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美國前國務卿、外交事務專家基辛格在家中去世，引發了國內外的悼念和討論。國內媒體關于基辛格的報道，大多關注的是他作為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中間人和推動者的角色，將他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給予了高度評價。在這種輿論氛圍中，他作為一個保守主義政治家的政治本色卻被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事實上，基辛格作為“冷戰早期的國防知識分子、外交政策高層制定者、世界精英的顧問和鷹派學者”，在20世紀人類歷史中扮演的多數是不那么光彩的角色，比如在越南、在柬埔寨、在智利、在中東。在21世紀仍然留有他的政治遺產。

　　本期小鎮讀書編譯了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雷格·格蘭丁發表在美國“雅各賓”網站的文章“Henry Kissinger: To Die at the Right Time”。雷格·格蘭丁在2015年出版了《基辛格的影子》一書，對基辛格的政治理念及其背后的哲學根源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該書出版時，唐納德·特朗普尚未當選美國總統。而特朗普在擔任美國總統四年間的一系列內外政策，則為基辛格的政治理念供了最好注解。在雷格·格蘭丁看來，特朗普是基辛格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化身，即“為權力而權力，為統治而統治”。基辛格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其所要尋找的“白人革命者”：一個具有反叛品質的政治保守派，能夠像基辛格所說的那樣消除“技術限制”，打破傳統，打破慣例和官僚機構。正因為如此，格蘭丁將這篇文章標題定為“To Die at the Right Time”。基辛格死了，但特朗普還在。　　

　　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名為《基辛格的影子》的書。在這本書里，我認為亨利·基辛格是一個非常適合思考的對象。我的意思是，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作為冷戰早期的國防知識分子、外交政策高層制定者、世界精英的顧問和鷹派學者）和非常自覺的歷史哲學，有助于闡明戰后軍國主義的發展輪廓——從災難性的東南亞戰爭一直到海灣戰爭。

　　這本書是在唐納德·特朗普意外入主白宮前一年出版的，當時我還以為人生已經進入暮年的基辛格最后的一幕，會是沉浸在希拉里·克林頓和薩曼莎·鮑爾等民主黨人所給予的新自由主義榮譽的溫暖之中。這本書的結論側重于奧巴馬的實用主義、干預主義的軍國主義如何與基辛格早先為干涉主義和戰爭所做的辯解相呼應，以及基辛格如何利用奧巴馬對國家主權的漠視、對無人機和轟炸行動的依賴，作為對自己過去行為的辯解。當被問及基辛格參與策劃的推翻智利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和非法轟炸柬埔寨時，基辛格回答說奧巴馬也有類似行為，并以無人機暗殺行為與利比亞卡扎菲的下臺為例。

　　這似乎是美國軍國主義“旋轉木馬”邏輯的完美體現：基辛格用今天無休止、無限制的戰爭來為他近半個世紀前在柬埔寨、智利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為辯護，而他半個世紀前的所作所為又為今天無休止的戰爭創造了條件。

　　事實證明，《基辛格的影子》需要一個后記，因為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以另一種方式證明了這本書的論點。

　　基辛格幾乎一生都將特朗普這樣的人視為理想人物：偉大的政治家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的自發性和敏捷性，他們在混亂中茁壯成長。正如基辛格在20世紀50年代寫道的那樣，“永恒地創造，不斷重新定義目標”。關于如何避免經常困擾外交官和區域研究專家的“災難預見”（即考慮過多可能會出現的錯誤的、災難性的后果），基辛格在20世紀60年代寫道：“有兩種現實主義者，一種是操縱事實的人，另一種是創造事實的人。西方最需要的是能夠創造自身現實的人”。誰能比真人秀節目的開播者更能創造自己的現實呢？

