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明確強調，必須“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發現，“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特征，并不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繼續維持人口數量的巨大規模；中國人口負增長是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必然結果，激勵生育的政策效應之所以呈現遞減趨勢，根本原因在于更深層次的經濟制度安排；人口數量的增長并不等價于生產力的提高，對人口增速下降作出簡單的負面評價并不可取；擔憂人口紅利消失會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的觀點是缺乏說服力的；“老齡”以及“老齡化”是一個動態概念，應當辯證分析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效應；中國式現代化若要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趨勢，就必須將人口紅利逐漸轉變為人才紅利。如果仍然沿用傳統思維方式來看待人口格局，就會忽略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錯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歷史機遇。

　　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強調，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1]這次會議不僅研判了我國人口面臨的新形勢，而且明確了我國人口發展的路線圖，其中的政策含義十分明確：在今后的發展階段，我國人口格局將從過去強調數量規模帶來的人口紅利，轉變為更加強調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帶來的人才紅利。[2]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蘊含的經濟學道理，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道理，卻是值得學界關注的重大問題導向。基于這個問題導向，本文聚焦中國式現代化人口的發展趨勢，就如何認識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的重大歷史意義展開討論。

　　一、人口增速下降未必是壞事

　　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系統地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他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3]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由于人口規模大幅下降必然遲滯經濟發展，因而“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就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繼續維持人口數量的巨大規模。有學者推算，“人口發展在規模上到2050年應當保持在13億以上，到2100年應該保持在9億以上，若能夠維持在12億以上將是最好的結果。”[4]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相比，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之處首先就是在人口規模巨大的背景下展開的。但是我們認為，若把“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理解為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繼續維持人口數量的巨大規模，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眾所周知，伴隨著生育政策的逐漸放寬，一段時間以來社會輿論對中國人口增速下降的評價基本上都是負面的。我們注意到，自從中國人口再生產已經毫無懸念地進入“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發展階段以來，擔憂和焦慮的情緒幾乎主導了社會輿論。然而，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明確強調，必須“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1]。換言之，人才紅利而非人口紅利才是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人口新格局。在這樣的語境下，一些學者將研究目光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發展趨勢。與此同時，倡導辯證評價人口增速下降的聲音也開始出場。比如劉厚蓮撰寫的《辯證看待人口負增長的機遇和挑戰》[5]、朱薈撰寫的《以中國式現代化主推人口發展戰略新格局》[6]等。我們認為，盡管辯證評價人口增速下降的呼聲還有待形成學界的廣泛共識，但其中的學術創意值得認真對待：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應當放棄簡單地以人口規模來判斷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的慣性思維。這就提出了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口增速下降是否只有負面效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表明，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構成。其中，人是生產力的首要因素，沒有人就談不上生產力的存在、發展和提升。長期以來，“人多力量大”被用來形容人口數量在生產力中的重要地位。人口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意味著生產力的增加。在古代社會，由于生產力中所蘊含的科技水平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數量和人口規模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生產能力，人口數量的增加也就意味著生產能力的增加，人口規模越大也就意味著生產能力越大。所以，越是上溯歷史，人口數量和人口規模就越是與生產力的高低成正比。然而，“人多力量大”是有條件的，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現代以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人口數量的增長并不必然代表著生產力的增長。尤其是在當代，只有具備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即“人力資本”才會形成優質生產力；只有與社會經濟相適應的適度人口，才是優質生產力。一言以蔽之，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科技蘊含的威力已被人們普遍認可，這是不爭的事實。沒有科技含量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產力，即使人口數量再多，規模再大，也是落后的生產力。

　　實踐和理論已經證明，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尤其是在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代，人口數量的增長并不等價于生產力的提高，甚至有可能成為阻礙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的不利因素。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現在，人口的過剩完全不是由于生產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借助于饑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7]馬克思在這里揭示的人口數量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然而就一般規律而言，人口數量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不僅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即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統籌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之間的關系。中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統籌二者關系的典型案例。計劃生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固然值得總結，但我們不能因為政府后來放寬了生育限制，就完全否定計劃生育政策的初心和意義。無視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原因，完全否認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意義，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既然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那么隨著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斷發展，人口的增速必然逐漸趨于穩定甚至有所下降。其中的道理不僅在于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資源是有限的，更在于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發展史，說到底就是用自然力不斷替代人力的歷史：用牛馬等畜力替代人力；用風力、水力替代人力；用煤、石油等產生的熱力和電力替代人力；用核能、太陽能替代人力；等等。隨著自然力替代人力過程的演化邏輯不斷深化，人口增長率趨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盡管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很難用簡單的正相關或負相關來把握，但歷史所呈現出來的一般經驗表明，經濟越落后，生育率往往就越高；經濟越發達，生育率往往就越低。對于這樣的歷史規律，有人認為是“思想觀念有差異”所致，有人認為是“成本收益比較”所致。其實，這些都是表面原因，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經濟越落后，生產力越低下，人口數量和人口規模就越重要；經濟越發達，生產力越先進，人口數量和人口規模就越不重要。

