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基辛格訃聞中，作者大衛 · 桑格不僅重現了他的一生，而且探討了他復雜的政治遺產，這些遺產仍然在影響美國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包括當下的中東局勢，并在世界各地繼續引發爭議。全文有近5000字刪節。　　

　　亨利·基辛格，這位學者出身的外交官，曾策劃美國對華開放、談判美國退出越南，并在冷戰最熱時利用狡詐、野心和智慧，再造了美國與蘇聯的權力關系，有時甚至為此踐踏了民主價值觀。

　　根據他的咨詢公司發表的聲明，基辛格于周三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 100 歲。

　　很少有外交官能像基辛格這樣，既被人稱頌，又遭人唾棄。他被認為是二戰后最有權勢的國務卿，有時被譽為極端現實主義者，再造外交格局中以反映美國利益；有時又被斥責為放棄了美國價值觀，只要他認為符合國家的目的。

　　從肯尼迪到拜登，他為 12 位總統提供過建議，占美國所有總統的四分之一以上。他對外交史有著學者般的理解，作為一名德裔猶太難民，基辛格有著在養育他的土地上取得成功的動力、深深的不安全感和終生難改的巴伐利亞口音，這些都為他的表達增添了難以辨認的元素。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基辛格幾乎改變了他所接觸的每一種全球關系。

　　在美國歷史和外交的關鍵時刻，他的權力僅次于尼克松總統。1969 年 1 月，他進入尼克松白宮擔任國家安全顧問，1973 年被任命為國務卿后，他同時有這兩個頭銜，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

　　尼克松辭職后，他繼續在福特政府留任。

　　基辛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秘密談判，促成了尼克松外交政策中最著名的成就。作為冷戰時期孤立蘇聯的決定性舉措，這為全球最復雜的關系開辟了一條道路，

　　基辛格吸引蘇聯參與對話，這就是后來的 "緩和"，并促成了兩國之間第一批重要的核軍備控制條約。通過穿梭外交，他使莫斯科失去了中東影響力大國的地位，但未能促成地區真正的和平。

　　經過多年在巴黎的會晤，基辛格談判達成了結束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和平協議，并因此與北越外交官黎德壽分享了 1973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黎德壽拒絕了）。他稱之為 "光榮的和平"，但戰爭遠未結束，批評者認為他本可以早幾年達成同樣的協議，挽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兩年之內，北越打敗了美國支持的南越。基辛格從一開始就懷疑美國不可能贏得這場沖突，最終這場沖突以美國屈辱的方式收場。

　　在他的詆毀者看來，北越的勝利是一項草率政策的必然結果，目的是在美國撤出越南和接下來的任何事情之間弱化一些聯系。事實上，在 1971 年秘密訪華的筆記空白處，基辛格潦草地寫道："我們想要一個體面的間隔期"，這表明他只是想推遲西貢的淪陷。

　　但當間隔期結束時，美國人已經放棄了越南，不再相信美國的戰略利益與這個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與越南戰爭的情況一樣，歷史對他的一些冷戰現實主義的評價，比當時的一般描述更為嚴厲。由于著眼于大國競爭，他常常不惜以粗暴的馬基雅維利方式行事，尤其是在與小國打交道時，他常常把這些小國視為大戰中的棋子。

　　他為尼克松政府策劃了推翻智利民選社會主義總統阿連德。

　　1969-1970年，他授權對柬埔寨進行秘密地毯式轟炸，這是對一個表面上中立的國家發動的不宣而戰的戰爭，因而被指控違反了國際法。

　　他的目的是根除從柬埔寨邊境基地活動的親北越部隊，但轟炸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基辛格告訴軍方要打擊 "任何會飛的東西或任何會動的東西"，結果至少 50000 名平民喪生。

　　1971 年，美國支持的巴基斯坦軍隊在東巴基斯坦（即現在的孟加拉國）發動戰爭時，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僅無視美國駐東巴基斯坦領事館要求停止大屠殺的請求，還批準向巴基斯坦運送武器，包括從約旦非法運送 10 架戰斗轟炸機。

　　東巴基斯坦至少有 30 萬人喪生，1,000 萬難民被驅趕到印度。

　　1975 年，基辛格和福特總統秘密批準了美國支持的印尼軍隊入侵前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

　　福特總統圖書館的解密文件顯示，基辛格告訴印尼總統，這項行動必須盡快取得成功，"最好在我們返回美國后再進行"。

　　超過 10 萬東帝汶人被殺害或餓死。

　　基辛格駁斥了各種批評，稱批評者沒有面臨他所面臨的艱難選擇。但是，他用諷刺性的笑話來壓制批評的努力，只會激化批評。

　　他不止一次地調侃說："違法的事我們馬上就做。違憲的事情要花點時間"。

　　基辛格后來至少在一個可能造成災難的問題上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作為一名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他主張有限核戰爭的概念，核戰爭可以控制在特定區域內。在任期間，他在核威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讓對手相信，如果不付出難以接受的高昂代價，就無法發動核打擊。

　　但他后來承認，想不讓有限的核戰爭升級應該是不可能的。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有保留地接受了逐步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新努力。

　　在95歲高齡時，他開始對人工智能驅動的武器的崛起所帶來的不穩定性發出警告。他在2018年說，"在我所剩不多的歲月里，我能做的就是提出這些問題，我不會假裝自己有答案"。

　　基辛格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最后。他關于崛起中的中國的最新著作，包括《論中國》（2011 年），這本 600 頁的書，將歷史與自我啟示式的軼事融為一體，可以在他在白宮西翼的國家安全助理粉絲的書架上找到。