　　自由高于道德

　　在戰后的國防知識分子群體中，基辛格是對支撐其政策和建議的哲學傳統最有自覺認識的人之一。這種哲學傳統是一種德國唯心主義，源自20世紀初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他根據歷史的主觀性、前理性和本能因素來定義歷史。這一傳統與主導美國冷戰時期社會科學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后者認為現實是透明的，只要觀察這些事實就能得出事實的“真相”。

　　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并在之后擔任哈佛助理教授。這一時期，他強烈批判了道德專制主義和客觀性思想，即認為支配社會的規律是可以通過觀察來了解的。

　　最近，基辛格的授權傳記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基辛格是一個康德主義者，這既對了一半，又完全錯了。基辛格的確接受了康德思想中強調激進自由的部分，但他這樣做并不是為了肯定基礎倫理——正如弗格森所認為的那樣，而是為了破壞這種倫理。他在哈佛大學的一次研討會討論中說：“我們很難既堅持我們的自由，又堅持我們價值觀的必要性。”換句話說，一個徹底的自由人不能受制于固定的道德要求。基辛格引用了康德著名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即永遠要把人當作目的，而絕不把人當作手段，并補充說：“一個人認為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基本上取決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學體系，取決于他對自我以及他與宇宙關系的理解”。

　　換句話說，基辛格很早就宣布自己支持現代新右派所譴責的激進相對主義，至少直到最近還是如此。他在早期著作中認為，不存在絕對真理，除了從一個人的獨特視角所能推導出的真理之外，根本不存在其他真理。他寫道：“意義是形而上學語境的產物。每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圖景”。基辛格說，真理不在于事實，而在于我們對這些事實所提出的問題。歷史的意義是“內在于我們所質疑的本質之中”。

　　這句話出自基辛格在哈佛大學讀大四時提交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長達400頁，涉及許多歐洲哲學家的著作。基辛格將論文命名為“歷史的意義”，這篇論文內容密集、憂郁，而且往往過于沉重，很容易被認為是年輕時代的產物。但基辛格終其一生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復其中的許多前提和論點。此外，當基辛格來到哈佛大學時，他已經有了豐富的現實世界經驗來思考他的論文所提出的問題，包括數據與智慧、物質世界與意識、存在與虛無之間的關系，證實了我們這個“后事實”時代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席卷20世紀的知識相對主義的現實根源是大屠殺、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無休止的戰爭。

　　基辛格躲過了大屠殺，但他的家人中至少有12人沒有逃脫。1943年，基辛格應征加入美國陸軍，在戰爭的最后一年回到了德國，在情報部門一路升遷。作為盟軍占領的、有20萬人口的萊茵河畔城鎮克雷菲爾德的軍事行政長官，他將納粹分子從市政職務上清理出去。他還是一名出色的情報人員。基辛格辨認、逮捕和審訊了許多蓋世太保官員，并且保護了秘密線人的安全，他有效的工作和他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勇敢，使得他贏得了一枚銅星勛章。

　　換言之，事實與真相之間的關系是基辛格論文的核心關注點，這對他來說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而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基辛格的一位哈佛同學寫道，基辛格隨后的外交是“從思想世界到權力世界的虛擬移植”。

　　基辛格深受斯賓格勒文明批判論的影響，即一個復雜的社會都會經歷誕生、成熟、然后消亡的過程。斯賓格勒認為，當技術取代目的，當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官僚取代牧師、詩人和戰士時，一個文明衰落的時刻就會到來，這一觀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因果人”（斯賓格勒的用語）和 “事實人”（基辛格的用語）接管一個文明的時候，該文明就會處于最危險的境地。隨著早期創造性時期的夢想、神話和冒險精神的消逝，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們主要關注的不是“為什么”，而是“如何做”。斯賓格勒寫道：“一個純粹追求廣泛效率的世紀”——他指的是現代社會的官僚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追求更高效的做事方式，“是一個衰落的時代”。智慧的直覺層面被拋在一邊，技術官僚的程序壓倒了目的，信息被誤認為是智慧。