　　倘若把人口發展趨勢嵌入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過程來全面把握，那么對人口增速下降作出簡單的負面評價，顯然就是不可取的。遺憾的是，對于中國人口增速下降的趨勢，主流觀點基本上持負面評價。比如有學者認為，低生育率已經成為影響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最主要風險挑戰，提升生育率也就成為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最主要發力環節。[8]我們認為，如何提升生育率可以討論，但“最主要風險”的這個判斷則是值得商榷的。筆者之前已經撰文指出：增加勞動力數量，并不等價于提高勞動生產力；依靠增加人口數量來刺激供求，提高的供求只能是數量上的平面擴張，而非結構上的有效升級；我國當下最大國情之一，是人口總量嚴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未來的“中國制造”不是勞動密集型，而是技術密集型；未來的養老問題，也不能單純依靠增加人口數量來解決。[9]李強總理在答記者問時說得好：“我國人口增長由正轉負，有人擔心人口紅利會不會就此消失，我看沒那么簡單。人口紅利既要看總量，更要看質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我國有近9億勞動力，每年新增勞動力都超過1500萬，人力資源豐富仍然是中國的突出優勢。更重要的是，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過2.4億，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4年。可以說，我們的‘人口紅利’沒有消失，‘人才紅利’正在形成，發展動力依舊強勁。”[10]對于那些悲觀看待人口增速下降的觀點，李強總理的回答無疑會起到有效的澄清作用。

　　二、人口負增長是“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結果

　　2022年以來，中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自此以后，中國人口發展不僅面臨著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而且還將面臨人口負增長的變化趨勢——這已經在學界達成基本共識。中國人口負增長并不是人口數量的偶然波動，而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口發展的的必然趨勢，是中國人口變動的歷史分水嶺。據有關機構預測，未來我國人口負增長將表現為短期溫和、長期加速的態勢。另據聯合國人口司的預測，2022年之后我國人口規模進入長期負增長，未來10～20年我國人口規模減少態勢平緩，但長期來看，人口負增長加速行進。[5]既然人口負增長已經是一種客觀的長期態勢，那么如前所述，一味地負面評價顯然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問題是，中國人口負增長之所以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原因就在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配置資源的方式已經由過去的計劃經濟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換言之，中國人口負增長是“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必然結果。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的決定作用不僅在于市場是物質資源的配置手段，而且在于市場也是人力資源的配置手段。也就是說，資源配置方式決定了資源的變化趨勢。有什么樣的資源配置方式，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變化趨勢。市場的決定作用是通過供求變化引起價格漲落來實現的。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物力資源的供求將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做出反應：某種物品的價格出現上漲，相應的該種物品的供給就會增加，需求就會下降；反之反是。同理，人力資源的供求也必須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做出反應：某種人力資源的價格出現上漲，相應的該種人力資源的供給就會增加，需求就會下降；反之反是。新中國的人口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前的快速增長之后，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在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背景下，必然會出現人口負增長的趨勢。

　　對于中國出現的人口負增長，也有人認為它不是人口發展的客觀趨勢，而是生育政策沒有徹底放開的結果。我們認為，這種看法并不符合事實。從放開生育實施的現實情況來看，“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而且難以持續。[11]很多人因此建議徹底放開生育限制，甚至有學者提出應當推行各種獎勵生育的政策。問題是，為什么放開生育政策的效果有限?為什么激勵生育的政策會呈現出效應遞減的趨勢?我們認為，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項具體生育政策的激勵力度，而是在于更深層次的經濟制度安排使然。眾所周知，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著決定作用。既然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決定因素，那么如同市場是物質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一樣，市場在人口再生產中也必然起著決定作用——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也正是“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效果有限的根本原因。正如人口學專家所承認的那樣，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中國生育率持續下降過程中，生育政策的作用不斷減小，而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持續增長，2000年以來的低生育率趨勢中，社會經濟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中國進入“內生性”低生育率，生育政策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小。[11]從全球來看，發達國家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后，或遲或早地都會出現人口負增長。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

