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出生證明又叫“出生紙”，看上去是一張紙，但是如果我們有“弄掉申請補辦”的經歷，就會發現“這張紙”關聯的信息太多，“補辦”非常困難。

　　咱們“合法出生”的嬰兒，“失物補辦”都如此困難，因此聽說襄陽一家醫院“花錢買賣”這東西，感覺多么聳人聽聞。

　　隨著“襄陽健橋醫院院長販賣出生證明”事件調查的深入，我們會發現這絕不止“一張紙的罪惡”。

　　第一罪：黑中介利用短視頻平臺全國犯罪。

　　我們以前看到一些“醫療機構”有“集體騙保”或者“鑒定嬰兒性別”之類的犯罪，都有很強的“當地屬性”，甚至很多犯罪都是“小范圍熟人圈子”。

　　可是這次打拐人通過一年多的“臥底調查”，接觸到的是一個龐大而“熟練”的網絡“黑中介”產業鏈。這條產業鏈讓“襄陽健橋醫院”的客戶來自全國各地。

　　這次襄陽健橋醫院販賣嬰兒出生證明事件，有很強的“互聯網犯罪”屬性，這就讓它的“受害人”范圍更廣，獲利金額更多，也讓全國各地的“打拐案件”在“追查嬰兒非法來源”時遭遇困難。

　　根據“打拐志愿者”介紹的流程，整條犯罪鏈條中，有“網絡黑中介”，“院長兒媳”，“葉院長”，“具體科室經辦人”等多個環節。

　　每個環節都是“明目張膽”，“明知故犯”的販賣嬰兒出生證明和疫苗本。

　　第二罪：“葉院長”十幾年前科，卻能成為一院之長。

　　健橋醫院院長葉有芝的“案底”信息網絡可查。

　　早在2010年到2011年期間，她就因為在“民房”給孕婦非法鑒定嬰兒性別，并且非法進行“引產手術”，而被處以罰款和拘役，這些案件不僅網絡可查，。

　　還上了襄陽當地的報紙，成為“樣本宣傳案例”。

　　在過去十幾年，葉有芝的前科案例不止一次，同樣襄陽健橋醫院的違法處置信息，兩三年內就有七八次之多。

　　可是從打拐爆料人的“臥底經過”來看，無論葉院長個人，還是這家“前科累累”的醫院，在販賣嬰兒出生證明的過程中，都當做“堂堂正正”，“善心幫人”的生意來做。

　　這次葉院長已經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那么對葉院長的刑事調查就不應該：基于某一個單獨案件。

　　葉院長十幾年來是如何從一個犯罪被判拘役，犯罪上過報紙頭條的前科醫生，變成醫院“一院之長”的過程需要調查清楚，這種機制漏洞也應該公布出來。

　　另外，健橋醫院過去三年至少就有“公示”的七八條違法信息，這樣的醫療機構問什么還可以|“帶病行醫”，罪行累累？不斷出法律問題，還堂而皇之，肆無忌憚，在“打拐爆料人”公開自己身份，勸告對方自首后，對方也是“有恃無恐”的冷漠態度，這背后是否有其他“細節”需要提級調查？

　　第三罪：“醫院私有化”問題是繞不過去的癥結。

　　這家“健橋醫院”的前身成立于1949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是“大型國企的職工醫院”。

　　2011年，在大型國企“剝離社會屬性非盈利經營組織”的過程中，這家醫院被改制為民營醫院，重新裝修，擴充床位，并且在2017年正式改名“健橋醫院”。

　　如果大家細心，會發現這家醫院改制為“民營醫院”的時間點，剛好也是葉有芝從前科醫生變成“醫院院長”的時間節點。

　　很顯然，她從“國企員工”，變成“民企老板”的過程，就讓她的“前科”變得無關緊要，甚至很多“老一輩”的民營企業家，一些媒體在宣傳時還把他們的“有前科”做為宣傳亮點來潤色。