　　九十多歲仍能發揮作用

　　在加入尼克松政府 50 年后，共和黨候選人仍在尋求基辛格的支持，總統們也在尋求他的幫助。即使是特朗普，在抨擊了共和黨建制派之后，也在2016年競選期間拜訪了基辛格，希望他尋求基辛格建議的形象，能夠傳達出威嚴。

　　這催生了一幅《紐約客》漫畫，基辛格的頭頂上有一個思想泡泡，上面寫著 "我想念尼克松"。

　　基辛格笑稱，當《紐約時報》記者問到，特朗普從這次會晤中獲得了什么新想法或新舉措時，他卻說不出來。他說："他不是我建議的第一個人，他要么不理解我說的話，要么不想理解我說的話。"

　　基辛格剛上任時，奧巴馬才8歲，他對基辛格并不那么著迷。在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奧巴馬指出，他在任期內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修復基辛格留下的世界，認為基辛格的失敗是一個警世故事。

　　奧巴馬在2016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說："我們在柬埔寨和老撾投下的彈藥，比二戰時在歐洲投下的彈藥還要多，然而，最終尼克松撤走了，基辛格去了巴黎，我們留下的只是混亂、屠殺和專制政府，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政府終于從地獄中走了出來。"

　　奧巴馬指出，他在任時仍在努力幫助各國 "拆除仍在炸斷小孩子腿的炸彈"。他說："這一戰略到底以何種方式促進了我們的利益？"

　　在美國現代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像基辛格這樣長期保持如此重要的地位。直到 90 多歲，他仍在演講和寫作，并向尋求他的地緣政治分析的客戶，收取天文數字的費用。

　　雖然他演講時的抗議者越來越少，但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會引發激烈的爭論。對于崇拜者來說，基辛格是美國和平的杰出設計師，是一位愿意顛覆棋盤，并為美國外交注入某種不可預測性的國際象棋大師。

　　對于詆毀者，甚至是一些朋友和前雇員來說，基辛格虛榮、陰險、傲慢、脾氣暴躁，可以一邊稱贊一位高級助手不可或缺，一邊命令聯邦調查局非法竊聽他的家庭電話，以查明他是否向媒體泄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代記者都知道，如果他們要尋找泄密者，通常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泄密者，基辛格這位藝術大師就是一個現成的消息來源。他曾說："如果本屆政府有人泄密，我就是那個泄密者。"

　　他確實這樣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1957年，基辛格撰寫了一本值得稱贊的書，分析了奧地利克萊門斯·馮·梅特涅王子在后拿破侖時代領導奧地利帝國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這本書也是他的自我描述，尤其是在談到一位領導人屈服于國家意志時。

　　基辛格在談到梅特涅時說："他擅長的是操縱，而不是建設。比起正面進攻，他更喜歡微妙的策略"。

　　這種風格在尼克松時期的水門丑聞中得到了體現。日益孤立無援的尼克松經常求助于基辛格，這位他政府中永不褪色的明星，以尋求安慰并回顧他最偉大的成就。

　　基辛格會這樣做。水門事件的錄音帶顯示，基辛格花了數小時聆聽總統對外界的破口大罵，包括對這位猶太裔國務卿發表的反猶太言論。

　　基辛格經常以奉承作為回應。回到辦公室后，他一邊翻著白眼，一邊向最親密的同事講述尼克松的怪異行為。

　　泄密與偏執

　　基辛格沒有參與水門事件。然而，白宮雇傭竊賊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還試圖掩蓋罪行，這一切都源于一種猜疑和保密的文化，而許多人認為基辛格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9年春，他上任不久，就被《紐約時報》一篇關于柬埔寨轟炸行動的報道背后的泄密事件激怒，下令聯邦調查局竊聽十多名白宮助手的電話，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幕僚。這些錄音從未查出真兇。

　　1971 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刊登的五角大樓文件同樣激怒了他。這些機密文件記錄了政府在越南的戰爭政策和計劃，在他看來，泄露這些文件會危及他的秘密面對面外交。他的抱怨促成了白宮盜竊小組的成立，這個負責堵漏的小組后來闖入了民主黨在水門大廈的總部。

　　1974 年 8 月，當尼克松在彈劾和辭職之間做出抉擇時，他將基辛格拉入了白宮歷史上最具戲劇性的時刻。在告訴基辛格他打算辭職后，心急如焚的尼克松，要求國務卿和他一起跪在林肯會客廳外默默祈禱。

　　然而，隨著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越陷越深，基辛格卻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極少數繼任者無法企及的聲望。

　　他的助手們形容他洞察力敏銳，脾氣暴躁，還講述了基辛格在勃然大怒時把書扔到辦公室各處的故事，包括他的操縱癖，這甚至導致他最忠實的同事也不信任他。

　　沃爾特·艾薩克森在1992年出版的綜合性傳記《基辛格》中寫道："在與其他人打交道時，他會通過操縱他們的對立情緒來建立聯盟和陰謀紐帶。"

　　艾薩克森說："他對對手有一種強迫性的吸引力，會通過奉承、哄騙和將對手玩弄于股掌之間的方式，來尋求對手的認可……他特別喜歡與權勢人物打交道，因為他可以調動他們的思想。作為大屠殺的孩子和拿破侖時代國家學學者，他意識到偉人和強大的力量才是塑造世界的關鍵，他知道人格和政策永遠無法完全分離。他很自然地將保密作為一種控制工具。他對權力關系和平衡有著本能的感覺，無論是心理上的還是地緣戰略上的。"

