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有些人真的是深深繼承了蔣記國府的買辦跪奴遺風，動輒“友邦驚詫”，什么事都能扯到“有礙國際觀瞻”層面……
這種“自甘賤民”的嘴臉，讓人不由想起蔣介石當年在日本人面前的唯唯諾諾：
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這與某些人士今天的怯日媚日、怯洋媚洋心理何其相像。
魯迅當年罵老蔣罵得可謂一針見血：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擺什么‘驚詫’的臭臉孔呢？
敢問這些“驚詫派”，19名中國勞工在韓國電池廠群體性死亡，你們出來維護“外交關系”了沒？4名中國公民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農場被“處決式”殺害，你們出來維護“外交關系”了沒？2名中國游客在泰國曼谷暹羅百麗宮商場遭槍擊，你們出來維護“外交關系”了沒？
一個無需爭議的見義勇為之舉，從兩國政府、外交機構，到民間輿論、普通網民，無人不稱贊胡女士英雄義舉，然而某些人卻偏要另辟蹊徑給它莫名其妙的“上高度”，上升到無厘頭的所謂“中日關系”……
我只能說，這種“上高度”反而是在給胡女士的義舉“降格調”。
因為無差別攻擊婦孺本就是通行國際的會受到絕對譴責的惡行，因而，胡女士見義勇為的救人舉動其性質是極其普世的。
營救行為之偉岸，與她救的人是哪國國籍、以及行兇者是哪國國籍并無關系。
所以強行“上高度”，只會暴露某些群體內心一貫以來的立場傾向。
也就是毛主席1936年在《反對投降活動》中所言：
我們共產黨人公開宣稱:我們是始終站在主戰派方面的，我們堅決地反對那些主和派……我們向他們說:你們這種分裂陰謀的實質，不過是你們實行投降的準備步驟，而你們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過是出賣民族利益、圖謀少數人私利的整個計劃的表現;每個人民都有眼睛，你們的陰謀會被人民揭穿的。
比如近段時間以來，當我看到太多網絡上我們熟悉的那幫精日分子、“友邦驚詫派”、“開明開放派”、“與國際接鬼派”們紛紛不吝筆墨的美譽胡女士，我就知道“死人比活人好用”的卑劣戲碼又一次上演了，這位尸骨未寒的英雄衛士就這樣成了他們夾帶私貨、輸出反動外交認知與奴性種族主義即逆向民族主義的工具。
毛主席當年在《論十大關系》中為這部分人描摹的畫像堪稱一絕：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看看近些年這些人的做派，我們反腐是不對的，因為會“友邦驚詫”；我們抗疫也是不對的，因為會“友邦驚詫”；甚至我們在伊麗莎白、安倍晉三亡命時不陪著他一同披麻戴孝淚奔哭喪，也是不對的，也是會“友邦驚詫”……
我只能說，怪不得當年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敢于發明“中美夫妻論”這個概念：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國負責存錢，美國負責消費。
因為山姆大叔太知道了，咱這邊的某些勢力辮子是永遠剪不完的，春天來了，便會春風吹又生。
日本國旗降下他們是嫌不夠的，他們要的中國國旗也有一天能被降下。
回望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時，曾留下了一個經典的畫面：我們在機場不為所動得橫掛了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標語，用以歡迎“帝國主義世界的領袖”。
試問：“友邦驚詫”了嗎？
然而，尼克松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依然不得不承認：
近二十年來，美國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帶頭孤立、封鎖新中國，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對華利益的巨大損失。
美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
不論是蘇修社會主義還是美帝國主義，為什么他們會懼怕毛主席？
換句話說：為什么毛主席從無畏懼蘇修和美帝？為什么毛主席從無考慮“友邦驚詫”？
早在新中國建政之前，毛主席在連年累月的戰斗歲月中，已然洞悉了反動勢力因不得人心的注定羸弱：
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國民黨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滅了帝國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真正消滅了階級的時候，才會真正出現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話，很難懂嗎？
不要擔心我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這句，是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主席的傲語，這番姿態，同樣被志愿軍帶去了板門店的談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風塵進京、主動伸出緊張得汗漬滿滿的雙手，中華民族對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達到頂峰。
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權，是卿卿我我出來的，還是槍炮轟鳴出來的？