　　有許多網友指出，“販賣嬰兒出生證明”的案件，全國不止這一起，也沒有調查證明全國只有“民營醫院”有這樣的醫療犯罪。

　　可是在“全國醫療反腐內部檢舉”如火如荼的今天，一個從院長到“科室經辦人員”全員參與的“掉腦袋窩案”根本不可能長期被掩蓋。

　　根據這次案件爆料，醫院賣嬰兒出生證明，一張獲利6.6萬元，其中大頭都被院長葉有芝獲得。

　　這種案件如果在公立醫院，所有科室醫生都有“編制”限制，醫院院長也無法只手遮天。

　　有編制保障，一個科室主任“不公平安排實習醫生”的事件，都會被同科室其他醫生舉報，因此“掉腦袋”窩案，根本不可能讓一大群有編制醫生集體參與。

　　可是在私立醫院，葉有芝是老板，出生證明的“科室醫生”就是單純的打工者，這就讓這條犯罪鏈條的其他醫生只認錢辦事，缺乏監督機制。

　　并不是說公立醫院就沒有醫療腐敗，就沒有違法犯罪，而是公立醫院很難建立“所有編制醫生”集體參與的“掉腦袋窩案”。

　　所以在當前我國出生嬰兒相比巔峰期減半，許多醫院產科“縮減關閉”的大背景下，建議國家將產科與醫院證明辦理等重點流程，都集中到各城市可監管的少數公立醫院，并且建立定期不定期巡查機制。

　　第四罪，“疫苗本”問題，折射公共醫療安全隱患。

　　大家都知道，小孩“疫苗本”是入幼兒園，入小學讀書的必備文件。

　　這個流程就是為了確保“全班兒童”都具備各種典型流行病的“免疫體質”。

　　可是健橋醫院販賣出生證明案件，同時販賣的還有“疫苗本”，醫院直接在“嬰兒不在場”的情況下，可以辦理“足底血”流程，直接打印“各種疫苗已打”的標識。

　　這就讓這些“非法兒童”不僅真實信息難以查到，同時他們大量疫苗沒有接種，卻與普通兒童一起入學，給其他學校兒童，增加了傳染病傳播風險。

　　因此這次案件不僅體現出“出生證明”的監管漏洞，“疫苗本”也反映出公共防疫環節的巨大漏銅。

　　第五罪，“販賣女嬰”問題。

　　根據“打拐爆料人”的陳述，在長達一年的臥底過程中，“網絡黑中介”為了讓他相信能夠成功辦理出生證明，給他看了“過往成功案例”，他到當地調查，查到了“販賣拐賣兒童”成功上戶辦理戶口的確鑿證據。

　　在健橋醫院，辦理完“嬰兒出生”證明之后，“黑中介”宣傳的另一項業務更加聳人聽聞。

　　因為臥底爆料人這次偽裝為“買來的兒子”辦理出生證明，因此“醫療中介”宣傳可以給他介紹，過一兩個月買到一個女嬰，幫他實現“兒女雙全”的夢想。

　　“醫療中介”為了取信爆料人，打開手機，向特介紹了一個多月前，11萬多成功賣出一個女嬰的“宣傳案例”。

　　因為這個“宣傳案例”，這個團伙很顯然就從“販賣嬰兒出生證明”，升級為“可能販賣兒童”的更嚴重罪行。

　　不過因為這些都是“口頭宣傳”，最終能否查實就需要看當地警方的最后案情通報了。

　　第六罪，合法合規申訴渠道被堵塞的問題。

　　這次反映“販賣出生證明”事件的爆料人，是全國知名的“打拐志愿者”，知名記者。

　　他在“網絡爆料”之前，曾經公開自己身份，勸醫院院長，“黑中介”，“經手醫生”等人自首，得到的卻是對方的冷漠回應與肆無忌憚。

　　在網絡爆料之前，爆料人主動找到襄陽當地衛健委“正常申訴舉報”，但是沒有得到正當回應。

　　最終爆料人因為是“全國打拐名人”，他的網絡公開實名舉報登上全國熱搜，瞬間引爆，當地衛健委和公安部門瞬間“超規格介入調查該事件”。

　　安居爆料人10月6日~7日夜間的網絡動態更新，當地警方無名警務人員半夜就找到他入住的地方，有兩人是刑偵警察。

　　第二天，當地公安局長與爆料人會面，接收“我第一年多收集的案件證據”。

　　這次案件從前期“依法合規申訴舉報渠道的堵塞”，到后期醫療和公安部門的“超高規格”介入，反映的還是“事情不鬧大沒有全國輿情”就不認真處理的老問題。

　　由此可以推測，如果這次出生證明倒賣案件的爆料人不是全國知名“打拐志愿者”，著名記者，一個爆料登頂全國熱搜的名人，這個案件很可能“沒有后文”的不了了之下去。

　　嬰兒出生證明是我們來到人世間的“人生第一證”，它是薄薄的一張紙。

　　但是這次健橋醫院與葉院長案件反映出的罪惡，遠不止一張紙能夠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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