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一份1944年6月13日的《解放日報》，它的頭版頭條文章《接見記者團席上，毛主席暢談國內外局勢》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

【毛主席暢談國內外局勢報道】

一、答記者：毛主席直言中國缺“民主”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今日下午五時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首由毛主席致辭，對記者團來抵極表歡迎，并對國內外形勢作簡要之說明。繼由中外記者斯坦因等提出若干問題，毛主席逐一答復。會見畢，毛主席并設晚歡宴記者團。是晚并有評劇晚會助興。

【1944年6月，毛澤東（第一排左四）等與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毛主席在致辭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毛主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重點回答了第三個問題——關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

“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系，我們所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

“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么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筑在民主基礎上。

“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系，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

“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

“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

“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系上，與各黨的相互關系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系。

“在國際關系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并發生民主的相互關系，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

“我重復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決議，就是基于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關于中國缺乏“民主”問題，當時中國共產黨一些高層人物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等和一些著名學者包括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吳晗等，先后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刊發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批判國民黨政府違背孫中山先生遺囑，搞一黨獨裁專制統治，不給人民以民主，政治腐敗。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他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

關于國民黨政府不愿實行民主憲政的原因，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也一向主張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照我們的經驗，在敵后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哪有大后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也就是說，實行民主憲政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給不給”的問題。

關于民主政治的真義，孫中山先生給出了一個通俗而確切的定義：“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的留聲機片演說詞）。”也就是說，民主就是以民為主，人民當家做主，在政治上人人地位平等，由人民治理國家。

二、窯洞對：共產黨找到了“民主”新路

“窯洞對”，又稱“延安對”，是指毛澤東同志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一次著名會談，是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率的一段對話，黃炎培來到延安有感而發，希望中國共產黨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被后人引用為關于政權建設的經典之談。

【延安“窯洞對”雕塑】

據百度資料，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國民政府參政員，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飛赴延安訪問。

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他住的窯洞里作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這次談話促使黃炎培從延安回來撰寫一本書，叫《延安歸來》。在書中黃炎培回憶了他和毛澤東的這段談話，就是關于“國家興衰周期率”的內容。

【《延安歸來》校對稿】

毛澤東問：“任之先生，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感覺如何？”

黃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對黃炎培的這一席耿耿諍言，毛澤東莊重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聽了毛澤東的回答，十分高興，他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也就是說，實行民主政治，就可以打破歷史周期率，就可以避免朝代更迭的折騰，就可以保持政權長久穩定，就可以保持社會長治久安，就可以保持持久繁榮。否則，就會重蹈“國家興衰周期率”的覆轍。

三、抓試點：共產黨創立“延安民主模式”

關于“延安民主模式”，毛主席在1941年5月26日親手為《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中說得非常明白：

“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愿望，對犯過錯誤而愿走向光明的分子采取寬大的態度，禁止不經過法定手續來逮捕、審問、處罰任何人，反對把人拖到卑鄙無恥的道路上去，用這些事實來使得人權得到充分保證。

“我們決不空談保障政權，而是真心誠意地要人民起來參加政權的管理，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機關的職權與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并實行三三制，保證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中的人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

“我們決不空談保障財權，而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做到保護私有財產，獎勵私人企業，嚴禁隨意動員征發，實行合理的統一累進稅收制度，維護農民從過去土地革命中獲得的利益，保證佃農、債戶向地主與債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樂業。

“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邊區過去早已注意保護，今后仍當循此前進。”

【延安革命紀念館內的陜甘寧邊區民主選舉和民主政策相關照片】

“延安民主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黨內外、國內外的廣泛贊譽，美國記者稱贊為“東方魔力”、“興國之光”。尤其是陜甘寧邊區實行“一人一票”選舉邊區各級參議會與政府，經歷了3屆14年之久，在被認為“根本就不具備民主選舉的基本條件”的環境下，由大字不識的農民選舉出了廉潔高效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毛澤東稱贊說：“當人民選舉他們所喜歡的人去辦政府的事情的時候，辦得很不錯，這比派官辦事制度要好得多。”

史學家在分析當年為何數以萬計的青年排除千難萬險終要奔赴延安的原因時普遍認為，“圣地效應”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對于把自由民主看得很重的知識分子，延安可以說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心中的圣地。尤其是“邊區實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不記名投票的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確保了民眾廣泛而直接的政治參與，無疑對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當年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才凝聚了人心，形成了磅礴力量，因而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看現狀：人民民主權利保障問題需正視

毛主席在《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一文中明確指出：“僅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夠的，公務人員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還是不夠的，必須人民自己珍惜這種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才能獲得的權利，要求它在邊區得到切實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國的范圍里去。”