　　西方文化是歷史上技術理性的最高體現。基辛格在1950年寫道，它“將整個世界視為一種有用性假設”。“機器”是其偉大的象征，是“永動機”——一種無情地宣稱“掌握自然”（你可以從基辛格的論述中聽到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的強烈回應）的永動機。而強大而高效的美國是西方的先鋒隊。因此，它特別容易陷入 “有用崇拜”。

　　哈佛是美國實證主義的梵蒂岡，這里聚集了美國社會科學的大祭司（包括博弈論的年輕先驅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基辛格環顧四周，問道：美國領導人會指揮若定，還是淪為自己技術的奴隸？這位26歲的大學生退伍軍人警告說：“對于一個失去意義的靈魂來說，技術知識將毫無用處”。

　　基辛格是在美國全面投入越南戰爭之前寫下這些文字的，但多年來，他一再回到他的許多論述前提，以解釋為什么那場戰爭以及后來的其他戰爭都打錯了。他在1965年寫道：“當技術變得高于目的時，人就會成為其復雜性的犧牲品。”他在91歲時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中引用了 TS·艾略特《巖石合唱》中的一句話：“我們在知識中失去的智慧在哪里？/我們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識在哪里？”

　　基辛格接受了斯賓格勒對過去文明的批判。但他摒棄了其中沉悶的決定論，轉而用存在主義的變體來渲染悲觀主義，認為歷史沒有內在意義，因此不能被任何事物“阻止”。他寫道，人類擁有自由意志，他們的行為享有很大的自由度。衰敗并非不可避免。基辛格在 1950 年寫道：“斯賓格勒只是描述了衰落的事實，而不是其必然性。”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卸任后（也就是在越戰之后，在他的政策助長了孟加拉國和東帝汶的種族滅絕之后，在他對南部非洲叛亂屠殺的殘酷支持之后，在他對柬埔寨的非法轟炸為紅色高棉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之后），寫道：“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空間”“政治家必須憑借毅力和直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做出選擇，從而塑造其人民的命運”。基辛格寫道，限制確實存在，但政治領導人如果躲在“歷史必然性的背后”為自己的不作為辯護，那就是犯了“道德棄權”罪。

　　因此，基辛格一直在追尋超越事實和官僚機構的偉大政治家，他們能夠發掘其文化的 “靈魂意識”，并將直覺轉化為大膽的政策。斯賓格勒寫道：“政治家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這并不妨礙他滿懷信心地沿著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前進”。基辛格認為尼克松就是這樣一個人，但可惜他玩過頭了。還有里根，基辛格起初抵制里根（主要是因為里根和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是在攻擊基辛格的情況下崛起的），但最終還是對他欽佩有加。基辛格稱贊里根“有自己與美國公眾溝通的方式”，為里根將穆阿邁爾·卡扎菲稱為“瘋狗”的言論辯護，并支持轟炸利比亞。

　　然后是特朗普，他是真正的斯賓格勒之子，對其文化脈搏了如指掌。察覺到衰退的特朗普不會害怕采取行動，以使“曲線”再次向上發展。與以往的總統不同，他本能地察覺到官僚機構、情報機構和外交部門為他設下的陷阱，并拒絕進入。基辛格認為，特朗普“對任何特定團體都沒有義務，因為他是根據自己的戰略成為總統的”。他是一個自由人。

　　特朗普緊隨奧巴馬之后，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在基辛格的文明類型學中，教授出身的奧巴馬是一個出現在懸崖邊上的、秉持著柏拉圖式觀念的領導人。他是一個“事實人”，被一種歷史觀所麻痹，這種歷史觀認為過去只不過是一系列因果關系，而現在則是無休止的反擊的產物。基辛格認為，奧巴馬并不關心推進美國的目標，而是擔心“短期后果變成永久障礙”。因此，他什么也沒做，認為他沒有采取行動來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基辛格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的全球危機時期，奧巴馬不能代表西方，因為他對西方沒有感覺，沒有感情。基辛格抱怨說，他“基本上讓美國退出了國際政治”。

