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的筆桿子董郁玉，竟是潛伏了30年的日本間諜。作為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他為美國寫文章大肆鼓吹西方教育，為日本搞情報甚至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
董郁玉出生在遼寧撫順，作為普通人家的孩子，他成功的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進入了光明日報工作，本是一件很令人自豪的事情。后來董郁玉得到了公派留學的機會，他去到美國哈佛學習，而也正是這次，董郁玉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所以即使是公派留學，國家提供的補貼往往也很難維持所有的開銷，所以很多人在做好本職任務的同時，也會選擇去做一些兼職，賺一些外快。在國外，董郁玉也會在當地的媒體發表一些文章，很快，他就引起了美國的注意。于是為了討好美國，董郁玉開始發布一些污蔑、抹黑中國的文章。從此，董郁玉一步步因此滑向投敵賣國的深淵。
最近，反映人民教師張桂梅的電影《我本是高山》口碑翻車，觀眾大失所望，甚至有幾分惱怒。因為人們期待的那種人民教師的形象沒有出現，出現熒屏上的故事，是貧困山區的女孩上網吧逃課、母親酗酒等等魔幻情節，張校長辦校的全部動力和精神寄托不是承繼江姐那樣一心為人民為信仰的英雄，而是僅僅局限在對亡夫的追念和對鬼神一樣的魔幻寄托上。
著名文藝評論家陳先義老師說：我們的媒體在宣傳時，常常把張桂梅比喻成“中國的特雷莎”。這個一聽讓人惡心的比喻，不知有關部門思考過沒有？特蕾莎是一個體現西方價值觀、符合資本主義本質的人物，這與我們的英雄張桂梅格格不入。用這樣兩種價值觀的形象作類比，可以說不倫不類。這部電影，貫穿的就是這個思路。
為什么會這樣？
一是長久以來，我們一些號稱影視界被追捧的頭面人物，言必稱好萊塢，言必稱西方，把那些西方院校的所謂西方文藝價值觀理論，拿來糊弄我們的政府官員。我們的不少官員又不是什么專家，也不太讀書，已經分不出什么東西方，只要賺得票房，年底有個好看的幾百億數字，對上就好交代，就認為完成了任務。
二是我們很多作家已經不會寫符合我們社會主義價值觀要求的主旋律電影電視劇了。一寫就要想到什么男女、什么人性、什么感官刺激等等，被資本牽著鼻子走走慣了，資本票房成了一切問題的著眼點。
三是市場萬能。文化是產品，也是一定意義上的商品，但是它絕不同于擺在超市貨架上的一般意義上的商品，它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附加的功能有娛樂的意義，但絕不等于娛樂，它要傳達思想觀念和政治訴求。投資人都是資本家，出了錢的就要發言，就要求說了算。比如，它要求《雷霆戰將》的女兵必須超短裙，師長必須穿西服，你導演不聽行嗎？有人投資某電影，他要求把他三親六故小情人弄個角色，你不干人家就撤資。這樣一種生態，放任資本介入文化，這是一個極其重大意識形態的問題。
現在，從食品、藥品到文藝作品，無處不充斥著有毒樣品；從廠地、校地到思想高地，沒有幾塊干凈土地。
教育亂象環生，醫療亂象環生，文藝亂象環生，更有意思的是，輿論也亂象環生，撕裂，對立，紛擾，喧囂，甚至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今天的社會問題，有人說是c富，有人說不是c富，而是富人的錢是怎么搞來的？有人說是c官，有人說不是c官，而是這些人的官是怎么當上的？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路不拾遺夜不敝戶，到朝鮮今日的八無一有（沒有失業者、沒有乞丐、沒有流浪漢、沒有賭博、沒有吸毒、沒有賣淫嫖娼、沒有貪官、食品沒有假冒偽劣、人人有住房）可以看出：私，是社會萬惡之源。價值觀亂了，一切都會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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