　　既然我們接受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必須用市場經濟的邏輯和語境來討論人口的變化趨勢。如果人口負增長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那么政策上將如何應對這種變化趨勢呢?有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全面放開生育控制，刺激人口增長迅速回升。我們認為，放開生育是必要的，但如果以為全面放開生育就可以改變人口負增長的趨勢，那是對中國國情的誤讀。中國當下的基本國情是：即便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的趨勢，也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特征會因此消失。根據聯合國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生育率的中方案)預測數據，我國2022年開始出現人口負增長后，雖然人口負增長趨勢將會一直持續，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人口總量仍然非常巨大。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我國人口規模將保持在14億；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候，我國人口規模仍將保持在13億以上。[8]

　　當前學界和業界對中國人口負增長的焦慮，主要集中在兩個擔憂上：一是擔憂人口負增長導致人口紅利消失，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二是擔憂人口老齡化會給社會造成難以承受的巨大負擔，由此造成中國在未來全球人力資源的配置中處于劣勢。在我們看來，擔憂人口紅利消失正在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的觀點，是缺乏說服力的。且不論在人口負增長的趨勢下，我國仍將長期保持巨大的人口規模，即便在短期之內，我國人口紅利也不可能消失。據統計，2020年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有8.77億，其中經濟活動人口依然保持在6.56億的規模。值得注意，在目前的8.77億勞動年齡人口中，絕大多數受過良好的教育，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長到近11年。202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人，而中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在1200萬人左右。[8]由此可見，即便未來中國的勞動力數量會逐漸減少，但是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卻在不斷提高，相應的人才紅利也在穩步增加。這些受過良好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訓練的勞動人口，必然成為中國實現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的基本隊伍。

　　至于擔憂人口老齡化會給中國造成難以承受的巨大負擔的觀點，我們認為也是值得商榷的。人口老齡化固然會給在崗的勞動人口帶來承擔養老的壓力，但是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效應，我們也應當辯證分析。我們有必要強調，“老齡”以及“老齡化”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比較的概念。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是指人均壽命不高的古代社會的情況。隨著科技和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人類的平均壽命也在不斷延長。比起古代社會，當代社會老年人的壽命超過80歲或90歲已經是普遍現象。人均壽命的不斷延長不僅意味著人類健康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意味著人類勞動能力和勞動意愿的不斷增長。人類勞動能力和勞動意愿的不斷增長，必然動態改變“老齡”和“老齡化”的年齡標準。雖然老齡化的人群在體力和精力上與青年人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卻往往是有著扎實的知識積累和豐富工作經驗的勞動力。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7.93歲，與此同時，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出現雙降，2012—2019年合計減少了約2600余萬人。[12]一邊是人均壽命不斷增加，一邊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比重下降。這種反向的變化表明，與其把當下的退休人員稱之為“老年人”,不如稱之為“壯年人”或許更為貼切。因此，適當延遲退休年齡并非僅僅是對人力資源的充實，而是有著越來越迫切的生理依據。

　　另有最新數據顯示，我國人均預期壽命現在已經提高到78.2歲，在60歲及以上人口中，大約有一半是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且不少人具有知識、經驗、技能的優勢。[13]隨著人均壽命的不斷提高，自愿繼續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而不僅僅是發揮余熱),必將成為很多“老年人”的一種生活態度。因此，在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過程中，我們不應當把“老齡化”視為一種發展負擔，而應當把“老齡化”視為一種人才優勢。如果社會輿論繼續將人口老齡化視為危機和負擔，那么這不僅是對人類壽命不斷延長趨勢的忽略，而且也不利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實施。當然，延遲退休年齡涉及每個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需要統籌兼顧。我們建議，適當延遲退休年齡可以在體制內的勞動者(尤其是腦力勞動者)中先行先試；至于體制外的勞動者(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則不宜簡單地搞“一刀切”,而應當科學區分其工作性質(對于從事以繁重體力工作為主的勞動者不宜實行延遲退休),并待條件成熟后在自愿的基礎上逐步審慎試行。

　　三、人才紅利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題中之義

　　隨著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迅猛提升，人工智能正在引領人類社會以及全球經濟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被稱之為“人工智能時代”正在全方位、多層次地覆蓋人類社會。遺憾的是，不少人對人工智能的革命性作用認識不足，甚至把人工智能對人力的替代等同于之前的機器對人力的替代。問題在于，之前的技術革命，頂多是人的手、腳等身體器官的延伸和替代；而現在的人工智能則是對人類自身的替代。伴隨著人工智能以及基因科學的發展，方興未艾的科技創新甚至連人類自身都要改變，這對于我們人類社會的沖擊，將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式現代化若要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趨勢，就必須將人口紅利逐漸轉變為人才紅利。