　　到了晚年，當棱角被磨平，舊事已消退或與昔日的對手一起被埋葬，基辛格有時會談到他所塑造的全球秩序與繼任者所面臨的、更加無序的世界之間的相對危險性。

　　他所駕馭的超級大國之間的沖突，可以說是可怕的，但是從根本上說是簡單的。他從未遇到過基地組織或伊斯蘭國這樣的恐怖組織，也從未遇到過各國利用社交媒體操縱輿論、網絡攻擊破壞電網和通信的世界。

　　基辛格2016年在紐約歷史學會的一次演講中說："冷戰更加危險。雙方都不惜發動全面核戰爭"。

　　但他又說，"今天的情況更加復雜"。

　　與他試圖設計的冷和平相比，大國沖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純粹的權力問題。他說，最讓他擔心的，是與 "崛起中的大國 "發生沖突的前景。

　　相比之下，俄羅斯是一個 "衰落的國家"，不再 "有能力稱霸世界"，他在康涅狄格州肯特市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如是說。

　　但他警告說，不要低估俄羅斯領導人普京。他說："要理解普京，就必須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我的奮斗》。普京認為俄羅斯被欺騙了，我們一直在利用俄羅斯。"

　　基辛格對俄羅斯的威脅較小這一事實感到有些滿意。畢竟，他與莫斯科達成了第一份戰略武器協議，并引導美國接受了《赫爾辛基協議》，協議是1975年關于歐洲安全的契約，為蘇聯集團的持不同政見者爭取到了一些表達的權利。

　　回過頭來看，這只是一滴水，而這滴水卻匯成了橫掃蘇聯的洪流。

　　圈里人

　　在權力的巔峰時期，基辛格的形象也是華盛頓外交官中無人可比的。這位矮胖的哈佛大學教授戴著一副呆萌的黑框眼鏡，在喬治敦和巴黎與女明星們挽著手，開玩笑說 "權力是最大的春藥"。

　　在紐約的餐廳里，他與女演員吉爾·圣約翰（Jill St. John）手牽手，或用手指理她的頭發，讓八卦專欄作家們大呼過癮。但事實上，正如圣約翰女士告訴傳記作者的那樣，兩人的關系雖然親密，但只是柏拉圖式的。

　　其他人也是如此。一位與他約會過的女士曾去過他在華盛頓石溪公園邊上租住的小公寓，那里有一張單人床供睡覺，另一張床則放著大量衣物。據她說，由于那里很亂，而且還有助手在場，"即使很想在那里做些浪漫的事，你也做不了"。

　　華盛頓的笑話是，基辛格炫耀他的私人生活，以掩蓋他在辦公室的所作所為。

　　曾經為基辛格工作過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6年接受采訪時說："幾乎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亨利，美國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國關系今天會是什么樣子。"

　　基辛格的其他努力也取得了喜憂參半的結果。1973年贖罪日戰爭結束后，基辛格通過不懈的穿梭外交，說服埃及與以色列開始直接談判，為兩國后來達成和平協議打下了基礎。

　　但基辛格最重要的外交貢獻，或許是他在中東四十年來做到了讓莫斯科靠邊站，直到普京在2015年命令他的空軍進入敘利亞內戰。

　　基辛格最大的失敗，在于他似乎對小國漠不關心。奇怪的是，一個從小就因納粹崛起而被趕出祖國的人，似乎對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國家政府的行為不以為然。尼克松橢圓形辦公室的錄音帶顯示，基辛格更關心的是如何讓盟友站在自己的陣營中，而不是他們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

　　在與安·弗萊舍長達 15 年的婚姻后，基辛格于 1964 年離婚，1974 年與南希·馬金尼斯結婚，并搬到了她在曼哈頓的家中。馬金內斯女士當時為納爾遜·洛克菲勒工作，洛克菲勒是前紐約州州長，也是基辛格的朋友和盟友。

　　離開政府部門后，基辛格再也沒有恢復教學工作。但他繼續寫作，其速度讓他以前的學術同事們感到尷尬。

　　他撰寫了三卷回憶錄，長達 3800 頁。《白宮歲月》主要講述尼克松的第一個任期（1969-1973 年）；《動蕩歲月》講述了接下來的兩年；最后是《復興歲月》，涵蓋了福特總統任期。

　　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是對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地緣政治的告別性評估，他在書中對美國的領導能力表示擔憂。

　　他寫道："美國在兩代人的時間里退出了三場戰爭，每場戰爭都以理想主義的愿望和廣泛的公眾支持而開始，但都以國家的創傷而告終，美國正在努力界定其權力（仍然龐大）與原則之間的關系。"

　　他繼續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影響力，并通過他的公司，基辛格聯合公司，就國際趨勢和迫在眉睫的困難為企業和高管提供建議。當迪斯尼公司試圖在上海建造一座耗資 55 億美元的公園時，基辛格接到了電話。

　　"亨利無疑是美國近代史上最復雜的人物之一，"基辛格咨詢公司的前董事總經理戴維·羅斯科普夫說。"我認為，他有理由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因為他既有非凡的才華和能力，同時也有明顯的缺陷"。

　　逃往美國

　　1923 年 5 月 27 日，海因茨·阿爾弗雷德·基辛格出生在巴伐利亞小鎮菲爾特。一年后，他的父母，中學教師路易斯·基辛格和一位富裕牛販子的女兒保拉·基辛格又有了一個兒子，名叫沃爾特。

　　據說小海因茨性格孤僻，喜歡看書，但對足球充滿熱情，以至于冒著與納粹惡棍發生沖突的危險去看球賽，即使在一個體育場掛出了 "Juden Verboten（德語的禁止猶太人） "標語之后。