　　行動的意愿

　　基辛格以上述歷史哲學為基礎，在其職業生涯中一直堅持以創造性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應對危機的重要性，而這恰恰是特朗普所表現出來的“不可預測性”。

　　需要“不可預測性”的原因有很多。最偉大的外交官是那些動搖制定外交政策的官僚機構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構不可避免地變得僵化，受制于過去的政策，并且過于依賴“專家”，而這些 “專家”深諳特定地區的細節，不可避免地建議謹慎行事，而不是采取行動。基辛格曾寫道：“那些最終取得偉大成就的政治家，并不是靠認命，無論認命的理由多么充分。”他們不僅要維持完美的秩序，還要有力量去思考混亂，在混亂中尋找新的創造性。

　　在談判中引入非理性威脅也需要“不可預測性”。基辛格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認為，戰爭與外交密不可分，外交官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須能夠進行威脅——越是非理性或“不可預測”，就越能使威脅具有可信度-，并提供同等的、不受限制的激勵措施。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基辛格作為一名正在崛起的國防知識分子，試圖為自己正名，他就是按照這一邏輯主張在東南亞等戰略意義并不大的地區使用“有限核戰爭”和低強度戰爭。正如他在1957年所寫的那樣，目標是傳達出一種“最大的可信威脅”。要做到這一點，任何事情都不應被排除在外（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的正是這一論點）。

　　1968年圣誕節，尼克松就職前一個月，基辛格問國防分析家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如果沒有可信的升級戰爭的威脅，你怎么能進行談判？”。基辛格要求埃爾斯伯格撰寫一份立場文件，概述越南問題的可能替代方案，埃爾斯伯格照辦了。但他沒有將“威脅方案”寫入文件。埃爾斯伯格干巴巴地說：“人們一直在談判，卻沒有威脅要轟炸。”

　　直到最近，人們還可以說，理查德·尼克松最能體現基辛格的歷史和外交哲學。1968年，尼克松以結束越南戰爭的承諾贏得了總統職位，他希望對北越采取強硬路線（就像特朗普希望對中國、ISIS、墨西哥、古巴和伊朗采取強硬路線一樣），認為這將迫使河內做出必要的讓步，從而以挽回顏面的方式結束沖突。

　　早在1968年11月大選之前，尼克松就與他的顧問鮑勃·霍爾德曼（Bob Haldeman）分享了這個后來被稱為“瘋子”理論的計劃。在基比斯坎海灘散步時，尼克松對他未來的參謀長說，他希望北越人“相信我已經到了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戰爭的地步。我們只要悄悄告訴他們，‘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尼克松對共產黨人很著迷。當他發怒時，我們無法約束他——他的手正按在核按鈕上”——而胡志明本人兩天后就會在巴黎乞求和平”。

　　基辛格答應了。“強硬”是貫穿基辛格大部分國家政策的主旋律，而 “瘋子理論”則是基辛格哲學的邏輯延伸——除非愿意使用，否則權力就不是權力。基辛格和尼克松瘋狂轟炸東南亞的動機與馬基雅維利的現實主義恰恰相反：實施轟炸的目的是試圖建立一個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設想的理想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們可以憑借物質力量，使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等農業窮國屈從于他們的意志——而不是反映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盡管他們竭盡全力，卻無法恐嚇這些弱小國家，使其屈服。