我們看到，在毛澤東時代，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是有保障的。毛澤東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不僅重視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保證人民享有最廣泛、最充分的權利和自由，還強調人民共和與人民共治。他指出：“中國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國的大多數人作主”，“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他認為，既然是“聯合專政”，“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這與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是一致的。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受到尊重，受到提拔重用，工人、農民不但當干部，還能當國家領導人；人民教育、城鎮住房、城鄉醫療低收費或免收費，不存在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養不起老等問題。

可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之路出現了偏離正途的狀況，有些地方官場成了有錢人的俱樂部，有些機關成了裙帶關系的“親友團”；“四座大山”重新壓在人民頭上，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言論自由權利橫遭資本踐踏……一句話，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現狀十分堪憂！

究其原因，有人說“初心易得，始終難守”，其實不然，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如何認識黨的性質和“目標任務的轉變”。過去戰爭年代，我們的目標任務是“打江山”，我們作為“革命黨”，就是發動群眾，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所以要大力揭露批判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和政治腐敗，推動民主，贏得民心。但是改革開放后，有些權力者產生了一種錯誤認識，他們認為奪取政權后，我們黨就成為“執政黨”，不再是“革命黨”了；現在的目標任務轉變為“保江山”，但他們并沒有“江山就是人民”的觀念，相反把人民民主當成了一種“不穩定因素”，把“維穩”當成了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必然造成人民民主的缺位和退步。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并且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要“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這無疑是在理論上撥亂反正，指明了加強民主建設的問題和方向。

五、喚初心：堅定走“民主”道路不動搖

我們有些人，一談到“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就如臨大敵，好像它是美西方邪惡民主制度的代名詞。其實不然，孫中山先生說過，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必須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就像毛主席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勝利。

從根本上講，民主與否是一道“選擇題”，我們是從個人或者小集團利益出發思考問題，還是真心實意地從人民大眾根本利益出發思考問題，也是是否真心為民的試金石。

我們必須時刻牢記，無論過去、現在、將來，人民永遠是我們的靠山！一首《人民是靠山》的歌曲唱得好：“……春種秋收安天下，得民心才得萬代……人民是靠山，人民是國脈……”

一是從國家前途命運著想，必須堅決避免重蹈“國家興衰周期率”覆轍。當初，毛主席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不難想象，如果偏離“民主”正軌，結果會怎樣？難道我們希望看到黃炎培描述的那種“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歷史悲劇發生嗎？從這一點上說，“民主事關國運”一點不夸張。

二是從黨的誠信聲譽著想，必須信守承諾，兌現承諾。毛主席在《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一文中莊嚴承諾：“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于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并就如何保障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等權做出了具體承諾。如果以前兌現過，現在卻不兌現了，那不是失信于民嗎？

三是從鏟除腐敗土壤著想，必須堅定不移實行全方位民主。當今中國，由于民主狀況的惡化，導致權利失去監督和約束，進而導致大面積腐敗，并形成惡性循環。雖然我們大張旗鼓地反腐敗，可結果是越反越腐，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只反腐敗而不反腐敗之根源——權力缺乏民主監督。如果我們實行全方位的民主監督，政府官員由全民選舉產生，政府工作由人民參與和監督，實行官員財產公開，政府政務公開透明，賦予公民言論自由權利，腐敗還能有藏身之處嗎？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問題可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四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著想，必須真心實意地尊重和維護人民權利。根據筆者的“政權利益說”，政權的內核是“利益”，權力性質決定權力使用，權力來源決定權力服務方向，權力只臣服于權力授予者。只有由公民選舉官員、監督官員、掌握官員的命運，才能迫使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迫使官員放低身段聽取公民的心聲，為百姓辦實事，謀福祉。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于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張選票”是唯一可以遮風擋雨的“護身符”。

五是從民主憲政的可行性著想，必須有序穩步推進民主政治。“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成功實行，當時環境那么艱苦，人員素質那么低下，卻“由大字不識的農民選舉出了廉潔高效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如今80多年過去了，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發展成就，我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還有什么理由說不能實行？事實上，當今“一人一票”的村民委員會直選，也已經歷了43年的實踐，積累了豐富成熟的經驗，并具備了普遍的推廣價值。筆者從2015年9月至2018年8月先后對湖南省湘潭縣、韶山市、雙峰縣所屬50個行政村的村委直接選舉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看到村委直選在不斷走向自覺、成熟、規范和完善，完全可以穩步有序擴大到鄉鎮以上政府機關的選舉。

【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全體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區別，也為中國的“民主”之路指明了方向，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狠抓落實，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原創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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