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村BA刷屏之后，貴州村超火了，筆者一位致力于鄉建事業的朋友還在現場客串了一把解說員。

　　看到貴州村超的真實陣容，筆者想起了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

　　村超的球員，有建筑工人，有貨車司機，有教師，有廚師，有賣魚賣肉的，有開挖掘機打零工的，也有在外地務工專門趕回老家參賽的農民工，可謂五花八門；參賽的經費是村里的父老鄉親每人10塊、20塊湊出來的。

　　“村超”球員來自各行各業

　　周星馳勸當酒吧服務員的大師兄“出山”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支臨時拼湊起來的隊伍，卻在村超的賽場上，驚現出40米開外的“世界波”、內馬爾式的彩虹過人、C羅式的電梯球、貝克漢姆式的圓月彎刀、門將的極限撲救……

　　這里沒有大牌球星，沒有贊助商，沒有門票收入，卻吸引了超過五萬名熱情的觀眾觀戰，上至八十歲的老奶奶，下至學齡前的兒童，場面令人為之動容。

　　在大多數人看來，周星馳的《少林足球》是一部喜劇，既有星爺一貫的無厘頭搞笑風格，也是屌絲逆襲、夢想實現的歡樂結局。

　　然而，在筆者看來，《少林足球》仍舊是一部喜劇外殼的悲劇。正如星爺自己說的，“為什么人人都說我拍的是喜劇，其實我拍的是悲劇啊。”

　　這世界有些人一無所有，

　　有些人卻得到太多……

　　——鄭智化《生日快樂》

　　影片的開頭，星爺滿臉污垢、衣衫襤褸地走在高樓林立的街道，穿著一雙滿是破洞的爛鞋的他在看到商店櫥窗中的漂亮新鞋的時候，臉上寫滿了渴望與羨慕，迎接他的卻是鞋店經理對他鄙夷嫌棄與無情大罵。

　　還有立志成為音樂家的醬爆，兒時夢想成為舞蹈家的豬肉佬，以及所有跟周星馳一起發狂在街上起舞的路人和食客……

　　歲月流逝，我們卻與兒時的夢想漸行漸遠，背負著沉重的生活壓力茍延殘喘。

　　電影里處處是喜劇，喜劇背后卻處處是辛酸；電影中人物的悲劇，不過是作為觀眾的你我他的現實正劇。

　　有人說，星爺的電影從來不會嘲笑窮人。的確如此！

　　但也不僅如此。

　　不同于那些對窮人帶著刻意的偏見、丑化與鄙視的影視作品，也不同于那些對著窮人假惺惺、高高在上式的悲憫，只是把窮人當作一個抽象化了的空洞符號用來反襯主角光環的影視作品，在周星馳的電影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的、值得被尊重的窮人。

　　“我們雖然窮，但不亂說臟話，我們不去偷，我們不去搶，不屬于自己的東西，我們不會拿”——《長江7號》臺詞

　　如此純粹而堅定的立場，得益于出生在內地移民家庭的周星馳兒時在貧民窟生活經歷，更得益于周星馳母親凌寶兒的影響。

　　作為單身母親的凌寶兒獨力將周星馳兄妹三人撫養長大，她雖然含辛茹苦，但仍沒有被殘酷的環境耗光自己的愛好與理想，早中晚都要唱一首毛主席詩詞改編的《蝶戀花》，兒時的周星馳就已經對毛主席詩詞印象深刻，從母親身上、從這些詩詞里讀到了詩人的意志品格與底層人民立場。

　　《西游降魔篇》海報

　　《美人魚》海報

　　“救贖”是周星馳系列電影的一大主題。《少林足球》更是如此，如果沒有影片人物的自我救贖，也就不會有“少林足球隊”。

　　現實是灰色的，沒有平等、沒有公平，有的只是強者對弱者的碾壓，但周星馳卻想通過電影去“救贖”整個底層階級——讓窮人不必自暴自棄，用每個人自己的力量也能讓底層階級去反抗強權；每一個人不必像過去那樣卑微地過活，拾起理想、拾起目標，每個人都可以發光發熱，都可以被世界看見。