　　越戰揭示了基辛格歷史哲學本質中的道德缺位，從他對特朗普的熱衷來看，這種缺位從未被填補。多年來，基辛格一再敦促美國領導人闡明他們的愿景，明確他們在任何特定政策或行動中想要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將技巧看得比目的更重要。這樣的建議讓自由派人士欣喜若狂，因為它看起來是那么的嚴肅。但是，基辛格永遠無法定義他所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有時，他似乎指的是進行長期地緣戰略博弈的能力，想象十年后自己與對手的關系，并制定實現目標的政策。在其他時候，目的可能是指需要創造“合法性”、展示“可信度”或建立全球“力量平衡”。但這些都是對目的的工具性定義。它們都在引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如果權力投射是手段，那么目的是什么？這不是為了積累更多的客觀力量，因為基辛格一直認為不存在這樣的東西。基辛格最為人熟知的或許是“均勢”這一概念。但在他1954年的博士論文中有一段引人入勝且很少被引用的文字，其中他堅持認為他所說的并不是“真正的”權力：“由權力合法化的權力平衡將極不穩定，并使無限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因為平衡不是通過事實而是通過平衡的意識來實現的”。他接著寫道，“這種意識只有經過檢驗才能實現”。

　　為了“檢驗”權力——也就是說，為了產生權力意識，人們需要愿意采取行動。而產生這種意愿的最佳方式就是行動。至少在這一點上，基辛格始終明確表示：“必須避免不作為”，以表明行動是可能的。他寫道，只有“行動”才能消除系統性的“不作為動機”。只有“行動”才能克服對這種“行動”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如核戰爭）的麻痹性恐懼。只有通過“行動”——包括他認為合理的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才能重新變得生機勃勃，才能產生理解自身力量的意識，打破因過度依賴核技術而造成的僵局，在盟國之間加強凝聚力，并向日益僵化的外交官僚機構提醒追求美國力量的目的。

　　20世紀50年代，基辛格借鑒斯賓格勒的“文明診斷法”，批判了為權力而權力的想法，認為這就是技術人員和官僚接管政權后的結果，他們知道如何做，卻忘記了為什么。但到頭來，基辛格的結局也變成了這樣，他變成了自己所曾經批評的對象。

　　基辛格主義是一臺永動機：美國權力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對美國目的的認識。用斯賓格勒的話來說，權力是歷史的起點和終點，是歷史的“表現”和“唯一目標”。由于基辛格堅持的是一種極具可塑性的現實概念，其他一些無形的概念，如“利益”“價值觀”“傳統”和“想象力”等，也被拉進了他的推理漩渦：只有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么，我們才能捍衛我們的利益；只有捍衛我們的利益，我們才能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么。除非我們知道我們的價值觀是什么，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有為我們的價值觀采取行動的動力，但在我們采取行動之前，我們又不可能知道我們的價值觀是什么。

　　唐納德·特朗普是永動機的化身，就像基辛格的行為哲學一樣。他的內核是空洞的，他為權力而權力，為統治而統治，他的不可預測性造成了戰術和目的、手段和目的的崩潰——他的每一條推文都在創造自己的意義，創造自己的“世界圖景”。　　

　　“你是對的”　　

　　基辛格年輕時為逃離德國法西斯主義而開始了他的成年生活，并作為一名國防知識分子開始了他防范法西斯主義的職業生涯。1964年，他作為溫和派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顧問出席了在舊金山牛宮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并對支持巴里·戈德華特的白人青年的狂熱感到震驚。

　　在描述戈德華特運動時，基辛格使用了今天很容易用于特朗普主義的術語。他譴責主流共和黨人遷就而非對抗戈德華特分子，就像德國民主黨人“面對希特勒時”所做的那樣。基辛格告誡說：“一場革命顯然正在醞釀之中。”他將出席大會的種族主義、反猶主義、陰謀論、反北約的戈德華特代表與他在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目睹的“歐洲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

　　然而，在舊金山，基辛格并沒有回顧他飽受納粹折磨的青年時代，而是展望未來。在隨后的歲月里，隨著美國政治的一次次右傾，基辛格也隨之搖擺不定。在美國戰后的每一個轉折點、每一個危機時刻，當其他像他這樣的國防知識分子，無論是政治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都對美國的力量表示懷疑時，基辛格卻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他最初是中間派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顧問，后來與尼克松達成和解，他起初認為尼克松精神錯亂。作為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利用好戰的外交政策，包括轟炸東南亞和支持南部非洲的白人至上主義，來安撫新右翼。他對羅納德·里根說：“如果休伯特·漢弗萊在1968年當選總統，我們就不會有老撾”，“我們就不會有柬埔寨”。