　　父母將他培養成正統的菲爾特猶太教堂的忠實成員，盡管他在成年后給父母寫信時幾乎拒絕了所有的宗教活動。

　　1935 年紐倫堡法通過后，路易斯失去了工作；作為猶太人，他被禁止在公立學校任教。

　　在接下來的三年里，保拉·基辛格主動設法讓全家離開這個國家，她寫信給紐約的一位表親，詢問移民事宜。

　　1938 年秋天，距離戰爭爆發還有一年時間，納粹當局允許他們離開德國。基辛格一家帶著少量家具和一個行李箱，搭乘法國 "法蘭西島 "號遠洋輪船前往紐約。海因茨當時 15 歲。

　　一切都來得太快了：他們家至少有 13 位近親死于納粹的毒氣室或集中營。保拉·基辛格多年后回憶說："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們留下來，他們會把我們和其他人一起燒死。"

　　基辛格淡化了那些歲月對自己世界觀的影響。1971年，他在接受采訪時說， "我并不是有意識地不快樂。我并沒有強烈地意識到發生了什么。"

　　但在幾年前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他確實講述了痛苦的回憶，為了躲避希特勒青年團而走到街上時所感受到的恐懼，以及不得不與親人告別時的悲傷，尤其是他的祖父，他知道他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基辛格的許多熟人都說，在納粹德國的經歷對他的影響，遠比他自己承認的要大，或許他自己都不知道。

　　非猶太裔德國移民弗里茨·克萊默說："在他青年時期的成長歲月里，他面臨著世界分崩離析的恐怖，他所愛的父親變成了一只無助的老鼠。這讓他尋求秩序，讓他渴望被接納，即使這意味著要努力取悅那些他認為在智力上不如他的人。"

　　有些人認為，基辛格之所以摒棄道德主義外交，轉而支持現實政治，是因為他親眼目睹了文明的德國擁抱希特勒。基辛格經常引用歌德的一句箴言，他說如果讓他在秩序和正義之間做出選擇，他會像這位小說家和詩人一樣，選擇秩序。

　　基辛格一家定居在曼哈頓上城的華盛頓高地，那里當時是德國猶太難民的避難所。萎靡不振的父親找到了一份簿記員的工作，但卻陷入了抑郁之中，始終無法完全適應收養他家庭的地方。保拉·通過承辦小型聚會和招待會維持著這個家庭。

　　海因茨在高中時成為了亨利。當在一家生產剃須刷的公司工作時，他轉到夜校學習。1940 年，他進入城市學院學習，學費全免，幾乎所有課程都獲得了 A。

　　他似乎有望成為一名會計師。結果1943 年，他應征入伍，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萊伯恩營。

　　據基辛格回憶，貴族知識分子和普魯士難民克雷默有一天到那個地方，就 "戰爭的道德和政治利害關系 "發表演講。這位二等兵回到軍營后，給克萊默寫了一張紙條："我昨天聽了您的演講。應該這樣做。我能幫上什么忙嗎？"

　　這封信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克雷默將他納入麾下，安排二等兵基辛格調往德國擔任翻譯。戰爭最后幾個月，德國城鎮一個個被攻占，基辛格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審問被俘的蓋世太保軍官，閱讀他們的信件。

　　1945年4月，盟軍勝利在望，他和戰友們帶隊突襲了蓋世太保的住宅，這些蓋世太保被懷疑策劃了針對即將到來的美軍的破壞活動，因此基辛格獲得了一枚銅星勛章。

　　但在返回美國之前，基辛格訪問了自己的家鄉菲爾特，發現那里只剩下 37 名猶太人。在他的傳記作者尼爾·弗格森發現的一封信中，23 歲的基辛格寫道，他與集中營幸存者的接觸，給他上了關于人性的重要一課。

　　信中寫道："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和道德高尚的人沒有機會。"

　　他遇到的幸存者， "學會了回首往事就意味著悲傷，而悲傷是軟弱，軟弱是死亡的代名詞"。

　　基辛格戰后留在了德國。他后來說，他擔心美國會過快地撤出疲憊的軍隊，從而失去鞏固勝利的機會。

　　他找了一份文職教員的工作，教美國軍官如何發現前納粹軍官，這份工作讓他得以縱橫全國各地。他對共產主義顛覆德國的行為感到震驚，并警告美國需要監控德國人的電話和信件。

　　這是他第一次嘗到冷戰的滋味，也是他日后塑造的冷戰。

　　1947 年，他回到美國，打算繼續他的大學學業，卻被多所名牌大學拒絕。哈佛大學是個例外。

　　哈佛的新世界

　　基辛格以大二學生的身份進入哈佛大學，成為 1950 屆學生中的一員。這是他在馬薩諸塞州劍橋校園二十年生活的開始，在這里，他以教授的身份聲名鵲起，后來又因越南問題與同事發生激烈沖突，以至于他發誓再也不回校。

　　他帶著他的可卡犬 "斯莫基 "來到校園，在禁止養狗的克拉弗利大廳，他總是把它藏起來，不讓監考老師發現。朋友們后來說，斯莫基在宿舍里的存在很能說明問題：基辛格感覺自己又成了一個沒有朋友的移民。

　　他在回首往事時寫道："那時的哈佛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它的神秘就隱藏在彬彬有禮的外表下。"

　　但這個局外人現在有了新方向，領導政治學系（Harvard'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哈佛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重要部門，主要專注于政治學的研究和教育。這個系部涵蓋了政治理論、國際關系、比較政治學、美國政治以及政治經濟學等多個子領域）的威廉·揚德爾·埃利奧特，成了他另一位導師。埃利奧特教授指導基辛格學習政治理論，盡管這位教授私下里寫道，他的學生思想 "缺乏優雅，在系統性的徹底性方面是日耳曼式的"。

