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東來開辦的胖東來超市在全國大火,因為它在經營管理理念方面有重大的創新。比如堅持商品貨真價實的原則,贏得了消費者的信任。超市會公開部分商品的進貨價,讓消費者能夠清晰地了解商品的成本和利潤,這種透明度增強了消費者的購物信心,同時商品銷售價格比同行大大降低了;在服務方面追求精益求精,致力于提供優質的購物體驗。這種對服務的重視使得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感受到尊重和關懷,從而增強了消費者的忠誠度;非常注重員工的權益和福利。胖東來員工的薪資水平在行業內具有競爭力。基層員工的月薪普遍在7000元以上,高材生入職年薪可達15-20萬元,管理層工資更高,月薪可達5萬元。胖東來為員工提供了完善的福利體系,包括節日禮物、帶薪休假、委屈獎等。員工每年可享受30-40天的帶薪年假,工作時間為一天7小時,從不加班,每月休息4天。并提供活動室等設施讓員工在工作之余能夠放松身心;胖東來及其創始人于東來在創業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例如,在汶川地震時,于東來率領員工赴震區當志愿者,這種社會責任感也提升了胖東來的品牌形象。
而我從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胖東來:為資本服務還是為人民服務》。文中說:胖東來作為商業資本,實際上是服務于產業資本的,從其在資本循環結構中的位置可以發現,胖東來是為資本服務的,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正因為他是為資本服務的,他就能在產業資本剝削所得的剩余價值中占有更多的一份,正所謂:賤買貴賣,與產業資本在剝削所得的剩余價值中分贓。作者上述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胖東來的社會的價值和對社會的積極影響,讓很多人覺得不舒服。在階級斗爭最激烈的年代,毛主席黨中央對從敵對陣營分化出來的人,稱之為開明人士,予以團結重用,比如,在延安時期,李鼎銘先生就是邊區政府的官員。剛建國時,上海資本家榮毅仁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重用,如今我們能夠對深孚眾望的于東來舉起大棒子嗎?我覺得作者小畢的觀點,是對人民的概念、為人民服務精神和社會現實的理解有所偏差所致。
每個人首先要得到別人的幫助,才能得到自身生存的必要物質,才能活下來。自己活下來才有可能幫助別人。這是辯證的統一。因此,“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成為了人類一條道德準則。農民種地首先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吃飽飯而辛勤耕耘,他們把生產下多余的糧食賣錢,用錢來交換工業日用品和其它社會服務。你不能因為農民有“自私”的初心就認為他不夠高尚。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的初心與農民一樣,這就是人性。一個人為人民服務的覺悟不是先天就具有,而是后天培養起來的。
從原始公社以來,人類一直生活在階級社會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定位。人們將自有財產投資社會生產和經營中是為了牟利,這種牟利行為天生帶有剝削的性質,個人占有財富的多寡,造成了社會的貧富不均。但這在階級社會里也是天經地義的道理。我們國家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現階段,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資本占有者存在剝削現象,這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就像胖東來的一個普通員工想與老板于東來有同樣的分紅收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資本剝削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德原則是有沖突的。人民政府出于保護勞動人民利益的原則,嚴格把控資本家對員工違反最低工資標準、超時加班加點、工作環境惡劣、惡意欠薪等行為,對企業經管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打擊懲罰,這就是維護了勞動人民利益的作為,而不是因為民營經濟存在有剝削現象而取締民營經濟。社會輿論對那些為富不仁、欺壓員工的行為進行揭露抨擊這是值得鼓勵的。同時對像于東來這種有良心的企業家進行宣傳表揚也是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值得提倡的。
不同歷史時期人民的概念有著不同的含義,就現階段來說,人民這個概念既包括勞動人民,也包含像任正非、董明珠、于東來這些億萬身價的企業家。不能認為他們憑在企業里的股份得到的報酬是“資本在剝削所得的剩余價值中分贓”,因為那是他們的合法所得。
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是對每個共產黨員的要求,也是我們每個公民應盡的社會責任。但為人民服務主要體現的是一種思想理念、道德情懷、人格修養,而不是具體的制度。不能以為人民服務為理由,坐車不付車費,進飯館吃飯不花錢。要求國務院總理與看大門的門衛掙同樣的工資。這種認識這就把為人民服務精神庸俗化了。
請不要給一個打工仔說要打工掙錢養家、一個企業家要實現壯大自家企業的目標、一個青年學者要創業發大財的理想,隨意扣上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自己賺人民幣服務的帽子。
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團結大多數人共同奮斗是黨的光榮傳統。在黨的歷史上,曾發生過李立三、王明極左路線給革命事業造成的重大挫折和損失。1958年,也曾發生過大煉鋼鐵、農村吃大食堂的極左錯誤。四人幫更是高喊革命口號,推行極左的做法,不顧社會發展有階段性的規律,妄圖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社會。發生這種錯誤的根源就在于黨內的一些人,從本本教條出發,不顧實際情況,高談空談誤黨誤國誤人民。比如,2016年,貴州塘約村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加入合作社,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可有人從左的角度出發,認為塘約合作社村民以自家承包田的面積入股合作社,而不是采取以人入股的平等行為,認為這就不是真正的集體經濟組織。問題是農村采用包產到戶責任制,這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了,村黨支部能不承認如今村民承包田是有了不少變化,人均擁有承包地面積不夠平等這個現狀,自行其是地恢復類似人民公社的體制嗎?攻擊胖東來是為資本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也屬于這種極左行為。別忘了,我們如今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鼓勵民營經濟壯大發展是黨的重大政策,實現社會生產資料全民共有那是一個長遠的歷史任務。因此,現階段不能把企業家剔除出人民的范圍,不能肆意攻擊于東來這樣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不要再犯極左誤國的歷史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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