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的精神、情感的確立與保持，尤其不能靠外部強制。強制，只會適得其反，導致逆反心理和虛偽。”
先從魯迅先生說起吧。
按照今天很多粉紅色小朋友的標準，魯迅先生，呃……，恐怕是難逃“精日”指責的。
證據嗎？簡直太多了。
他有一張和服照片，這是鐵證！
他一生的最后10年，基本都住在上海的日租界（即公共租界的日本區）；
他經常去日本人開的書店，與老板內山完造有極密切關系，內山甚至用書店日本職員鐮田誠一代名義，替魯迅租了一間房，專供魯迅藏書，有時還用來躲避警察。
實際上，魯迅從21歲赴日留學，到56歲辭世，三十多年的時間里，與日本人的交往一直就沒有中斷過。
據學者王錫榮研究，魯迅“現存二十四年日記，沒有一年不提到與日本人交往的。一生交往的日本人，僅日記記載的，就有二百零九人”。
魯迅在自己文章中，對日本友人，也從不吝于表達感情。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說，“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藤野）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甚至，魯迅先生的胡子，據許多人考證，也是日本式的。
1925年《京報副刊》刊出一則征求“青年必讀書”的啟事。已經在青年中享有盛名的魯迅，為此發表了一篇驚世駭俗，甚至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其中寫道：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常征在想，如果《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新增的第三十四條最后居然得以通過，并且可以追訴的話，那么魯迅從形象到言論，都難逃“有損中華民族感情、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一條。
但如果真的要據此“依法處置”魯迅，估計也很困難?！ ?/p>
1936年，魯迅先生安葬時，他的靈柩上覆蓋了一面旗幟，上書“民族魂”三個大字。
當時的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送的挽聯上是“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
魯迅先生的治喪委員會，除了有蔡元培、宋慶齡、矛盾、內山完造、巴金等人外，遠在陜北蘇區的毛澤東主席也赫然在列。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的評價更是廣為人知：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的方向。”
這樣的魯迅，難道也不能見容于“第三十四條”嗎？
說了這么多，常征只是想指出一點：“第三十四條”如果真的實施起來，結果很可能是荒謬的，那些善于偽裝自己的江湖騙子，兩面派會安然無恙，而如魯迅一般對祖國愛深責切的人，反而會動輒得咎。
為什么呢？
因為“第三十四條”處罰的依據，主要是外在的“服飾”、“標志”、“物品”、“言論”等外在的東西，而人的精神與情感，本質上卻是一種內在的東西。
“內在”與“外在”是有聯系的，但并沒有一一對應的簡單而直接的聯系，機械地按照“外在”的東西進行執法，很容易就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反而會變成對民族精神與民族認同感的一種傷害。
并且，內在的精神、情感的確立與保持，尤其不能靠外部強制。強制，只會適得其反，導致逆反心理和虛偽?！ ?/p>
那么，以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靠什么來維護民族精神呢？
常征再次強調，只能靠黨團組織潤物無聲的工作，靠宣傳、靠教育、靠以身作則，最根本的，靠社會主義，靠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自由、繁榮、幸福的美好家園，讓每個公民都有保障、有希望，都能夠各得其所。
舍此而走捷徑，只會南轅北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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