　　在埃利奧特教授的指導下，基辛格撰寫了題為 "歷史的意義 "的畢業論文，重點研究了伊曼紐爾·康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和阿諾德·湯因比。這篇論文長達 383 頁，以致于在哈佛被非正式地稱為 "基辛格規則"，意思說畢業論文長度的上限。

　　1950 年，基辛格以最優等成績畢業。幾天后，朝鮮戰爭爆發。不久，他接受了政府的一些小規模咨詢工作，去了日本和韓國。

　　回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后，他和埃利奧特教授創辦了哈佛國際研討會，這個項目將年輕的外國政治人物、公務員、記者和偶爾出現的詩人帶到哈佛。

　　研討會將基辛格置于一個網絡的中心，這個網絡將培養出許多世界事務領袖，其中包括后來成為法國總統的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未來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后來長期擔任土耳其總理的布倫特·埃切維特，以及未來的現代馬來西亞之父馬哈蒂爾。

　　憑借福特基金會的支持，這個研討會在基辛格撰寫他的博士論文期間為他的家庭提供了生計。他的論文研究的，是奧地利的梅特涅和英國外交大臣羅伯特·斯圖爾特·卡斯爾雷在拿破侖戰爭后的外交政策。

　　這篇論文，后來成為他的第一本書，既塑造了也反映了他對現代世界的看法。

　　這本名為《恢復的世界》的書，可以作為基辛格后來迷戀國家間權力平衡和懷疑革命的指南。梅特涅和卡斯特里雷尋求歐洲的穩定，并通過力量平衡遏制了咄咄逼人的法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穩定。

　　基辛格在他那個時代的偉大斗爭中看到了相似之處：遏制蘇聯。

　　基辛格的哈佛同事斯坦利`霍夫曼后來與基辛格分道揚鑣，他在2015年表示："基辛格追求的是一種沒有道德說教的現實政治。"

　　基辛格于 1954 年獲得博士學位，但沒有獲得助理教授職位。哈佛大學的一些教師抱怨他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他們認為他過于關注世俗問題。事實上，他只是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從波士頓到華盛頓的走廊，很快就會擠滿了給政府或說客提供咨詢的學者。

　　有限核戰爭

　　哈佛大學的拒絕讓基辛格惱羞成怒。尼克松的錄音帶后來錄到他對總統說，學術界的問題在于 "你完全依賴于某些自大狂的個人推薦"。

　　在哈佛大學同事麥喬治·邦迪的幫助下，基辛格被安排到了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一個精英研究小組。小組任務是研究核武器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基辛格來到紐約時態度強硬。他認為艾森豪威爾政府不愿意重新思考美國的戰略政策是錯誤的，因為莫斯科馬上就有能力以壓倒性的核力量打擊美國。

　　"亨利成功地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在他親自參與之前，沒有人對核武器和外交政策進行過明智的思考，"保羅·尼采或許是當時美國最重要的核戰略專家，他后來對曾在克林頓總統手下擔任副國務卿的斯特羅布·塔爾博特說。

　　基辛格抓住了尼采已經開始討論的一個問題：鑒于人們普遍認為任何此類沖突只會招致 "相互確保的毀滅"，美國威脅對蘇聯發動全面核戰爭是否不再可信。

　　尼采問，發展武器以進行有限的地區性核戰爭是否更為明智。基辛格則認為，"有限的核戰爭是我們最有效的戰略"。

　　本應是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出版物《核武器與外交政策》，卻成了基辛格的著作，也是他的第一本暢銷書。1957 年，這本書出版的時機恰到好處，迎合了國民對蘇聯日益強大的恐懼。

　　書中所傳達的信息也符合當時的形勢。基辛格認為，如果美國總統因害怕事態升級而癱瘓，核威懾的概念就會失敗。他說，如果美國不能令人信服地威脅使用小型戰術武器，那 "就等于給了蘇聯統治者一張空白支票"。

　　簡而言之，宣稱愿意進行一場小規模核戰爭，總比冒著全面核戰爭的風險要好。

　　在批評者看來，這是基辛格在冷戰時期最糟糕的表現，他編織了一個核交換可以獲勝的論點。許多學者抨擊這本書，認為當時34歲的作者高估了美國保持有限戰爭的能力。但對公眾來說，這本書是核思維的一個突破。

　　時至今日，此書仍被認為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現在學者們在尋找網絡戰的經驗教訓時，都會參考。

　　這本書的成功讓基辛格回到哈佛大學擔任講師。兩年后，安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伊麗莎白，1961 年他們的兒子戴維出生。

　　掌權

　　現在，基辛格的聲望已經超越了學術界；那些從未聽說過梅特涅的人，希望基辛格能參與應對當時的戰略威脅。他被召去參加洛克菲勒組織的一次會議，洛克菲勒當時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際事務助理。

　　這位貴族出身的 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這個術語通常用來描述美國社會中具有英國血統、白人種族、新教信仰背景的一群人，他們在美國歷史上長期占據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主導地位），和一位猶太移民兩人結下了不可能的友誼，讓基辛格有了一個擁有美國最偉大家族之一財富資源的靠山，也讓洛克菲勒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有人能讓他在全球舞臺上聽起來更可信。

　　基辛格這樣評價洛克菲勒，他是未來的紐約州州長和副總統，他在人和政治方面的 "頭腦是二流的，但直覺卻是一流的"，而"我有一流的頭腦，但對人的直覺卻是三流的"。

　　回到哈佛后，他的課很受歡迎，基辛格在電視上接受的采訪越多，他在校園里的名氣就越大。但他很快就陷在自己鄙視的學術政治中，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也并不順利。他和后來成為吉米·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是競爭對手，直到布熱津斯基離開。

