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郭松民的《從“和服”談起》一文(https://mp.weixin.qq.com/s/ny_pOzzRnySMAqbiuiTkng)
,生出一點兒想法。
前一段時間,一些地方發生了群眾對某些人不分時間地點穿著“和服”招搖過市的現象表示不滿的事兒,該文批評這些群眾“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不做區分,甚至簡直要把日本軍國主義和一切日本文化元素混為一談了”。全文分為三節,內容分別是:一,“和服”的起源問題;二,抗日戰爭中教育改造日寇俘虜問題;三,“把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的問題。
關于一,“和服”的起源,該文指出它是東漢末年和唐朝從華夏引入逐漸改造后的產物,這說法當然是大致不錯的,人們應該了解這些。實際上,豈止是這“和服”,“日本”人現在生活中的很多“文化元素”都起源于華夏,比如用筷子吃飯、席地坐臥、飛檐翹角的古建筑、被中國皇帝賜國名為“倭國”等等之類,就連文字都是對漢字的“山寨”,甚而至于,可以說“日本”人最早的祖先中很大一部分是秦漢、隋唐時期的失意者、逃亡者、逃難者。雖然引進了一些先進“文化元素”,但由于偏處海島,遠離華夏,不得正統文明的持續訓化引領,“日本”人未能走向真正的文明,而是變異成一種野蠻落后的島夷寇性,其后來對文化遠祖之地的反噬是極為殘忍的。這些也是人們應該知道的。
關于二,抗日戰爭中教育改造日寇俘虜的問題,該文介紹說當年我黨在延安成立“日本工農學校”對日寇俘虜進行教育、改造,被改造后的一些日寇俘虜“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本人在華的反戰組織,有些還浴血奮戰在第一線”,他們“主要是發動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喚起日軍士兵覺醒”,有人還在對日寇的戰斗中英勇犧牲。這說的也是對的,關于當年八路軍、新四軍中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的歷史材料有不少,魏巍的長篇小說《火鳳凰》中也寫到過。
能夠把一些受野蠻殘暴習性毒化的日寇俘虜教育成文明人,這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成熟性和中共革命的先進性。應該說,那些積極參加“反戰同盟”的“日本”人為我國的抗戰作出了一定貢獻。同時需要注意幾點:其一,改造日寇俘虜是在我黨完全掌控其生存環境的條件下進行才取得一定成效的,它不具備無條件的普遍性,如果沒有上述前提條件,只憑“把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的宣傳話語是不行的;其二,當年我黨對日寇俘虜的改造方式,主要是以革命的人道主義對待他們——尊重其人格、救治其傷病、適當優待其生活,再加以文明的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作為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寇軍隊一員、滿腦子“武士道”野蠻觀念的日俘們自然會由抗拒、懷疑到慶幸、感動,其中有些會真正覺悟(比如該文中提到的在日寇包圍中自盡的宮川英男),有的會在很大程度上被感化,有的可能只是為了保命而表面服從;其三,如該文所說,那些轉化過來的日俘“熟悉日軍內部情況”,在某個方面“發揮了普通八路軍戰士無法起到的作用”,但我黨根據地的堅持與發展,主要靠的是我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人民的堅忍、奮斗和犧牲。
關于三,“把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的問題,該文舉例說:“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在同日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日本民間教育家代表團等日本外賓談話時指出:'日本人民同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軍閥是不同的。'”相信毛主席是這么說過。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是在特定的場合,站在宏觀的層面,運用大的策略,而這么談論的,不能教條借用來覆蓋具體的歷史事實。
