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走了。
據美聯社、路透社等媒體綜合消息：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周三在康涅狄格州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人活百歲，走時，沒有痛苦，沒有折磨，也沒有老年癡呆，只是到了時候，該離開了，這叫“喜喪”。
他在7月中旬還拒絕了醫生的建議，遠渡重洋再次來到北京。
基辛格先生此行的目的，仍然是為了中美關系，當他的晚輩們進退兩難時，他出手相助。
基辛格在中國得到了最高級別禮遇，雖然他只是一位民間人士。
基辛格很難用好或壞來評價，甚至也無法用“鷹派”或“鴿派”去定位。
他狠起來，比任何一個“鷹派”都狠；軟起來，比任何一個“鴿派”都軟。
在美國政界，他既為共和黨殫精竭慮，也為民主黨出謀劃策。
有時，他是戰爭主義者；有時，他是和平主義者。
所以，在基辛格去世后，美國網友的評價非常復雜，有捧很高的，有罵得很難聽的。
在中國，基辛格則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這個名字總是與毛主席、周總理、還有尼克松總統聯系在一起。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辛格與尼克松以驚人的遠見和魄力同中方一道努力，推開了中美之間那扇緊閉的大門。
“中美破冰”符合兩國利益。
中國全面打破了西方的封鎖政策，尤其是在外交領域，并避免了遭到美蘇夾擊的戰略風險。
美國則得到了從越南戰爭體面脫身的機會，同時讓蘇聯軟化了對美態度，不得不加快解決“西柏林問題”。
1969年，尼克松上臺，美國外交事務重要性的順序為：越南戰爭，中東問題，核裁軍協議，西柏林問題，美蘇元首級會晤。
而要體面解決沒有獲勝希望的越南戰爭，就必須緩和與中國的關系。
因此，作為總統安全事務顧問的基辛格建議尼克松將“核裁軍協議”挪到第一位，轉移國際社會視線。
實際順序并沒有改變，但這有助于隱藏白宮尋求與中國接觸的行動。
尼克松接受了這一建議，1969年11月17日起，美蘇代表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預備會議，一直談到12月22日。接著是維也納核裁軍會議，吸引了全球目光。
剪不斷，理還亂的中東問題則丟給了國務卿羅杰斯。羅杰斯不想去收拾中東爛攤子，但尼克松支持基辛格，美國國務院只好接受。
基辛格自己則將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國問題”上。
他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是他首次將“均勢外交”思維運用到了實踐當中。所謂“均勢外交”就是利用“莫斯科-北京-華盛頓”之間的矛盾和合作，來實現美國的戰略利益。
基辛格之所以能得到中國信任。
一，他能守口如瓶，承諾過的事情就能去做；
二，他能代表尼克松，中蘇都確信他的實際地位高于羅杰斯。
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前，借口是去南亞斡旋印巴關系。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訪問期間突然聲稱“腹痛”，然后“住進”了深山之中的總統官邸修養。
7月9日，基辛格秘密抵達北京，中方按照事先約定，安排好了周密的接待工作。
當天，周總理與基辛格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會晤。
在兩天時間當中，基辛格通過與周總理的會談，更加堅定了推開中美關系大門的立場，他斷定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一極”。
回到美國后，他的兩天“腹痛”沒有引起外界懷疑，巴基斯坦也是守口如瓶。
基辛格向尼克松匯報了在北京的談話內容，并轉達了中方對尼克松訪華的期待。
尼克松考慮要不要將此事告知蘇聯，基辛格表示當然要這么做，美國要充分發揮這張牌效力。
1971年7月15日上午9時，基辛格用保密電話打給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告知在7月9日至11日期間他已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會談，周總理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3月之前訪問北京，這與總統本人的愿望完全一致（其實后來的正式公告中周總理沒有使用“邀請”一詞）。
基辛格故意在電話顯得有些興奮，多勃雷寧震驚了。
基辛格傳遞給蘇聯人的信號是：正是因為你們拖住美蘇元首級會晤的腳步，現在令中國人得到了好處。
多勃雷寧放下電話后，立刻向莫斯科匯報這一重大消息。
莫斯科也是措手不及，克格勃居然連一點風聲都沒有捕捉到，只好讓多勃雷寧再探再報。
7月19日，基辛格從圣克利門蒂（尼克松在加州的私人住所）回到白宮，第一件事情就是請多勃雷寧吃飯。
多勃雷寧裝出對中美接觸并不在意的樣子，基辛格卻主動向他介紹自己與周恩來會談的情況。
