倡議把它平均分配給各個成員。盡管協議規定成員及其家屬的醫療費可以報銷，但兩年以來報銷醫療費的總和不到1萬元。

　　如果雜志不是那么快就停掉，公社將會存在更長的時間，因為它有足夠高的利潤率和勞動效率。問題出在1989年底雜志停刊以后(雜志如此短命，這是大家意料不到的)，長遠的利益沒有了，眼前的蛋糕怎么切分?

　　停刊之初，大家對復刊存有希望，以為這個事業經過整頓還能干下去，于是有人建議切出一塊來按股份制分配，考慮到公社成員即將分散，便按公約往后推算3年參與分紅。這是大家都沒有異議的。但是后來事業持續的希望變得渺茫了，有些非核心成員走開了，剩下的一塊怎么辦?有人力主在核心成員中進行再分配。如果這樣，個人所得將是十分豐厚的。理想破滅之后利益就成為理想。韓堅決不干，他堅持按公社的公約原則和勞動股份制度處理財產。他宣稱他最反對言行不一的人，你們開始不同意就應在全會上提出來，不能到了最后來修改公約。開始大家都玩票，到兌現時就不認賬。

　　最后的處理是韓和他的支持者們利用職權強制執行的，把價值約200多萬元的財產、照排設備和現金上繳省作家協會，近10萬元捐獻給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還有數萬元獎給原雜志社函授學院的優秀學員，他們交120元學費得到了1000元的獎金。

　　盡管慈善捐贈以不招搖的方式匿名進行，這樣的處理仍引起某些成員的失望和不滿，他們認為韓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把本該屬于成員的財富劃掉，給自己身上涂脂抹粉。某些昔日的文友，被韓的固執和輕蔑刺痛之后，甚至投告他們平日傲然以待的上級官員，力圖把匿名捐款制造成一個韓個人貪污的案件，毀掉韓的潔名。韓卻為事情最后的處理不背自己的心愿和公社的理想而慶幸。他得到了一個結論；對于大部分人來說，理想與利益完整結合時，人最有動力，一旦理想與利益分離，他們就會一哄而散。通過這件事情，對知識分子心志的脆弱，即所謂玩理想票可以玩一個月，十分鐘，到具體問題上精神沒有堅定性，他看得非常清楚了。

　　公社瓦解后，韓少功重讀尼采，他發現尼采變得通俗了，對上帝死亡留下的空白意義看得更明白了。

　　雜志停刊，公社瓦解，雖屬意料之事，但它來得太快了，并且不是由于內部矛盾的激化造成的，這使人有意猶未盡之感。正在這時，他接到法國的邀請，到那里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創作交流。幾乎整整一個月，他一個人呆在法國西海岸一座別墅里，面對荒涼的海岸和天空，面對沉淪的太陽，心里一片惘然。

　　一番權衡之后，他覺得還是退回書房，干點自己的老行當有意思。在后來出版的《海念》一書的后記里，他是這樣寫的：“我對它(《海南紀實》)的結束，惋惜之余也如釋重負，這不是因為別的什么，只是因為太累，因為它當時發行冊數破百萬，太賺錢。錢導致人們的兩種走向：有些人會更加把錢當成回事，有些人則更加有理由把錢看破。在經歷了一系列越來越令人擔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憂世嫉俗者實際上也要靠利潤來撐起話題和談興的時候，在環境迫使人們必須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權謀抵御權謀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須放棄，必須放棄自己完全不需要的勝利——不管有多少正當的理由可以說服你不應當放棄，不必要放棄。一個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經常需要自甘認輸地一次次回歸到零，回歸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無所有——只為了守衛心中——個無須告人的夢想……”于是，“一念之間，寂靜降臨了，曾經傾注熱 情寄寓心血的‘—切就可以與你完全沒有關系”。

　　在法國，他寫下了《鞋癖》和《會心一笑》。回國后，他拔掉了電話線，潛心進入了他文學創造的第三階段。《領袖之死》、《北門口預言》、《紅蘋果例外》，一部未命名的長篇小說就陸陸續續地從電腦打字機里出來；還有《夜行者夢語》、《性而上的迷失》、《佛魔一念間》等一系列思想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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