　　社會學家、關于美國人性格的開創性著作《孤獨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的合著者戴維·里斯曼認為，與基辛格共進晚餐是一件苦差事。雷斯曼說："他不會花時間在餐桌上聊天。他只樂意主持晚宴"。

　　當時還是博士生、后來成為五角大樓官員和《時報》專欄作家的萊斯利·蓋爾布稱基辛格 "對同僚奸詐，對下屬專橫，對上司諂媚"。

　　然而，終身教職還是來了，在1959年由哈佛最年輕的教務長，34歲的麥克喬治·邦迪宣布。基辛格后來寫道，邦迪對待他 "既彬彬有禮，又下意識地居高臨下，按照新英格蘭的規矩，波士頓上層社會的人對那些背景奇特、個人風格過于強烈的人都是如此"。

　　1961 年，邦迪成為新當選總統肯尼迪的國家安全顧問，而基辛格則在哈佛大學學者擠進白宮的熱潮中出師不利。他沒有得到高級職位，跑前跑后地去見總統，但幾次會談之后，肯尼迪就親自斷絕了他們的來往。

　　基辛格后來說："我把精力都花在了提供不需要的建議上。"

　　在哈佛，他開始就當時新出現的危機——越南問題組織會議。他探討了實地軍事行動與外交成功機會之間的聯系，即使在當時，他似乎也堅信只有通過談判才能結束戰爭。

　　在前往西貢和前線進行長途旅行后，他寫道，美國的任務是 "在內戰中的分裂社會中建立一個國家"，這對華盛頓來說，在東南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一個頭痛的老大難問題。

　　基辛格還與洛克菲勒重修舊好，洛克菲勒是一位溫和的共和黨人，似乎是 1968 年總統候選人的不二人選。他還結識了一位身材高大、30 歲的洛克菲勒初級助手南希·馬金尼斯，多年后他與她結婚。

　　基辛格開始為洛克菲勒撰寫演講稿，譴責他入主白宮之路上最強有力的共和黨競爭對手尼克松，稱尼克松是一個永遠不可能當選的災難人物。但當洛克菲勒的星光黯淡，尼克松贏得提名時，他被邀請加入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委員會。

　　他對自己新的顧問身份守口如瓶，但還是引發了有關基辛格的第一次大規模公開爭論，并被指控是個兩面人。

　　約翰遜的白宮在巴黎與北越進行和談，據說基辛格利用自己在巴黎之行中的人脈，將內部信息反饋給尼克松。后來在克林頓總統和奧巴馬總統時期擔任要職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在艾薩克森撰寫《基辛格傳》時告訴艾薩克森："亨利是我們唯一有權與之討論談判的政府外人士。我們信任他。如果說尼克松競選團隊在美國談判團隊中有秘密線人，這并非夸大事實。"

　　尼克松的得意之作

　　尼克松本人在回憶錄中提到了他 "非常不尋常的信息渠道"。對許多后來接受了這一說法的人來說，這種秘密渠道策略證明，如果尼克松當選，基辛格就會獲得權力。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他向尼克松的競選團隊提供了機密情報，但長期以來一直有人指控尼克松正是利用了這一點，通過后方渠道向越南人保證，他們從他那里得到的交易，會比從約翰遜那里得到的更好，所以他們在大選之前什么都不應該同意。

　　一些歷史學家反駁了這一說法，但是尼克松的一位傳記作者發現了尼克松最親密的助手之一 H.R. 霍爾德曼的筆記，其中這位總統候選人命令他的幕僚 "破壞 "和談。

　　無論真相如何，基辛格都在尼克松的視線之內。大選結束后，這位經常表示蔑視猶太人和哈佛大學學者的新總統，選擇了一位兩者兼具的人擔任他的國家安全顧問。

　　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在白宮秘密處理國家安全事務，繞開國務院和尼克松的國務卿威廉·羅杰斯。尼克松找到了他想要的人，他后來稱基辛格為 "珍貴的財產"。

　　自杜魯門設立國家安全顧問一職以來，這一職位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基辛格卻將這一職位推向了新的高度。他招募了年輕有為的學者加入他的幕僚隊伍，人數幾乎翻了一番。

　　他有效地讓國務卿羅杰斯靠邊站，并與咄咄逼人的國防部長梅爾文·R·萊爾德展開權斗，將更多的決策權轉移到白宮。

　　他經常與尼克松會面，在討論自己的專業領域時，基辛格往往摒棄讓幕僚在場的做法。他獨自前往，不愿分享這種場合的榮耀或親密。

　　他的暴怒是傳奇性的。一位前助手告訴艾薩克森，當基辛格憤怒地跺一只腳時，你就沒事了。這位助手說，當他雙腳都跳離地面時，你就有麻煩了。

　　當勞倫斯·伊格爾伯格——基辛格的私人助理，后來曾短暫擔任國務卿，因過度勞累而暈倒，被推上救護車時，基辛格從辦公室里走出來大喊："但我需要他！"

　　員工流失率很高，但許多留下來的人開始欽佩他的才智和不斷增長的成就。不過，他們還是被他的神秘性驚呆了。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也能給人一種陰謀論的感覺，"很崇拜他的伊格爾伯格在 2011 年去世前說道。

　　基辛格經常對來訪的外交官說："自從在凡爾賽宮的鏡廊里獨自用餐以來，我從未面對過如此尊貴的聽眾。"

　　這種詼諧被一些人視為虛假的自嘲。

　　尼克松的競選活動，主要圍繞著光榮結束越南戰爭的承諾展開。基辛格的任務是將這一承諾變為現實，他在尼克松準備就職時發表的一篇《外交事務》文章中明確表示，美國不會在 "美國人民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期限內或武力水平上 "贏得戰爭。