“我們中國有6億人，死了3億，還有3億！怕什么？”——只有這般，6億盡是舜堯，方才安康無亂；
“我們中國有6億人，一個都不能傷著啊！快備好厚禮，前去和談……”——如若這般，6億盡是囚虜，被俘不過朝夕。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中威嚴地警告美國：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這樣的話終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
其實早在半年前的1971年7月9日，擔負美國總統使命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一行六人，在章文晉司長等人的陪同下降落于北京南苑機場時，就遭遇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標語的歡迎。
基辛格當時看到標語并聽到陪同譯員的翻譯后，還一度感到很憤怒。
這些，他必然是在回國后向尼克松作了匯報的。
但是一年后，尼克松仍舊愿意頂著我們中國對他美帝的“另類歡迎”，毅然決然地來到北京向毛主席取取經、討討課。
事實上，就在尼克松訪華那年，1972年的下半年中央軍委就指示軍政大學在原政治學院舉辦學習班，用三個月世間專學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目的很明確：中美關系正常化，也不能忘記帝國主義本質。
邀請、獲言之“同意”尼克松訪華，包括中美關系的破冰，實質不過是同美帝國主義勢力繼續斗爭的新形式罷了。
這就是毛主席所堅持的唯物辯證法。
縱向比對80年代之后興起的“驚詫友邦論”、“中美夫妻論”、“無限和平論”等，我們可以肉眼可見地析出真理：
投降主義，并不能換來生存空間。
出擊主義，也并不會喪失生存空間。
廟堂鴿派、江湖跪族、溫室萌新，80年代之后這三股勢力長期妖言惑眾，同時擅長祭出戕責國人的三大棒：舊階級斗爭思維、舊冷戰思維、舊民粹主義。
用古詞作，則為“義和團”；今令，則“戰狼式XX”。
總之我們不可與海洋文明交惡，非但不可交惡，連融入都融入不得，非屈膝岸邊、叩首迎合不為“開化、開放、開明”……
中國當代以來有這么一群人，他們極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跪洋賣國主義是他們的救命稻草——所謂融入世界，這個“世界”在李鴻章們所處的東亞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戰格局里則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
這種人的潛意識里，美西方是世界規則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讓人，因而中國要做的就是仆從和服務。
哪怕是涉及主權安全這等民族重事，也必須“不可驚詫友邦！”
由此了然，這也就是為什么此人2021年時一會兒高聲聒噪“加大核武器儲備”，一會兒又奴顏奸笑“勸善拜登”（生怕美國人以為中國要反美、生怕美國人對華動怒）的原因。
我們不輸出意識形態……我們是防守方……
試問：憑什么我們就不能輸出意識形態？憑什么我們要當防守方？難道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什么可輸出的意識形態了嗎？
這非常搞笑。
我們從前可是赤旗插遍全球、毛澤東思想響徹世界的政治輸出大國，什么時候開始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以“內斂”為榮耀了？
不引以為恥、反引以為榮？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文人階層在經過「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爛了，爛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陣地的媒體群。
居廟堂之高的文人階層、處江湖之遠的媒體群魔、馭境外之炮的西方資本，這三股勢力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合流，成為了在輿論場上重新壓迫中國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針見血：
容易出現修正主義的，第一個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聞記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學的。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去年以來，張雪峰對底層學子好心提點卻遭到一群高校叫獸的集體圍攻，恰得應證。
文人知識階層是社會結構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子群體，在新中國之前，他們由晚清封建士人進化，于封建除根未盡的國民黨體系中如魚得水。
得益于民國時代的知識分配不均，文人群體壟斷著較多知識、也壟斷著由知識消化所造就的所謂“思想”，成為所謂“大師階層”。
這一階層歷來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權傾廟堂。
不過，文人弄權的結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中國歷史上但凡較有作為的時代，無一不是求賢如渴與鄙視文人并存——有商鞅、張良、孔明、劉伯溫，亦有許攸、禰衡和楊修。