基辛格說中美雙方都沒有談及蘇聯，中國最擔心的是日本人。另外，就是討論了東南亞問題。
但這些都不是中美關系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臺灣問題。
飯后，基辛格說，莫斯科如果對他的中國之行有任何問題，總統已經授權他給予“坦率”的回答，中美沒有針對蘇聯，但多勃雷寧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羅杰斯對這場繞過國務院的“陰謀”非常不滿，但木已成舟，他只能配合尼克松的外交行動。
蘇聯在聽取多勃雷寧再次匯報后，加快了與美國談判節奏，亡羊補牢。
1971年9月13日，蘇美英法簽署協議，最終確定了懸而未決的“西柏林合法地位”問題。
10月20日，美蘇敲定元首級會晤日期，宣布將于1972年5月在莫斯科舉行。
基辛格巧妙地“借用”中國之力，解決了“西柏林和美蘇元首級會晤”兩個大問題。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總統訪華，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
西方世界引發了“外交地震”，美國陣營國家紛紛往北京跑，希望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同年10月，基辛格與越共領導人黎德壽達成“和平協議”，幫助尼克松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
1973年1月，各方簽署了《巴黎和平協定》，基辛格和黎德壽也因此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黎德壽拒絕領獎，基辛格也沒去領獎。
至此，美國勉強算是體面地退出了越南戰爭。
1973年5月，中美兩國互設聯絡處（未來的大使館）
“水門事件”爆發后，尼克松被迫辭職，福特接任總統，但基辛格毫發無損，他還兼任了國務卿（1973-1977年）
1974年，基辛格繼“中美關系破冰”、“結束越南戰爭”之后，又干了一件大事，他使出渾身解數，說服阿拉伯國家同意將“阿以戰爭”與“石油禁運”分開處理。他和福特總統手里的王牌是--糧食。
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國家同意解除石油禁運。
然而，基辛格遇到了“功高震主”的問題，他幾乎壟斷了美國對華政策，以及主導著美國外交。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再次訪華（為福特總統訪華鋪路）
1975年10月21日下午18點30分，基辛格向毛主席引見他的一位同行官員，就是老布什（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從未有機會與毛主席談話）
主席問：你處境窘迫，為什么不到我這里來做客？
老布什答：“非常榮幸，但我怕您太忙。”
主席說：“哦！我不忙，我不管國內事務，我只看國際新聞。你一定要來見我。”
基辛格在人事上的過分熱心（老布什在政治上很希望），以及他與中情局的密切關系，再加上他身兼兩職，都令福特感到了巨大壓力。
1975年11月，福特突然進行人事調整，免去了威廉.科比的CIA局長職務和施萊辛格的國防部長職務。
福特將老布什從北京調回自己身邊，任命他為CIA局長；任命白宮辦公室主任拉姆斯菲爾德為國防部長。
然后，解除了基辛格的國家安全顧問職務，換上斯考克羅夫特。
副總統洛克菲勒也被從下屆大選搭擋名單當中剔除，洛克菲勒家族是基辛格最早的“雇主”。
這樣，基辛格只剩下了國務卿一職，身邊也沒有了政治伙伴，實際影響力大大縮小。
1977年1月，福特總統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勛章，并稱贊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隨后卡特上臺，“最偉大的國務卿”便光榮地離開了政壇。
1981年，里根上臺，共和黨政府也不想啟用基辛格。
雖然基辛格很長壽，但后來的美國總統們，再也沒有人敢用他，因為誰也不想活在一位外交大師的陰影里，最多請他當當顧問。
另外，以色列和美國猶太集體也不喜歡基辛格。雖然他是猶太血統，但總是回避中東問題，或者留有余地，他只優先考慮美國利益。
基辛格已經走了，如何蓋棺定論，是美國人的事。
對于中國來說，他稱得上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對手。
看看如今的美國政壇，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窩不如一窩。
布林肯和沙利文連“氣球事件”都能處理成那樣。他們居然總是被無腦反華議員和媒體牽著鼻子走，毫無決斷能力，嘴里只有“價值觀”，可見美國真是后繼無人了。
基辛格生前還得以百歲高齡之軀奔走于中美之間，真不知今夕何夕？
基辛格走得很安詳！
但愿美帝國也能走得很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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