　　在2018年的采訪中，他說美國從一開始就誤以為這場斗爭是 "歐洲冷戰的延伸"。

　　"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越南不同，是一場內戰。"

　　他接著說："在越南戰爭之初，我們不明白的是，結束這些內戰有多難，要達成一項所有人都認同目標的最終協議有多難。"

　　基辛格認為，當他和尼克松就職時，離開已經為時過晚。他問道："如果你進入政府，發現你的55萬軍隊卷入了戰斗，你該如何收場？"

　　他說，他和尼克松需要一條出路，既不給 "5萬名死者 "抹黑，也不給 "信賴美國的人民 "抹黑。

　　基辛格追求的兩個目標，結束戰爭和維護美國聲譽被認為是相互矛盾的，這使他走上了一些人眼中的偽君子和另一些人眼中的戰爭罪犯的道路。

　　他上任伊始就希望能迅速取得突破，他對一個貴格會團體說，"給我們六個月的時間，如果到那時我們還沒有結束戰爭，你們可以回來拆掉白宮的圍墻"。

　　但六個月后，已經有跡象表明，結束戰爭的戰略既會擴大戰爭，也會延長戰爭。他深信，只有在軍事壓力下，北越才會進行認真的談判。因此，當他在巴黎重啟秘密和談時，他和尼克松卻將戰爭升級和擴大。

　　基辛格對他的幕僚說："我不相信像北越這樣的四流強國會沒有崩潰點。"

　　為和平而戰

　　基辛格稱之為 "為和平而戰"，然而結果卻是大屠殺。在尼克松擔任總統之初，基辛格曾有機會通過和談結束戰爭，和他后來最終達成的條件一樣好。但他拒絕了，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因此喪生，因為他堅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基辛格坐在白宮辦公室里，拿著他的黃色大法律便箋（"Big yellow legal pads" 是指一種特殊的筆記本，通常用于法律和商業環境，尺寸比普通筆記本要大，紙張為鮮艷的黃色，通常帶有水平線條，并且頂部有膠水粘合，便于撕下單頁使用），潦草地寫著現已基本解密的筆記，他設計了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計劃：停火，同時包括老撾和柬埔寨（這兩個國家已被卷入戰斗）；美國和北越同時從南越撤軍；以及一個歸還所有戰俘的和平條約。

　　在他的筆記和與尼克松的談話錄音中，充斥著自信滿滿的宣言，即下一次轟炸升級和秘密入侵柬埔寨將擊垮北越，迫使他們進行真正的談判。

　　但基辛格后來寫道，他也是為了應對尼克松就任總統初期北越發動的攻勢，那次攻勢造成近2000名美國人喪生，"讓新總統蒙羞"。

　　基辛格后來在敘述中強調了這一戰略的智慧，但從筆記和電話交談中可以看出，他經常高估自己的談判技巧，低估對手的能力。

　　對柬埔寨的轟炸行動代號為 "菜單行動"，分為 "早餐"、"午餐 "和 "晚餐 "三個階段，激怒了基辛格的批評者，并引發了各種書籍、紀錄片和研討會，探討美國將沖突擴大到一個非戰斗一方的國家是否違反了國際法。

　　基辛格的理由是，北方通過柬埔寨建立了補給線，以助長南方的戰爭。

　　關于轟炸的報道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這是一次無法隱瞞的大規模行動。尼克松確信，泄密者是基辛格從學術界招募的自由派和民主黨人。于是，基辛格開始了與聯邦調查局大權在握的局長胡佛的交往，兩人開始審查基辛格手下工作人員的談話。

　　在白宮內部的沖突愈演愈烈之際，北越談判代表堅定立場，拒絕了基辛格關于雙方撤軍的呼吁；他堅持要求美國完全撤軍，并在南方建立一個由北方明顯主導的“聯合”政府。意識到尼克松開始有意撤軍，北越領導層看不到什么理由讓步。

　　到1973年1月，基辛格才與南越達成協議，向南越保證如果北越違反協議入侵，美國將重返南越。私下里，基辛格幾乎可以肯定，南越在壓力下是撐不住的。

　　他對白宮高級幕僚約翰·埃利希曼說："如果他們運氣好的話，可以堅持一年半。"

　　事實證明他是有先見之明的：1975 年 4 月，隨著南越無條件投降，西貢陷落。5.8 萬美國人和 300 多萬北越和南越人喪生，美國投下了 800 萬噸炸彈。

　　但對基辛格來說，結束這場戰爭是繼續進行更大、更成功的冒險的關鍵。

　　智利的陰謀

　　對基辛格來說，有超級大國，還有其他一些不那么大的國家，而正是這些他帶來了麻煩。

　　1973年9月，阿連德在智利被推翻并死亡，皮諾切特將軍崛起，這一切從未停止面對質疑。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里，皮諾切特將軍先是在歐洲，然后又在智利被指控犯有綁架、謀殺和侵犯人權罪，基辛格也一再與破壞阿連德及其民選政府的秘密活動聯系在一起。

　　這些揭露出現在解密文件、訴訟證詞和新聞起訴書中，比如克里斯托弗希欽斯的著作《審判亨利·基辛格》（2001 年），已被拍成紀錄片。

　　這些問題可以追溯到1970年，當時阿連德正在競選智利總統，基辛格感到擔憂。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的彼得·科恩布盧在其著作《皮諾切特檔案：關于暴行和責任的解密檔案》中，引用了一盤白宮錄音帶，稱尼克松也對此感到震驚。