社會想要前進則必然開動車輪，而車輪滾滾就必然產生震蕩。
那么這種震蕩，一定會在文人階層中進行著嚴格殘酷的遴選與改造。
其興衰勝敗的標準在于：文人們能否在實踐中體現價值、能否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四體不勤、不事勞動、亦或是攀附舊權貴或外族勢力。
一旦與時代、民眾和實踐相脫節，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
藉此探究，“花錢買太平”、“中美夫妻論”、“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會成為中國當代文人階層的最愛倒也可以理解。
十一年前的華盛頓，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中美經濟對話會議上，“中美夫妻”論調曾死灰復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屆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夫妻論”之后，“主仆論”又橫空出世……
就在那場中美商貿聯委會舉辦的當天，西方集團聯手對俄羅斯發動金融戰，俄央行繼當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個基點到10.5%之后，剛剛五天，面對西方發起的攻擊和盧布的再次貶值，不得不一口氣將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團是在做給誰看呢？是示威，還是炫耀呢？
抱團集中+揚文抑武+近親繁殖+圈子文化，體制內文人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協”開始金碧輝煌，恰似宋朝文人當政。
這部分飽食皇糧的紅袍文腐是向來鄙斥群眾的，不論是周百義的“我是廳級干部，你是個什么東西”，還是以下半身文學“不負父望”的賈淺淺，包括傾心西洋政治而蔑視中國群眾文化的易中天本人，居高臨下的文殿仿佛是他們刀槍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實恐怕很多人不知，這部分人在80年代發跡之前，恰恰是群眾運動中最用力過猛的群體。
在五代十國的軍閥混戰中，趙匡胤輕而易舉的從孤兒寡母手中取得政權，對武將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釋兵權。
他曾對趙普感慨：
選擇一百個文官派到全國各地去當地方大吏，哪怕他們全都變成貪官污吏，都趕不上一個武將可能帶來的禍害。
在趙匡胤看來，文官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賢能卻是大問題。
因而，軍隊經商、軍工下馬……
從銀河號到臺海危機、從南聯盟被炸到南海撞機………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時，是文人階層及其麾下的新聞團體在朝野、在民間的趾高氣揚、平步青云。
夫妻論，夫妻論，你想當太太，但人家只想統治、羞辱你、凌駕你。
夫妻論的頂峰時期大致為小布什末期與奧巴馬第一任期，這些中國的碎嘴渣子時常掛于嘴邊，一掛就是十年。
輔以渾身顫抖的“經濟制裁、政治孤立、外交封鎖、貿易訛詐、核威脅”……
這，其實才是真正的舊辭。
自1840年始，這些舊辭中國人聽的少了？怕躲讓從屈，有用嗎？
倒是1949年，這個站著求生的黨率領中國人民第一次間接戰勝海洋文明（蔣府為其爪牙）、1953年又第一次直接戰勝海洋文明，其意義一舉超過半個世紀前日俄戰爭的日本，中國人民重新成為亞太世界領袖。
日本挫敗沙俄，其目標不過是融入帝國陣營，本質仍是仆從，且這份戰爭遺產也在二戰中被粉碎；而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的作為，則是站著把話說了。
回到今天，“請政治遠離XX”、“我不要大國崛起…我要……”
剝開紙醉金迷，有人早已是哆里哆嗦，有人早已是噤若寒蟬，更有人動輒咆哮“恐致戰爭、恐驚詫友邦”……
放眼望去，東郭先生不在書里，宋襄公公不在史中。
還是說回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毛主席彼時曾要求聯合公報：
必須表明中國原則立場，美國必須承諾對臺灣斷交、廢約、撤軍。
尼克松和國務卿羅杰斯開始是拒絕，希望中國讓步。
結果毛主席直接表態：
如果達不成協議，可以不發表公報嘛！
試問，有何不妥？最終《上海公報》美國人敢不簽嗎？
千萬不要忘記，一個革命政黨、一個由革命政黨率領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他應該有的樣子。
“友邦驚詫”論調的本質是右傾投降主義，是修正主義于外交領域的典型體現。
以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本文結尾吧：
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
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后一條路線的人。這后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
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里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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