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有關改革大學門衛管理制度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大學校園該不該開放的話題再度成為輿論的焦點。
看了李植的文章,忽然想起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北大”是“北大人”的北大?》的評論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我對北大在黃金周期間關上大門,阻止“許多帶著近似朝圣的心態,不遠萬里來到北大的中小學生、大中專學生以及他們的父母”實現“瞻仰一下這所非世界一流大學的風采”愿望的小氣作法略有微詞,不料十九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了——連北大自己的副教授都要用“跨欄”的特技入校了。
在正式討論這個問題以前,先談一個歷史話題。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有過一段開門辦學的歷史。
什么是開門辦學呢?
即大中小學師生走出校門,到工廠、農村、部隊、商店等“大課堂”去學習、去辦學,并請工農兵走上講臺。
1967年《人民日報》介紹同濟大學的開門辦學改革,即由學校、設計單位、施工單位組成的教學、設計、施工三結合的統一體,以改變教育與生產脫節現象;1969年,復旦大學試辦“五七文科”,貫徹落實毛主席關于“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指示,“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線辦文科”。
1974年9月國務院科教組、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開門辦學的通知》,各地隨之普遍展開。大學理工科實行廠校掛鉤、廠校合一、廠辦專業、半工半讀、按生產過程組織教學;大學文科組織師生到工廠、農村、部隊與工農兵一起參加政治運動,以之為中心選擇教學內容、組織教學;中小學校也大辦小工廠、小農場,或去工廠、農村與工農兵同勞動、同學習等等。
一時間,中華大地上出現了人類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的生動活潑,威武雄壯的教育奇觀!
全面評價開門辦學,當然不是一篇小文章所能夠勝任的,但開門辦學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在今天看來,也是完全正確的。
這一基本理念就是:大學,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應該孤立于、外在于社會,而應該和社會保持血肉聯系,否則,大學的教育就會僵化,大學就會壞死,就會批量地生產社會廢物。
一些西方教育界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比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前校長弗萊克斯納就說過這樣的話:“大學不是某個時代一般社會組織之外的東西,而是在社會組織之內的東西……它不是與世隔絕的東西、歷史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是時代的表現,并對當時和將來都產生影響。”
今天,開門辦學當然是談不上了,但大學,尤其是做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祥地,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北大,居然搞得比軍營還要壁壘森嚴,像中世紀的修道院一樣與世隔絕,這,就太過分了。
究竟為什么要把大學的門禁搞得如臨大敵,形同戒嚴?估計主事者自己也說不清楚。
為了安全嗎?
大學生都是成年人,不是無力保護自己的嬰幼兒,一般情況下,他們不需要比一般市民更多的安全保護。
為了教學秩序嗎?
這勉強可以算一個理由,但也無須通過關閉大門來解決,而是可以通過加強對教室、實驗室、圖書館等等所在的管理來解決。
世界上很多優秀的大學是沒有圍墻的,當然也更談不上刷臉進出的問題,但并沒有聽說他們的教學秩序無法維持,也沒有妨礙它們成為一流大學。
實際上,北大并不是從來都封閉的,大約2006年以前,北京各大學都可以隨意進出,有一段時間我比較有時間,經常去北大逛逛三角地、買書、聽講座,甚至看演出、看電影,校園里熱鬧而祥和,并沒有混亂。
大學的功能,并不僅僅是向社會輸出學術研究成果和大學生,還在于,大學做為一個文化重鎮,其存在本身,就在涵育當地的文化生態,就在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世道人心,大學關閉大門,杜絕所謂社會人員的自由進入,相當于一種自我閹割,主動放棄了對社會的文化輻射,同時也會加速自身的壞死。
大學關閉校門,圈地自嗨,說到底是一種封建性的表現,是一種土圍子心態,和21世紀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是大學教育的恥辱和笑話,應該盡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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