　　書中引述尼克松命令美國駐圣地亞哥大使 "不惜采取多米尼加式的行動 "，來阻止阿連德贏得大選。這里指的是 1965 年美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國。

　　基辛格在回憶錄和向國會作證時堅稱，美國與推翻阿連德的軍事政變 "毫無關系"。然而，根據 2004 年解密的電話記錄，基辛格吹噓說，"我們幫助了他們"，為政變創造了條件。

　　這種幫助包括支持綁架智利軍隊總司令勒內·施奈德將軍的陰謀。這位將軍在綁架行動中被殺害。他的汽車遭到伏擊，他被近距離射殺。

　　基辛格作為國家安全顧問，主持 40 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是一個秘密機構，成員包括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所有秘密行動都要經過該委員會的批準。

　　2001年，施奈德將軍的兩個兒子在美國提起民事訴訟，指控基辛格幫助策劃了在智利的秘密活動，導致了他們父親的死亡。美國聯邦法院沒有對基辛格的罪責作出裁決，駁回了此案，稱外交政策應由政府而不是法院來決定。

　　基辛格在為自己辯護時說，必須在冷戰的背景下看待他的行為。他半開玩笑地說："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袖手旁觀，這些問題太重要了，不能讓智利選民自己來決定。"

　　殘暴與穩定

　　智利，并不是基辛格唯一被指責為宏大戰略中而犧牲的小棋子。1975年12月，他和福特總統批準印尼入侵東帝汶，導致美國支持的軍隊對東帝汶長達24年的災難性占領。

　　國家安全檔案館 2001 年公布的解密文件顯示，福特和基辛格早在幾個月前就知道入侵計劃，并意識到在入侵中使用美國武器將違反美國法律。

　　"我知道法律是什么，"基辛格回到華盛頓后在一次參謀會議上如是說。他隨后問道，美國人 "對印尼人拳打腳踢 "怎么可能符合 "美國國家利益"？

　　專欄作家安東尼·劉易斯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這就是基辛格式的現實主義。認為美國應該忽視友好的獨裁政權的暴行，因為它們提供了'穩定'。"

　　華盛頓之后

　　每當基辛格走進大學校園，這些事件都會引發抗議。

　　他的咨詢關系也是如此：當喬治·W-·布什總統任命他領導一個委員會，調查政府在偵查和預防9 月 11 日恐怖襲擊方面的失誤時，基辛格發現，這項任命要求他披露自己公司的客戶。

　　基辛格沒有服從命令，而是突然退出，說如果這意味著要披露他的客戶，他就不能任職。

　　雖然基辛格努力為自己的決策塑造歷史，但他發現自己活得太久了，以至于當他還在世界舞臺上時，有關他的備忘錄就已經解密了。2004 年，應 "信息自由 "的要求，美國國務院公布了數千頁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期間的電話記錄。其中一些記錄顯示了基辛格與華盛頓記者的親切交談；另一些記錄則顯示了這位總統在 "水門事件 "中喝得酩酊大醉，不敢與英國首相交談。

　　新出現的材料，還揭示了美國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的代價。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于2010年公布的錄音帶中，有人聽到基辛格在1973年告訴尼克松，幫助蘇聯猶太人移民從而擺脫極權政權的壓迫， "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

　　他補充說："如果他們把猶太人關進蘇聯的毒氣室，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也許是一種人道主義關切"。

　　美國猶太人委員會認為基辛格的言論 "確實令人不寒而栗"，但也認為尼克松白宮的反猶太主義可能是部分原因。委員會執行主任戴維·哈里斯說："也許基辛格覺得，作為一名猶太人，他必須多走一步，向總統證明他的忠誠是毋庸置疑的。"

　　基辛格的妻子仍然在世。他的弟弟沃爾特·基辛格是跨國公司艾倫集團的前董事長，于 2021 年去世。基辛格的最后一本書《領導力：世界戰略六項研究》于 2022 年出版。

　　基辛格知道自己在美國歷史上的爭議性地位，2006年，他在《時報書評》上寫到杜魯門時期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時，稱他 "也許是美國現代史上最受誹謗的國務卿"，這可能與他自己的經歷有關。

　　基辛格還寫道："歷史對艾奇遜更為寬容。對他的贊譽已成為兩黨的共識"。

　　他說艾奇遜去世 35 年后，他 "已經取得了標志性的地位"。

　　基辛格顯然成為了另一種偶像。他敏銳地意識到，國家面臨的挑戰已經發生了變化。96歲時，他投身于圍繞人工智能的問題，與谷歌前首席執行官施密特和計算機科學家丹尼爾·胡滕羅徹合作撰寫了《人工智能時代：和我們人類的未來》（2019）一書，其中他討論了由算法而非人類直接控制的武器的發展，將如何改變威懾的概念。

　　在將自己的論文捐贈給耶魯大學后，基辛格與哈佛大學——這是他成名的地方，終于達成了和解，但他明確表示，越戰結束后，哈佛并不歡迎他重返哈佛。

　　哈佛大學教授埃里森和當時的校長德魯·福斯特決心撫平這一創傷。

　　基辛格在一次演講中接受了一名研究生的采訪，隨后在校長家中共進晚餐。他說："我沒想到自己會回到這堵墻里。"

　　一位學生問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遺產，他笑著說道，"你知道，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曾經認為與我同齡的人是不同的物種，我認為我的祖父母是在我經歷他們的年齡來到這個世界的。"

　　"現在我已經超越了他們的年齡，我并不擔心我的遺產。我真的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因為世事無常。你只能做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這也是我評價自己的標準，我是否實現了我的價值觀，無論其質量如何，以及我是否抓住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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