　　當“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下臺時，基辛格多次對自由派人士說，他留在政府中是為了防止國家進一步走向邊緣，防止“一些真正的強硬人士”“社會上最殘暴的勢力”接管政府。他對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工作人員說：“我們是在把你們從右派手中拯救出來。”這些工作人員曾因抗議他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決策而辭職。他們回答說：“你自己就是右派。”

　　20世紀70年代初，他認為“難以想象”里根會成為總統。但在1981年，他游說里根政府給了他一份工作，然后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從右翼的視角批評里根，特別是敦促其實現中東和中美洲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9·11 事件后，圍繞在小布什身邊的新保守主義者上臺后攻擊基辛格，使他的許多外交成就脫軌或倒退；但基辛格支持他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并敦促他們繼續前進，攻擊也門和索馬里。

　　在思想上，基辛格也迅速從戈德華特叛亂的憂慮觀察者轉變為革命保守派的同情記錄者，為唐納德·特朗普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歷史先例：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十九世紀普魯士首相，1871 年統一德國。基辛格本打算在其1954 年的博士論文中加入有關俾斯麥的部分。但為了節省篇幅，基辛格刪減了這部分內容。

　　1968年夏天，當基辛格等政治保守派正在尋找有效的方法來對抗日益高漲的新左翼運動和處于叛亂中的世界時，他又回到了這個話題，發表了一篇關于俾斯麥的文章。基辛格在俾斯麥身上找到了希望，俾斯麥的“天才”在于他能夠“通過操縱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來抑制這些敵對勢力”。傳記作家說，基辛格從俾斯麥那里學到的主要東西是現實政治，一種“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地利用一切可用選擇的能力”。

　　然而，基辛格在這篇題為《白色革命者》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他最欽佩鐵血宰相的是他的革命本能，以及他將 “一種與現有秩序格格不入”的愿景“強加于人”的“意志”。基辛格寫道：“他的革命很奇怪，以一種保守主義的偽裝出現”，“通過其在國外的巨大成功在國內取得勝利”。俾斯麥以此證明，自由主義者并不是世界歷史的唯一推動者，他從革命者手中奪取了主動權，與他們的勇氣不相上下，并將辯證法的想象力據為己有。“并不是每一場革命都是從攻打巴士底獄開始的”。

　　基辛格對俾斯麥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但他本可以談論那些參加196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熱情、高效、奇怪地缺乏安全感”的年輕保守派，他們確實在學習采用左派的風格、戰術和言論。現在這些人已經控制了立法機構、法院以及大多數州政府，并且伴隨著特朗普的當選掌握了白宮和核密碼。根據他的言論，基辛格顯然認為他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白人革命者”：一個具有反叛品質的政治保守派，能夠像基辛格在其他地方所說的那樣，消除“技術限制”，打破傳統，打破慣例、協議和官僚機構。

　　從洛克菲勒到尼克松，再到里根、小布什和唐納德·特朗普，基辛格所服務的政治對象凸顯出了美國權力形而上學的演變過程，從一個以景觀的方式調和利益與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時代，發展為現在的外交政策完全從屬于景觀的時代。我們現在都生活在基辛格式的虛無中。等待我們的將是怎樣的恐怖？

　　誰知道呢，但不管是誰為基辛格致悼詞——如果是特朗普本人，那就再合適不過了。他們都應該考慮使用基辛格1950年論文中的這幾句話：“我們不能要求以不朽作為賦予生命意義的代價。自由的體驗使我們能夠超越過去的苦難和歷史的挫折。在這種精神中蘊含著人類的本質，每個人都賦予其生命的必要性以獨特性，這種自我超越賦予了和平。”

　　特朗普正是給予了基辛格想要的和平的超越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