具體的歷史事實是什么呢?魏巍的小說《火鳳凰》中有這樣的情節:
八路軍連長周天虹在與被他俘虜、經教育后參加“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活動的小林清談話時說:“這場戰爭,是日本的壟斷資產階級和軍部發動的。日本人民是不愿打這個仗的。像你們這些人不都是被迫地來到中國的么?”小林清卻告訴他:“總的來說,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但具體來說,日本人民受到統治階級長期的愚弄和欺騙,這種毒害也是不可低估的。我本身就是一個例子。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不是被迫的,我是自愿地來參加這場所謂'圣戰'的。”小林清“是大阪府松原市農村一個窮苦農民的兒子”,當兵之前,“聽見我無敵皇軍的節節勝利,真高興得跳躍起來??匆娨慌鷴熘t布條出征士兵的雄姿,我也夢想成為一名天皇的士兵。”應征加入侵華日寇軍隊后,“全家人都為我感到高興和光榮”,“家里簡直是賀客盈門”,“最高興的是我的父親,他的眼睛快樂得閃閃發光”,“莊嚴地叮囑我:你到軍隊里一定要好好地服務,效忠天皇,為國爭光,可不能給我們全家丟臉啊!”“媽媽把親手做的'武運長久'的紅佩帶斜佩在我的身上”,“父親就手執著自制的小太陽旗,頭上裹著印有太陽旗的毛巾,和親友們簇擁著我去報到了。一路上,圍觀的人群、喇叭聲和鼓聲伴我們到了軍營,好不熱鬧。”(魏?。骸痘瘌P凰》第190—191頁,《魏巍全集》第二卷,河南大學出版社西歷2021年1月第1版)
上述小說里的情節,與現在可以看到的歷史材料完全一致。小林清及其父母妹妹自然都屬于“日本人民”,嚴格地說,當年侵華日寇軍隊的絕大部分士兵和狂熱興奮地送他們當兵的家人,都是像小林清及其父母妹妹一樣的“日本人民”,可以想見,參與侵占東北三省、奴役東北人民的正是這些“小林清”們,在南京參與燒殺搶掠強奸、屠殺三十多萬市民的也是這些“小林清”們,在華北、華中、中原參與進攻抗日根據地、燒殺搶掠強奸、制造無數屠殺平民慘案的同樣是這些“小林清”們……而在“日本”國內為這些罪行提供后援的則是“小林清的父母妹妹”們。對此,還能只是教條化地引用兩句“把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日本人民同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軍閥是不同的”,而不敢指出當年的“日本人民”也有罪或者至少是有責任的嗎?
當然要“區分”,要看到“不同”,正好比對一個犯罪團伙,要區分主犯與從犯,要確定二者罪行輕重不同。不能只是抽象地說“區分”、談“不同”。歷史的發生是具體的,絕對化、教條化地以抽象覆蓋具體,就不免有歷史虛無之嫌。
一些人民群眾對濫穿“和服”的現象表示一下不滿,根本扯不上“要把日本軍國主義和一切日本文化元素混為一談了”。對穿著“和服”招搖過市的現象或許不必反應“過激”,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那類現象也并非完全無關緊要。正如世上沒有真正的“純文學”一樣,世上也不存在完全“純粹”的“文化元素”,所有“文化元素”都蘊含著一定的觀念或意趣。且不說“和服”作為“日本的文化符號”(該文之語)也是當年日寇侵略中國時的代表形象之一,現在以此為“文化符號”的“日本”對侵華歷史罪行毫無悔意、對我國敵意昭然,只說現在穿“和服”招搖過市的現象有所增多,雖然它不像公開穿戴當年侵華日寇軍服進行挑釁那般囂張,但不能不說它是同樣的有意識的“文化”滲透的結果,即便現在只是個別現象,如果完全放任不管,恐怕會造成“小洞不補,大洞吃苦”的后果。
如果認為人民群眾由于樸素的正義感和警惕心對濫穿“和服”的現象表示不滿就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幫助我們的敵人,即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這種認識恐怕就有點兒接近沒有骨氣、惟外國是從的“友邦驚詫論”了,或可稱為“鄰國人民驚詫論”吧。
當心,不要走入“鄰國人民驚詫論”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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