　　就人工智能的發展態勢來看，一種被業界稱之為“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生產正在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ChatGPT的強烈沖擊引發了人類社會的擔憂和警惕，以至于歐盟委員會正在起草一項新的人工智能法規。據媒體報道，歐盟委員會分管內部市場(工業)委員蒂埃里·布雷頓(Thierry Breton)表示，新擬議的人工智能法規將試圖解決ChatGPT聊天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風險所帶來的擔憂。有媒體特別強調，正如ChatGPT所展示的那樣，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可以為企業和公民提供巨大的機會，但也可能帶來風險。[14]這究竟是什么樣的風險呢?社會輿論的目光基本聚焦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道德風險”上，于是很多機構(比如國外很多高校)嚴厲禁止學生使用ChatGPT應用程序，以防止將人工智能技術濫用于剽竊、欺詐和傳播錯誤信息。其實，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不止于此。我們有必要指出，除了濫用導致的“道德風險”之外，未來人工智能最大的風險是被人工智能替代了工作的勞動者將如何生存下去?這也就是馬克思說的，“人口的過剩完全不是由于生產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7]遺憾的是，人工智能帶來的這個最大風險似乎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淡化了。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工智能取代人力的情形正在越來越迅速地展開。波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顯示，2000—2010年，有 560萬個美國制造業崗位已經消失，幾乎十分之九是因為自動化的原因，而非貿易的原因。據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估計，隨著自動化模式擴大到服務業，在目前由人類完成的工作中，有45%將會實現自動化——這相當于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和2萬億美元的年薪被人工智能消滅。據《彭博社》2017年的報道，華爾街第一大投行摩根大通開發了一款金融合同解析軟件COIN,幾秒鐘就能完成原先律師和貸款人員每年需要360000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預計70%以上的股票分析師將會失業。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2016OECD國家社會概覽報告》,2007—2015年，30歲以下的青年就業崗位減少了10%,其中，西班牙、希臘和愛爾蘭的青年就業數量減少了將近一半。2016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尤瓦爾·赫拉利撰寫的全球暢銷書《未來簡史：從智人到神人》預測，人工智能和算法(Algorithm)將戰勝人類，99%的人將淪為無用階層。[15]隨著自然力逐漸取代人力，人類社會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失業壓力，這是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帶來的生存困惑。科技發展和人工智能的升級永無止境，自然力替代人力的過程將會一直進行下去。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喧賓奪主，會不會最終全面取代(不是絕對取代)人類在各行各業的勞動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包括微軟在內的多家高科技企業紛紛表示，將在自己的產品中全面接入ChatGPT技術。對此，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副院長彭鑫預測，作為一種強大的生產力工具，ChatGPT技術的普及將很快對每個領域和行業、甚至每個人都將帶來巨大改變。[14]不需要多么敏銳的觀察力，人們已經感覺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給社會的每個領域和行業、甚至每個人帶來巨大沖擊。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正在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產業鏈、價值鏈進行重構，而且也正在系統性地取代或壓縮人類的體力和腦力工作。這樣的沖擊力度究竟有多大，目前還難以準確量化。但毫無疑問的是，沖擊的對象將涵蓋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而沖擊所帶來的改變最終將是人類自身。對于人類自身的改變程度，科學界目前還很難作出精準預測。然而，人們已經意識到了改變的結果必然會有“潛在的贏家和輸家”。所謂贏家，就是那些能夠“承擔與人工智能互補任務”的人，“例如，在過去幾年中出現了幾個與前沿技術相關的新工作，包括社交媒體經理和無人機飛行員，等等。”[14]

　　那么誰是輸家呢?業內專家將矛頭無情地指向了“人口紅利”:ChatGPT的迅速普及，完全有可能顛覆許多行業。比如，“紐約大學計算機科學與電氣工程副教授Chinmay Hegde認為，新聞、高等教育、圖形和軟件設計等行業的某些工作——這些工作有被AI代替的風險。”“在教育領域，《紐約郵報》則指出，教授和教師可能被人工智能課程取代。”“在金融方面，戈利薩諾計算與信息科學學院計算與信息科學系博士Pengcheng Shi認為，華爾街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看到許多工作崗位被裁掉。”問題是，“人口紅利”正在變成輸家已經不再是專家的預測了，因為“從商業化角度看，ChatGPT已經正式踏上商業變現之路”。[14]所謂“商業變現之路”,是指人工智能在取代人力的道路上，已經沒有懸念地正式碾壓經濟學意義上(成本收益)的一切障礙。高盛公司一項最新研究報告預測，“根據美國和歐洲的工作任務數據，我們發現，大約三分之二的現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AI自動化的影響，并且生成式AI有可能替代目前工作崗位的四分之一。根據我們對全球的推算，生成式人工AI可能使相當于3億的全職工作崗位被‘自動化’。”①