　　然而，電影歸電影，現實歸現實，魔幻現實終究不等于現實，這是悲劇更深刻的根源。但底層階級至少可以從電影中看到了一種可能，看到了暗夜中的一絲希望之火。

　　當貴州村超被十幾億人看見的時候，當人們拿貴州村超去嘲諷中超、嘲諷國足的時候，希望之火便已經在萌動。

　　當然，也不必無限地拔高貴州村超的意義。

　　論技戰術水平，村超的“業余球員”肯定是比不過國足的職業球員的：他們沒有“海參”補充營養，他們吃的只是粗茶淡飯；他們更不可能有大把的時間、有專業的場地、有專業的教練進行長期訓練，他們平時還要掙錢養家。

　　然而，我們從村超隊員身上卻看到了真正的體育精神和集體主義團隊協作精神，看到了他們對足球純粹的愛，看到了每一個普通的底層人民身上可能迸發出來的巨大潛力。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村超走到現在，還沒有受到商業化賽事的銅臭腐蝕，也沒有受到把球員和比賽當作提線木偶的官僚的干擾，村超的主人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每個村超球員、是熱情參與的農民觀眾。

　　然而，當看到“全國將舉辦村BA比賽”、足協發函要“調研”貴州村超消息的時候，筆者產生了很大的擔憂。

　　如果有人想把貴州的村BA和村超，當作鄉村振興又或是其他什么“大目標”的載體，就完全本末倒置了。

　　主流媒體在回顧貴州村BA歷史的時候，總要把源頭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臺江舉辦的一次鄉村籃球賽；回顧貴州村超歷史的時候，總喜歡講40年代廣西大學遷入榕江縣，將足球帶入榕江。

　　然而翻看真實的歷史，誰又能否認包括籃球、足球在內的各項群眾體育活動在包括貴州省在內的全國各個鄉村的普及，不是發生于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時代呢？

　　筆者在以往的文章中曾經回顧過很多個人民公社的歷史，在發展生產的同時，群眾體育運動是各個公社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標配”。

　　正是人民公社的消亡，才導致農村群眾體育活動熱潮的消亡。在全國大多數的農村，“集體”不復存在了，青壯年勞動力被迫背井離鄉去謀生，農民的體育活動、特別是集體類的體育活動也就變得幾乎不可能，沒有“集體”去組織，也不具備“組織”的條件了；

　　相比之下，民風淳樸的貴州臺江、榕江這樣的少數民族聚集的偏遠村寨，反而將農民的體育賽事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堅持至今，在全國其他地方都在慨嘆“死掉的農村”的時候，反而一枝獨秀、熠熠生輝。

　　此外，與農村貧困家庭子弟全紅嬋所在的“跳水之鄉”湛江相似的是，被稱作“冠軍之鄉”的貴州榕江，很多底層家庭的孩子被送到了體操學校、足球學校，作為跳出農門的重要途徑，這是榕江村超得以延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而榕江的群眾體育就是起源于人民公社時代。50年代，因為毛主席的重視，籃球、足球、乒乓球這樣的群眾體育運動在全國普及，榕江自發組織的足球賽從毛澤東時代開始至今一直沒有中斷過；60年代，體操運動在榕江的鄉村普及，青年社員借助簡易的器材第一次接觸到了體操。

　　而那時的群眾體育并不是以參賽拿名次、獲獎金為目的，而純粹是以增強人民體質、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鍛煉品質意志和集體主義精神為目的，是生產力發展、公有制逐漸健全的結果。

　　村BA、村超能夠延續至今，正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遺產，哪怕在市場大潮下，這樣的遺產已經鳳毛麟角、岌岌可危。

　　當村超結束的時候，那些廚師、司機、建筑工人們……又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為生計奔忙，承受著種種生存壓力，忍受著各種不順心。

　　商業的介入或許能改變這樣的命運，但筆者卻并不希望看到這種手段的改變；因為它能改變的僅僅是個別人的命運，帶來的卻是對純粹群眾精神的摧殘與踐踏，這是在將一種悲劇以另一種悲劇來掩蓋。

　　純粹群眾精神的普遍化回歸，只能是作為整體的勞動者階級的解放，是公有制以及平等團結的社會共同體回歸的結果。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還是讓村超和超BA保持目前的這份純粹與干凈、留一方凈土為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