　　生產力的發展當然會創造出新的產業和新的就業崗位。但是，創造“新的產業”和“新的就業崗位”,是否等于增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呢?是否意味著勞動者的就業環境越來越穩定呢?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筆者多年前就撰文提醒：(1)一般而言，新增就業崗位會增加就業崗位總量。但是，就業崗位總量的增加不等于就業率的增加②。事實上，就業總量的增加與就業率的下降并存，恰恰是當代世界(包括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2)在新增就業崗位中，穩定的就業崗位所占比重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是不穩定的，臨時工作、兼職工作、非固定工作，正在成為當今就業的新趨勢。(3)就業崗位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力的增加，新增就業崗位中有不少增加的是“機器人”(也就是“自然力”)的就業，而不是“勞動者”(也就是“人力”)的就業。(4)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是新產業、新職業的出現，另一方面則是舊產業、舊職業的消亡。伴隨著新舊產業和職業的此消彼長，是人力耗費的不斷下降和自然力貢獻的不斷增加。比較一下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情況就不難看到，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生產力發展新增出來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崗位，比它消滅掉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崗位要多得多。[15]

　　人工智能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時間，使得人類不必用更多的時間去從事謀生勞動，從而可以選擇更多的時間去從事樂生活動——比如修身養性，或從事藝術創作等。然而眾所周知，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市場經濟中的人類正在面對的生存困境是：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類進行生產，但是人工智能卻不能代替人類進行消費。人工智能正在越來越廣泛的領域取代人力，這是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人工智能取代人力進行生產，并不意味著人工智能同時也會取代人力進行消費。由此產生的困境是：既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那么當勞動者不再被生產過程所需要(雇傭)的時候，他們的消費又何以可能呢?面對越來越普及的人工智能，難怪有人發出感嘆：沒有就業崗位，幾個億的勞動人口都去哪里?都去做服務業嗎?都去百度嗎?都去做公務員嗎?這就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的人口發展必須順應人工智能取代人力的發展趨勢。

　　在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原有的就業路徑和就業模式將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而新的就業路徑和就業模式也正在醞釀和探索之中。[16]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17]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消滅勞動”,是指在消滅“雇傭勞動”的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作為“謀生手段”的勞動。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人工智能的發展最終指向了“消滅勞動”,實現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18]“消滅勞動”必須以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前提。當勞動仍然是謀生手段的時候，“消滅勞動”只能是人類社會未來的使命。然而，基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消滅勞動”的基本邏輯，我們認為，從之前的重視人口紅利轉向今后更加重視人才紅利，這個轉變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也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為“消滅勞動”添磚加瓦。在人工智能時代，如果我們仍然沿用傳統思維方式來看待人口格局，那么就會忽略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錯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歷史機遇。

　　四、余論

　　在科學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時候，我們不能把事實判斷等同于價值判斷。“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一個事實判斷，是對中國國情的事實判斷。這一判斷的依據在于，中國人口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的這一態勢，將會長期保持下去。然而，“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個事實判斷并不等價于價值判斷。我們認為，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這是對人口發展趨勢明確作出的價值判斷。因此，切忌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個特征，就有意無意地把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與人口數量的增加劃上等號，甚至將二者關系解讀為正相關的關系。

　　人口是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變量，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如前所述，人口數量的變化并不能與經濟發展的高低劃等號。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口數量的波動已經不再是影響經濟社會的決定因素。為什么在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之后，中央又明確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其中蘊含的基本邏輯在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不能僅僅著眼于如何提高人口增長率，而應當著眼于如何提高人口素質。正確把握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的關系，對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有著重大意義。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中國的人口問題并不僅僅是一個結構問題，而且還有一個總量問題。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僅人口數量是紅利，而且人口素質才是未來更重要的紅利。既然人口增速下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生性”產物，那么人口增速下降與高質量發展戰略實施的重疊，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既然人口負增長是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結果，那么我們就應當在科學認識人口發展趨勢的基礎上趨利避害，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因勢利導，并自覺利用人口變化的客觀趨勢，逐漸將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而不能一味地把人口負增長當作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負資產。

　　注：

　　①數據來源：Briggs/Kodnan,《The Potentially Larg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conomic Growth》(人工智能對經濟增長的潛在巨大影響),https://www.key4biz.it/wp-content/uploads/2023/

　　03/Global-Economics-Analyst_-The-Potentially-Large-Effect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Economic-Growth-Briggs_Kodnani.pdf。

　　②就業率是反映勞動力就業程度的指標，指在業人員占在業人員與待業人員之和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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